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總統大選明年11月才舉行，但現在兩黨就已摩拳擦掌，候選人躍躍欲試了。共和黨的候選人當然是現任總統布什，而民主黨迄今已有九人出來競爭。兩黨爭的議題，和以往一樣，還是在經濟、外交和社會三個領域，其中福利是經濟政策中的大項。在美國和歐洲，對福利的不同看法，是左派和右派的重要衝突之一。

剛來美國的時候，我曾十分讚嘆美國的福利制度，對窮人能得到補助、孩子上公立學校免費還包兩餐飯、窮人家的嬰兒可以免費得到各種嬰兒食品等等感嘆不已，覺得這種平等應該是社會追求的目標。那個時候我對自由經濟只有非常粗略的概念，而且幾乎完全不懂得自由和資本主義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後來隨着對美國社會的親身體驗、了解和閱讀，才越來越明白，那種高稅收、高福利、均貧富的思路，和共產黨的集體主義完全是一種思維，一個軌道。

最早使我覺得這福利可能有點過頭了，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當時有的哥大中國留學生領到的免費嬰兒食品自己的孩子根本吃不完，居然拿出去賣了。我樓上的中國鄰居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她沒有領這種福利，就經常從那些賣食品的學生那兒買一些給自己的嬰兒，因為比商店裡的要便宜一點。這裡且不談福利獲益者出售從政府免費得到的食品的道德問題，只說政府憑什麼要免費提供這麼豐厚的嬰兒食品呢？人要是沒有能力養育自己的孩子，就不應該不負責任地生育。

再後來感覺福利制度有問題是對購物者的觀察。在商店買食品時，經常看到青年男女使用福利“食品卷”買成打的啤酒等。按規定，食品卷不可用來買酒，但那些小商店為賺錢就不顧規定。後來留心些更發現，這種現象相當普遍，身強力壯的青年男女使用食品卷的大有人在。有位領取福利的中國人告訴我，他一家三口每月可獲得800多美元的房屋補助、300多美元的現金和食品卷、冬天還有暖氣補助、電話也不必花錢等等。各項加起來，有一千多美元。而我看不出他們夫妻有什麼可以不工作的理由。

還有一年我幫朋友到紐約郊外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被綠蔭包圍的幽靜的、全都是兩層樓的小公寓區。可惜我們到達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樓房管理人員下班了，沒法進到房間裡面看。這時遇到一位年輕女性，聽說我們想看房子，就很熱情地讓我們看她的房子。這是一個三房一廳，全新的冰箱、爐具等，我們問她房租是多少，她說每月一千三百多塊，但她不必自己付，政府補貼了，因為她是單親母親，有三個孩子。我們問她做什麼工作，她說在一個超市做點半工。她如果收入太低，可以住差一些的房子嘛，憑什麼政府要補貼她住條件這麼好的房子呢？

再有一次在一個朋友聚會上，不知怎麼談起了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到父母了，很傷感。旁邊一位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的女性說，“給你父母辦移民來美國嘛，你看我，兒子一入籍就給我辦了移民，現在我根本不需要兒子養，得到了政府補貼的便宜房，每月有幾百塊錢的補助和食品卷，還有老年醫療保險，比在中國強多了，我在國內還有退休金領呢。”我只是瞪大了眼睛，無話可說。這位沒給美國政府納過一分錢稅的人，這麼吃美國的福利，是不是對美國納稅人不公平呢？

如果政府自己能產生錢，那麼上述福利無論再高多少，我都沒意見。但問題是，政府自己不產生錢，這些福利項目的錢都是從中產階級和富人那裡稅收得來的。對因殘障、健康、年齡等因素而處於困境的人、以及有特殊困難的新移民等，提供一定的福利救濟是必要的。但是這個福利既不應該額度很高，更不應該是長久的。因為長久吃福利一定把人吃成寄生蟲。

福利越好，養的懶漢自然就越多。僅以紐約為例，在民主黨籍的丁勤時（David Dinkins）當市長期間（1988-1992），700萬人的紐約，有100多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人就有一個人吃福利，不勞動。這種現象說明，只要很容易獲得福利，就有很多的人想當寄生蟲，吃別人的納稅錢。

這種現象絕不僅是美國。瑞典是北歐實行福利社會主義的典型之一，《紐約時報》去年9月24日報道說，瑞典的43萬雇員，一直有10％的人“生病”（政府付給25天的全額薪水），其中62％的人說，他們是裝病，不願去工作。瑞典人到醫生那裡開“病假條”非常容易，只要說聲你不想上班就可以了。一個國家十分之一的勞動力不出工，可想而知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損害。

推崇自由主義價值的人們的一個共識是，必須儘量限制政府的權力，國家的功能應該僅限于于，對外，由軍隊保證國民不受外敵侵略；對內，由警察保證人身安全不受他人攻擊、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害，由法庭解決刑事、民事糾紛等。其餘事項應由社會和市場自行調解。對窮人主要應由慈善機構自願提供救濟，而不是由政府強行通過稅收以劫富濟貧的方式進行“二次分配。”

