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近一年多的時間，全國反右派運動於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最後處理工作結束。全國、全軍、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人員中近百分之七比例的優秀人種，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分別被毛澤東超越中國的憲法、又超越了各民主黨派的自身權限給民主黨派成員戴上了“右派帽子”；中共黨員開除黨籍、又判刑、勞教、勞改，分別送往監獄和沒有鐵絲網的監獄。

還有一些在反右派運動中“不夠右派資格的人”比如中學生、部隊中班以下的解放軍戰士，分別被打成“中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被開除了學籍、團籍、軍籍後送到農村長期改造、監督勞動。

反右派運動中仍和過去的政治運動一樣是按照毛澤東規定的全國人數比例1-5%抓右派的。當然各級黨委抓的愈多愈好所以平均已超過了7%。按八億中國人口計算，大約五百六十萬，此數字與以後“揭密文件”“數字相近”。

定為右派集團    22.071個

右傾集團        17.433個

反黨集團  4.127個

右派分子3.178.470人

中右分子1.437.562人

黨員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校教職員工 36.428人

學生  20.428人

非正常死亡  4.117人

下面抄錄一首右派遭難全過程的記實詩

右派詠嘆調

一、“陽謀”——引蛇出洞

神州天地暗，反右史開篇。

“右海”掀狂浪，秦坑冒黑煙。

“陽謀”當誘餌，鳴放出真言。

言者皆“無罪”，人人信更堅。

“蛇神”剛出洞，鐵手盡圍殲。

二、戴帽——精神枷鎖

頭戴“緊箍帽”，何須坐牢監？

懲人先奪志，馴馬必揚鞭。

大眾來監督，身心似火煎。

精神枷鎖重，唯有淚漣漣。

三、勞改

改造唯勞動，年年苦熬煎。

冬寒晨運糞，夏熱午耕田。

永日陪牛馬，通宵伴鼠眠。

青春悲逝水，白髮愁中添。

四、摘帽

摘帽空歡喜，仍和“反壞”連。

提薪常最後，運動總當光。

“翹尾”招人妒，低眉暗自憐。

心存千古恨，鬱郁度餘年。

五、世道千般怪

世道千般怪，無人敢直言。

儒冠如糞土，敝履值千錢。

外行充博士，奴才作聖賢。

一人能得道，雞犬可升天。

舉酒澆憂憤，模糊辨丑妍。

六、神壇上的祭牲

“文革”風雲起，神州大廈傾。

黃鐘遭毀棄，瓦釜似雷鳴。

世界文明劫，中華左道興。

神州需血祭，“右派”作犧牲。

註：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初衷是整前異己（走資派），奪回旁落的大權，但實際上這是史無前例的反人類，反文明的極端殘暴，毫無理性的野蠻運動。右派分子無論摘帽與不摘帽，一律成為這無比神聖的恐怖的神壇的祭牲。

七、自殺就是“叛徒”

不堪受辱毋寧死，自殺橫加“叛徒名”。

狂狷介之操日月，魂螞地府意難平。

八、獄中思親

絕塞思親血淚斑，千回圓月獄中看。

年年野草抽新綠，心似冰河徹骨寒。

九、意人的玉照

姑娘玉照貼胸藏，淚水沾濡汗水漿。

廿載荒原音信絕，天淮何處覓紅妝！

十、層層荒冢

新疆勞改杳無期，血淚斑斑染布衣。

多少先驅身殉難，層層荒冢草萋萋。

十一、臨終的囑咐

客死他鄉恨不平，青春理想葬秦坑。

臨終但願春閨夢，永在花叢攜手行。

十二、漏底棺

大漠濃雲暗雪山，囚窗恰似鬼門關。

新墳舊冢層層疊，惟恐身裝漏底棺。

註：漏底棺，即無底空棺材，勞改場死人太多餓病凍累死、打死、自殺已來不及制棺材、特製無底棺材，只要將空棺罩在已放在板車上死者身上運往亂葬坑，抬起空棺，推死人入坑掩埋。

十三、狗仔

戴帽新婚喜氣盈，誰知從此禍根生。

夫因娶我難提干，稚子橫加“狗仔名”。

十四、“改正”通知報黃泉

雲開日出洗沉冤，“改正”通知往下傳

找到當年埋骨處，空留墓草報黃泉。

十五、教授“平反”上西天

高齡

激盪心潮心硬死，隆恩奉送上西天。

十六、痴心爭民主

痴心只為爭民主，半世囹圄北大荒。

苦役私刑終不悔，錚錚鐵骨傲風霜。

十七、血淚寫春秋

人民民主大湖流，順者昌明逆者休。

留得“陽謀”當笑柄，殷紅血淚寫春秋。

作者潘仲騫，一九八七.六，“反右三十周年”

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冤案。毛澤東迫害忠於黨、忠於人民、熱愛祖國的上百萬各階層高、中、小知識分子及各民主黨派，知名人士是前所未有的；冤案長達二十二年，也是史無前例的，牽連國人數量之多也是首屈一指的。

運動之後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了嚴重災難，逆轉了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關心國家大事，說真話有罪，說假話得道升天受重用。殘害了中華民族仁愛信義、知榮知恥的優良傳統。敗壞了道德風尚，破壞了社會和諧。給共產黨自稱“說話算數”抹上了一筆黑色。從此，共產黨、毛澤東在人民心中沒有了地位，沒有了信任而失去了民心。

它不僅摧毀了做人最基本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而且還使我們的民族喪失了創造力，更不用說今後國內能出才華出眾的科學家諸方面的人才攀登世界科學高峰了。這樣的倒退實在可怕……。

反右運動更突出的證明了毛澤東領導下所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是給外國人看的假憲法；毛澤東及各級地方黨的書記首先不遵守憲法各條款，一手遮天以言代法，所以中國人沒有公民人權的基本保障。毛澤東可隨意處置中國境內的任何一個人，不管什麼黨派、什麼民族，他一手遮天，這個天下就是他的天下而恣意妄為，在他已形成的一黨專政、個人獨攬大權獨裁專制的年代人民哪有什麼民主、自由、人權可言？

下面再舉一組各單位打右派的具體數字：

摘錄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有關部門統計抓右派的比例數據：

中央國家機關：

共劃右派分子4.837人，占參加運動總人數的2.75%，包括極右分子和普通右派。其中中共黨員754人。

司法部：

比例高達23%，由於數字太驚人，所以“赦免”了一些工農幹部，但僅200多幹部最後仍有30餘人被打成右派，比例高達16%。

新華社：

全體不過千人，編輯部就劃96名右派占編輯部人數50%以上，占全社總人數10%，在記者、編輯人員中則占18—20%。

全國人大：

第一屆人大代表中劃為右派分子62人。

全國政協；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被免去委員職務的右派分子21人。

團中央：

大批解放前投奔到延安的及白區學運骨幹60餘人打成右派分子。

文匯報：

浦熙修、徐鑄成等6名編委，15名記者被打成右派，駐京辦事處10人中有7人被打成右派，這個比例夠嚇人的吧？

光明日報：

大右派儲安平、各部主任、編輯、記者16人被打成右派。

中國作協：

丁玲等著名作家，共占作協總人數50%以上的文人、才子、新中國的作家、詩人被洪水從此淹沒。

省部級：

四名省長、九名副省長被打成右派。

中國人民解放軍：

除總政文化部長陳沂是軍隊中大右派以外，少尉以上各級軍官、戰士近萬人，其中軍官7000人以上，戰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數千人。

據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報導：

一九五七年五月全國有30萬人“下放”農村，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就猛增到130萬人。

當五十年之後，“反右檔案揭秘”稱：

一九五七年不是傳聞的五十五萬右派分子，而是3.178.470人；另外還有1.437.532人被劃為中右到北大荒等地勞改。

轟動全國的反右運動中的大右派“章羅聯盟”，即民盟主席章伯鈞、羅隆基，實為毛澤東以莫須有罪名加害於他們。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員真為有毛澤東這樣無恥之徒感到是黨的最大恥辱！敗類！無端生有加害於章羅二人造成一大冤案。又牽連了多數民主黨派中的無辜人員。

中共黨員在黨內最高處分是開除黨籍，黨外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中共根本無權處置，卻都遭到了“戴右派帽子”、批鬥、人身迫害及在本人未出席“法庭審判”的情況下，缺席定罪判刑、勞教、勞改、行政降五到六級，極右分子則將工資也開除了，只給18元生活費，這些極右不就是“態度不老實“不承認自己所直言是有罪的，敢與共產黨認真的人嗎？

在反右運動中非常值得提到的一例是李慎之被打成劃為“極右分子”的案件：

在反胡風的案件中最後提出的謝韜情況中也提到他和李慎之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共同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的老朋友，而且又都是張友漁（解放初期任北京市副市長）介紹他們倆人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期間入黨的地下黨員。

初到新華日報李慎之在編輯部資料室工作一九四六年夏季隨周恩來、潘梓年、章漢夫、熊瑾玎、喬冠華、章文晉、宋平、陳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上海，籌辦《新華日報》上海版。

一九四九年進北京以後，李慎之仍在新華通訊社總社，抗美援朝後期被調到朝鮮以紅十字會名義與“聯合國軍”交換戰俘。在談判沒結果時，又被調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團，到蘇聯和東歐國家考察。一個多月後又召回朝鮮，調查戰俘情況，並寫了《開城觀察家評談判局勢》發回國內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

一九五七年以前周總理出訪都要李慎之作為筆桿子跟着去。亞非會議寫了關於《亞非會議介紹》，日內瓦會議，寫了《日內瓦會議日記》、《日內瓦會議最後的報導》。他還直接給周總理起草公告。他自稱是外交部的“客卿”，周總理要出國，就找喬冠華，喬冠華就找李慎之。有時周總理直接點名叫李慎之去。

當時李慎之是個走紅的共產黨幹部，他的正式工作是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分工管《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參考資料》一天要出三大本，而且一定在早上八點、中午一點、晚上七點送到中南海領導人的辦公桌上。中央領導人對國際動向的了解，主要通過這個渠道，“一日三參”忙的李慎之難得休息。後來李慎之說：“那時候如果在世界上找對蘇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個。”

中央書記處（現在政治局常委）幾乎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天天開會，這也是黨中央會議從未有過的事。會議主要討論蘇共二十大以後的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對策。所以要求他們國際部搜集全世界對此問題的反應。李慎之和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姚臻一起編寫的《批判斯大林問題集》，在搜集各國的反應方面，可以說是最完備的。國際問題資料一直是新華社的“專利”，而當時新華社的國際新聞就靠李慎之他們了。如果說需要把國外的新聞過濾，為我們所用，作意識形態轉換，他們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專家。

李慎之當時年輕力壯，一天十幾個小時干。毛澤東每天都要看他們編寫的《參考資料》一日三參。

蘇共二十大對我國影響非常大而對毛澤東是非常意外，他處於矛盾狀態。斯大林給中共出過一些壞主意而且不信任毛澤東，毛對斯也不滿意，但毛認為斯大林治理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不能放棄。所以毛澤東反對全盤否定斯大林，因為這要會危及他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高層內看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錯誤和罪行的秘密報告之後，有的相信是真的，有人則不相信。而李慎之是相信的。因為李慎之看過很多蘇聯清黨文件以及烏克蘭大饑荒的報導，在赫魯曉夫報告時其中涉及的時間、地點都有印證，他相信這絕不是什麼帝國主義在造謠。

赫魯曉夫的報告在全世界引起強烈震動、衝擊波不斷擴大，以致在波蘭、匈牙利出現亂局。李慎之說：“我自己在鋪天蓋地的外國新聞報導日日夜夜的衝擊下，也是憂心忡忡，到了寢不能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

李慎之認為國際共產主義暴露出來的問題太嚴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勝利才七年而領導着新中國蒸蒸日上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寄托在為全世界人民眾望所歸，一貫倡導集體領導與群眾路線，而且素有寬容與開明之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一個民主與寬容的範例。

