在大陸的電影圈中，張藝謀曾被稱為“獲將專業戶”，而出生在台灣的電影導演李安，現在也夠得上這一稱號了。最近，他導演的影片《臥虎藏龍》颳起的獲獎旋風在台灣刮過——在去年底結束的台灣“金馬獎”的評選中，《臥》片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獎在內的6項大獎，隨後順美國達到最高級，在日前結束的美國電影“金球獎”的評選中，李安憑《臥虎藏龍》一片，獲最佳導演獎，並做好了向“奧斯卡”進軍準備。對不了解李安的人而言，看到李安的成功，會覺得他是位一夜間走紅、運氣好到極點的導演；對熟悉的人來說，李安的風光無限卻是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走出來的。

鍾情於電影

李安於1954年10月23日出生在台灣屏東。李安出身書香門弟，父親是江西德安人，40年代未由大陸到台灣，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做過中學校長。身為教書先生的李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讀書致仕”、“金榜題名”是文化天命。於是他在李安和李崗兄弟倆身上傾注了半生心血，指望他倆能繼承父業，成為棟梁之材。作為長子的李安在這樣的家教下耳濡日梁，自然也背負了許多傳統觀念的包袱。實際上，父親對李安的一生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刻影響，這一點在李安其後備受世人稱讚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中可見一斑。

李安在參加聯考（相當於內地的高考）時，第一志願都是台灣的名片牌大學。然而命運戲人，李安接連兩年聯考榜上無名，甚至在數學考試時因過度緊張交了白卷。這對一直對他寄予厚望的父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望子成龍期望的破滅，應該是做父親最痛心疾首的。反之，如果做兒子的不能使父親為自己感到驕傲和自豪，又何嘗不是一種失敗呢？在此種意義上，經歷了兩次聯考落榜的李安，尤為折磨他的是無法讓父親滿意的自責。也許這是出生以來最深刻的情感經驗，以至於李安從中體驗出中國傳統家庭父母與子女兩代人之間最為根本的情感包袱。

忠孝節義是中國人的人格理想。李安是長男，從小到大他都一直努力地在扮演一個角色：傳統意義上的孝子。孝的含義很多，首要的就是父母命不可違。從未想過違背父命的李安，依循着父親為他安排的“讀書致仕”的人生通路規規矩矩地走了20年。但最終他發現父母為他安排的路走不通了。他開始依着自己的感覺尋找出路。

看着李安溫文爾雅的樣子，絕想不到李安早就在藝術方面顯露出相當的才華，比如表演、繪畫、音樂。據說在第一次參加聯考前，在被問到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他最想做什麼時，李安的回答讓所有大吃一驚：“我想當導演！”也許是命中注定李安就是要吃電影這碗飯，也許是兩次聯考的失敗促使他痛下決心走自己的路，李安做了有生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報考“國立藝專”影劇科。

“國立藝專”是當時台灣僅有的一所藝術院校，屬於大專類高校。李安考入藝專影劇科之後，並沒有學習他心受的電影，而是主修話劇表導演專業。在學校3年學習期間，李安系統學習了戲劇理論知識，還以賞的身份參加了不少舞台劇的演出。他的表演地華為他贏得了1974年台灣話劇比賽大專組最佳男主角獎。除了演戲之外，李安念念不忘的是拍電影。他拍了幾部8毫米的短片，這是他最初的電影創作。雖然當初你親反對李安報考藝專，但李安顯現出的藝術才華着實讓父親認識到兒子前途所在。1978年李安畢業後，父親主動向他提議到美國深造。這個提議對李安電影事業的發展和他的人生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78年李安隻身來到美國。他在伊里諾州大學戲劇系學習導演專業，兩年後獲得藝術學士學位；1980年李安進入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系研究所學習電影製作。紐約大學電影專業在國際電影學界享有盛譽，這裡曾經培養出著名導演費朗西斯·科波拉、斯派克·李、馬丁·斯科西斯等人。李安在紐約大學求學期間，不僅紮實地學習了電影各方面的專業知識，而且掌握了嫻熟的敘事技巧。他的電影天賦也嶄露頭角。1983年，他以短片《陰涼的湖畔》獲得紐約大學將學金和台灣“金穗獎”（短片獎）最佳劇情片獎；1985年他的畢業作品、片長45分鐘的短片《分界線》獲得紐約大學畢業影展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兩個大獎。該影展有“大學生奧斯卡獎”的美譽，很多大電影公司都以此遴選有才華的新人。毫不誇張地說：憑藉“大學生奧斯卡”的兩個大獎，作為剛畢業的學生，李安已經獲得了一個相當高的起點，等待他的將是順利躋身電影界大展宏圖的“金光大道”。這一年李安31歲，雖然年紀稍大，但拿到了電影碩士學位的他對未來充滿希望，他很快與美國一家很大的電影經紀公司簽了合約，決心留在美國發展，等待着輝煌時刻的到來，令李安始料不及的是，留在美國等待機會——沒想到一等就是6年。

實際上經紀公司與李安簽下合約後，根本就沒有給他提供任何拍片機會，幾近把他冷凍了起來。他們之所以急着跟他簽合約，並非馬上就有片子找他拍，而是怕他被別的公司搶走，先占為贏！在好萊塢的歷史上，華人得到一兩個表演的機會也許還有，可是當導演無疑是天方夜談。李安畢業就等於失業。

