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是是非非（上）
《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第九章
海天出版社 1992年 深圳

袁偉時

友：談洋務運動離不開李鴻章，可他至今仍是眾說紛紜的人物。真想聽你吹一吹。

袁：的確，李鴻章後半生的歷史就是洋務運動興起和衰敗的縮影。他生前已是毀譽參半，而近40多年來，中國大陸的史家幾乎眾口一詞，諡之為賣國殘民的反面教員，直到這幾年雖然罵聲未斷，而力求全面分析的文章卻似有增加之勢。要把諸多歧見理出頭緒真不容易。但歧見往往蘊藏着學術發展的契機。所以，這是值得聊聊的話題。��

一．擺正個人與環境的關係

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袁：我想，仍然離不開時勢與人這個古老的歷史之謎。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環境去評判歷史人物。抽象地說，許多史家都同意這個原則。但在看待李鴻章這樣複雜的歷史人物時，無意中往往忽視了這個原則。

他同曾國藩一樣，都以鎮壓太平天國為時賢所咎。但這個結論包含着一個前提：太平天國比清王朝更先進，從而更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發展。可是，這僅是個沒有成為事實的假設。而近年來不少史家已有力地證明，《天朝天畝制度》本身帶有很大的落後性；太平天國政治上實行的是中世紀式的專制統治；經濟上或是實行摧殘生機的平均主義，或是照舊完糧納稅；先進的《資政新編》懸諸高閣，洪仁�蕦�手湊迫�力的时间很东HＬ�平天国也是一庚b飩ɑ�祼俐治集团，其活动的汉V謨任�灭嬙。染J�无法矙n股鮮黿崧郟�那么，太平天国同清政府祼澜争策��是两庚b飩�集团之紲Z牟�读P�曾国藩、李鸿章染U味ㄎ徊皇且�謪Q驢悸橇寺?此外，如果如實地把李鴻章看作特定的社會政治勢力的代表，就不能不觀察他所活動的年代全部社會政治結構，就應該具體分析和對比各派代表的主張，從中引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多年來，人們熱衷於譴責洋務派“賣國”，但是，我們卻很少看到對這些“賣國”主張賴以出現的社會背景的分析。於是，李鴻章之流仿佛是天生的“賣國”胚子。如果慈禧別開慧眼，選擇了另一愛國志士執掌實權，中國近代史似乎就將面目一新。這樣的推論，能令人信服嗎?友：任何有影響的歷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島中的魯濱遜。不過，光發牢騷還不成，還得結合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談。

袁：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戰爭。而從70年代起，李鴻章都是這些戰爭的當事人之一。我們不防透過這些戰爭來看李鴻章的是是非非。��

二．海防塞防之爭的實質

友：70年代最大的戰爭莫過於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這是中華民族在19世紀唯一取得重大勝利的愛國壯舉。在這次戰爭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張放棄新疆的李鴻章被目為賣國，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袁：收復新疆無疑是正確的愛國壯舉。李鴻章在新疆問題上同左宗棠意見相左。但兩者的分歧是不是愛國與賣國之爭?

賣國是指背叛國家或為了個人及小集團的私利出讓國家權益的嚴重罪行。它應該有嚴格的界說，不能隨意混淆。同時，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一定要有實事求是精神，不能離開歷史環境和全面情況作出簡單、片面的論斷。左宗棠、李鴻章等人是在什麼情況下提出各自的主張的呢?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藉口台灣居民殺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灣。一向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因學習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視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清帝國，震動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籌，朝廷命軍政大員詳細籌議。李鴻章於十一月初二上《籌議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此摺內容豐富，稍後再作全面分析。這裡先看看他關於新疆的主張： “近日財用極絀，人所共知。欲圖振作，必統天下全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無論開闢之難，即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師老財□，尤慮生他變。曾國藩前有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之議，殆老成謀國之見。今雖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可否密諭西路各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一面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等回酋，准其自為部落，如雲貴粵蜀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可矣。……況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哉。”李鴻章：《籌議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8-19頁。�お�

朝廷既沒有採納李氏的意見，也沒有贊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張，而傾向於海防塞防並重。而左宗棠在稍後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見，實際是主張全力西征。因為在他看來，海防沒有現實的危險：“竊維泰西諸國之協以謀我也，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必別有奸媒……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輒發難端。自輪船開辦，彼挾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廣求善事利器益為之備；謂彼猶狡焉思啟，顧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摺》(光緒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3-34頁。既然西方各國無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夠的準備，海防不足為慮，言下之意就是應該全力西征。以上是當時海防、塞防之爭中雙方的主要觀點。

老弟看看，這像不像愛國與賣國之爭?左宗棠倒認為“此皆人臣謀國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見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摺》(光緒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2頁。時賢從中挖出一條賣國路線，令人難以苟同。

第一，這是專制王朝就重大問題徵詢臣子的意見，不管說得對不對，都是為朝廷或國家籌謀。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某種主張出自一己或小集團的私利不惜損害國家利益討好敵國，就不應該科以“賣國”重罪。遵循正常途徑發表意見，即使是錯誤的，也不是什麼罪行，何況是遺臭萬年的賣國罪!