一九五六年在人民心目中，是寬鬆的一年，大家相信毛澤東說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要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建設上來。並提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知識分子皆大歡喜，一心想着向科學進軍。到五月間毛澤東宣布了社會主義陣營從未提出來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自從蘇共二十大以後也促進了許多人思想解放，使人們不斷反思許許多多個為什麼？李慎之說：“我在這樣的大潮激盪下，思想也越來越轉向尋求所謂社會主義民主。”

但事情不向人們想象的那樣。匈牙利、波蘭事件在這一年的秋天鬧的不可開交以後，毛澤東派秘書林克向新華社國際部當時最了解有關情況的王飛當時是國際部主任和李慎之徵詢對事件的看法和我們應如何應對的意見林克自一九四九年就在李慎之手下工作，曾任《參考消息》撰報組組長，一九五四年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幫助毛澤東一天看幾十萬字的《參考資料》。李慎之、王飛對林克放言：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他們之所以敢這麼說，是因為能夠“通天”的為毛澤東所信任的吳冷西對他們講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還在訓政時期，”“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

李慎之想到這些話，就坦然地對林克說：“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由：中小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者憲法課，新中國的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我們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應當實行大民主，應當建立憲法法院。”

李慎之說：“毛澤東引用《紅樓夢》風姐的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更使我欽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寬闊、氣魄之宏大。因此，我放大膽提出：“革命勝利以後就是要搞點改良主義……”。

這些話都是從上述毛主席的話引發出來的的。當時，李慎之還以為自己是想毛主席所想，好毛主席之好，沒想到自己對毛主席的本意未真正理解，弄的南轅北轍了。

毛澤東又在不同的會議上，不指名地點了李慎之的上述言論，特別是給李慎之定為極右的第一條罪狀是說他“企圖利用內參影響中央”。這不僅使李慎之感到驚訝，在批判會上，從來沒有人這麼說過。況且，他主持《參考資料》本是黨分配給他的工作任務，他還以為自己在這方面是很有功勞的。李慎之所編出的《參考消息及參考資料》毛澤東曾一再表示滿意，並予以嘉獎，稱讚“新華社的工作做的很好嘛。”李慎之也曾被評選為中央機關的先進工作者，也就自認為是黨的寵兒，很有黨性，總是和黨赤誠相見。

但正是這種赤誠相見，在新華社使人認為他的“右派言論是最多的”。

後來李慎之才悟到，沒經過延安整風，搶救那樣的政治運動，不知道運動的厲害。

反右運動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開始的，處理時間大都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以後。本來，新華社黨委除一人外，都不同意把成慎之劃為右派，但由不得他們。上邊已經定了，下級誰也無法改變。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通知他為極右。

中共是執政黨，但不是黨執政。由於毛澤東以言定罪，那麼，毛澤東非法誘供，欺騙人民“言者無罪……”的陽謀而遭陷害的人才打入十八層地獄長達22年之久，你毛澤東捏造、誣陷、斷章取義嫁禍於他人才是罪大惡極，需嚴懲的罪魁禍首。

至今半個世紀過去了，他的所有罪行仍未公開公布於眾。所有對右派的處理乃至“改正”都是不及時、不堅決、不公正、不徹底、不依法的，時至今日人們看不出中央“有錯必究”的誠意，影響極壞！

3、斯大林與毛澤東對比之三

 

” 列寧也是搞武裝鬥爭、階級鬥爭為主線的，但他為了擺脫“革命成功”後的困境，還倡導了“新經濟政策並獲得了成功，初見成效，市場繁榮，城鄉進行了物資交流，因而克服了蘇聯第一次大饑荒。

列寧死後，斯大林不顧布哈林的反對，在一九二九年急着結束列寧倡導的新經濟政策，強行集體化和消滅富農，對持不同政見者嚴加懲處，引起了農民的反抗和毀田殺畜。在一九三二年蘇聯又進入了第二次大饑荒，有上千萬人因集體化和大饑荒而死亡。

毛澤東：

當前，很多研究馬克思理論的學者一致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強調批判空想社會主義，反對人為的設計未來……

而毛澤東為了實現“馬上治天下”，在三大改造，鎮壓了知識分子，特別是反右派鬥爭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之後，毛澤東的狂妄，空想實現社會主義的野心就更上了一層樓。

毛澤東只是一權在握，搞經濟他是一竅不通。解放時期，他急於結束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他反對劉少奇堅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和剝削有功論。而說劉少奇是跪倒在資本家腳下，並多年壓制黨內經濟權威陳雲抬不起頭來。

他一意孤行，要乘勝前進，而在一九五八年七、八月份便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這三面紅旗就是叫全國人民為儘快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叫人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要一天等於20年，超英國，趕上美國。在農村要向蘇聯一樣搞集體化，把農村的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統統一步跨入以鄉鎮為基礎的“人民公社”。不叫集體農莊，叫有巴黎公社涵義的“人民公社”。

一切土地財產收為公有，機械耕地收割，社員都到公社大食堂吃飯，並實行集體化、軍事化。

要超英國，趕上美國硬件的東西是“經濟基礎”，一個口口聲聲稱“一窮二白”什麼都沒有的國家，更不用說“資本主義發達的經濟了”。毛澤東不失為狂人，首先把鋼鐵產量定出超過1080萬噸，僅全國的幾個大煉鋼廠是不行的，也要發動群眾大煉鋼鐵。於是土法上馬，全國農村各地土高爐豎立起來，家家獻出凡是帶“鐵”字的物件都行，貢獻給土高爐當原料……。一時間，煙熏火燎，還敲鑼打鼓熱鬧非凡，農村的狐狸和狼半夜嚇的都無處安身了。

糧食生產也是個大關，於是“高人”又發明了深挖地三尺，將熱土、生土換個位置，這叫大搞深翻能增產；還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切科學種田奪高產的實驗被震天動地的“大膽革命口號”所代替，被“人定勝天”的誓言所占領；那些“洋奴哲學”、“崇洋媚外”都被八字農業憲法：水、肥、土、種、窯、保、公、管踢到一邊去了。

於是全國一盤棋不因地制宜地盲目修水庫引水上山、灌田；又大搞密植實驗田要達到雞蛋放在小麥穗上掉不到地上，所以畝產量由幾十斤，吹到上千斤、上萬斤，反正吹牛皮不犯罪，全國就大颳起了虛誇風，假報產量欺上。

公社社員們像個鐘擺，除吃飯時間外一天勞動十八小時，甚至連軸轉累的精疲力竭。

那年國慶年，遊行隊伍中最吸引人的是花樣繁多的彩車，畫着“豐收的一切農作物的果實”以及畝及XX斤的驚人的宣傳。毛澤東高興的不亦樂乎，頻頻向遊行隊伍招手……

在這同時，全國各地捷報頻傳，萬歲聲、歡呼聲驚天動地。似乎明天中國就進入共產主義了……

科學容不得半點虛偽與假冒，違反科學的大躍進是要付出代價的！蠻幹是要用生命做賭注的。

時隔一年多，大煉鋼鐵的土高爐，由於根本就不可能煉出好鋼鐵，而土崩瓦解。興修水利的各地大、中、小水庫，由於沒有科學的設計漏洞百出，而泛濫成災。靠虛誇假報、吹牛皮吹出來的“農業大豐收”人均口糧定量一減再減，減到城市人均六市兩一天，農民一天四市兩，全國嚴重吃緊，各大、中、小市場、商店、供銷社的貨架上幾乎除“樣品”外，幾乎沒有供應人們正常生活的副食品了。

最苦的要算農民了，一天四市兩毛糧，也就是早、晚兩碗稀粥、還要剝樹皮、挖野菜，到半年以後連野菜、樹皮、樹葉一切可食物都找不到了。

  毛澤東此時提出“有勞有逸，勞逸結合”你不說農民也無力去干農活了。人民公社的上班鍾一響，農民就扛着工具在田間，地頭睡大覺去了。由於嚴重飢餓，大多數農民患了浮腫病已無力幹活了，只有等死了！

不願死的就流浪外逃到外地，結果人們看到到哪兒都一樣沒吃沒喝也是屍殍遍地。人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省，就餓死了700萬人口。

這災害在中國持續了三年，全國凡是能吃的都已吃光，甚至去吃死人肉，無奇不有。中央有關資料統計全國在“自然災害”中因飢餓死亡近4000萬人口。

在這三年期間的一九五九年秋季，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為首的正直，求實，對人民負責任的共產黨人，經過實際調查了解民情，並大膽揭露“虛誇 ”，假報，欺上瞞下，吹牛皮…等嚴重失實的真相，批評毛澤東犯了“狂熱病”…而上萬言書。

因此惹惱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人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會議急轉直下矛頭指向彭德懷，批判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頭子，並從此被免去了國防部長職務。

毛澤東洋洋自得地稱到……這只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比……。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者把問題看的過重了。

在反右不到兩年時間，毛澤東就拿曾經以命保衛過他的“……唯我彭大將軍……”下了毒手。這不是順者昌，逆者亡是什麼？毛澤東跟曹操一樣“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誰反對他，他就殺誰！

戎馬一生的彭德懷元帥最終又慘死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中的北京衛戍監禁中。

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毛澤東共事多年，“大躍進”造成的後果嚴重，經調查之後他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說老百姓就是口糧太少，災情並不嚴重，而對大量餓死人承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主動承擔責任。

為此毛澤東很不高興，劉少奇所說事關他的威信與權柄。這也為一貫抬舉毛澤東，顏全毛澤東面子，叫毛澤東通過民主集中制最後把權都集中在他手中，如今毛澤東能不恨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嗎？”為劉少奇的滅頂之災埋下了伏筆！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在三年大饑荒中看到餓死四千萬人，感到事關重大，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拯救人民，故而採取“三自一包”的農業政策，把少量土地分給農民，並給他們“自留地”自由種植農作物，同時允許開荒種田自救。

全國無論農村，還是城市的人民都為了能吃飽，開荒種地，在廣大農村農民有了“自留地”以後精心耕作各種穀物，這是為了活命，國家僅僅給的這麼一點自由。就是這一點自由，僅在當年就立竿見影，把農民，市民從死亡線上挽救了回來，“三面紅旗”給人民帶來了大災難；“三自一包”拯救了老百姓。這就有利地證明了劉少奇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正確的。要不是毛澤東發了社會主義狂熱病，農民土地歸公，吃大食堂，人民公社及盲目大躍進的蠻幹，又刮“共產風”又刮“虛垮”風，哄的毛澤東忘乎所以沾沾自喜，否定民間的苦難而反右傾嗎？

誰的政策好？誰的政策壞老百姓心中最清楚，人民是欺騙不了的；把三面紅旗說的天花亂墜，最後得到的是死亡，只剩紅旗杆了！

農村有了糧食作物，農副產品種類繁多， 很快城鄉溝通市場繁榮興旺起來。人民才有了精神，有了奔頭。

毛澤東在劉少奇等人帶領人民渡難關的時候，提出退居二線，不當主席了。可是在大多數人都同意的情況下，周恩來卻說：“退居二線，主席還是主席嗎。”又是周恩來的一句話，別人不好反駁，也是不叫他們難堪嗎！從此，又埋下了禍根。

   於是毛澤東又“勝似閒庭信步”去了。又琢磨下一步階級鬥爭怎麼搞？搞誰？此時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就是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

果然，不到半年在北戴河他就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上不管與會人員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怎麼看法，毛澤東在會上高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剛起死回生的繁榮，一下子被“資本主義復辟”壓的喘不過氣來，又陷入了死氣，死水一潭。

從此，各地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公安機關加重了他們的監管，因為他們是支持“復辟”的明牌敵人，重磅炸彈。

一時間城市的舞台上，電影的銀幕上被“奪印，”“箭杆河邊，”“千萬不要忘記，”“向陽商店”等以復辟，奪權，拉攏腐蝕青年，憶苦為主要內容的所點領，進而擴大到農村劇團和放映隊。人們又進入了過去搞政治運動的狀態，蹦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再也不敢搞資本主義的自留地了……。

