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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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董月玲 (推薦: 一讀者) 萬維讀者網 2003年08月05日 http://www.clibrary.com

　 在大西洋上漂了3年零10個月的陳加保，今年5月，終於可以回家了。

　 陳加保是江西省吉安市安福縣洲湖鎮人。1999年7月，他與江西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簽定為期3年的台灣赴南非遠洋漁輪作業合同，到海外打工。合同期滿後又延了10個月，於2003年5月10日回國。“我怎麼都沒想到，這次回家，竟給家裡帶來了一場災難！”

　 有個幹部就說我：“跟政府做對，死日子在後頭！”

　 “到了廣州白雲機場，看見機場上的人全戴口罩，才知道非典很厲害。”陳加保說。

　 他由廣州入境，再轉機南昌。一路上，量過7次體溫並填寫《健康申報卡》，12日傍晚，到了洲湖鎮大亨村的家裡。“我出去3年多，一共往家打過4次電話。我們差不多一年多才靠一次港，長年累月在海上漂，可以說與世隔絕。通信，得由老闆找人帶到台灣後再轉，一封信到家起碼要3個月。最後這次，我在海上漂了18個月，跟家裡也沒聯繫。船一靠港，人就得走，船東已經給我們訂了回國的機票。”

　 他家所在地的電話號碼4月剛改號，到了鎮上，陳加保也沒跟家裡通上話，沒人接，他找了根棍子，挑着行李，走了10多里路，傍晚到家。“看到我爸爸媽媽，他眼淚就出來了。家裡人都以為他這個人已經不在了。”他的姐姐說。

　 陳傳宗有三兒一女，陳加保是小兒子，大兒子陳加來住在鎮上，二兒子夫妻倆在浙江打工。“防非典，村里開過會，讓我們告訴打工在外的人不准回來，我家老二一直在外頭，我打電話叫他們別回來。回來了人，要向村里報告。”陳傳宗說。

　 聽說弟弟回來了，陳加來和妻子朱銀秀馬上從鎮裡趕回村。一家人驚喜過後，忙安排陳加保隔離。“讓他住最裡邊的屋子，隔離12天，他帶回的東西都擱在包里，沒敢拿出來。”

　 陳家又馬上向村里做了報告，村幹部同意陳加保在家隔離，並每天由村醫來測體溫，還告訴陳家明天要向鎮政府報告。

　 第二天一清早，陳加來趕到鎮政府，報告弟弟回家的事。“當時找的是綜治辦的康發林，他還做了筆錄。我問他要不要把加保帶到鎮衛生院查身體、做隔離，他說不用了，在家隔離就行。誰知，當天下午，他們就到我家，來了11個幹部。”

　 下午兩點，先來了7個，有一個副鎮長，有鎮計生辦的人，還有管片幹部。

　 陳家大兒媳朱銀秀說：“管片幹部給了我們讓陳加保隔離的《留觀通知書》，計生辦的人說要罰我錢。”“他們說我沒查孕，要罰630塊。我們這裡，每個季度婦女都必須到鎮裡查一次B超，看你懷沒懷孕，我講我已經查了，這錢他們沒罰成……他們打手機，又叫來4個人。”下午4點多鐘，陳家來了第二撥幹部。“他們是鎮綜治辦康發林等4人，說陳加保不該在這個時候回來，回來就要根據鄉規民約罰款。他們還舉例子教育我們，說誰誰誰，從外邊回來，不但罰了1000塊錢，還拉走他家的一口大豬；還有一人罰款不給，我們就把他家房（基）拆了……”

　 陳加來說：“一開始，他們口開得太大，說5000塊，一分都不能少！如果罰個幾百塊，我們也就認了。像我們這裡，中上人家一年種田下來，也就能富餘2000塊錢。而且在農村，上半年都沒錢，種田要買化肥什麼的。小孩開學，也要交錢。只有到了下半年，種的東西收上來，賣出去，才有點現金。我父親本身又有殘疾，後來降到1500至2000元，家裡一下也拿不出這些現金。”