第二，雙方分歧的焦點是戰略部署和有限的財力如何分配。

今日話當年，左宗棠令大片國土免於淪亡，確實是功垂千古的偉業。在這場爭論中李鴻章的主張是錯誤的。但一定要實事求是揭示其錯誤所在，方能使後人真正以史為鑑。他認為當時的主要危險來自漫長的海邊，而這個地區尤其是京津和瀘寧是國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為重點。我想，作為戰略方針來說，這個主張是正確的。雅片戰爭以來，侵略者主要來自大海，喪權辱國，釁端屢起，以海防為重點有什麼不對?!但是，李鴻章在堅持這個正確主張的同時卻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極端。他沒有考慮到，在一個短時間內，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決也未嘗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適應了後一需要，雖然他對海防形勢的估計未免過於樂觀。

李鴻章反覆強調他所以提出這麼一個主張根本原因在於財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為軍餉不足叫苦不迭。他們分歧的實質在於這個貧弱的國家如何分配極其有限的財力最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諱：“餉事奇絀，實緣時論正急洋防，所有各省關常年協款均被占去。”“大抵財源只有此數，洋防不減，塞防增無可增，將來非從此着想，別無生發。”左宗棠：《致譚鍾麟》(光緒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書牘》第124頁，嶽麓書社1989年。李鴻章也認為：“西師不撤，斷無力量兼謀東南。”李鴻章：《復劉仲良中丞》(光緒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頁。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費用支出的實際情況，就不能不承認他們說的都是老實話。清廷原來打算海防、塞防兼顧，但這個看似全面的主張在一個時期內不過是一紙空文。原定每年撥給海防費用四百萬兩，但自光緒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銀四百八十二萬六千六百十八兩有奇”，李鴻章：《海防經費報銷摺》(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頁。而其中近81萬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萬兩(按五年半計)。西征軍的情況又怎樣呢?從光緒元年至三年，已支銀2645萬兩，還欠下內外債務1077萬兩。兩項合計共3722萬兩，平均每年1240多萬兩。左宗棠：《光緒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軍需款目報銷摺》(光緒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頁。如果加上賠付俄國的900萬盧布(合銀510多萬兩)，則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餘萬兩，其中包括兩次借外債共800萬兩。(沒計四年、七年續借的750萬兩。而且這些外債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這些枯燥的數字說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財政非常困難，力不從心，只好把能夠動用的財力主要用於西征。西征軍統帥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鴻章籌辦海防也義不容辭。他們關於海防、塞防何者為重的爭論說到底就是爭軍費。這裡有誰是誰非的問題，但硬說這是愛國與賣國之爭，卻未免過於牽強!

第三，不能籠而統之把任何放棄某些邊疆的主張都說成是賣國。

友：這可是大怪論。難道主張把國土送給人還叫愛國?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老弟稍安毋躁。

孫中山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競相推崇的歷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對日本人說：“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孫中山：《與森恪的談話》(1912年2月3日)，《孫中山集外集》16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15至1918年間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在內的日本人表示：“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孫中山：《與上原勇作的談話》、《與河上清的談話》、《與松永安左衛門的談話》，同上書第225、228、236頁。歷史已經證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國革命純屬不切實際的幻想。史家們對孫中山願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也有種種議論。但是，全面考察孫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張儘管是錯的，也是救國活動中的權宜之計。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魂當為厲，以助殺賊!裂襟齧血，言盡於斯。”《譚嗣同全集》第546、532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這是譚嗣同獻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遺言，讀來令人心潮澎湃。他是無可爭議的救國英雄。但甲午之戰後，他在寫給摯友的長信中有這麼一段話：“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余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譚嗣同：《報貝元征》，同上第211頁。白紙黑字，簡直要把半個中國價讓給英、俄!一個視死如歸的烈士卻如此主張，這可給史家留下了難題。於是，或閉口不談，或點到為止，倒也沒有什麼人訾之為賣國。