一九六二年以後，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又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同時政治分歧已到了嚴重“白熱化”的程度。

問題的起因當然是由於蘇共二十大會上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並將斯大林的屍體移出莫斯科紅場。這一驚世之舉使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大為震驚，並逐步離開社會主義陣營，各奔東西，尋求自由之路。

毛澤東認為蘇聯變成修正主義了，為了反修防修，他要高舉世界革命大旗，對蘇共開始了公開的論戰，即一九六二年至六三年陸續由新華社、人民日報率先播報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

論戰的焦點是：蘇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已變成修正主義了；南斯拉夫總統托早已是馬列主義的叛徒，南斯拉夫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批判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提倡社會主義革命要通過議會道路……也是修正主義；似乎只有中國毛澤東是舉着馬克思主義大旗的世界領袖。總之中國要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講鬥爭，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因為窮，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斷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所以， 凡是不跟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走的他都可以給扣上“修正主義”，“馬列的叛徒。”“資本主義復辟”……等大帽子。所以外國的共產黨不管你怎麼扣帽子，人家還照樣干人家的。不聽你毛澤東那一套。

事實上已證明， 毛澤東不懂得馬克思，恩格斯與時俱進的理論“鬥爭過時”論。是毛澤東最忌恨的，認為其它一切方式都是不可行的叛徒哲學，只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才是正確的理論，其實正相反，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階級鬥爭的政黨能取得勝利。

其實在建國之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胡繩就以高度的原則性，責任感和無畏的勇氣，嚴肅指出：毛澤東的重大失誤之一就是民粹主義傾向。胡繩因此而受到圍攻。但圍攻者終究未能推翻胡繩的論斷。

毛澤東的民粹主義傾向十分明顯，無法否認。列寧曾明確指出“民粹派屬修正主義行列”。既然毛澤東有嚴重的民粹主義傾向，那麼，他的理論自然與修正主義不會有太遠距離。“大躍進”中的“共產風”及違背客觀規律所做的一切、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都是他“左”的出奇的禍根。毛澤東發誓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所以他知道自己活不了那麼久，就豁出去“只爭朝夕”了，誓死不變的野心。

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強調批判空想社會主義、反對人為的設計未來......。並強調有條件的國家“工人階級要爭取利用普選權，取得政權”。“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若干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解，我們要自覺剷除封建主義思想的基礎”。毛澤東愈走愈遠，但他從不悔悟。

4、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簡稱“文革”，因為前面已經提到斯大林的大清洗，所以不重複，將“文革”作為一個標題寫出來，更能將毛澤東與斯大林的罪行作以比較，前者毛澤東比斯大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都是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但骨子裡都搞一黨專制，個人獨裁一言堂，毛搞階級鬥爭借刀殺人，花樣翻新更高一籌，封建統治已使毛澤東成為斯大林+秦始皇，走上了神壇。

毛澤東發動文革目地很清楚，他自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他更認為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約十七年中，文化、教育、科技、藝術各領域都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在統治着所以，必須把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給挖出來——也就是中國修正主義的頭子，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那就只有劉少奇等人了。

採取階級鬥爭方式，適合缺乏民主法治制度保障的一黨專政的國情，剷除異己，繼續清除知識分子在上層的“代理人”而達到無後顧之憂。

反右鬥爭已清除了不少黨外民主人士的頭頭。這次，要從黨內頭頭下手開始火燒，才能搞深，搞臭修正主義，拽出中國的赫魯曉夫。

紅色風暴衝擊着整個中國各個角落。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清華附中學生組織的“紅衛兵”，“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等等全國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紅衛兵”組織。

這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開始文革，不到兩個月就紅遍全國的組織。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後，八次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檢閱“紅衛兵”都表現出對毛澤東瘋狂的領袖崇拜和野蠻的人性。

全國各地的黨、政一把手，除毛澤東之外，都是這次運動整治的對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北京市委開刀，先整“三家村”吳晗，鄧拓，廖沫沙，再整北京市委彭真，劉仁，打砸，掄，批鬥，遊街，輪番審訊，各種酷刑的逼、供、信殘酷之極，暴露了人的野蠻獸性。從而遍及全國……一一效仿。

在中國這些大，中學生大都成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特別是“反右”運動以後，他們接觸的是此起彼伏的政治鬥爭，父一輩的生存，生活環境從未離開過批判，鬥爭以及空想的政治口號“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野蠻武鬥。

再加上他們從小受到的人性，母愛的教育又嚴厲地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批判。在他們的心靈深處，人與人之間來不得半點溫存，友愛，更不允許毫無政治原則的妥協，那絕對是政治上的軟弱和立場上的不堅定。

他們做人的豐富情感、逐漸變得簡單而粗俗、階級鬥爭的教育把他們的性格籠罩在你死我活、熱衷於鬥爭的陽影里。他們把野蠻行為、獸性的發作當成革命造反行為、更當成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最好的表現，“造成有理嗎？”

    毛澤東利用盲從、無知、幼稚的學生在全國點火，所有封、資、修的小到書刊，大到廟宇文物都將其砸爛、燒毀、祖國的文化遺產遭到十分嚴重的破壞。這是日本、國民黨統治時期所未見！中國人民在紅色恐怖中艱難而心驚膽顫的度日，時刻擔心死神的來臨。

    一九六八年是全國批鬥最高潮的一年。被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已從地、富、反、壞、右、又增加了走資派、保皇派、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反革命集團。甚至在解放前國共合作時期的共產黨員都當成“特務”批判。無論什麼人，只要“文革小組”說一句話，就是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揪回來，批倒、批臭。

    “踢開黨委鬧革命”以後，造反者更加放縱。中共八屆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共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94人中有96人“靠邊站”，聽候處置。

    知識分子出身的高級幹部如果不被打垮，就無法拱倒劉少奇、鄧小平。此時，劉、鄧已成為人所共知的第一號、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批鬥黨內知識分子時，黨外知識分子也陪斗，說明他們是串通一氣的。

    “文革”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文化邊緣化走到政治邊緣化。在這場運動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許多過去整過人的、現在又被人整，弄的死去活來。到他們臨死時還痛恨自己，而高呼“毛主席萬歲”。還要聽黨的話、叫家人與他劃清階級紀線。自己還要揭發別人、而戴罪立功···中國的知識分子叫毛澤東給逼的已喪盡了預警神經、理性的閘門人文的標尺。

    是啊，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有哪一個不把知識分子視為敵對力量哪？

    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一起多年，秉性個異，大不同。一個是共和國主席，而毛澤東則又是多年來被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為了照顧他的臉面將其捧上了黨的主席位置。

    在五十年代毛澤東有一句話廣為流傳：“一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也說明劉少奇馬克思主義水平比毛澤東高的多，事實也是如此，如一九五O年以後堅持走新民主主義道路，反對過早進入社會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觀點、反冒進、敢於對人民負責、大膽說三年自然突害嚴重死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作風樸實熱愛人民，從不搞特殊化。但在對待毛澤東的態度上他顧及毛的面子，關鍵時刻放棄原則，違心自我檢討，叫毛澤東當把柄！

    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中所提出的“馴服工具論”坑害了許多人也大大給毛澤東幫了忙。

    終於毛澤東唆使“文革領導小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向劉少奇及夫人王光美開刀了。毛澤東的妖婆江青“偶爾露崢嶸”以後，掌握了文革大權，早已把劉少奇、王光美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整劉少奇早已是毛澤東設計好的。心腹之患不除怎能心安？

    叛徒、內奸、工賊的頭銜扣在了劉少奇頭上，紅衛兵無數次的批鬥，叫劉少奇及夫人遭到巨大的侮辱身心迫害，最終被折磨慘死。中央奉命將劉少奇化名密秘火化；夫人王光美被監禁關押十二年。一個國家主席就這樣被迫害致死，憲法還有什麼用？毛澤東一手遮天，為了他的皇位，把一切“逆”者都加罪處死，濫殺無辜。在北京大興縣大殺地富子女，連一個嬰兒也不放過，拿殺人取樂，割五藏六腑烹食入口，大快人心。社會的大倒退，道德淪喪，給中國人民帶上了更嚴歷的精神桎梏！

    久未露面的林彪、摸透了毛澤東脾氣、秉性、在“文革”中竭盡大肆吹捧毛澤東，什麼“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四個第一”......。一系列的吹捧還真管用，令毛澤東非常滿意，竟而在“憲法”上、黨章中明文規定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並被稱為“林副統帥”。

    一時間全國就是毛澤東、林彪活的最長遠，一個是“萬壽無疆”，一個是“身體永遠健康”。他們罪孽深重營養再好也超不過一般人的壽命。

    林彪與毛澤東的妖婆江青互相勾結、利用，一個從軍隊下手，對反對他的所有將帥格殺勿論，在海、陸、空三軍製造了大批冤案；一個從文藝紀下手，把所有過去了解江青的著名演員及原上海演藝紀人士捏造罪名判刑，關押、批鬥以達用權力迫害之目地，江青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上海的三級“明星”所以像趙丹、魏鶴齡、上官雲珠、秦怡......都非常了解她、更知道她的底細，她趁機投奔延安，與毛澤東想方涉法接觸、獻媚，毛澤東是個假正人君子——色狼、喜新厭舊。儘管大家反對，最後還是與江青結為夫妻。這次江青偶露崢嶸，大開殺戒，奪他人優秀文藝作品為已有稱“文藝旗手”，十個“樣版戲”一唱就占領舞台十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外逃，機毀人亡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十公里處，九名乘員全都燒焦。

    這一消息震驚了毛澤東！這個“接班人”的行動，打了他一記重大耳光。直到現在未公開的這個謎，引起了人們許多猜測，林彪為什麼出逃？他不痴呆，依他的“聰明”不難想到，他這個副統帥在毛澤東身邊將來的下場他已看的很清楚......。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江青更得勢了，在以後的幾年裡“紅衛兵們又互相武鬥、殘殺。手拿”“紅寶書”毛主席語錄為自己所用，都說自己正確想奪大權。

    全國“革命”代替了生產，在國家被毀滅的邊緣時刻，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了。毛澤東的死是中國之幸，人民之幸。他死前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建立了新中國，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

    建立新中國，包括日本侵略中國八年和解放戰爭三年；沒有國民黨將士的浴血奮戰，沒有美國在日本長崎、廣島投下原子彈以及國際反法西斯的大好形勢，日本投降有如天上掉餡餅，共產黨在敵後搞游擊戰、消滅了多少日軍？

    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是集體軍事指揮，全軍將士奮戰，犧牲得到的勝利，更離不開人民的支援，毛澤東是指揮成員當然有他的功勞，但不應貪天功為已有。

    再說“文革”上面敘述了多多，我只想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該殺的、不該殺的、冤死的鬼魂遍及中國大地，他代替了日本殺中國人，國民黨“剿共”屠殺真正的為中國民主，自由而獻身的共產黨人。完成了日、蔣的滅共計劃。使中國人民在新中國建立之後不斷被埋在“政治運動”的火坑裡，毛澤東實屬罪惡滔天，功勞被掩沒。

    毛澤東的罪惡，至死從無悔悟所以他領導的共產黨失去了民心，也說明了一黨專制，必走向獨裁，而自取滅亡。他更是極左路線和罪魁禍首。僅文化大革命十年，遭迫害者一億兩千萬人，說毛澤東罪惡滔天不為過吧？

    “萬歲聲聲喊破天，冤假錯案血連連，

    掄抄打砸鬥批改、荒野橫屍黑白顛”。

    這是百姓中流傳着的十年文革的悲慘情景。下面介紹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文革中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

    如果加上李先念在十二月二十日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講的“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人民幣、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

    從新中國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沒有內戰、沒有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五千七百五十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人民幣。近三十年來，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人民幣。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兩倍多。

    就是說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給折騰掉了，這就是以主張階級鬥爭建設中國毛澤東的成績單。以這個成績單人民也就不難評出毛澤東的功與過！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葉劍英等正義的老共產黨人粉碎了四人幫。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分別被逮捕之後，標誌着歷經十年的毛澤東所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宣告結束。人民歡呼又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