　 陳傳宗講：“有個幹部把我叫到一旁，勸我說，你兒子從國外回來，怎麼也帶回了幾萬塊錢，就拿出幾千塊，應付一下嘛。天，哪裡帶回來幾萬塊！我講，他剛到家，還沒去南昌的公司結賬。沒錢，幹部就叫我出去借。”我問陳加保：“你當時有沒有出來？”

　 他答：“我哪裡還敢出來，我要出來，他們更要多罰錢。”

　 “我公公借錢去了，他們又叫我老公出去找，我老公去了，他們又叫我也去，快點去找。我說我不能再去了，家裡已經從外邊回來了人，在路上傳沒傳上非典也不知道，本來人人都忌諱、都怕，你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人家家裡跑，村里人會講我們這一家人，怎麼這樣不識趣呵！我頂撞了他們，有個幹部就說我：跟政府做對，死日子在後頭！”

　 “晚上7點多，人都回來了，也沒借到錢。沒錢，他們就改牽耕牛。牛已經在圈裡了，他們‘咚咚咚’地過去，打開門，把牛牽出來。那是頭母牛，還有一頭小牛正在吃奶，母牛走了，小牛也一蹦一跳地跟着跑了。”

　 陳傳宗說：“我怎麼能不急，我靠種田吃飯，家裡8畝田，就靠這頭牛耕地呵！”“這牛是他的命根子！”陳加來說。“開始，我們還沒想到要憑據，牛已經牽走了，我們想不對呵，牛長着4條腿，萬一沒人看跑掉了，我們朝誰要呵。他們牽着牛，走了能有200米，過了松樹林，被我們攆上了，跟他們要憑據，沒給。可能是天黑了，又下雨，到鎮上，得走20里路，牽着兩頭牛確實不好走，他們把牛放了，說明天開車來。”

　 “我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罰款，等着我們家！”

　 陳家的房子單獨在一處，四周是稻田和小樹林，青灰色的瓦房，落在綠樹叢中。陳加保的母親說：村支書講我們家好隔離，鄰居都隔得好遠，最近的人家，也有400米遠。

　 7月7日，在大亨村，我見到村支書和村醫。

　 村支書說，他是當晚知道，第二天一早就跟村醫去了陳加保家。

　 我問他，非典期間，村里回來的人多嗎？他說有幾個。“隔離期間，陳加保有沒有在村里亂跑？”“沒有亂跑。”他答。

　 在村醫家，我問是不是每天都給隔離的陳加保測體溫，村醫說“哪裡敢不測，不測要被吊銷行醫執照的。”他又翻出《體溫記錄本》讓我看。“他都正常？”我問。“都正常。要是上了38度，我們也不敢留呵。”

　 隔離期間，陳加來說自己常回家看看，送吃的，送錄像帶，怕弟弟在家待不住。鎮綜治辦的人去過他在鎮上的家，催過兩次錢。陳加保回家的第17天，已經過了隔離期，身體正常。5月29日下午，鎮政府的人再次來到大亨村的陳家。

　 陳傳宗說：“我跟加保在家，這次他們是開車來的，還是綜治辦的康發林他們。問我錢準備好了沒有，我說沒錢。他們到屋裡轉了一下，沒有什麼東西，只有一部摩托車，南方125,是我家老二的，他們要拿這輛摩托車。我跟他們說，加保就要去公司結賬了。”“他們講，都十多天了，你們為什麼不去公司結賬？我講，隔離就要12天，後來我們往公司打電話，公司說現在是非典期間，先等等，不要來。”“他們把摩托車搬到他們的車子上。我問，摩托車抵多少錢呵，他們說抵多少算多少。收條不打，抵多少錢也不說，我就讓加保坐他們的車子，一路去，到鄉政府找他們的領導，要收條。“他們不讓加保坐，說我們的車子，你有什麼資格坐？我跟他們吵起來，我問，這個車子是不是你私人的，如果是你自己花錢買的，我們可以不坐。他們說是鄉政府的。我說，要是鄉政府的，你有權坐，我也有，我是鄉政府的一個公民呵！加保好不容易坐上鄉里的車。”

　 陳加保說：“走到半路，他們找個藉口讓我下車，然後有兩個人抓住我的胳膊，拉住我，讓車開跑了。我趕緊找個電話，告訴我哥，讓他一定攔住鎮政府的車子，留下憑據。”

