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華人註定要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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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國風
從七一大遊行、七九立法會示威到七一三的“民主集會”，由反對國安立法引發的香港民眾抗議正在演變成一場要求“還政於民”的民主運動。同任何一次成功地動員了民眾參與其中的政治風潮一樣，各派政治人物都開始不失時機地登台亮相，挾民意以迫政府，黨同盟而伐異己。短短十幾天，香港這個典型的經濟城市竟脫韁野馬一般地向泛政治化的方向衝去。 隔岸觀火的台灣自然不會靜默。與七一三香港第三次集會同日，台灣舉辦了關於“一國兩制”與香港23條的研討會，會上宣讀了陳水扁的致辭，對“一國兩制”面臨危機的嘲弄和唯恐香港不亂的殷切均溢於言表。

大陸方面對七一以後的香港變局至今尚未作出正式回應，但顯然無意為這齣陡然開場的政治戲再增加新的“劇情”。一些或多或少與北京保持一致的非政府人士，日前陸續訴諸輿論，總的意思是強調香港的經濟方面，意在用經濟的優先地位淡化此次香港**的政治色彩，遏制香港當前的泛政治化勢頭。

任何一個明眼人都會目睹這樣一個“二十年之怪現狀”：中國大陸從一個方方面面“政治掛帥”的極端政治社會，二十幾年時間內變成了一個方方面面都經濟第一、甚至用經濟替代政治的全民經濟社會。與此恰成對照，原本躋身東亞經濟“四小龍”之二的台灣和香港，近年來經濟振興乏力、經濟環境惡化、經濟地位下降，而政治熱卻逐年升溫，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政治熱情已然可與當年的大陸民眾一比高低了。

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國際通行的數字指標，例如增長率、人均收入等；而衡量一個地區的政治熱卻沒有類似的通行數字指標，如果有，應當是“人均參與政治活動小時數”、“各黨派平均相互攻訌次數”、“媒體政論文章發表總數”之類。但無論是什麼指標，當前人們最為關心的一定是這樣一個數學問題：經濟發展指標與政治熱指標的相關度究竟如何。

在數學上，常規的表達是：設變量X，Y，若X的變化與Y無關，則X與Y的相關度為零；若X的上升導致Y也上升，則X與Y的相關度為正；若X上升導致Y下降，則X與Y的相關度為負。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尚沒有發展出這樣一套知識：在何種條件下，政治熱與經濟發展的相關度為正，在何種條件下，政治熱與經濟發展的相關度為負。如果真有這門學科的話，根據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原理，當前在兩岸三地出現的這種政治和經濟的忽冷忽熱也許就不這麼極端了。 本文所要闡述的觀點是：政治與經濟高度相關，甚至可以說從來不存在脫離政治的純經濟；但其中的相關關係並不會如數學上的一次方程一樣簡單，應當是複雜的、多元的、但仍是有規律可尋的。

借用美國歷史上一位着名作家的話：“政治就是偽裝成原則之爭的利益之爭，就是藉助於公眾事務的私人事務”。（Ambrose Bierce）儘管歷史上不乏一心為公的政治家，但正如人們必須要假定經濟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一樣，人們也不能在總體上輕信政治的高尚。當人們誤以為政治真是關於公眾利益的原則鬥爭時，就不會看清政治與經濟之間的本質關係，而只要明白了政治也同樣是基於“私人的惡德”（曼德維爾語）的一種人類行為，就會明白政治和經濟經常就是一回事。

政治與經濟的混同就是將權力因素注入經濟。首先利用權力造成社會的上下分層，然後在社會分層基礎上展開經濟，經濟於是成為剝削。按照F·布羅代爾的理論，只有事先利用非經濟的權力造成剝削或壟斷條件的經濟，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經濟，而只有真正的資本主義經濟，才有利潤可言。（《資本主義的動力》） 就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其經濟取決於該國家和地區是否處於剝削者地位，或者說該國家和地區是否擁有自己的經濟殖民地。剝削者與殖民地關係的形成不是經濟競爭的結果，而是權力作用的結果，權力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知識的、文化的、資本的、傳統的，但無論何種權力，都必然是通過政治來運用的。

當年的東亞“四小龍”都是亞洲的中小國家和地區，總人口不足整個東亞的1/20。“四小龍”騰飛的過程其實就是“四小龍”躋身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剝削者的過程，“四小龍”如今輝煌不再也無非就是剝削者地位喪失的結果。剝削者地位喪失一方面因為維持對外剝削關係的自身權力基礎不足（例如在知識權力和資本權力方面遠遠落後於日本），另一方面是因為遭受到實際上更強大的權力的掠奪（例如97年東亞金融危機）。

近年來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通過國內的政治安排形成了巨大的國內殖民地，只要這個政治安排維持穩定，國內自身的剝削關係即可維持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畢竟，一個不少於10億人口的經濟殖民地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殖民地，其規模比當年成就了大英帝國的全球海外殖民地還要大許多倍。 政治通過權力主導經濟，經濟通過剝削產生利潤，這個道理其實並不新鮮。之所以在現今的經濟學教科書裡找不到如此命題，完全是因為存在着一個將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當中分離出來、將經濟學渲染為與政治無關的“類自然科學”的國際大騙局。這個騙局包括將亞當·斯密、馬歇爾等英國先師塑造成聖人、形成從“劍橋學派”到“芝加哥學派”的學說傳統、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造成知識壟斷等一系列操作，其直接的受益者自然就是騙局的製造者，也就是當今世界經濟體系中最大、最高的剝削者─“盎格魯－薩克遜帝國”。

沒有人比“盎格魯－薩克遜帝國”的主流精英們（我稱之為“英美右翼黨人集團”）更懂得當今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是如何運轉的了。這個黨人集團經過長達數個世紀的前赴後繼，已經成功地集中了歷史上最強大的暴力權力、知識權力、文化權力和資本權力；通過當今的全球化，整個世界都基本處於該集團的掌控之中了，其政治就是維持全球範圍的社會分層，其經濟就是以世界作為殖民地的全面剝削。

在這樣一個單極中心的世界體系中，整個華人世界都註定要被邊緣化、下層化，所謂“融入主流社會”的努力註定是一廂情願的夢想。兩岸三地的中國人，泛政治化也好、推動民主運動也好、實行“一國兩制”或者“一國百制”也好，也許都不再具有重大意義了。只要喪失了自身權力，就只有接受被剝削的國際地位，喪失得越多，地位就越低；而只要守住自身權力，無論是暴力權力，還是知識權力、文化權力、資本權力，就總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人當前最大的政治；沒有這個政治，政治熱再高也百害而無一利，而只要堅持這個政治，哪怕其他政治目標都緩行，也會逐步帶來希望─整個中華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