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2003 11:21
從美國看日本

日本人的親美意識

這次到日本京都大學參加一個漢學討論會，順便到京都周圍轉了一下，總共呆了十二天，認認真真看了一下日本，對於日本的理解才比較深刻起來。

我以前曾經到過日本兩次，都是在飛機轉機的時候到東京小住，是在親戚的家中，由他們帶着到街上去觀光旅遊，然後離開。但那是真正的走馬看花，只在中國人的圈子中轉悠，是沒有法子了解一個真正的日本的。回美國後人們問我日本印象，我只能一個印象，地方太小，特別是房子太小。我住在親戚家中的地鋪上，早上起來想要打個哈欠，伸手出去，手卻碰到了家具。

那時因為持有中國護照美國綠卡的人可以在東京免簽證呆三天，屬於順道旅遊的性質。記得當時進了日本海關之後，那入境處官員仔仔細細地端詳我的護照和進出境蓋的章，唯恐我作假。這次就不一樣了，持了美國護照進日本，首先可以感到日本人的親美意識，那態度大不相同。根據美日領事條約，雙方的公民都可以免簽證在對方國家呆上九十天。我一進日本海關和出入局檢查站，那查看護照的女入境處官員就顯得特別客氣，跟我三年之前進日本時碰到的人態度迥異。她看了我的護照之後搭訕說你是從加拿大來的？因為我坐的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飛機，在溫哥華轉機。於是我說，不，我是從洛杉磯來的。她粉嫩的臉上日本式地嫣然一笑，用非常不標準的英語說，哦，洛杉磯。歡迎你到日本來，你可以在這裡住九十天，如果不夠還可以到附近的日本入管局加簽。那小臉上明顯寫着崇美的字樣。隨即揮手在護照上蓋了章，我拖着行李就進了日本大阪海關。與這一態度相比較而言的是中國駐大阪領事館的一位日本籍簽證領事，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由於從上海方面傳來的消息稱現在SARS已經完全消除，朋友勸我到上海一游。我臨時決定去上海，於是我坐地鐵來到中國駐大阪領事館辦簽證。接待我的是一位能夠講中文的日本籍工作人員。我伸進窗洞裡給他看我的美國護照，他不聲不響默默地看了十分鐘，好像我這本護照是假的一樣，在這十分鐘裡，我隔着窗戶慍怒地看着他，他一言不發。身後已經慢慢地排起了一行等待簽證的隊伍。他不管這一切，只是看，看，然後慢條斯理地抬頭，用中文問我：你的父親在美國嗎？我回答：我父親去世四十年了，這跟我這次去中國有什麼關係嗎？他咧嘴笑了笑，又問我：你為什麼不填上你母親的名字？我這下有點惱火，於是說：我母親也去世好幾年了。你要調查我的背景嗎？他還是不着邊際地說，你是上海出生的嗎？我說，表格上已經填寫了。最後我估計我這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使他懷疑我美國公民的身份，於是我改用英語說：請你告訴我，我這本護照有沒有問題，我進出中國多次，在中國駐美國領事館或者大使館取得簽證從來沒有麻煩，為什麼你要花這麼多時間審核這本護照？他看我有點光火的樣子，很快就不吱聲了，用橡皮筋包好護照，客氣地說，明天你來拿吧。

後來我知道，這個領事館中的簽證領事原先是一個中國人，由於在接待態度非常之不好，常來簽證的日本人向中國方面提意見，現在換成了這個日本籍雇員。想不到我這腔中國話還是遭到了他的懷疑。如果是一個高鼻深目的美國人，他會這樣嗎？

後來在北海道一家普通的日本人家庭，我問一位38歲的日本青年三國弘貴，你們對美國感到怎麼樣？他連忙點頭，美國很好，對日本很好。當我問道，你對中國是什麼看法？他遲疑了一下，“中國的年輕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我覺得他們對日本不好。”象三國這樣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日本年輕人，對於中國人印象都來自電視新聞，尤其是那些在東京街頭上偷盜搶掠的負面新聞。日本新聞中播送一些社會新聞據說都與一部分中國人有關，香港亞洲周刊報導過的東京青龍幫，與日本黑幫爭地盤，用大刀互相砍殺，很多都是來自中國的東北一帶，也給他們這些日本人有不好的印象。日本內閣總理府的下屬機構有一項連續多年的民意調查,主題是"對中國的親近感"。從1978年至今,每年隨機向2000多個不同年齡的日本人進行問卷調查。20多年的調查結果,以1980年最好,在調查對象中,對中國有親近感的占78.6%。1989年一下子下跌到51.6%,此後到2000年下滑到48.8%。 去年（2002年）更掉到了40％以下。為何如此?回答是日本國民對一些中國人的行為印象不好。比如偷渡者非常多。舉一個例子,今年10月25日,南京市檢察院起訴了一起偷渡案。以福建莆田人陳文樹為首的團伙,在兩年多時間裡動用9艘遠洋輪,在國內10個沿海城市的19個港口與日本之間對開,瘋狂組織偷渡730人。目前僅東京一地,就有10萬中國人是偷渡者。偷渡者在日本組織黑社會,偷盜、搶劫、兇殺,製造和使用偽鈔,大規模組織中國婦女賣淫。香港《太陽報》2002年3月7日說:"華人在日犯案數量飆升"。日本電視報道說,2001年每天有25個中國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鐵逃票、垃圾不分類、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隨手丟棄東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眾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誡說：“中國人來了,趕快搬走!”我曾經問過不少日本人對於中國人的看法，負面的還真不少呢，只不過日本非常注重禮貌，絕對不會貿然說出來的。奇怪的是中國的媒體很少報道這方面的問題，反而對於一些仇日的新聞卻不遺餘力地給予版面，煽起了國人對於日本人的仇視心理。當然日本的右翼黨人對於當年那場侵略戰爭缺少負疚心理，也是到今天中日兩國關係上一的一塊心病。