　 陳加來家是去鎮上的必經之路。等了數分鐘後，他們攔住了鎮政府的車，向車上的康發林要扣車憑據。“他說，你在這裡攔車，我要告你搶劫！我說，我搶劫？我還沒告你搶劫哩！這摩托車是你的還是我的？你有沒有買摩托車的發票？”“我們知道，他們這樣做肯定違法，但又說不出具體違的是哪條法。我們當時也是最笨的想法：不管政府什麼部門，哪怕是真正的執法機關，來家裡抄沒東西，都應該開個收據；如果東西拿去了，私分了，我們找誰要？看他們不開收據，我們就想照相，留下個證據。”

　 朱銀秀拿出家裡的傻瓜相機，對着車子，拍了幾個鏡頭。“沒想到我這一照相，把事情鬧大了。他們打手機，叫來了鎮上和派出所的人。”

　 “派出所的人來了，也叫他打個收據給我們，可他照樣不打。說不光把摩托車拉走，還要以防非典的理由，把趕到的加保抓走。”

　 朱銀秀說：“他回家都17天了，都隔離完了，13號那天你們不抓，今天你們憑什麼要抓？我想搶拍抓人現場，因為是傻瓜相機，怕拍不清，想近些拍，被康發林看見了，他馬上追搶我的相機，我趕緊往家跑，鞋都跑掉了。進了大廳，裡屋的門是鎖着的，我被他抓住。我死死護住相機，他踢我的腳，頭也給撞到門上。我大喊：鄉政府的人打人！鄉政府的人打人！”“聽見叫喊，我老公還有鄉政府、派出所的人都進來了，我老公扯住康發林，我才躲進門裡，他還想衝進來，我死抵住門，手被門夾傷了。在救我時，我老公跟康發林他們發生了衝突。”

　 陳加來接着道：“後來，我和加保被帶到派出所，加保被銬上。在派出所，他們只是問話，錄口供。這時，鎮綜治辦的人把我身上的一套鑰匙拿走了。我們還在派出所時，鎮上的人開了兩部車到我家，當時我姐姐在家。”

　 陳加來的姐姐說：“是晚上7點鐘的樣子，我正在廚房切菜，聽見外邊好多人在講話，跑出來一看，進來6個人，一來就跑到樓上，我也不敢上去，就到外邊喊鄰居。樓上的燈亮了，看見他們在屋裡走動。下來後，他們把我弟弟剛買了兩個月的南駿牌農用車開走了。我回家後，看見樓上的東西被翻亂了，我剛剛切菜用的不鏽鋼菜刀，也不見了。”“他們實際上是來找相機的。”朱銀秀說。“在派出所做完筆錄，大約晚上9點鐘左右，鎮裡人說讓我們夫妻倆去看東西，我們上了他們的車子，他們一邊一個，把我倆夾在中間。進了鎮政府大院，裡邊黑漆漆的。一進院，我倆就被分開，我老公被帶到另一幢樓里。”“起先，他們讓我一個在鎮上工作的親戚勸我拿出相機來，問相機藏在哪兒。她走後，又來了個鎮領導，逼我交出相機。還叫我；別出去，寫檢討！”

　 陳加來說：“我跟她分開後，他們把我帶到綜治辦的辦公室，強行讓我寫檢討，說我抗拒防非典，還打人。我說這個我不能寫。我記得很清楚，一共6個人，他們先把燈拉滅，一起打我，打了十幾分鐘，這叫‘打黑’。”“開了燈，他們講好話，勸我好漢不吃眼前虧，檢討寫一下，把相機交出來就算了，我說我沒犯法，為什麼要寫，你們憑什麼打我？他們又把燈拉滅，再打。在他們打我時，我大叫了……”

　 講到這兒，陳加來脫掉上衣，在他的前胸後背、胳膊上，我看到仍有黑紫色的瘀痕。他講自己被打後，到了縣檢察院，做了法醫鑑定。《法醫鑑定書》上寫道：左胸前第三、四肋處見6×7cm青紫腫脹，左肩胛下區近脊柱旁見6×8cm青紫腫脹，左肩胛上區見3×5cm紅腫，左上臂內側遠端見6×7cm青紫腫脹，右上臂遠端內側見7×8cm青紫腫脹……