但事實是，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由於受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影響，美國以及西歐國家的政府角色都越來越擴大。以美國為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經典着作《資本主義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最新版前言中指出，1956年時，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國民總收入的26%，其中大部份用於國防，只有少部份（12%）用於非國防項目。但到了1982年，政府花銷高達國民總收入的39%，而非國防支出則達到了31%。里根當選總統以後，把政府花銷降下了一點；但到了2000年時仍達到36%，其中非國防花銷，也就是主要用於社會福利的部份仍占30%。

由於高福利而導致的效率低下，是八十年代促使極力推崇小政府、充分市場經濟的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分別在英美當選的重要原因。目前整個歐洲向右轉（歐盟15國已有11國是右派執政）就是對這種高福利制度的某種修正。但只是“修正”而已，福利社會主義的理念並沒有被真正揚棄，因為它是西方左派政黨的立黨之本，更是左派知識份子想通過“均貧富”實現“社會平等”的烏托邦理想的手段。加州準備10月份重選州長，就是由於左派州長戴維斯的高福利政策，已使這個“黃金之州”經濟破產，預算赤字高達三百多億美元，“高稅收”導致民怨沸騰、“怒”聲載道。

為什麼高稅收、高福利制度會帶來災難？

首先，左派政黨的眼睛總盯在已經創造出來的財富上，永遠強調分配要平等，富人擁有多少多少財富是不合理的，所以要狠狠地打他們的稅，然後分給窮人。但是他們從來不強調創造財富的重要性，不創造財富，拿什麼來分配？高額的稅收、苛刻的雇用條件不僅使大企業步履艱難，尤其打擊中小企業，給那些勤勤懇懇、艱辛創業的中產階級套上一道越勒越緊的“稅”索。企業沒錢擴大再生產，失業率提高、消費降低，經濟自然衰退。中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心臟，是這個社會產生活力的源泉，而高稅收最嚴重摧殘的就是這個心臟，最遏阻的就是這個中流砥柱。

其次，左派民主黨“劫富濟貧”的高調聽起來很關心窮人、很占道德高地，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對窮人是很不道德的，為什麼？共和黨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不要送魚給人吃，要教人怎樣打魚，只有你自己會打魚，才能一直有魚吃。簡單的例子，卻包含了清楚的道理。窮人得到了高福利制度而送來的魚，當然很高興，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做法不僅使他們得依靠別人賴活着（因為福利金畢竟有限，不可能活得舒服、瀟灑），更阻止了他們盡最大可能去挖掘、發揮自己的潛能。我上面提到的那位領救濟金的中國人，在中國是個工程師，很聰明，來美國後迅速學會了裝修電腦、裝修房屋等技術。但他發現並獲得了美國的福利之後，就再也不工作了，全家一直寒酸地、捉襟見肘地、萎糜不振地靠福利金對付着，太太也經常扔出幾句要去找別人的話。我一直在想，如果沒有這個福利制度，他早就朝氣蓬勃地出去工作，發揮他頭腦的聰明勁，有不錯的收入，也該買了房子過像樣的小日子了。這福利真是害了他。

7月20日《紐約時報》報道，自911事件之後，美國已接受了1000多名索馬里難民。這些難民不僅不會英文，很多連他們自己國家的語言也不會寫，不能看，是文盲。他們剛來美時，連怎麼使用馬桶、爐具等都不會。但在六個月內，就有一半以上的人找到了工作。剛來七個星期的四個難民，就在當地的小旅館找到清掃工作，每小時6.75美元。一對帶五個孩子的夫婦，剛到美國的第一天，就通過翻譯說，他們最大的願望是儘快找工作，雖然美國政府給他們四個月的生活費。同樣是黑人，他們的精神狀態和美國那些被福利制度慣壞了的所謂“非洲美國人”完全不同。

另外，我曾採訪過來自中國的“金色冒險號”難民，別說英語，他們連中國話都說不明白，但這些既不懂語言、又沒有身份的移民，來美國幾個月後就開始往家裡寄錢，幾年後很多人都能自己買個餐館，做起自己的生意。

相比之下，那些美國生、美國長，沒有語言障礙，更有合法工作身份的美國人，卻要靠福利賴活着的人，真是被慣壞了，被福利害苦了。人生在世一場，只有最大可能地挖掘出自己的潛能，才是真正像人一樣地沒白活一場。還有什麼比遏阻人的潛能、縱容人的自我放棄、聳恿人不做人、而做寄生蟲更不道德的呢？

第三，高稅收、高福利的另一個不道德之處，是懲罰勤奮、懲罰智慧、懲罰那些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創造性的頭腦。上周五在電視上看到一條消息，美國科學家發明了一種可以使盲人（包括先天性盲人）見到世界的機器：把一個小型攝像機裝入人的眼球，然後用電線連到腦子裡的視覺神經上，再通過計算機原理使攝像機看到的東西反映到人的大腦，於是盲人就可以見到天日了，這是多麼神奇的發明！今天我們享受的這一切科學、醫學、文化成就，都來自那些智慧的、勤奮創造的頭腦，而絕不來自那些寄生的人。高稅收就是勒索那些智慧的頭腦，就是扼殺人類的發展，還有什麼比這更不道德的嗎？

所以，無論比爾．蓋次個人的財富比全紐約窮人的財產加起來多多少，我都認為“智”有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