不管出自什麼動機，對前人的論著千萬不可斷章取義。以譚嗣同的這封長信來說，不愧為全面改革的綱領，力主既變器，又變道；廣興學校；大開議院；改革官制；改革財政稅收制度；開公司、興保險、建銀行；修鐵路、電報，辦工廠；辦報紙……棄夷夏之見，取人之長，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見解，與康、梁等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之所以建議賣地，目的在於求得英、俄的金錢和保護，以為改革的條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護之說，本不可恃，而此所謂保護……且須有十年之限制，吾暫假以為虎皮嚇他國……吾得此十年閒暇，固足以自強矣。”譚嗣同：《報貝元征》，《譚嗣同全集》第211頁。因此，他的出賣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錯誤主張無非是基於救亡的緊迫而出現的局部性的認識錯誤。《馬關條約》簽訂後，甚至一貫以主戰著稱的張之洞也建議：“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則酌量劃分西藏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張之洞：《致總署》(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張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頁。其出發點不過是兩害相權求其輕。這些都同為了私利向敵人投降和出讓國家利權的賣國勾當絕對不能混淆。

李鴻章暫棄新疆的主張也屬同類性質的錯誤。李氏不是什麼民族英雄。但他主張暫棄新疆無非是基於集中力量確保核心地帶的戰略思想，與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無關，更不是媚敵求榮求利。這個主張始作俑者是曾國藩。如果史家們沒有忘記曾國藩面對的是從東南到西北烽火連綿，內外呼應的困境，也許用詞就會謹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鴉片戰爭後棄邊守本的主張發明權應屬名聲甚佳的魏源。他怎麼說呢?“浙海島嶼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險則非門戶，以富則非沃壤，以大則僅彈丸。明湯和經理沿海，並未收入內地。……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益，其命副都統率駐防滿兵回京。此皆開國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棄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懸之島，使外夷得以挾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棄定海，移其兵民於南田，嚴守寧波。”魏源：《籌海篇》一，議守，《海國圖志》50卷本卷之一第5頁，道光甲辰古微堂板。這是書生議政。用時髦話來說，這些人不論地位高低，都有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感，不論其主張正確與否，均出自為國籌謀的赤誠。

友：沒有想到有這麼多重要歷史人物會提出這樣的建議。

袁：這確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我想，這同文化背景不無關係。

他們通常是當時對中西文化和國內外局勢有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銳地感受到了國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頗的建議。

與此同時，他們都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從特定意義上說，都是處於傳統到現代的過渡型人物。因此，有幾個引人注目的特徵：一是還沒有確立完整的現代主權觀念。在魏源的腦子裡恐怕還沒有領海的概念，所以他才從文化的角度視舟山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二是華夏觀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覺、不自覺地影響着他們的言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現代觀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確立。他們最關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華夏文化的核心地帶，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出讓或出租邊遠地帶的意念便出現了。三是知識不足。他們往往只看到邊疆的荒涼，不了解那是中華各民族後代子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寶地。順便要說明一下，這些是就除孫中山以外的19世紀歷史人物而言。孫中山的情況比較複雜，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

再扯得遠一點，把海防與塞防的分歧判定為愛國同賣國之爭，也與文化背景有關。在我們這個古老國家的歷史上，以言賈禍的記錄不絕如縷。這是思想文化上以聖人的言論或經典為是非標準，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產物。李鴻章堂堂正正給朝廷上奏章籌劃如何富國強兵，怎麼也不會想到百年後還會因此背上“賣國”、“投降”的黑鍋。這些朋友對現實生活中亂扣帽子的歪風諒必深惡痛絕，有的還可能身受其害，在評述歷史時卻情不自禁也來這麼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歷史的真實總比戲台上的紅白臉譜複雜和豐富，神化和鬼化歷史人物終將戕害民族生機!��

三．中法之戰的是與非

友：你小子別激動!判定李鴻章“賣國”、“投降”可不是只根據他幾句話，還有許多實際行動。中法之戰打了勝仗，卻丟了越南。喪權辱國，莫此為甚!這正是李鴻章投降賣國外交的惡果。如果按照張之洞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去辦，情況就會大不一樣。

袁：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值得認真議論一番。

中法戰爭先後歷時三年(1883-1885)，要正確評價這次戰爭中的李鴻章，必須弄清幾個前提。

第一，越南與中國的關係。

越南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軍隊和外交；但又是中國的藩屬。它在法律上要受中國冊封，定期向中國朝貢；中國則負有保護其安全的責任。