    在這十年中，毛澤東的“紅衛兵”們，在“造反精神”、“砸爛舊世界”口號的鼓舞下，在他們的“紅司令”領導下“不破不立”，把中國折騰的翻了個天。對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他們所表現出的瘋狂的領袖崇拜熱情的野蠻的人性，對幹部、老師和知識分子，名人所進行的抄家、批鬥、打砸搶所採用慘不忍賭的手段，是人的獸性大暴露。

    他們不會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違反人性的。因為在他們經過毛澤東的無產階級不斷革命論的教育所形成的觀念中，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感情是崇高的，偉大的才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把最偉大的母愛都看成是渺小的，決不是什麼偉大的。這些幼稚、無知只知道“造反有理”，而具有野蠻習性的孩子們，他們的命運又是如何哪？

    毛澤東看他們折騰的差不多了，就把並未真正接受初中教育的“老三屆”，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一九七O年三屆的應屆畢業生趕到全國各地邊遠農村、山區、老解放區去，叫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那裡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叫他們繼續做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人。可想，這些紅衛兵們的命運又是怎樣的艱難歷程？不一一敘述，由此後他們所寫的各種書籍所證實吧！這又是無辜的一代青年人啊！誰之罪？

六、關於接班人問題

 

    二百多年前的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華盛頓這位開國之父，在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的時候，立即交班，儀式只有幾分鐘。

    他說：“我已經完成了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向莊重的國會告別，在他的命令下，我奮戰已久，我僅在此交出委任狀，並辭去我所有的公職。”

    議長致答詞：“你在這塊土地上，悍衛了自由的理念，為被損害、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着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並沒有隨着你的職務而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第二天華盛頓就回到他的農莊過田園生活去了。

    華盛頓他自覺交權體現了他的政治品質高尚。他不是把權交給世代王朝的世襲，也不是自己培養的梯隊，更不是千方百計物色的“你辦事、我放心”的人。而是把權交給了一個制度、一個體制，他以身作則，為維護這個制度做出榜樣。也就是把權交給了人民，對人民負責。

    蘇聯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朝鮮的金日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是終身制。古巴的勞爾，卡斯特羅是活着時把權交給了他弟弟，有的不是叫自己的兒子接班，就是死之前早就指定了接班人。總之，是離不開封建帝王那一套傳宗接代的傳統惡習。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那種各黨派競爭，公民投票選舉的先進、公開的方式。所以資本主義社會比社會主義社會的政黨開明、進步的多。所以資本主義人才輩出，社會開放，經濟能飛躍發展。

    蘇聯斯大林死後是馬林科夫接他的班、他無能力，更無治國之才，很快被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葉利欽等人依次取代。

    中國毛澤東早就將接班問題提到了日程。第一個確定的接班人是劉少奇；第二個是林彪；第三個是周恩來，可是周恩來在十年文革中的日子很不好過，自保不暇，那裡還有權欲！他在北京醫院治癌的手術方案都受多方干擾、死後群眾悼念也受限制人所共知！

    所以民間稱道毛澤東的這三個接班人“一個害死，一個逼死，一個氣死。”

好人都叫毛澤東害死了，實在沒着落就把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調到中央一下子當了副主席。把朱德總司令氣的真拿拐仗戳他......。

好景不長這個王洪文一下子投入到“四人幫”頭頭江青的懷抱......。

中國政壇上奇聞共欣賞，不知什麼時候又出來一個毛澤東死前的旨意“你辦事，我放心，有事向江青請示。”以此為令，華國鋒成了毛澤東死後的接班人。

 華國鋒有如馬林科夫、缺德少才，又是毛澤東忠實的信徒，大搞“兩個凡是”，是解放思想，最大障礙。只是在粉碎“四人幫”中立了點功而已。大辯論中擊破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我們把鄧小平再次復出稱之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第一代當然是毛澤東了。這個“代”的稱呼不同“屆”。“代”蘊藏着封建勢力“傳宗接代”內涵，又有世襲輩分的意思。

鄧小平成功的復出是由來已久的，更蘊含了東方政治文明豐富多彩的內容，忽而有宮廷政變、忽而有群眾運動、能上是運籌帷幄，能下是身陷囫圇。其間，有周恩來總理的苦心孤詣，有毛的明察秋毫，有鄧的機智謀略，工於應付，終於鄧小平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葉劍英等人推薦下，經文革中三起三落把中國這巨輪領向新的航程。

把鄧小平稱為第二代，叫人聽着當中國的領導人已到了“孫子輩、重孫輩...”。真不如改為“第幾屆”聽着平等、順耳；當然習慣稱呼也要改一改，這是無關重要的，但理念上叫人接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每一代領導人的治國大略是否得民心？要有所新的建樹，別換湯不換藥就行，應該是藥換、湯也換。否則即使是合乎世界民主潮流的“新藥”，也被封建專制的舊湯泡走味了......。

鄧小平的復出也不負眾望，在胡耀邦及學術紀理論家的大力配合下，針對“兩個凡是”展開了意識形態方面針鋒相對的空前大辯論。指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凡是”不堪一擊、華國鋒也自知無顏而走出政治舞台。

從此，中共在艱苦奮戰中，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要適合中國的國情、要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過去的錯誤路線嚴重的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航道、使中國受到巨大損失”。

鄧小平的這個“轉軌”是對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個大突破。儘管全會上也做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但對毛澤東的極左錯誤批判的含蓄，不徹底。儘管肯定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錯誤，為什麼不追究發動文化大革命，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的罪責？而把一切罪責都叫“四人幫”承擔？

毛澤東的妖婆江青被逮捕以後被審判時曾說“她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叫咬誰就咬誰”！，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直到文革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江青說“可出了這口惡氣，這口惡氣不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要除掉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嗎？真是不打自招，難道毛澤東的陰魂就沒人敢大膽逐除？

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在破除了個人崇拜、迷信、兩個凡是以後，平反了建國以來近三十年中毛澤東所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使活着的人重見天日，死者暝目。工作量之大、數量之多、面之廣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得民心的，也叫人民看到黑暗過去之後，希望的曙光在前面，從而看到了國家的前途......，而有了奔頭。

在平反冤、假、錯案中尤以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不叫平反，而叫“改正”，稱之為“只是擴大化”？所以“錯多少改多少”。試問：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99%以上都獲“改正”還叫“擴大化”？這擴大的也太沒邊際了。

其根子就在於這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以違法的“陽謀”誘騙忠於黨、忠於人民的祖國優秀兒女大嗚、大放而陷入火坑長達22年。文革中的走資派，大多是反右運動的領導者，走資派都徹底平反，補發工資；為什麼對右派不但不安排相應工作，也從不提22年補發工資的事？右派們很通情達理、更體諒國家的暫時困難，而不予計較。但時隔多年，或在當時就有人提出處理右派問題欠一視同仁、宋慶齡副主席也曾呼籲過為右派補發工資的問題。從中央十一號文件到五十五號文件，人們也看到胡耀邦為右派徹底平反工作中所遇到的阻力，所以費了九牛二虎的勁才爭來個“改正”。可見，中央很有一些人思想沒解放，毛澤東從不悔悟，死後這麼多年還有人抱住殭屍不放、可見極左思潮給社會民主、正義、公正和社會進步帶來多麼大的阻力？

歷史也證明能悔悟，做到懺悔的是西方人，尤以德國總理的表現叫人尊敬；而東方人、尤以日本侵略者從不悔悟，它侵略中國八年，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以及南京的大屠殺......我們國家不是從未間斷過叫它向中國懺悔嗎？日本從不懺悔，所以很多國家不但不信任它，還時刻戒備着它！反之，我們悔過自新了嗎？

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行改革開放，僅二十年經濟建設、國防建設、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巨大貢獻世人皆知，並徹底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貧窮，愚昧，落後的封閉鎖國狀態。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抬起了頭，也改變了“臭老九”的被壓迫地位，積極為發展新科技做出貢獻。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搞特區樣版、引進外資、把中國的經濟搞活了。但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他不搞與經濟發展同步所特需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結果，出現了腐敗叢生發酵的市場經濟、或者說是權貴肆行的資本主義。依次出現了權錢交易、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很大、大批工人下崗等等、加劇了許多矛盾，如今這些矛盾仍在發展、若不採取積極有效的適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改革及監督機制、不健康的一切因素將成為嚴重的社會危機。

在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曾出現了胡耀邦、趙紫陽倆位傑出的政治人物。

人們稱道：胡耀邦是這個黨的“良心”；趙紫陽是這個黨的“大腦”。

他們曾在一九八三年粉碎了鄧力群、胡喬木大搞的“清除精神污染”左派復辟。

趙紫陽主張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相結合的道路。他要改變這個黨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的體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採取中央常委流動坐莊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

他還主張改變這個黨在這個國家裡壟斷一切的狀況、擴大社會民主、變一黨專政國家為民主法制國家。要主張黨務、政務、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級以上領導幹部。真正做到黨政公開、國務院各部委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保障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給人們言論自由。

所以說明胡耀邦、趙紫陽的出現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很不容易的幸事。總比那些無所作為、到處題詞、好出風頭的人強一萬倍。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辭職、左派再次反撲、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狂瀾。趙紫陽及時發表“5.13”講話、堅決阻止這一狂瀾蔓延、隨即拆掉鄧力群的“左廟 ”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更名“紅旗”雜誌為“求是”雜誌。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趙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不惜為此而丟掉權位並失去自由，遭長期軟禁，直到去世。趙紫陽的主張與鄧小平出兵鎮壓“學潮”是相對立的，所以趙紫陽一要堅持真理，準備犧牲，已無後顧之憂，他的主張也得到家人支持，可以準備丟官，坐牢。二要趙紫陽做檢討，但被拒絕。他是建國之後第一位拒絕檢討而下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繼陳獨秀之後唯一一位堅持真理，對這個黨，對這個國家，對這段歷史即“六·四”事件負責的人。

中共歷史上六十多年出現了陳獨秀，趙紫陽是非常難得的。我們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也不難得出結論：要改變中國共產黨封建傳統，變專制為民主，憲政，叫人民有受法律保護的人權保障的路程是多麼的艱難。但世界民主潮流勢不可擋，前途光明又曲折，誰逆潮流而動只有死路一條——自取滅亡。

七、關於朝鮮戰爭

 

斯大林實行擴張主義，干涉它國內政，特別是東歐一些國家出兵干預，鎮壓群眾集會；在中國，蘇俄一直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在旅順口長期駐軍，在撤走移交給中國軍方時欺詐中國錢財，落後的裝備當先進武器坑害中國。過去將中國的外蒙割據出，作為它的衛星保護國。

尤其是抗美援朝，實為剛解放不久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即北朝鮮金日成，妾圖侵占南朝鮮，即韓國而是惹惱了聯合國軍而大舉反攻。金日成潰逃回北朝鮮，而向斯大林， 毛澤東求援，最後是蘇聯斯大林出武器，中國毛澤東出“志願軍”。

斯大林，毛澤東都是為了把朝鮮當保護國而欺騙本國人民稱“美李匪幫”侵略北朝鮮，“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被蒙在鼓裡的千千萬萬優秀中華兒女，在兩年多的戰爭中，死了多少？又被俘了多少？最後金日成的人民共和國遭遍體鱗傷， 板門店談判金日成一無所獲，這次朝鮮戰爭就這樣結束了。

特別是我軍被俘的人員，他們在美軍戰俘營內英勇而不屈不撓的鬥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令人敬佩。當交換戰俘，遣返回國時， 祖國兒女依戀祖國，不受誘惑，毅然回到祖國懷抱。

可憐的“最可愛的人”，“英雄兒女”們，都是在檔案里寫着“戰俘”的罪名回國的。經“審查”後均被開除軍藉，黨藉，團藉遣送到農村“改造”去了。

毛澤東時代“戰俘”們成了“老運動員”了。所有的政治運動挨批，斗，逼，供，信他們在所難逃。除了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一樣政治待遇外，他們的頭上又多了幾頂被扣上的政治大帽子。

