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今天的美國，“基督教右派”背負着非常負面的形象，在公眾眼中，他們被視為一群自以為是，封閉保守的人，想把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念和政治議程強加在所有人 頭上。在學術界，喬治城大學政治學教授克萊德威爾科克斯（Clyde Wilcox），將基督教右派定義為一個“企圖推動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新教基督徒參與政治行動的社會運動。”然而，基督教右派並不是一直積極參與政治活 動。本文筆者並不站在任何派系之一方，我只試圖給美國基督教右派一個簡短的歷史描述。在許多政治社會運動中，都是先有一套主義，後有教條式的行動，如以馬 克斯主義為主導的共產革命，但美國基督教右派並非如一些人所想，先有一套固定的理念，然後照着藍圖行事，杜克大學講師賽斯道蘭（Seth Downland）說得好：基督教右派的政治議程，是產生於一系列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

在山上的城市

在某程度上，基督教右派代表了清教徒的傳統，清教徒認為自己與上帝立了一個聖約，神帶領他們來到美洲，目的是建立“一座在山上的城市”（a city upon the hill），讓全世界都可以看見神的榮耀，而實現這一目標手段是傳福音，它基於一個信念：個人的轉化最終能夠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一九七五年之前，保守派基督徒遠離政治行動，因為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參與政治。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贏了兩次世界大戰，打敗了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 主義，美國順理成章地成為全世界的道德領袖，這符合了基督教的理想，因為美國變成了令人仰望的“山上城市”。在二十世紀五零年代，福音派十分滿意艾森豪威 爾的管治，因為美國領導盟友對抗無神論者的共產主義，再次成為“山上城市”。一九五四年，為了把美國從無神的蘇聯區別出來，“以神之名，一個國家” （One Nation Under God）這句話加進了效忠宣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故此，在福音派基督徒的心目中，美國確實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此外，當時的傳統家庭觀念也合乎基督教理想，婦女在家中撫養孩子，墮 胎尚未合法，公立學校還閱讀聖經和背主禱文。

一九六零年代之風暴和一九七三年的轉折點

但是，一九六零年代的社會和政治動盪大大改變了美國：民權運動、抗衡文化、婦解運動、移民增加、反越南戰爭、性開放革命、毒品泛濫、搖滾樂大受歡迎、嬉皮士運動……。福音派基督徒開始感覺到，美國正逐漸失去傳統的價值觀。

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初期，福音派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應變方案，福音派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非正式的。傑出的布道家葛培理與幾個總統都有密切的關係，葛培理給予 總統建議，他贊同詹參總統的扶貧項目、大政府倡議、越南政策，但他也有嚴厲批評詹參的其他政策。尼克松總統亦是葛培理的密友，葛培理稱讚尼克松處理越南戰 爭的方式，因此左翼批評葛培理是尼克松的“御用先知”。後來，水門事件令葛培理尷尬不已，此後葛培理對政治便一直保持低調。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最高法院贊成婦女有權在懷孕首六個月墮胎，托馬斯道浸信教會牧師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說：當天“我越來越相信，我不得不採取新立場。”難怪政治學教授喬恩希爾茲（Jon Shields）說：“如果沒有墮胎問題，就幾乎沒有基督教右派。”但墮胎並不是唯一的議題，同一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決定再不把同性戀看為病態。後來墮 胎和同性戀權利成為了基督教右派的中心議題，因為兩者被看作是對傳統性倫理和家庭價值觀的威脅。一九七九年，福爾韋爾成立了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它標榜“親家庭”、“反墮胎”，成為一九八零年代美國福音派基督徒其中一個最大的政治遊說團體。

在神學思想指導方面，一九七零和八零年代，基督教神學家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強烈主張基督徒需要進軍世俗文化，他認為世俗人文主義在美國的法律和政府中已經嵌入了反基督教的哲學，因此基督徒必須反擊。福爾韋爾的做法，部分靈感是來自薛華。

