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見網絡上關於唐駿博士學歷打假的事件，劇團想起曾經親眼所見過的假博士現原型的 事情來。

張博士作為博士，在西南一所重點大學教書多年，教研究生基礎課，口碑不錯，平日裡人看上去很樸實，黑黝黝的皮膚，中等個子，一副眼鏡架在鼻梁上，性情平和，說話聲音低沉，且平緩。不知道是怎樣調入這所大學來教書的。

張博士同許多從農村出來的中年男人有相同的一點，就是在人生目標初步實現了以後，跟農村的老婆離異，在大城市裡面尋覓到條件比較好的“剩女”再婚，還喜得貴子，生活事業可謂雙豐收。

張博士有個殺手鐧，每每在關鍵的時候，特別是在對待上級的時候，他總要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某某元帥曾經諄諄教導我，他老人家說......”，至於具體說了些什麼，那得看他當時需要達到自己的什麼目的而言語的事情。張博士說他的家鄉，而且是他那個村莊，出了一個中國的大元帥，而這個大元帥跟他還是遠親。 拉着這面大旗作虎皮，怕就怕你有膽量的還不信這個？！

張博士曾經靠着一張假博士文憑，還是評上了副教授職稱，出問題是在評升正教授的事情上的。當時他躊躇滿志地，當仁不讓地作為唯一的競爭勝出者進入了最後的評審階段，不幸的是評委們多次要求張博士出具博士證書的原件，張博士總是藉口推延，評委們發現他出具的複印件上面都有問題，於是來了真格的，最後張博士不得不承認他自己的真實教育程度為大專。

大家對於張博士假博士文憑的事件還是感到意外，因為張博士平日裡給自己假定的這個角色，扮演得太認真，太一絲不苟了，他早已經進入這個角色了。事出之後，還有很多人為他說情，有個人還親自告訴我：“其實張博士講課講得很不錯的，總比那些肚子裡面有貨，但是是茶壺裡面倒湯圓的人要好得多嘛。”（茶壺裡面倒湯圓的意思就是沒有口才，不能把自己的才能表達出來）。言下之意就是文憑並不等於能力。

記得有一次科技成果展覽，張博士把他獲獎的證書都拿了出來，其中包括“優秀共產黨員”證書，“先進工作者”證書，甚至還把校慶贈與的50元人民幣的贈與書也拿了出來，有人提出異見：“怎麼把這些個證書都拿到這裡來了呢？是科技成果展覽，又不是優秀事跡展覽。”

總之，事情出來過後，停課是自然的事情，說三道四的人也多的是，奇怪的是幫張博士喊冤的人卻不少，大有張博士不單人緣好，而且還不能屈才那個味道，只是栽在了評職稱的事情，冤枉啊。

最後在會上，還是比張博士資格更硬的雷教授，當着張博士的面，嚴厲批評了張博士作假的事情，並要求他應該對這起事件做出檢討和悔改的姿態出來，雷教授說：你的問題是假博士，而不是竇娥冤！

於是大家才又安靜了下來。

可是安靜了沒有兩天，當時為新華社四川分社的《蜀報》，卻更詳盡的報道了假博士的事件前後，還專門派出記者到校方作過責問式的採訪。後來，國內一有風吹草動，中宣部就得跟這些地方報紙打招呼，不能亂講話，後來這個報紙自然也就消失了。

假博士現原型過後，張博士還是親自多次找到學校的領導們，誠懇如初，他把各種發表的文章拿出來給他們看，充分肯定了自己所取得的良好成績，以及表現出的不可忽視的才能，當時西部開發的號角又吹響了，於是，張博士最後被安排到西部開發理論研究辦去工作了。

最近，馬未都在他的博客上面寫了《誠信》一文：“幼兒第一次說瞎話表明他心智開始成熟，這句對於他是一個里程碑式的瞎話說明他已知道掩飾。這是幼兒心理學很重要的常識，伴隨每一個人的成長。

    成人說瞎話已沒有這麼簡單，他有明確的目的性，利用他以為最低的社會成本，以期獲得最高的社會利益。而社會也沒那麼簡單，它深知個人最低的社會成本，聚集起來就會成為社會的最高成本，如不遏制，整體社會就無法獲得利益。

所以，社會推崇一個最有價值的道德體系——誠信。這一體系不分今古，不分中外，沒有文化的差異，乃普世原則。但是，仍有人願意說瞎話，在不被戳穿的前提下，他會受益，他會自得，他會以為全體社會就是個傻子。

    今天，我們幾乎生活在一個被瞎話包圍的社會，多數時忍無可忍；我們不知在商業社會中如何生存，我們需要辨識每一句與己無關的話。如果沒有勇於打假的人站出來，社會很多時候就是一團糨子。最可氣的就是一些已被社會標榜的精英，被抓住把柄後只會辯解，不會道歉；其實道歉是誠信唯一救贖的作為，是通往再生的唯一道路。

人言為信，其欠是欺。古人造字時已在闡明個人生存之理。儘管說瞎話是幼兒心智開始成熟的標誌，但成人後再說瞎話則是不成熟的標誌。尤其為瞎話辯解屬於蠢行，明眼人看可笑之極。“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先賢說得多有意思啊，縮斂肩膀，一臉討好般地遮蓋，比三伏天在田頭幹活還累呢！”

劇團最後要說的是，雖然當今連君子風範都成為了奢談，但是作為一個成年人，起碼的對錯，羞恥之心還是應該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