有些中國戰俘到台灣去了，與回國的戰友相比，不僅沒喪失人權，也沒受人歧視，依靠自己的能力發家致富，而且早就過上了“小康水平”的生活。

兩種制度，人的差異是那樣天，地之別，多麼令人感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竟是那麼悲哀。可人們還蒙在鼓裡，認為毛時代是最好的。

這些受過重重災難的志願軍將士們，終於在鄧小平時代獲得了新生，也真是幸運吧！

以上所敘述斯大林，毛澤東的錯誤指導思想，一黨專政必然造成個人獨裁專制。這是蘇聯，中國的土壤和環境，特別是在黨內不民主所形成的封建“君臣”思想，促使斯大林，毛澤東走上了自滅的道路。

民眾在閉鎖國內，盲目接受愚昧，顛倒黑白的教育而當了“馴服工具”，就是奴隸，社會主義的奴隸。生活在紅色恐怖的蘇聯，中國人民竟然把兩個惡魔當成救世主， 大救星將他們捧上神壇。

列舉的幾次大清洗及政治運動，足以說明毛澤東是步斯大林後塵，有過之而不及。所以極左路線給蘇聯最終只能解體。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災難，也瀕臨滅亡邊緣。多虧有了鄧小平中國才能有今天。儘管問題多多，只要朝着世界民主潮流向前進，加快中國特色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與時俱進，國家會興旺， 人民會過的更幸福，社會更穩定。

就是解體後的前蘇聯人民，他們雖然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也決不會再去選擇走斯大林那樣社會主義的路了。人民都希望建立一個有民主，有自由，有法制保障公民權利不受踐踏的公平社會。有通過真正的民主選舉選出的國領導人和地方官員。他們的的確確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人民才會放心，納稅人才更支持政府，否則走老路，已被蘇聯解體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沉痛教訓所證實是失敗的，死路一條。

八、對毛澤東的評價

 

·陳銘樞：前國民政府廣東省主席，五十年代初的民主人士，曾真誠直率地指出：“毛澤東主席個人品質很差，欠缺政治修養……”

他還評論到：凡是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然大度，為國而不為名利，並有成功身退者——如華盛頓。

毛澤東不如華盛頓，而是德國的卑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政治修養上他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難以制上。好好的一個優良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還未搞清歷史，文化在本國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的畫，一陣雨水就會沖光了，只是中國還在，他給中國留下的是貧窮，專制。後面的領導人要邁着沉重的步伐，艱辛地走向新征程。”

·張奚若：

批評毛澤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儲安平：

直戳毛澤東心窩，批評毛澤東是黨天下。

·梁漱暝：

擁護共產黨又對共產党進行坦誠的批評，所以他要求毛澤東在建國初期對他錯誤的批評和指責，當面向他賠禮道歉。他想考驗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有沒有“自我批評”的雅量，若有就更加尊敬他。否則“批評與自我批評”稱為法寶之一，還有什麼用？結果，毛澤東說“你要的那種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梁先生是中共建國以來的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倍受人尊敬。也正因得罪了毛澤東，而長期受到批判。

·一位解放前畢業於北京名牌大學，參加南下的大學生，身遭迫害，剖折毛澤東而寫到：

1、在中國施政橫暴，向世界擴張霸權， 是世界歷史上最大，最狠， 最毒，最後的暴君。

2、中共是家長， 封建法西斯的黨。

3、毛澤東的中國的國家機器，是魚肉人民，互相傾軋的絞肉機。

4、毛的共產主義， 是照搬斯大林，摻和封建權術的封建法西斯主義。

5、毛的社會主義是神吼，人泣的血腥路。

6、毛的理論是顛思狂想，唯意志論。

7、毛的思想是厚黑毒辣，斗殺不休，淫人妻女，獨霸世界的權術經。

8、毛的思想是雲山霧罩，虛無飄渺，取消家庭，僵化人腦，砸碎反骨，封死嘴唇，世界上只剩下聽話的人。

9、毛的真理是恣意妄為，一意孤行，胡作非為，倒行逆施，唯我獨是，唯我獨能，唯我獨霸，唯我獨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國法和天理都是我本人。

10、毛的旗幟是公雞，蟋蟀血腥旗。

11、毛的革命是高舉馬列羊頭狗肉，運動群眾，利用人民，槍桿奪權，暴力固位的紅色騙局。

12、毛的哲學是與人斗其樂無窮，生命不息鬥爭不止的惡棍流氓哲學。

13、毛的欲望是駕馭人類，統治全球，貪得無厭，溝壑難填，極端膨脹的野心欲。

14、毛的嗜好是鶯歌燕舞，軟玉溫香，肢體搓操，采陰補陽，廣淫少女，長壽安康永無疆。

15、毛的手段是愚弄欺騙，利用驅使，無中生有，捕風捉影，掐頭去尾，東抄西摘，無事生非，斷章取義，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誣衊造謠，刑訊逼供，鬥爭鎮壓，折磨殘殺，無惡不作的血腥污穢手。

16、毛的座右銘是不可天下人負我，只可我負天下人。

17、毛的軍事是潰逃長征，蠶食割據，借名抗日擴大武裝，養精蓄銳，聯日耗蔣，人海戰術，掃淮渡江，槍砲出權，導彈團圓。

18、毛的政治是愚弄利用，運動群眾，機器絞肉，暴力治國斗人取樂腳踏乾坤。

19、毛的經濟是多快好省，憑空躍進，高產靠膽，圍湖毀林，計劃壟斷，殺雞取蛋。

20、毛的業績是生產凋敝，經濟崩潰，冤魂遍地，餓殍滿地，文化毀滅，道德淪喪。中華山河遍體鱗傷。

21、毛的頭銜偉大統帥，舵手，導師， 領抽萬能博士，大拿全家，運動健將，戴帽專家，斗人里手，陽謀行家，壟斷總裁，色狼淫家。

22、毛王國的天漆黑天邊；空氣恐怖瀰漫；地腥血灑遍。

23、毛非魔似神， 是個無人道，無人性，無人格，無人情的顛狂惡嗜權人。毛挖空心思要流芳百世，但蓋不住滔天罪行，落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遣臭萬年。

--作者北京名校大學畢業

斯大林，毛澤東都死了，是兩國人民之幸，也是前“社會主陣營”人民之幸。

前蘇聯還出來個赫魯曉夫，中國鄧小平的復出業績偉大，但他一上台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敢大膽抓住機遇公正的給毛澤東應有的評價，並聲稱：“二三十年後叫後人評說”。所以說他缺乏赫魯曉夫的勇氣和膽略。其目地不外乎是為了維護老革命及其子女即得利益者的利益。即便如此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也沒少遭到他們的反對，特別是極左保守勢力的攻擊。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趙紫陽頂住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除了單一的公有制，當年的公有制的比重以占99.1%，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把資本家請了回來，把先進生產力請了回來。鄧小平甘願當好科技人員的好後勤，就是對人才的重視。以後又廢除了計劃經濟，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都給以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打下了根基。中國人民通過文革後的二十年，由於經濟的發展及相應好的政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世人皆知。儘管還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問題，但只要政策對頭就能逐步解決。

蘇聯解體以後，也是由於戈爾巴喬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狠下功夫而導致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各走個的路。以俄羅斯而例，普京上台以後也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人平均年收入達6000美元，可見其結果令人滿意的。

中國新一屆黨中央自胡綿濤，溫家寶主政以來，已連任兩屆。由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取得重大成就，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從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三年國民生產總值由3.624億元增加到1169.00億元。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2003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它說明了新政策，新制度戰勝了舊的政策和制度，正確路線戰勝了錯誤路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是個硬道理。

美國總統尼克松曾經說過：“中國只要按照鄧小平指出的路子走，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成為強大的國家……”。

看的出尼克松對鄧小平是持歡迎態度的。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為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這是歷史發展中不可逾越的階段。

列寧在貧窮落後的蘇聯要實現社會主義，已被殘酷解體的現實證明是失敗了。他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基本原理，他自己也在搞修正主義。斯大林如此，毛澤東也如此。別人都是修正主義，結果那些被稱作修正主義的國家都繁榮、富強又高速發展。而我們這個不是修正主義，而自吹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則永遠貧窮、落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人們根本看不到。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像毛澤東時代餓死四千萬人的。說他是人禍，他還怨這怨那。人家撤專權跟你餓死人有什麼關係？還總打腫臉充胖子，唱國際主義高調。恨不能斯大林死後他當第三世界的革命領導人才好，痴心妄想，誰聽你那一套謬理！

九、人民看到中共有了點希望的新班子

 

胡綿濤、溫家寶在連任兩屆以後領導班子人員中換上來幾位年輕化、專業化、有競爭能力者。原共青團體系人員占有一定比例。

 從十六屆到十七屆中央委員會，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學者、專家教授以及黨內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出於對胡、溫領導班子的關愛，提出了不少治國方案及解決現存問題的辦法，真是語重情長，關愛倍至。這說明他們執政的過程中得民心，所以人民才維護他們，熱愛他們。

胡綿濤、溫家寶執政中提出了“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就是一個飛躍的進步，使人民看到了希望。

“以民為本”，就是國家以人民為本位，而不是以官為本位。官只是為民辦事、服務於人民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叫人民當奴隸。組成國家主體的是人民、公民有公民的權利、義務、憲法中都有明確規定。

美國總統布什曾在一次群眾集會上說：“不是我領導美國人民，而是美國人民領導我”。這話的內涵多麼寬，又多麼廣，更多麼值得我們深思啊？這可是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的總統說的話呀？因此，我們認真的反思之後，就會覺得我們的思想，解放、解放、再解放。我們的觀念、更新、更新、再更新。否則，就要被世界的民主潮流甩到岸上去了。

“構建和諧社會”、“和”是禾與口的組合、簡言之就是要叫人人有飯吃。“諧”的組合，簡言之是通過語言，上下溝通、諧調一致、減少矛盾。只要給人民說活的機會，叫人民暢聽欲言社會只能穩定、不會暴亂。只有不叫人民說話、人民不敢說真話才是亡黨、亡國的信號。

所以說“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是符合民意的。政府在行動上也表現出如解決三農問題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等等，所以，給人民的總體印象是胡錦濤、溫家寶政府是親民的。

由於經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形勢所以，多年來的各種矛盾愈顯突出，比如：

一、城鄉、東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長、資源消耗和生態惡化給發展造成很大壓力。

二、社會保障、分配收入、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繫到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突出。

三、政府決策不透明、信息不對稱。

四、貪污、腐敗現象使社會正義、公平受到損害。降低了黨的威信、也大失民信。

五、社會誠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現象、毒化了社會風氣。

六、股市、房地產近幾年來一大跌，一大漲民怨很大。股民已被“套”住兩年了。

多年來貪污腐敗愈來愈猖厥，人民恨之入骨。老百姓不可能貪污、只有掌握共產黨權力的大小官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而恣意貪污、揮霍國家公款大吃大唱、嫖娼包養二奶......。作為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應該秉公辦事，相反以權謀私，不送禮辦不成事。而且送“禮”的花樣繁多，這些官員們即要做婊子，還要叫人立牌坊。

海軍副司令若不是包養二奶、情婦因分贓不勻，天天去東大門鬧，也不會引起中紀委的注意和為此進行追查，因為影響太大了才不得不處理。最終將這個副司令揪出來之後，他供認還給了江澤民500萬嗎？也未聽說江澤民表態，是默認了？這不是官官相護是什麼？這些共產黨員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還有人假借“離婚”躲避嫌疑，在人民眼睛底下你躲了初一，就是十五過去了，三十你也難熬。