沉默的日本人

日本人有沒有幽默感，日本人喜歡玩笑逗樂嗎？幾乎以前所有評論日本民族性的人都持否定的態度。我從洛杉磯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機，到溫哥華轉機去大阪。飛機上坐滿了日本人，他們都是在加拿大留學放暑假回日本的學生。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日本人出門在外很安靜，幾乎沒有人說話。我注意到前座的兩位日本女孩，在整個十三小時的航程中，只說了兩次話，一次是進機艙的時候一位女子將行李放上架子，很客氣地對已經在坐在位子上的小姐說了一些什麼，因為我不懂日語，我想大概是說對不起或者謝謝關照之類的吧。還有一次是飛機終於到達大阪時候，他們倆互相道別。除此之外就沒有說過一句話。據說日本人在外非常注意禮貌，碰到生人有害羞感，不好意思先去答禮對方。

飛機上放映的是現今西方社會非常流行的搞笑節目“偷拍”，――一組攝像機暗藏在隱蔽處，有一人出面假裝出醜，引發路人的反應，這是美國好萊塢70年代開始興起的CANDID CAMERY潮流，加拿大人有樣學樣甚至尤甚。一段片子中一個新娘打扮得雍容華貴，匆匆在街上走，似乎在尋找失落的新郎，找到一個路人，就將結婚戒指給他，要求他帶上。這時有的路人一臉尷尬，有的路人從容不迫，還有的路人則趁機當起護花使者，吻起了新娘，吃起了豆腐。這一切都被攝像機偷拍下。又有一片是兩個道貌岸然的修女結伴而行，經過一位路人的時候，懷中掉下一些照片，被路人撿起來，展開一看都是不堪入目的黃色照片。這時修女過來詢問，路人尷尬。如此種種，我不禁笑得前仰後翻，而且還笑出了聲。反觀飛機上的日本旅客，沒有一個人露出笑容，只是認真地在看，一雙雙嚴肅的眼睛被幻燈光照射得發出眩目的光環，弄得我也糊塗了，究竟日本人有沒有幽默感，還是他們不會笑？

但是等到我住到北海道一位普通的日本人家中的時候，就發現，日本人特別會笑，這家主婦在接待我的時候總是笑容滿面，還常常用笑話來逗樂。後來我才知道，日本不喜歡在大庭廣眾下笑，認為那是非常不禮貌的，很多女人都要克制自己，這是禮節的原因，而不是他們不喜歡笑，或者說沒有幽默感。在電視中的逗樂節目，主持人也是渾身解數使觀眾開心，很多的肢體動作是中國人所不及的。

日本人集體意識

在日本真正住下來後，很快就發現日本人的集體意識非常強烈。觀察他們的人際關係，就好像都是一家人那樣客氣和藹，不管怎麼說他們的禮貌在同為日本人身上更加突出。我在日本的十多天經常要坐日本的交通工具――巴士或者公共交通。巴士是集體由機場到某個目的地，公共汽車是我要在城市觀光的時候使用的，有時老人上車下車，駕駛員對他們的態度，光從談話的方式和語調上就可以感受到一種溫馨。在這麼多天中的近距離接觸日本社會中，沒有見到一場吵架或者過分嚴厲的言詞。不過當我順帶回到上海的時候，也許是橘易地後而變枳吧，從上海起飛的國際航班遲到了十五分鐘的竟然是一個日本人當他登上飛機後，遭到；了其他日本人的責罵，只見此人一言不發，羞愧地坐進自己位子。當天晚上我到大阪鬧市中心閒逛，路上燈紅酒綠，行人匆匆。男人一律都是西裝領帶，雖然天氣非常悶熱，我在擔心這樣的西裝革履會不會裹緊了一身臭汗？但是他們仍走得飛快。有一次我從地鐵的側道走進地鐵主要通道，呵，一大批男女上班族雄糾糾氣昂昂地走過來，象受檢閱的軍隊那樣整齊和快速，象潮水一樣綿延不斷，而且沒有一點說說笑笑的聲音，只聽到皮鞋踩在路面以及褲裙在互相摩擦的沙沙聲。這一個場面令我吃驚。這是一個民族的習慣，還是民族的精神？以前人們在討論日本人的民族性的時候，總是喜歡說日本人三個人單獨的時候是一條蟲，三個人的時候就是一條龍，就是指的是日本人有着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行動，在街上走路或者在公司中都可以發現這種精神，在人行道上還是遵守行人在左邊的行走習慣，雖然行人眾多，由於來去一條線，井然有序。而這種擅長服從是從小教育和長時期的民族融化鑄煉成的精神。