　 那天夜裡11點鐘左右，陳加保和姐夫從派出所出來，到處找陳加來。“我們找到鎮政府綜治辦，看見他兩手捧着肚子，蹲在牆角里，臉都黑了，說話很困難，很痛苦的樣子。我們守着他，沒敢走，怕他一個人再出什麼事情。”

　 “凌晨兩點多，他們也熬不過，打瞌睡，就把我們放出來了。鎮政府大門已經上鎖，等人拿來鑰匙開門走出來，已是凌晨3點多了。除了我家的農用車和摩托車，她停在派出所院裡的女裝摩托車也被扣到鎮政府。”“我一身都疼，咳都咳不出，站着都很困難，兩隻腳是軟的。走一走，我就要抱着肚子，蹲在地上歇會兒。”

　 朱銀秀說：“我們從訂婚到現在，十二三年了，我從沒看到他這麼悲痛的樣子，我心裡很難受。從鎮政府到家有一公里路，平時走頂多20分鐘，這天夜裡，我們扶着他走了一個鐘頭。”

　 “這一路上，我心裡頭覺得很暗，覺得沒有什麼光明了！什麼法律呵、法規呵，什麼都沒有了，沒有理可講！他們不過是鎮綜治辦的人，怎麼就可以隨便到人家裡搜查、扣沒財產，隨便關人、打人呢？老百姓還能過平平安安的日子嗎？還有沒有活路呵！”5月30日，鎮裡又派人到大亨村，重新量了陳傳宗家1989年蓋的房子，說建築面積超標，要罰款。“我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罰款，等着我們家！”

　 “還有沒有法讓平民百姓過一份安穩的日子？”

　 提起家裡這一個多月里發生的事，陳傳宗一臉無奈，他說自己種的8畝水稻減產了，

　 今年的產量還不到去年的一半。“那段時間沒心思幹活，飯都不想吃。一個月，人瘦了十來斤。”他還說這件事，牽涉到幾個家庭，幾十口人。

　 朱銀秀的母親跟我說：“當時心裡好怕，怕她家再出什麼事，她當時說過不想活了。”“有那麼嚴重？”我問。“那可不是！她一家三口的生計被斷了，他們不種田，就靠那部車子維生呵！”她還說，陳加來哥倆去南昌時，怕朱銀秀一人在家想不開，她專門跑到鎮上，寸步不離地陪了幾天。

　 朱銀秀說：“這一個月，我們幾個家庭根本無法過安生日子，特別是我一家，所有的鑰匙都被鎮政府拿去了，以至於夜裡睡覺都不安心，生怕深更半夜有人闖進來。白天出門也不放心，害怕又有人來抄家。新買的汽車被拿去，一家也斷了生活來源。”“這車子是借債買的，剛買兩個月。我們用它給3家磚廠拉磚、送煤掙錢，停在鎮政府，生意斷了不說，每天還要白交三四十元的稅費錢。4萬多元的財產被扣在鎮政府，我們當然很着急，想快點拿回來。他們講，現在不是我們找你們，是你們要求我們了。”

　 陳加來說：“一個月裡，我去鎮政府不下20次。要想拿回東西，我首先必須承認打人了，他們沒能如願，車子就沒退我們。”

　 “我們也想過打官司，上縣裡諮詢，人家告訴我們，打官司，你們耗不起，一年半載都說不準，就算你們打贏了官司，等車子拿回來，也該報廢了，快一點的辦法是上訪。”“我們先上到縣信訪辦，結果轉回鎮裡。沒解決，我們心急，又去了市里，結果還是回到鎮上。可能知道我們上訪了，有人傳話給我們家人，說這個事情大也不算大，把我陳加來槍斃是不可能的，但是抓起來，教育個三兩年是可能的。老人們更害怕了，本來就扣了4萬塊錢的東西，人再出事，怎麼辦？”

　 朱銀秀在廣東打工時，有一年是在圖書館，回家後她還自費訂《讀者》雜誌，上訪材料都是她寫的。“一封要花23塊錢的特快專遞，我就發出去20多封。”在《冰點》收到的舉報材料中，她寫道：

