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中國改去改來的地名路名，似乎還是美國的這些名人更有幸，平生功過是非，後人儘管去爭辯駁難吧，但是華盛頓、林肯、傑斐遜、富蘭克林這些名字，嵌在哪條街、哪座城，就不會再更改了



　　在美國，搖下車窗問路旁的人：“你能告訴我羅斯福大道怎麼走嗎？”“Sure！”（當然！）問一百個人，九十九個人會爽快回答，他或她會熱心地指點你該怎麼拐才方便，怎麼走更近……
　　但是他或她所說的羅斯福大道，唉，可能與你想去的羅斯福大道完全是兩回事。
　　問傑斐遜公園，問林肯廣場，問肯尼迪中心，問富蘭克林橋……也都如此。
　　這是什麼怪事？無它，只因為這樣名稱的大街小徑、橋梁廣場、公園車站……在美國，實在數不勝數。當然，人都願意青史留名，美國那些大亨像洛克菲勒啦、卡內基啦、川普啦，給自家一處處產業，都冠上赫赫大名。不過，我這裡說的還不是那種情況，而是那些公共場所的名稱。說來也怪，一向喜歡標新立異的美國人，就像毫不猶豫地給孩子取名“湯姆”“彼德”“琳達”“傑西”，甚至不在乎父子、祖孫重名一樣，毫不猶豫地將他們身邊的道路、場所，安上他們景仰的、敬畏的、親切的那些姓氏，一點不忌憚千篇一律，彼此雷同。打開美國城市地圖——不管哪座城市——都好像進了同一座名人堂：馬丁·路德·金緊挨着杜魯門，哥倫布斜倚着艾森豪威爾，格蘭特面對着亞當斯……既不在乎他們生前是戰友、還是政敵，也不按着他們的年齡老少、貢獻大小來論資排輩，就那麼讓他們“混居”一城。


　　那麼，莫非，只要用人名作地名，這人名就肯定曾是個有點來歷、有點說道、可以帶出一段歷史掌故的公眾人物？雖然不敢這麼板上釘釘，但我感覺，當看到一個姓名眼生的路牌時，很可能那牌子上並非無名之輩，只不過因為我們畢竟是從大洋那邊漂泊至此，對於這片土地上的人與事孤陋寡聞而已。眼下就有一個例子：那年我搬到新澤西這個叫“代頓”（Dayton）的小鎮，我可從來沒想到“代頓”也是美國一個好生了得的人物：
　　喬納森·代頓（Jonathan Dayton），生在新澤西伊利莎白鎮一個美國獨立戰爭士兵家庭，也死在他的家鄉。從生到死之間的62年，他與三名同伴一起代表新澤西州，在美國制憲會議上吵了無數個晝夜後，在憲法上以漂亮的花體字簽下大名；擔任了好幾年新澤西議會的主席，又成為聯邦參議院中最早代表新澤西州的兩名參議員之一……這位被列入“美國建國之父”級的先賢，有好些影響至今的故事可說呢，不過這裡我不能扯得太遠了，暫且打住。
　　這讓我感慨：再重大的歷史事件，再偉大的歷史人物，對於不知道的人，不就等於不存在？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年輕歲月。我出生在武漢，但是我很長時間完全沒有意識到，桑梓之地是中國近代史上何等重要大事的發生地。當我在美國觀看一部關於辛亥革命的專題紀錄片時，聽到那些音節非常熟悉的名字，才痛切地反省：那麼濃郁的歷史氛圍曾經將我浸染其中，而自己卻茫然無知！


　　我住在黎黃陂路——這一帶1897年劃入漢口俄租界，1900年租界當局修築這條路，原名阿列色耶夫街、夷瑪街，1946年元旦，國民政府在收回租界後命名為黎黃陂路。“黎黃陂”是紀念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軍推舉的都督黎元洪的，他是湖北黃陂人，後來還當了大總統；往右上了縱貫漢口的中山大道——中國稍有點歷史的城市，一定都有中山路、中山大道（但一定不會叫中山街、中山巷和中山胡同），那當然是紀念孫中山的；沿着中山大道信步走去，與黎黃陂路平行的一條小街叫黃興路，再多走幾步，到了蔡鍔路……在武漢最繁華商業區的一個廣場上，還有當時中國城市很稀罕的一景：在幾十年風吹雨打下變得黝黑的孫中山先生銅像，家鄉人將這個地方就喚作“銅人像”。周圍成幅射狀伸展出去、交叉紐結的幾條路，就冠以三民、民權、民生、民主、民族……等名稱。
　　童年的我在那些路上走了無數次，卻根本沒有想到那些地名路名的來歷。中國的近代史斷裂一至於此！到“文革”時更達到頂峰：我家這條街改名為韶山路，前後左右的路也改成延安路、井岡山路、遵義路……更是將辛亥革命的影子抹得一點痕跡都不留。幸虧，“文革”後又陸陸續續改了回來。改是改回來了，今天的孩子們還會有興趣了解路名代表的那些人物當年的行狀心聲嗎？難說。一旦中國的政局、政體發生變化，新的統治者是否又會將二十世紀下半葉那些打下共產黨印記的地名路名，掃蕩得片甲不留呢？
　　似乎還是美國的這些名人更有幸，平生功過是非，後人儘管去爭辯駁難吧，但是華盛頓、林肯、傑斐遜、富蘭克林這些名字，嵌在哪條街、哪座城，就不會再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