他的夫從林嘉惠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早出晚歸，李安只好在家照顧小孩，理家燒飯。他的一手好廚藝就是這樣練就的。在台灣上藝專時，他曾逝過一個短片名為《我愛中國菜》，他絕想不到日後在美國，他這樣一個紐約大學的電影製作碩士會整天圍着鍋台轉，靠太太的收入養家糊口。雖然他淡然的個性耐得住寂寞，但他微帶憂鬱的神情，卻一直未曾改變。這期間，他終於明白，現成的好劇本根本輪不到他這樣初出茅廬的華人導演頭上，只有靠自己創作出製作成本低的好劇本，才有可能出頭。

當時也在紐約的好友馮光遠（《喜宴》的編劇之一）在他主編的《推手——一部影片的誕生》一書中，曾這樣寫道：“拍電影不比畫畫、寫小說或者彈鋼琴。電影經常是一個需要很大外界助力才能完成的藝術形式，一個人默默地在那裡做，久了，才氣不被時間磨平，士氣也會被磨光。”所幸堅信“自己的電影方面真的有慧根”的李安沒有在逆境中自暴自棄，反需磨練出了鍥而不捨的意志和真正的好劇本——《推手》和《喜宴》，而他出頭的日子也到了。

劇本獲大獎

1990年，台灣“新聞局”舉辦劇本徵選，獎金豐厚。前3名可獲得分別40萬新台幣，第4至10名則可獲20萬新台幣。當時身在台灣的馮光遠立即把這個消息轉告給在美國的李安。這個消息對枯坐苦守在家6年的李安無疑是喜訊，面對6位數的高額獎金，經常覺得拮劇的李安決心一搏。李安和馮光遠決定把幾年前兩人合寫的劇本《喜宴》送去參賽，同時為了增加中獎的機率，李安在劇本徵選截止日期前兩個月又寫了劇本《推手》。

李安當時只是希望兩個劇本中能有一個獲獎。畢竟他太需要錢了，因為他囊中羞澀，因為他深切地感受到愧對妻子、兒子及父母，至於理想、事業、藝術對於當時的李安來說，猶如人間桃園，它在若隱若現中給過李安希望和慰藉，但那畢竟太涉茫了。今天也許有人會問：如果沒有那次劇本徵選。還有沒有今天站在成功之巔的李安呢？我們只能說李安及時把握住了這個良機，而機遇對於從事電影這個行業的人來說太重要了。李安之所以能夠“浮出海面”，是他在長年的等待與努力當中沒有放棄自己。他一直在積累、在感悟，對生活，對人。他的悟性很高，他的耐性也很高。他的運氣終於來了。

《喜宴》和《推手》兩個劇本雙雙獲獎。《推手》進列三甲，《喜宴》位居前10。獎金共有60萬新台幣。這筆錢對於當時銀行戶頭只剩下42美元的李安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更為重要的還不是錢，而是這意味着李安這回已經實實在在地握住了一塊打開電影之門的敲門金磚，這正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李安趕回台灣，他不光迎取了巨額獎金，他還迎取了輝煌的未來。

1990年12月，李安在領取“新聞局”劇本獎之後，在短短的12天之內，便與台灣“中影談妥了以1300萬新台幣在紐約開拍獲獎劇本《推手》之事。《推手》一片所成，台灣“中央電影公司”副總經理徐立功在幕後出了很多力。徐立功為何如此看重李安？這要說到若士年前徐立功曾在某屆金馬獎國際影展的華人專題中，看到了李安在紐約大學拍的《分界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到“中影”任職後，很想發掘新人。正逢“新聞局”優良劇本揭曉，李安有兩個劇本得獎。見到李安本人後，徐立功更肯定李安會是個好導演。於是“中影”大膽地將整個拍攝工作，包括前期和後期製作都交給李安在美執行。對李安而言，徐立功的信任和支持自然不敢辜負，但他更關心的是如何把片子拍好。這是他人生中最為關鍵的轉折點，他無論如何都要走好這一步。

厚積薄發的創作

從《推手》開始，李安開始了他的獲獎之旅。描寫中國老人移民美國後所感受的文化衝突的悲喜劇——《推手》，獲得了1991年台灣“金馬獎”的3項大獎，並取得“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獎。1993年，寫中國傳統家庭倫理遭遇同性戀擊的影片《喜宴》，獲柏林電影節大獎——金熊獎，隨後拍攝的描寫在台灣一個大家庭生活的《飲食男女》，獲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獎。這3部影片構成了李安的“家庭三部曲”，李安將他30多年的人生檢驗和在美國的生活經歷，融匯在他的作品中，展現了獨特的人文視角，也正是這種視角，使他隨後被西方主流電影看重，拍攝了一部英國古典題材的美國電影——《理智與情感》，以及真正的美國本土電影《冰風暴》。

這一切都和他最初的選擇和在美國長達6年的思考、感知、努力有關，他帶着從父輩那裡繼承的傳統，接受了美國的生活，讓兩種文化在自己的中心碰撞，然後用冷峻的眼光和敏銳的洞察力，把最深切的感受積澱起來，並他執導影片中釋放出來。在他的獲獎影片《臥虎藏龍》中，我們感受到中國傳統的力量。李安在拍攝該片時曾表示：每一位華人導演都希望拍一部武俠片。

面對湧來的鮮花、掌聲和香檳酒，為了不讓自己沉浸在得獎的情緒中，李安開始做“收心操”，就是籌劃下一部影片的拍攝，接下來，他將着手拍一部“英文版的黃梅調”電影，是唱英文歌，但又不是歌舞片，李安解釋，就是說幾句話，然後再唱歌，但目前劇本尚未出爐。李安表示，他不是個會拘泥在某個題材電影的導演，因此《臥虎藏龍》續集短期內應該不會開拍，因為同樣的電影拍久了，會把自己困在裡面，他要拍音樂劇挑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