民間曾傳說着“共產黨員排上隊，挨個槍斃有冤枉的；隔一個槍斃一個有漏網的”。如今新的說法則是“科以上幹部天安門廣場裝不下，部以上幹部人民大會堂裝不下”。

這些事如果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任何一國早就被爆光於天下，叫其無法藏身。我國中央電視台及報刊都曾很感興趣地報導“水門事件”，“某總統受賄案”、“某總統情婦隱私...”。為什麼曾被我們稱作“資本主義國家”都能有天大的權力管的住總統、總理、首相而敢大膽報導揭露一切醜聞。我們就不敢報導，怕什麼？

原因只有一個，說明我國不是依法治國的民主國家、黨就是法、抓個小貪污犯、給大貪污犯墊背，大貪污犯能出逃則出逃，不能逃者以調換“崗位”離開當地，到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還當他的“領導”。

我認為人民是理解胡錦濤、溫家寶在執政中的難處，難處即阻力來自毛澤東陰魂籠罩下的極左勢力。他們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為不滿、依然留戀毛澤東統治時代、因為他們是毛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他們中有的人掌握了重要部門與依法治國對着幹，做出了許多違反憲法，侵害公民權利的事，而引起了國內外強烈反響。所以本來“六·四”事件及“法輪功”事件直到現在國外評論界總拿人權問題說事兒，可我們目前又做不到正視歷史現實，而從根本上扭轉別人的看法。

遠的不說，近在台灣的蔣經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大膽地開放黨禁，報禁，給作家以寫作自由，不但沒“鬧翻天”，而且得來穩定經濟騰飛；對“二，二八”事件平反，真誠道歉，賠償損失…，其它國家也有很多類似事例。得到的都是人民的歡迎，支持，信任，穩定。

我們中國大陸共產黨的領導人，可以各種“特色”，效仿先進依法治國已取得輝煌成就國家的經驗，在極左勢力的重重包圍中，帶領中國人民殺出一條走向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新路，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振興，崛起，更輝煌。

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潮流是全世界人民對民主與自由的渴望。經過二十世紀以各種不同災難境地掙脫出來的人們，更清楚地意識到普世人權對促進自由， 維繫和平和實現公正的重要。一個基本人權得不到尊重和保護的國家，只能分裂，破碎，更不可能有尊嚴，平等， 和睦。中國能否跟上潮流？是對現在執政的胡綿濤，溫家寶領導班子的考驗。

“在反抗極端主義鬥爭中，最強大的武器不是子彈，炸彈——而是對自由的普遍訴求。自由是我們建國者的妙念設計，是每個心靈的渴望追求，自由是一個國家釋放創造力和經濟潛力的最佳途徑，自由是一個社會追求正義的唯一秩序，人類自由是實現人權的唯一途徑。”

摘自美國總統布什在布拉格講話。

十、大地震考驗了新政府，人民激情迸發

 

2008．5．12日14時28分汶川8級大地震，使我們上萬的骨肉同胞的生命瞬間消失，上百萬的家園毀於一旦，我們萬分悲痛。在以後的全民族救援和世界各國人民伸出友愛的雙手和我們一起救援中國四川各地受災同胞中，又叫我們在悲痛之餘，看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國家的希望，而使我們欣慰。

大地震發生在5月12日14時28分的一瞬間， 全國人民不約而同地感到地震的威力非同一般。

剛過18分鐘，新華網發表消息：四川省汶川縣發生7.8級強烈地震，全國為之震驚。

1小時22分之後，總參謀部立即啟動應急予集，成都軍區派出人員前往震中了解情況。

1小時27分之後，胡錦濤總書記做出“儘快搶救傷員，保障災區人民生命安全。”

4小時54分政府總理溫家寶已到成都，趕往地震災區，指揮抗震救災工作。

7小時14分總理溫家寶已到都江堰指揮救災工作。

第二天早上7時56分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武警   官兵，救援專家克服山崩，地裂交通中斷的困難，以最快速度趕到重災區。部分先遣隊徒步開進震中——汶川。在一遍廢墟上搶救生命成為無聲命令。

第二天下午4時，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名召開新聞發布會。民政局，地震局的負責人向中外記者介紹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災害情況。記者們尖銳的提問，負責人不迴避，十分坦誠，如實回答。民政部救災救濟局局長王振耀還公布了最新統計數字——目前地震災害死亡人數已達到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一人。

同時， 新華網，中央電視台24小時及時播報，轉發地震權威信息，使全國人民對此次地震情況有了總體了解，並積極投入到抗震救災的各項工作中。

不僅四川有難國內支援，國際友人也伸出友愛之手救助受災同胞。救災感人事跡可歌可泣摧人淚下。各種救災物品及時送往災區。這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人愛關懷。

“我們要把損失降到最低，救人第一，不拋棄，不放棄，能多救一個人，就多救一個人”成為所有救援人員的誓言，總理溫家寶手拿大話筒，哽咽的聲音使百姓難忘……。他們重災區的依然時刻會發生餘震地帶看望，安撫，鼓勵災民，增強戰勝天災，重建家園的信心。

胡錦濤也前往震中各地給予救援部隊全面周到的指示，看望群眾，使災區人民看到了黨中央，政府的關懷和外國友人的國際主義精神。政府領導人不斷奔波抗災前線，所表現出的堅定與人文溫情的關懷成為災區人民戰勝暫時大困難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胡錦濤，溫家寶反覆強調並教育全黨所提出的“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還要全黨黨員大力宣傳“民主法制`，公平主義。”

溫家寶也在中外200多名記者會上莊重地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 平等，博愛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他的話說的何等的好啊！

政府聽從了人民的呼聲，確定了為在災難中死去同胞的國家哀悼日。

大地震發生後的第七日；一切仍在緊張搶救，轉移，搶修恢復的第七日，5月19日下午14時28分從天安門廣場到全國各地，駐外使館降半旗，輪船，火車汽笛鳴響，一致為四川大地震受災同胞默哀三分鐘，三天內停止一切娛樂活動。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為了最普遍的百性，如同你，我一般的國民而哀。十三億中國人民激情迸發，高呼“四川挺住，中國加油！”更為失去的骨肉同胞而淚流不止。

中國政府在大災大難面前展現的驚人工作能力，各媒體真實報導了透明度，對外國記者的開放， 實地調查災情，如實報導以很多方面的做法都是前所未有過的。所以中共獲得了民心。

人民的眼淚不僅為“以人為本，救人第一”的政府新理念而感動；也表現了在災難面前中國人民愛國的凝聚力。我們也接受了國際救援，從而體現了“讓世界充滿愛”的偉大力量。此時，我們才有資格說：我們的敵人是各種自然災害，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三十二年前的中國唐山大地震與今天四川省汶川8級大地震不相上下。可相比之下，一個是城市夷為本地；一個是山崩地裂。一個是封閉消息，拒絕外援，以自己是社會主義“強國”而打腫臉充胖子。在文革後期，國家臨危滅亡，救援遲緩和不惜生命，財產損失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一個是信息通暢，對外公開，接受國外人力，技術，物資援助，緊急部署“時間就是生命，”“救人第一”。儘管今天比三十二年前科技發展了，但應付山崩地裂所造成的一切阻力，不得不用近似“原始”的方法使援救人員早到達震中去先救人，困難之大前未見過。

相比之下使我們看到了治國方針，思想理念的更新。

毛澤東時代是“破私立公，”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從根本上否定了國家的主體是每個國民，每個家庭。

今天胡，溫時代“以人為本，”是把一個大寫的人字，放在了第一位，體現了政府對每一個國民人權的尊重。所以才會產生全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高喊出“救人第一，再叫我去多救一個人，不拋棄不拋棄...” 等豪言壯語及所自覺地付出的行動。這種民族精神和愛國，愛人民的行動不是靠政府空喊口號，而是靠政府真正為人民的利益所付出的行動而自然迸發出來的，所以才能使自然災害的損失降低，再降低...。

政府的行為受到了國際讚揚，並使汶川及四川省各重大災區成為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援救的大事。國外各界人民捐款,捐物，世界各國人民捐款，捐物，在短時間內達到幾千億元，這也是前所未有過的。

四川大地震，使我們也看到由此而暴露出來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權錢交易，腐敗私慾在工程建築質量給學校和學生造成的巨大損害不能輕視。其它重建中的許多問題，有待當地政府和人民合力解決。

災難使全中華民族悲痛，悲痛過後能使中華民族清醒，只有中華民族清醒才能齊心奮發向上，也許這是中華民族再次崛起，天賜之契機吧？

蒼天不斷給我們更好的機會，奧運會在二00八年八月八日在北京舉辦。

從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在天安門火種點燃火炬開始了世界範圍的傳遞。它點燃了世界人民激情傳迎奧運夢想，傳播了奧林匹克精神和理念。這是整整一百年中國人的夢想，它伴隨中國在艱難成長中逐漸走向強大，繁榮，昌盛才有了今天能在中國舉辦奧運會，叫中國人民自豪。也叫世界人民為我們驕傲。儘管這是一次“豪華”的奧運。

奧運會是全世界人民的體育盛會，十三億中國人以最大的激情為全世界人民貢獻出一台靚麗而最出色的奧運會。

通過奧運盛會在中國舉辦，讓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國，也讓中國人民了解了世界人民對中國的熱情和希望，互相溝通來實現“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奧運會是屬於全世界人民的盛會，歷年來也不乏搗亂，失敗者，對此我們不感到驚奇。因為舉辦奧運會是正義的事業，一切正義的事業都會得到全世界各國人民擁護和支持的；破壞者或企圖把奧運會政治化的敵對勢力決不會有好下場的。

奧運會的準備工作，得到了許多國家領導人。奧組委領導人，體育健兒的高度得讚揚。

運動健兒競爭奪取金牌是向着世界運動的新目標衝刺，以帶動世界人民通過體育運動，提高健康水平，共同走向繁榮，昌盛！

明天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全世界人民盼望的第二十九屆奧運會就要在改革，開放了的中國北京開幕了。九十多國家領導人，幾十萬外國朋友都來北京參加、觀光、旅遊，將是中外朋友增進友誼、相互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

祝願中國舉辦的第二十九屆奧運會取得圓滿成功！

祝世界各國運動健兒創出新成績，不斷打破世界記錄，給奧運會添光彩！

祝世界人民共同繁榮、富強、幸福！

永恆的奧運萬歲！

定稿於2008年8月7日晨

王玉林

附錄

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謝 韜

  二十世紀是人類理論的高峰。各種思潮、各種主義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隨者，打着他們所信奉的旗號登上歷史舞台。這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制度的“模特大賽”，供人類在較長時段內，聽其言，觀其行，通過理性的比較作出判斷和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滅亡了，帝國主義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制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辛子陵在本書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辛子陵在本書《結束語》中生動而深刻地講述了這個歷史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係。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崛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一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塞浦路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耳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面的終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一九六五年，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長處，克服自身發展的困難，曾聚集美國費城召開過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資本主義大會”，並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借鑑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現股份制的人民資本主義；借鑑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干預的計劃資本主義。” （卞洪登：《資本運營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頁）

　　我們習慣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都已成為新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民主社會主義化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國紛紛出現全國性的勞資協調，以階級妥協取代原先誓不兩立的勞資對立，若干人士開始提倡用公共建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說以國家的積極介入來解決市場經濟失靈的危機。領導美國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羅斯福總統就大膽引進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

　　以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修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次）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我們不相信自由放任主義，但我們也不相信單靠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公報強調：“我們相信市場經濟必須同社會責任相結合，從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全面就業，而國家必須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維持穩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財務措施，堅決制止通貨膨脹；國家也應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競爭。” （阮宗澤着：《第三條道路與新英國》，東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頁）