第二，法國是社會制度先進的強國，其經濟和軍事力量均是中越無法比擬的；但它在這次戰爭中又是侵略越南和中國的非正義一方。

第三，當時的越南是在腐敗的專制王朝統治下，越南軍民雖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國土已逐漸淪亡。全境三十省中，法國通過1862年的法越《西貢條約》，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爾群島；1867年又強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歸其所有，並設總督於西貢治之。此後，法國侵略者處心積慮攫取整個越南。阮氏王朝在劉永福的黑旗軍支援下同法國交鋒，互有勝敗。至光緒九年(1883)終於被迫同法國簽訂《順化條約》，確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

在整個事件中，法國的目標非常明確：把整個越南變為自己的殖民地，並使之成為侵略中國的基地。就中國而言，前期是援助越南反對侵略，當法軍侵入中國時又加入了中國保衛自己的國土的成分。

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應該採取什麼對策?追求哪些目標?

友：在我看來，張之洞的主張是比較可取的：義正辭嚴，能伸張民族正氣，而又有嚴密的部署，支持劉永福、馮子材接連打了多次勝仗。如果讓他取代李鴻章掌握全局，就不會出現後來的可恥結局。

袁：從情緒上說，許多中國人都會贊成你的意見。我自己也曾經這樣想過。可是，冷靜地考察全局，又不能不承認張之洞的主張從總體上說，是不可取的。

簡單地說，當時李鴻章主和，張之洞主戰，清廷則游移於兩者之間。就讓我們從主戰派的意見談起。

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張樹聲，雲貴總督劉長佑等人均主張出兵援越抗法。那些言官更大言炎炎：“歷觀古今戰爭，利害無定形，成敗亦無常勢，大要皆成於果毅，敗於依違”張佩綸：《邊情已亟宜早定宸謀摺》，中國史學會編：《中法戰爭》(五)第16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真是滅此朝食的氣概。最具代表性的是張之洞的意見，事件初起，他便上書提出十六條建議，直截了當提出：“情勢已彰，徒遣密使偵探無益，徒在法京辯論亦無益，惟有遣使帶兵，赴越保護，助越之勢，沮法之氣，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以代定條約，相機操縱，進退綽然……此古人所謂守四境不如守四夷之說也。”張之洞：《越南日蹙宜籌兵遣使先發豫防摺》(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張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議四第14頁。他還認為“遣使帶兵援護越南，事體重大，若有威望素高之大臣駐粵督辦，尤可得力。”並建議派李鴻章到廣東坐鎮。兩年後，中法戰爭爆發不久，清廷便晉升他為兩廣總督，直接參與戰爭的籌劃和部署，可見朝廷對他和他的建議何其重視。戰爭中，他籌餉購械，支援閩台；建議起用馮子材，保護將領免受陷害，辛勤策劃，對贏得鎮南關和諒山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光緒十一年(1885)2月，中法和議告成，朝廷下令停戰，他又一再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衡門反對撤兵：“頃北洋電，和議已畫押，奉旨撤兵。竊謂停戰則可，撤兵則不可，撤至邊界尤不可。關外兵機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勢者。我撤敵進，徒中狡謀，悔不可追。”張之洞：《致總署》(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同上卷七十四第6頁。張之洞赤誠為國，堅決抗法，精明幹練，在當時的地方大吏中確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他的主戰顯然同張佩綸之流的書生空論不可同日而語。

儘管如此，要是用戰略的眼光考察國家的全局，張之洞的主戰路線卻是不足取的。

友：又是個前所未聞的大怪論，照你說來，豈不是愛國有罪?

袁：老弟再忍耐一下!聽完我的意見你再想想有沒有道理。

第一，這些行動能不能幫助越南維護自己的獨立和推動其社會進步?

歷史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這不是偶然的。19世紀的東方國家，在資本主義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場和征服世界的大潮中如果不改革早已腐朽的社會制度，就無法逃脫滅亡的命運。當時的越南阮氏王朝除了嚴禁鴉片比清政府好一點外，其愚味、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清政府本身又是如此昏憒，又怎麼可能幫助越南走上改革自強的道路?再加上越南政府對外非常軟弱，光緒九年(1883)七月，在法軍脅迫下“定新約十三條，盡攘其兵權、利權及用人之權，並願將全國歸法保護，越王名號土地雖存，固已陰降於法，僅劉永福所部力與相持，我滇桂各軍進扎越之北寧、山西，與劉掎角援應，殊非常局。”李鴻章：《復吳筱軒軍門》(光緒九年九月初三)，《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4頁。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能支援越南維護其獨立嗎?