　 “請問：這天下還有沒有法管一管為非作歹的‘人民公僕’？還有沒有法讓平民百姓過一份安穩的日子？在全黨上下認真貫徹‘三個代表’的今天，在全國人民依法治國、努力建設政治文明的今天，鎮政府這些‘人民公僕’竟敢如此違法罰沒村民財物，堅決不打收據，不准留下證據，打人並迫人寫檢討，請問：公理何在？黨紀何在？法制何在？”“我的小家庭已經斷絕生活來源，多少親戚都被牽連，我們夫妻8年辛苦打工的成果，眼看化為灰燼。”“請給我們平民百姓一個合法生存的權利吧！我們懇求你們協助解決，懇請上級領導機關嚴肅查處這件事，要求洲湖鎮政府：善待百姓，尊重百姓！立即停止對我們的侵害，退回我們的汽車、摩托車等家庭財產以及所有鑰匙，還我們一個祥和生存、生活、生產的起碼的環境。”

　 知道他們告狀的事，朱銀秀說當時家裡人、村里人，幾乎所有人都勸我們，別再上訪了，不要告了。“政府是鐵門檻，你們邁不過去的！他們都怕。”“我們雙方的父母，也找了村幹部，請他們到鎮政府說情。村支書去鎮裡3趟，村文書去了5趟，求他們退回我們的車子。我姐姐跟康發林的姐姐是鄰居，我姐姐去她家裡求情，能不能私了，把車子還回來。”“最後，實在沒辦法，我們也走累了，也拖不起，更不想讓父母擔驚受怕、心痛，只好委曲求全，只能認了。”

　 一個月後，7月1日傍晚，村文書朱逢時和陳加來父子，又去鎮政府求情。經修改，陳加來的第8份檢討書，總算被通過了：綜治辦的領導：我向你們做如下實事求是且誠懇的檢討。

　 1,自5月29日事情發生後，沒有馬上向你匯報和依靠當地鎮領導來解決問題。

　 2,事發之後，沒有按照程序，就越級上訪，增添了你們領導幹部的麻煩，同時有損當地政府的名譽。

　 3,在這裡還要向你和康部長道歉，道歉理由如下：在有關非典的非常時期，鎮工作人員抄取物資，暫抵罰款，我們取證的要求，政府應該理解。同時在執罰人等沒有想補證的念頭下，我們拍照取證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的錯就錯在，當康部長追繳我妻手中的相機至家內房間門口，我妻急大聲呼救，我聞聲趕去，抓住他就給了他一拳，妻才得以脫身，我沒有克制自己，一時衝動，對對方以打相報的行為是不明智的，更不能以自衛來為自己辯護，我應該以合法的理由制止康部長，不再打人才是正確的（改為：制止事態的發展），然後及時地向鎮領導匯報此事，可我沒有這樣做，在此為我這種①目無領導，②以打相報的行為向你和康部長進行道歉。

　 4,請求政府退歸還我的車輛等財物。陳加來2003年7月1日鎮裡還決定罰款：罰陳加保非典期間回來1000元，罰陳加來打人賠醫療費400元，罰陳傳宗建房超標600元，農用車的地稅300元。當場交上2300元現金後，陳加來才拿回自己的車子。

　 說到這兒，32歲的陳加來，長嘆了一口粗氣，眼圈紅着道：“咳，委屈了！沒辦法，只能委曲求全！我們被打，白打，還要賠人家的醫藥費；我們的車子被扣了一個多月，損失也是白損失。最後，還要給人家寫檢討，向人家道歉，還要被罰款。我心裡憋着冤屈，可又沒地方說啊！”

　 “我們是冒着生命危險做這個說服教育工作的”

　 在洲湖鎮政府，我先找到鎮綜治辦的王部長，他說自己沒參與，不接受採訪，起身走掉了。後來，鎮書記讓人叫來綜治辦的康發林。

　 康發林說，5月13日，也就是陳加保回家的第二天下午，他們去陳家的目的是“說服教育”。“正是非典的高峰期，告訴他們該怎麼隔離。”