　　最近點算結果，美國參眾兩院有六十一名議員（全是民主黨）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會員。美國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植根於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適度的國有化，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辦學校，減免窮人稅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更多地關懷弱勢群體。共和黨上台也不改變民主黨的社會政策。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隨機採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一千五百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一比九），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一千至一千二百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一千八百至二千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達八千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平。隨着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着起來革命，隨着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中國沒有在蘇東巨變中垮台，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在這之前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當改革開放路線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後，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頂住“復辟資本主義”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止近乎單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資本家請回來了，把先進生產力清回來了。讀者可以看到，這一系列新政策屬於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二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誌着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這是足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溫家寶總理在世界扶貧大會上宣布：“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國民生產總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億元，增加到十一萬六千九百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八點四倍；同期，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長百分之七；按現行匯率計算，二○○三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創造了高於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三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無庸諱言，改革開放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貪污腐敗、國資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別是分配不公導致的兩極分化，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浮動。由此引發了對改革開放的回顧和檢討。大多數人是懷着珍惜改革開放成果的善意獻計獻策，以期糾正偏差，發展大好形勢。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黨內“左派”空前活躍起來，他們利用部分群眾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形勢，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鼓吹回到毛時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先把知識分子推上祭壇，點名批判一些對改革開放建言獻策、作出過貢獻的“主流學者”，說他們推動市場經濟的主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把領導主持改革開放的各級領導幹部分成“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黨內外開展一場大鬥爭，向“資改派”奪權，打倒“資改派”。他們對國內政治形勢是這樣表述的：“即將到來的這場決戰，實質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改派掌權還是社改派掌權、作美帝國主義附庸還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生死搏殺。”

　　“左派”的外交主張掖很駭人聽聞：“必須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小核心，以中國、巴西、委內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中核心，以中、俄、印為大核心，結成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同霸權主義進行不可避免得鬥爭，是我們黨和國家外交路線的基軸。” （二○○五年十月張德勤網文：《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以下未註明出處的引文均見此文）

　　當胡錦濤向世界宣示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對外實行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時，“左派”要通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變中央的內政外交路線。他們認為現在的改革開放是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是和平演變。“是受到了老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新思維'之類謬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上的失誤，是沒有分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究竟在哪裡？“反修防修”的極左理論時時回潮，干擾改革開放，逼得執政者只能採取“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改革開放是在政治上受保護、意識形態上受非議的狀態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只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不爭論”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辯權，“左派”對改革開放的攻擊和非難一天沒有停止過。

　　今日極左理論大回潮，“左派”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奪權，是二十七年來在意識形態上妥協退讓的必然結果。

　　正當我“杞人憂天”之際，老友陳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專家）向我推薦辛子陵的書稿《千秋功罪毛澤東》 ，我讀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別是畫龍點睛的理論部分《導言》和《結束語》，興奮不已。我們兩個共同認為，無論在歷史事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這是一部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徹底完成撥亂反正的書。作者以精湛的馬克思主義學識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為改革開放爭得了歷史正統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話語權。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辛子陵書稿的《結束語》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着一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着是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着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着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

　　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 .《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党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 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裡，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見，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複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紀法國秘密社團領導人，第一國際內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軍事領袖。布朗基主義的要義是堅信：不管生產力的發展處於什麼水平，只憑革命暴力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 ，沒有讀過恩格斯晚年的着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着作《〈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一九三○年才在蘇聯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國出版），他讀得比較多的是列寧和斯大林的着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所憑藉的是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的影響。毛澤東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一八四八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一九一八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又包含着退步，出現了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這是人類告別野蠻時代進入文明門檻社會存在河發展的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着眼點是前者，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後者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

　　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槓桿。操縱這個槓桿，有一個合理的“度”（現代經濟科學稱之為“基尼係數” ），超過了這個“度”，社會就要爆炸；消滅了這個“度”，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其結果都是矛盾統一體的破裂，讓位給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全部藝術就是掌握好、調控好這個“度”。共產黨人為理想社會奮鬥幾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誤導就是企圖消滅這個“度”，用“大鍋飯”的辦法“均貧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貧”而自豪，造成幾十年來生產的停滯和衰退，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老也發揮部出來，砸了“社會主義”的牌子。

　　在小生產占優勢、工業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用變動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以來共產黨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列寧在晚年認識了這個錯誤，並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他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頁）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為驕傲的“三大改造”之後，迅速認識到了這是個錯誤，提出過他的新經濟政策。他說：“上海地下工廠同國營企業也是對立的。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僱工。現在做衣服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袖子一長一短，扣子沒有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做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定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稿資本主義。” （《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匯編》[1953～1956年]第三○八頁）

　　這是毛澤東認識到了但沒有勇氣實行的一項政策。這些對自己錯誤的反思僅停留在嘴上，正確思想的火花一閃很快就熄滅了。現在我們要把毛澤東認識到但沒有勇氣改正的錯誤改正過來，實行他的新經濟政策。不要因噎廢食。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就驚呼：“大事不好，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了！”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近代的歐洲。沒有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社會主義在這個永遠是空想，永遠是“大鍋飯”的水平。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各種生產力的發展，更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更有利於一個高級新社會形態所需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資本論》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頁）

　　如果把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比作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後者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這樣一個條件，而且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消滅了。正如辛子陵所說：“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由此可見，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都是“左”傾修正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那個實驗，以瑞典模式為代表，影響了整個西方工業國家，改變人類歷史的方向。我們要更加重視、更加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民主社會主義。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他在《導言》裡指出：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二十七歲的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

　　恩格斯說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頁）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 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在於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而在於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一個帶領人民前進的政黨必須像恩格斯那樣與時俱進地對自己的奮鬥目標作出調整，並鄭重地告訴人民。

　　設置終極奮鬥目標是基督教的文化傳統。相信耶穌基督降生後一千年，基督要復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國。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從這裡衍化而來，是基督教天國理念的現代版。黑格爾和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永無止境，而是要達成一個終極目標，完成一個社會形態。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和他的弟子馬克思、恩格斯都違背了辯證法。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恩格斯而言，則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成了烏托邦的旗幟。當伯恩施坦主張扎紮實實地改良社會，切切實實地為工人謀福利，提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時候，他理所當然地成了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列寧的敵人。

　　建立天國的想法，表現了科學尚不昌明時代人類對具體地改善處境、提高生活質量的無奈，把現實中實現不了的事情推向遙遠的未來。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在各個歷史時代是不同的，是具體的，變化的。馬克思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候，不會想到人人需要一部電腦；恩格斯曾說人人都住上有暖氣的房子就是共產主義了。我們在延安時代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擁有、所享受的物質文明，早已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過了他們所制定的共產主義標準。

　　用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 ，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飢餓、貧窮和苦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這一切都應該收場了。

　　反“右派”以後仍然沒有停止思考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顧准說： “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頁）

　　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麼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麼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着？當作旗幟高舉着？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着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衝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劫富濟貧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後者是共同貧窮。

　　就在暴力社會主義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民主社會主義在西北歐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專制腐敗也不是社會主義。普通民眾的富裕和政府官員的廉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兩大亮點。民主社會主義寄託着人類的希望。

　　辛子陵從歷史大視角回顧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為批了多年的所謂“修正主義”翻案，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為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掃清了障礙。他指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對我們度過難關、解決面臨的棘手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唐劉禹錫：《陋室銘》）瑞典雖是小國，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辛子陵新書《結束語》）

　　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會主義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四大法寶”我們學了後面三樣，就是不學民主憲政。

　　晚清以來，中國學習西方文明有一條祖訓：“西學為用，中學為體。” 學工業，學科學，學教育，這是所謂“用”的部分；至於“體” ，即政治體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變的。祖宗傳下來的專制獨裁，是最好的政治體制，改進一下都不行，君主立憲都不行，結果清朝亡了。

　　孫中山創立民國，有了憲法，有了國會，但蔣介石強調一個黨，一個領袖，黨在憲法國會之上，領袖在黨之上，還是專制獨裁。

　　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各黨各派，全國人民，希望毛澤東兌現延安時的民主諾言，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開民主國家新紀元。住進中南海，毛澤東變了臉，宣稱他是 “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成為不穿龍袍的皇帝。他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是保證和不妨礙毛澤東乾綱獨斷的一種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說我們的制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民主、三權分立那一套。一個制度好不好，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標準。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說這個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保衛憲法尊嚴方面，形同擺設，絲毫不起作用，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二○○四年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鄭重昭告世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我們明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 給中國的民主政治帶來了新的希望。

　　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制，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現在正在醞釀通過黨內三權分立（將決策權、監督權和執行權分離：黨的代表大會及其常設委員會行使決策權，黨委會行使執行權，紀律檢查委員會行使監督權）、實現領導體制民主化，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並在一些地區試點。由絕對排斥到結合實際地探索三權分立的實現形式，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作為黨的領導人錯了，在黨內能夠得到有效抵制和糾正；作為執政黨的官員錯了，能夠得到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有效抵制和糾正。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運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變，要在憲法之下活動，而不是高居憲法之上。要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切實行使民主國家議會的職權，在政權體系中建立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機制。有意識地設置和強化這樣一個對立面，將保證我黨成為民主決策、清正廉潔、領導正確的執政黨。

　　從執政黨領導體制的改革到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這種兩步走的戰略，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憲政道路。

我的入黨介紹人張友漁在一九九四年彌留之際曾對我說：“抗戰勝利後，我們目睹國民黨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最終失盡人心丟掉政權。我們這些老同志無論如何不能眼睜睜地看着我們黨也走上這樣一條路。” 當時相對唏噓，並無良策。讀了辛子陵的書，興奮之餘，寫下了上面一席話，算是執行張老的臨終囑託。耿耿救黨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在歷史的天平上

謝   韜

　　陳獨秀、毛澤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巨大影響的人物。他們的生活、言論、事跡、功過是非、得失，都已成為歷史的過去。他們在歷史上的軌跡鑄造了他們的一生，已成為客觀的不可增刪的歷史存在。現在我們來評論他們，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有分歧是必然的，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是正常的，他們兩人不是平常人，是代表一個時代、影響一個時代的歷史巨人。他們影響了我們幾代人，也會影響今後國家未來的發展。他們雖已去世，但仍然距離我們很近。他們

的思想遺產，政治遺產，社會遺產還時時在我們生活中起作用。這兩個人無形的精神巨手，仍影響我們當代的生活。他們的分歧也影響着今天對歷史道路的思考。幾十年風風雨雨的生活，無數的歷史劫難，不能不使人作歷史的反思。每個人的經歷不同，思想是千差萬別，對陳和毛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僅是我個人的看法：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人。

    陳是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對抗者，毛是列寧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擁護者。

　　陳是主張把黨叫社會黨，由於尊重第三國際，作為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才叫共產黨；毛主張要建立列寧斯大林式的共產黨。

　　陳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獨立思考者；毛也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在列寧斯大林主義兩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獨立思考者。

　　陳認為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生產力十分落後，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毛也以中國的農民為主體，主張兩步走：先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可以立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剷除資本主義，消滅資產階級，就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陳是“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創造了一個爭取民主與科學歷史任務的新時代。這兩大任務迄今沒有完成，有待於全國人民今後的努力；毛是在奪取政權以前，主張為民主與科學的歷史任務而鬥爭。但一旦奪取了政權，就打着社會主義的旗幟，就想要跨越資本主義階段，消滅資產階級。憑着無產階級專政，不斷提高生產關係，憑藉唯意志論，實行所謂大躍進、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政治運動，而成為民主與科學的踐踏者、摧殘者，口是心非的偽善者。

　　陳主張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類取得自由和解放、從而獲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當家作主，各級政府官員的普遍選舉制，結束委任制，有反對黨的存在監督，反對一黨專政和獨裁；毛主張民主是有階級性的，一切都應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一黨專政、領袖專政和個人崇拜。

　　陳領導了“五四運動”，要求發揚民主與科學精神，讓人民大聲說話，保衛人民自己的權利和獨立的人格尊嚴；毛是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造成全民說假話，只有說假話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權，使社會道德敗壞，使人人成為雙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陳是歷盡政治上的打擊和折磨、第三國際的誣陷、國民黨的審判和陷害、生活的貧窮、疾病的困擾，危難中挺拔堅強，英明遠見，更顯出人格的光輝，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後人思考，經得住歷史實踐檢驗的論述；毛在建國後享盡榮華富貴，帝王之尊，霸王之權，獨斷專行，一言九鼎，無法無天，肆意胡行，是一切權力的集中者，是黨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君師合一的標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無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當代的紅太陽，是社會主義的始皇帝，是個人崇拜的一尊活神，是頂替斯大林的世界領袖。