可是，在出現了這樣的非常局面後，張之洞仍一味主戰。在同年十一月初一，他一天內上奏三道摺片，倡言：“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戰……夫鄙遠徼利而不止者兵必敗；始禍怒鄰而不悔者國必亡。彼曲我直，彼先發我後應，天道人心可以一戰。”得道多助，後發制人，南皮張公真是信心十足!具體的方略安在?他提出十六條大計，其中之一是：“明諭永福，若能擊退法人，綏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他。……此事宜先授以武職崇銜，使為越南監國，並資以精械巨餉，如此則民心有系，土氣大振，必有奇功。從此受我卵翼，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將奪氣，賢於十萬師矣。”張之洞：《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摺》(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一)，《張文襄公全集》卷七，第9-10、12頁。此策氣貫鬥牛。可是，劉永福最盛時麾下也只有幾千人，他有沒有力量外抗法寇，內撫全越呢?要劉永福承擔這個力不從心的重任，實際上等於清廷宣告自己同法國進行爭奪整個越南的決鬥。這樣就產生了兩個新問題：一是清政府果真有這樣的能耐嗎?二是值得為越南孤注一擲嗎?這些問題似乎都不值得專門討論。

第二，中國為這一仗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清廷沒有全盤接受張之洞的主張，但也結結實實地打了幾仗。但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先看經濟上的損失。“中法之役用三千餘萬兩。”《清史稿》卷125，食貨六，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710頁。這是每年經常性軍費開支3400萬兩以外的額外支出。當時清政府的年收入約七千萬兩左右，都已派上用場，根本無餘錢剩米可以對付這筆開銷，只好以外債挹注這個缺口。“法事平後，各省須還洋債近二千萬。”李鴻章：《復曾劼剛襲侯》(光緒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63頁。現有確實資料的外債總數為2193萬5千多兩，比李鴻章說的還要多一些。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1015頁，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北京。同時，這還不是唯一的經濟損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馬江之戰，苦心經營了18年的中國主要造船基地棗福州船政局受到嚴重破壞，“我國被擊沉之軍艦計七艘，艦中軍官士卒及辦事人員等計一千五百餘人，又艇船中士卒亦有五百餘人，統計約二千餘人，生還者只有十一人。”采樵山人：《中法馬江戰役之回憶》，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三)第13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被擊沉者包括福建水師旗艦，此外還有兩艦逃出後自行鑿沉，龍槽船十餘和一大批小船被毀。福建水師主力喪失殆盡。僅艦船和工廠設備的損失在二百萬以上；已耗官帑六七十萬的基隆煤礦也於戰火中被迫炸毀。總之，損失比北洋海軍購買軍艦的全部費用大幾倍，也比慈禧修頤和園的花費多。有的史家甚至說：“所蒙經濟損失，估計在一萬萬兩以上。”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089頁，中華書局。

要是說左宗棠西征因保住了新疆而留名青史的話，這次中法之戰既無益于越南，也無裨中國，且因沉重的經濟損失而加速了中國的沉淪。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雙方在天津會訂越南新約即以一年前所訂中法簡明條約為底本，基本內容是一樣的。雖然簡明條約草簽後沒有迅速批准法國也有責任，但中方的游移亦是重要原因。這個期間法軍還侵占了台灣和澎湖的部分地區。也就是說，拖延一年，中國並無所得，越南依舊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第三，正確的國策必須既有遠見又符合實際情況。

張之洞等人提出和堅持自己的主戰路線自有其合理的根據。越南本是中國的藩屬，在這古老的體系內中越關係良好，自非殘暴的法越殖民地統治可比，為之一戰不是十分有理嗎?馮子材在鎮南關、諒山捷報頻傳，又為什麼要議和、停戰、撤軍呢?而其失誤在於對全局的實際情況缺乏透徹的了解。他們不了解，馮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勝利沒有改變敵強我弱的全局，中國能否依靠自己的軍力奪回台、澎失地固然有待證實，而要從越南全境驅逐法國侵略軍則顯然無望。面對如斯局面，主和不是更加合理嗎?更進一步說，在當時的世界大格局中，中國和越南都正在經歷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蛻變的熬煎，自顧不暇的中國與其背着越南這個沉重的歷史包袱，毋寧集中精力治理內部。因此，主和雖然招致當時乃至後世的訾罵，卻是壯士斷臂棗不得已的明智選擇。戰爭結束後兩年，著名的思想家何啟、胡禮垣便指出：中國在這次事件中“力難自顧，而又兼欲顧人。”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後》，《胡翼南全集》卷三第20頁。真是一語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