　 我問：“該怎麼隔離呢？”他答：“在家隔離。”我問他罰款的事，他說沒有罰。“聽說你們還牽牛了？”

　 康發林講，那只是嚇唬嚇唬他們，沒有牽，當時天快黑了，又下雨。“去他家的路好難走。好遠好遠的地方，我們都是走路去的。我們就是這樣，再遠的地方，我們也要把工作做到。”康發林還表示說。

　 我問：“他剛回來，萬一是個疑似病人，你們一下午去了十多人，不危險嗎？”“我們只去了4個。”他答。

　 康發林說5月29日他們第二次去陳家，主要是回訪。“看看他隔離情況怎麼樣，我們要善始善終，對他們起到保護作用。”“那怎麼又發生拉摩托車的事？”我問。

　 他講：“我們又提到上次的保證金問題，他說要錢沒有。我們就採取措施，以物抵錢，當時他也同意了。”

　 我問：“他的隔離期已滿，又沒發現問題，那你們的保證金，還有收的必要嗎？”

　 康發林道：“他是他們村第一個回來的，第一個就沒交。我們絕對不是為錢去的，更不是想發‘非典財’，人命都沒有了，要錢還有什麼用，我們是冒着生命危險做這個說服教育工作的。”“在隔離期間，你們有沒有往他家打個電話，告訴他該怎麼更好地隔離呢？”

　 他說沒有打。

　 談起後來的事，康發林站起來說：“他們打人了！”起初堅決不同意我錄音的他，這時指着錄音機，叫我一定錄上，說這個很重要。

　 我問：“是在街上打的，還是在屋裡打的？”

　 他的聲音又高又急地說：“他們一家人把我打進屋裡，打我好幾拳，好痛呵！我現在還在吃藥、治療。”接着，他又補充道；“後來，她（朱銀秀）姐姐還到我姐姐家，威脅我們家人。”“怎樣威脅的？”我追問。“她姐姐說，這個事情，你弟弟怎麼怎麼了，如果出了事情，要你弟弟負責。他（陳加來）這個人，不但不承認打人，還說我們打了他，叫他寫檢查他也不寫。”“29日那天，後來還發生了什麼事？”“後來？後來再就沒什麼了。”他答。

　 我問：“當天夜裡在鎮政府，說有6個人打了他，你也在？”

　 康發林說：“我不知道。”“他家的車是誰扣的？”“我也不知道。”“最後到底罰沒罰款？”康發林仍然說“不知道”。

　 在安福縣“防非”指揮中心，一位姓劉的主任對我說，對於本地外出務工人員，防非期間主要採取“堵、控、隔”的措施，縣裡沒叫罰款。後來還專門出了文件，制止“鄉規民約”中收取保證金、隔離費等做法。他給我看了安福縣出台的相關文件。

　 5月18日安福縣《關於嚴明紀律進一步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的緊急通知》中明確說：堅決制止和糾正亂收費、亂罰款。嚴禁依據鄉規民約向返鄉的外出務工人員收取任何觀察費、檢查費、隔離費、押金和保證金。已經收繳的費用，搬走的個人物品要立即退還。

　 6月27日，安福縣又出了同樣的“緊急通知”，再次要求：“押金、押物，限期在7月10日前如數退還給當事人。”

　 回家一個多月了，朱銀秀說很少看見陳加保笑。“他覺得給家裡帶來這麼大的麻煩，心裡很內疚，人很壓抑。”陳加保告訴我，鎮上有3個像他這樣在南非打工的年輕人，死掉了。“在船上，我們每天要干十七八個小時的活，最多一次，48小時才讓我們睡兩個鐘頭。一個月，我們也就掙130美金。回家才一個月，就讓家裡損失了一萬多塊。自己死裡逃生掙下的錢，拿命換來的錢，這樣花掉，心裡不甘。”

　 離開安福縣的前晚，我和朱銀秀住一個房間。三更半夜，她突然從床上坐起來，問我：“你說，他們以後，會不會對我們家打擊報復？”

　 8月5日，記者打電話給陳加來，問那些罰金鎮裡是否按縣裡的文件規定退給他們了。陳說，沒有，連收據也沒給。

　 中國青年報-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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