　　陳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連他在敵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張，說章士釗為他辯論的話“不代表我，我組建共產黨，就是要推翻國民黨，這不是叛國，國民黨不代表國家”。他對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聲明自己的主張，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卻一生中表現出他精於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好話說盡，壞事干盡，陰謀陽謀交替使用。

　　陳一生所代表的是時代進步的啟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際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毛則相反，是獨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長的而非平等的，是封閉鎖國的而非開放的，是高度集權的而非分權平權的，是唯意志的而非實事求是的，是殘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陰謀陽謀交互並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陳獨秀一生坎坷，死後，人們為他洗清污泥濁水，還他一個“乾乾淨淨的陳獨秀”，他代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戰鬥，追求進步的社會理想，追求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人物；毛澤東則在那些輝煌的歌頌之後，恢復歷史本來面目，他成了一個大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於過，他的後期是罪大於功，他是個很複雜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權力薰心的歷史人物，是農民革命，封建專制皇權思想與西方極權主義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陳在歷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當代人民的理想，民主與科學，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毛在歷史上的定位，卻扮演了人民懼怕的梟雄，是暴力社會主義時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幾千萬人民受苦受難,餓死、橫死、慘死的暴君。

　　陳的一生是悲壯的，苦難中顯現出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欖似的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是可憎的，正是他顯赫人生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悲劇。

    這兩個歷史人物，代表了兩種理論，兩種政治，兩種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走向和前途，兩種人格，兩種品德和作風。

　　我們接受歷史的教訓，第一要重新研究中共的黨史，恢復黨史真正的本來面目，從黨史吸取教訓和力量；第二要重新接合中國實際學習馬克思主義，徹底弄清什麼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他們在新時期的特點和發展的可能性，真正展開理論上的探討和爭鳴；第三，我們要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就和教訓、我們改革中的強處與弱處，以使更好地推動改革和開放，獲得更大成績。學術上的開放和自由討論、理論思維的活躍，是祖國復興的可喜現象。

　　當前歷史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徹底清理毛澤東思想已是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大體說來，當我國進行徹底清理毛澤東思想之時，也可能是政治體制改革、憲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進之時。

　　根據以上兩個歷史人物的評論，可以展開實事求是的討論，廣開言路，也會引導人們的認真學習歷史，恢復真相，分辨是非得失，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這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最好學習方法。

　　由此我們還可以展開很多歷史人物的研究和評議，從中吸取更多的經驗和教訓。歷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課，是最好的公民課，最好的理論課，是改革開放繼續前進的最好教科書。

（本文是謝韜老人為丁弘

再為仲甫先生一辯

——讀石仲泉先生大作有感

丁  弘

　　多年來，石仲泉先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是我心目中尊敬的學者，他為陳獨秀正名做了許多工作。從他這篇文章也可看到，他們一步步向前推進，主持正義。這是應該表示敬意的。

　　評說仲甫先生的功過，是文章的重要內容。其最後一個小題目是：“陳獨秀功大於過，應予平反，恢復黨籍，鄭重紀念”。對幾十年間，被一些歷史強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似永世不得翻身的陳獨秀，作為官方單位的仲泉

　　“陳獨秀案”是20世紀中國第一大案。因為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共建黨的元勛，是黨的一屆到五屆的總書記。迫害他、誣陷他的對立面是20世紀政治舞台上重量級的人物。所以給他平反不易。是因此而仲泉先生在評說時還不得不留個尾巴嗎？說我們把“右傾投降主義”改為“右傾機會主義”了；說“瞿秋白在黨的五大會上，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造成嚴重後果，不能全怪陳獨秀個人”；也“不應讓共產國際負完全責任”。那麼怪誰呢？這話模稜兩可，實是“各打五十大板”！！

　　仲泉先生作為個人，他已經最大限度地盡力了，有足夠的正直和勇氣了；他甚至提出應給仲甫

　　但，他還是給“陳案”留一點尾巴——“功過就算三七開”吧！對一個人功過這樣作量化，是“宜粗不宜細”的精神，目的為了否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當然是“差不多先生”的語言。

　　顯然，仲泉先生有難處，未能擺脫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潛規則。建國之後歷次運動，最後落實政策，撥亂反正，常是儘量留點尾巴，是“以革命的名義”為了所謂“安定”，實則還是是非不能澄清，保護另一方。

　　群體性的例子有“反右”，只說是“擴大化”了，留個尾巴。前提是對的嗎？這保護了“以言定罪”的違憲行為，照顧到迫害者一方。

　　個案多了！如劉少奇案，脫掉了“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重新授予“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落實了政策了，但留下尾巴。他不僅是三頂帽子，而是一個“生命”，對國家主席生命的消失，不能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說明問題，也是為了維護迫害者……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法律觀念，這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最大障礙。

　　這些年，“陳獨秀案”只是社會道德法庭即史學界議論的重大話題。他是應以人類普世的倫理觀評說的。可能有不得已的原因。仲泉先生給陳獨秀功過的評說留點尾巴，把問題模糊着，這是政治對史學的干擾。

　　“右傾路線”給革命事業造成大的損失，問題出在哪裡？和陳獨秀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有三個材料為證，可最好地說明問題：

　　一、蘇聯的解密檔案

　　仲泉先生所在的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印製了大量蘇聯的解密檔案。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從

　　陳獨秀一再申請，要求擺脫國民黨。斯大林惱怒，甚至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批評。“4·12”事件之前，蘇共以大量槍支和金錢供給國民黨。陳獨秀和斯大林的右傾路線的矛盾日趨嚴重；他終於拍案而起，最終決裂。

　　從這些檔案，你會看到蘇聯上下“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他們把中國好似當作自己的地方。後在瑞金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這一精神的延伸。那一時期，共產國際派人在中國領導中共，從未間斷。

　　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到陳獨秀和托洛茨基之間早年思想的聯繫。“人以群分”，勢所必然。托氏被斯大林派人追捕，殺害於墨西哥。中國的托派被毛澤東一網打盡。蘇聯最高法院後給托氏正式平反。中國把托派從獄中放出，尚未作處理。仲泉先生字裡行間對托派仍保持着傳統的觀念；如何評說托氏，涉及陳獨秀，這中間不是也有一個是非和道義的問題嗎？

　　二、陳獨秀拍案而起，寫的《告全黨同志書》，還有三封和黨的告別信，是批判右傾路線的宣言書。可以看出，根據組織原則，他不能不執行上級的指示，也說明了和斯大林、共產國際右傾路線的反覆鬥爭。

　　他陳述了以下事實：

　　1．黨的“二大”之後，國際的代表馬林來了，他召開中央全會，提議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當時我們一致反對。最後不得不服從上級。

　　2．參加國民黨，共產黨員喪失了獨立性。馬林垂頭喪氣。鮑羅廷又來了。帶給國民黨大量經費和軍援。

　　3．我們派彭述之去申請分給5000支槍武裝工農，國際的代表不同意，甚至說：“現在是共產黨給國民黨做苦力的時候。”陳獨秀當時說：“我們是陷入了深淵。這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了。”

　　4．陳上書共產國際提出意見，主張只能和國民黨黨外合作，莫斯科對這個意見，在報上嚴肅批評。並派吳廷康（維經斯基）來華，批評陳的觀點。

　　5．陳提出武裝鬥爭的計劃和鮑羅廷商量。鮑說：“我同意，莫斯科不會同意的。”果然，國際電令中共，把槍支收起來，以免引起衝突。蘇聯同志，凡是對上級有意見的，後來多被處決。

　　對陳不停地有獨立思考，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早反感透了。陳獨秀忍無可忍，寫出公開信《告全黨同志書》，在服從組織和追求真理之間，選擇了後者。

　　陳獨秀深知公開信的後果，他說：“我不講這些話，他們還會用我的。”

　　陳獨秀以無比的義憤，發出這樣的吼聲：

　　“叫我到蘇聯去學習，我在中國幹革命，到蘇聯學什麼！”

　　“中國的革命事業為什麼要他們領導，他們的革命叫我領導行嗎？”

　　在其《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對黨早期政治路線的錯誤，坦誠作深刻的反思。他在信里開始即說：“我在1920年（！）追隨諸位同志建立本黨以來，忠實地執行了國際領導者斯大林等的機會主義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可恥的悲慘的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補過……”

　　陳說：“我堅決認為，中國革命過去的失敗，客觀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即對資產階級國民黨之錯誤。當時中央的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公開地勇敢地承認過去的政策，是徹頭徹尾的錯誤了。”雖然他早已一再向上級提出意見，並受到批評，他面對全黨，還是首先批評自己。自然，這種“自我批評”大大觸怒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稱他的公開信是“反黨文件”。

　　當時，斯大林的權勢如日中天，誰人敢說一個“不”字。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氣壯山河！體現出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中的浩然正氣。這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是國際共運中中國共產黨的光榮篇章！

　　今日共產國際早已解散，蘇共早已敗亡。陳獨秀的這種疾惡如仇而又嚴於律己的精神，不正是我們應發揚光大的嗎？

　　陳獨秀一生的戲劇性因此而產生。共產國際解除他的職務，中共開除他的黨籍，而蔣介石卻從其《告全黨同志書》，認為他是真正的共產黨，懸賞三萬大洋，重點追捕！接着他被長期關押於南京獄中。而後的多年間，法庭和煉獄的考驗，證明了蔣氏對他是“真共產黨”人格的鑑定是正確的。後來由於黨內鬥爭的複雜性，他先後又被戴上五頂帽子。近二三十年，史學界披荊斬棘，又逐步給他脫去。其中情節，說來話長了。

　　三、為了最終澄清這個問題，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應重新提到的。仲泉先生在文章中說：“瞿秋白在五大會議上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路線。”孤立地這樣說，遠離實質了。瞿在會上顯然講了一些話，但他當時是怎樣的心情？臨刑之前，他寫了並非多餘的《多餘的話》。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時他所最為繫念的還是陳獨秀。他對敵人殺害自己，認為是正常的。但想到黨內鬥爭的悲苦、難耐，他為自己的軟弱無力、言不由衷而懺悔。他說自己思想上早背叛了黨（共產國際）。他說得坦白：“我成了十足的市儈……中央怎麼說，我就依着怎麼說……”他說自己是“雙重人格”，“我沒有了自己，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現在我到了對自己清算的時候了”，“現在這場滑稽劇就此閉幕了”。國際的代表鮑羅廷，明確交代瞿秋白，右傾錯誤造成的危害，責任只能由陳獨秀負責，否則影響國際和中共的威信。瞿是一位良善的謙謙君子，當然他視為這是叫人痛苦的“滑稽劇”。他說自己實在不想接陳的班，他懷念陳獨秀，反覆自責……

　　這是發自靈魂深處的吶喊！他以此向世人訴說，向黨袒露心跡，以此最終展現了他高潔的靈魂。

　　事實擺在面前，如何評價陳，是每個共產黨員道德素質和政治品格的展現，時至今日，已經不是認識問題了。我們應為黨的創始人的高大形象而自豪！

　　行文至此，想到胡耀邦同志對陳獨秀問題的評說。1984年，中央指示中央黨史研究室寫一篇文章，澄清陳的歷史。胡繩同志（研究室主任）主持形成了兩萬多字的送審稿。稿件否定了一些荒謬的誣陷，但仍有大是大非因襲舊說。沒有根據事實更正。這引起耀邦同志的注意。1984年11月23日，又專門召開會議討論。這時耀邦同志說：“長期對陳否定是不公正的。他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勞。不能將大革命的失敗歸咎於陳。當時黨處在幼年時期，有共產國際脫離實際的指導。對陳這樣有大貢獻的歷史人物，要有深遠的歷史眼光，公正、實事求是的精神，正確評價，以便後人得到教益。”

　　當時，作為總書記的耀邦同志還曾提出了“兩個不管”：“不管在什麼問題，在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對陳獨秀這樣一位20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人物，作出正確評價，其重要意義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