卡特、列根、布殊

在一九七六年總統競選中，福音派支持卡特，卡特是浸信會基督徒，他承諾會恢復美國政治的道德標準。此外，卡特許諾，如果他當選，他將召開一個會議，研究聯 邦政府如何能夠支持美國的家庭價值。入主白宮後，卡特信守自己的諾言，舉行了這樣的會議，但會議組織者拒絕定義家庭為異性戀、雙親家庭。亞拉巴馬州州長宣 布他不派任何代表出席，因為這次會議違反了基督教的價值觀。

不消說，基督教右派對卡特感到失望，一九七九年他們轉而支持另一基督徒候選人--朗奴列根。列根在總統競選期間向保守派作出許多承諾，雖然他告訴人們自己 反對墮胎和支持在公立學校祈禱，但他在政策上卻幾乎什麼都沒有做過。相反，列根提名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出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奧康納投票支持墮胎的權利。其實列根採取了相當大的努力，去聯合藍領工人和溫和的共和黨人，他不想表現得與基督 教右派太緊密而破壞平衡。一九九九年基督教右派作家卡爾托馬斯（Cal Thompson）重新審查這段歷史，他聲稱“二十年的戰鬥沒有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基督教廣播網（ＣＢＮ）創辦人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牧師是另一個對列根失望的右派領導人，他認為與其支持另一個基督徒候選人，不如自己在一九八八年參加競選總統。這場運動導致了基督教 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創立，這運動是共和黨在一九九四年的選舉中接管眾議院，和小布什於二千年總統大選中勝出的關鍵因素。

在二零零四年的總統競選中，喬治布什雖然因為伊拉克戰爭而不受歡迎，但他高調支持基督教右派的價值觀，因而令百分之七十八福音派基督徒投他一票。布什跟卡特和列根不同，他試圖努力推動基督教右派的議程，在他的任期內，他經常徵詢福音派領袖的意見。

結論

在布什時代，基督教右派已經成為貶義標籤，批評基督教右派的書籍如雨後春筍，右派 的理念被稱為“美國神權政治”、“美國法西斯”。雖然有些意見是正確的，有些則是誇大了，以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寫的【美國法西斯】為例，他認為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是“家庭焦點”的領袖）和羅伯遜等人有一個破壞個人良知的大陰謀，但是這類全國性陰謀需要一個法西斯式的極權組織去執行。事實上，美國福音派 是非常多元化的，當福爾韋爾成立道德多數派時，許多像馬克諾爾（Mark Noll）、喬治馬斯登（ George Marsden）、彌敦哈奇（ Nathan Hatch）等學者都警告說，家庭價值的議程不可等同基督教的福音。布道家葛培理汲取了自己的教訓，他也警告基督教右派領導人“在行使政治影響力時，要時 刻保持警惕。”

“美國神權”的說法是針對基督教右派的反民主性質，但它也可能被誇大。在【基督教右派的民主優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一書中，喬恩希爾茲發現，媒體對 基督教右派的描繪相當偏頗，誠然，偶爾福爾韋爾和羅伯遜發表一些令人不能容忍的公開陳述，但這並非全貌。希爾茲採訪了三十個基督教右派組織，研究他們的檔 案，並參加他們的培訓課程，他發現這些右派領導人教導成員禮貌地跟人對話，而且沒有以聖經作為唯一的論證依歸。

美國基督徒與政治關係之歷史的確有爭議性，我不能說他們已經嘗試過一切方法，但正如你看到，他們已嘗試了許多：強調個人得救，保持教會和國家分離的“清教 徒模式”， 保持與總統的友誼和給他們意見的“葛培理模式”，支持基督徒候選人，影響立法的“福爾韋爾模式”，把自己人放到關鍵崗位，甚至競選總統的“羅伯遜模式”， 此外還有其他未在本文提及的模式， 例如【旅居者】（Sojourners）創始人吉姆瓦利斯（Jim Wallis）推動社會正義，而不是側重於家庭價值觀。在未來還會有新模式嗎？大有可能。無論如何，艾森豪威爾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我們必須接受 美國社會是多元化的事實，一種適切時代的新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原載∶《余創豪》，2010-06-05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religion/christian_righ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