每天都有飢餓的感覺

通常日本人是喜歡在晚上吃拉麵的，於是我來到一家拉麵館點了一個醬油拉麵，花了八百日元。很快送上來一大碗湯湯水水的東西，看上去油料豐富，湯汁濃厚。不過當我用筷子一撈的時候才發現，這碗面大部分都是湯水，碗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筷子面，還有兩片肉，幾片菜葉。當然服務是非常的道地，從一開始的日本茶到最後全體小姐恭聲唱道，“再見，請下次光臨”都使人溫馨。當然這種唱肥諾的歡迎歡送方式早就傳到了中國各個城市的餐館服務生中，中國人還創造性的為每位小姐穿上旗袍，橫批一條禮儀小姐的綬帶，我來日本之前就已經領教了。不知怎麼，在中國的時候，對此我是非常不習慣的，我覺得她們非常做作，但是來到日本這個禮節的發源地後，到感覺非常自然，因為日本人不僅在餐館，即便是在其他地方，機場、巴士、高級名品店、都是以鞠躬、口中喃喃有詞為標準禮節的。就這樣，我很快吃完了來日本之後的第一餐。

到了晚上十點多鐘，只覺得肚子咕咕的叫了起來。還好，飛機上發的幾片麵包還沒有吃完，我拿它充了飢。我在心中埋怨這家餐館太摳門，給的食量太少。於是第二天早上先在麥當勞結結實實地吃了早飯，午飯就換了一家餐館，照樣點了一大碗拉麵，撈起來一看，這不，跟昨天拉麵的數量一樣，只有那麼一筷子。我這才知道，原來日本人的食量就是這般大小，一碗麵可以打發一頓，這在美國是萬萬不可能的，美國飯館的食物數量通常比它要大上兩倍。不過兩天之後，我住進了會議安排的日本式旅館，正式享用正宗日本式的一日三餐後才知道，日本人飲食習慣不一樣。他們早餐是非常豐厚的，滿滿的一大碗日本米飯，外加各種作料小菜，令人胃口大開，我足足吃了兩大碗。但是到了中餐和晚餐，數量並不大。我問了一下陪同我的大久真理子小姐，她說，在日本，早上是最重要的一餐，往往在家中享用。中午和晚上都比較簡單，尤其是晚上，吃得並不多，反正要睡覺了，吃了那麼多也沒用。果然在這家旅館中的晚飯，雖然大小碟子幾十個，每個碟子卻都是裝得一小撮菜，而且油水特別少，剛剛裝下肚子，就沒有了。我這才感到日本人的這種傳統習慣與中國人民間習慣有關，中國人俗諺說，早上吃得飽，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這本來是農業社會中為節約糧食也是為了干體力活的需要而養成的一種飲食習慣。早上吃飽是為了一天的體力需要，奠好基礎，以便能夠在農田中勞作。中午吃好是為了承上啟下，持續下午的工作。晚上吃少則因為晚上要睡覺，不幹活了，消化也就減慢。這樣可以讓寶貴的糧食用在刀口上。這種以農為本的思想在當今中國的農村中仍非常盛行，但是在城市化的今天已經漸漸式微。上海城市居民的早飯除了傳統的大餅油條糍飯糕之外絕大部分人都是泡飯醬菜，這種營養脂肪都非常不足的早餐，並不符合現代人的生活工作習慣。而餐館中供應酒菜美味佳餚、山珍海味都是在晚上享用的，對於人的衛生健康非常不利。

民間飲食習慣居然在日本的現代社會中保存着。雖然今天日本人有足夠的錢將自己的肚子填飽，他們在夜總會或者所謂俱樂部中喝酒，一擲千金，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卻嚴守着傳統。而這一種傳統竟然也暗合人的衛生健康規律。從這一點上看，日本人由於資源缺乏，在重視糧食方面做的非常節儉，同時也是保持良好的衛生條件。反觀美國人，由於大量的垃圾食物（快餐）盛行，超量的高蛋白、脂肪、卡路里堆積在身體中間，得肥胖症的人特別多。據說現在有很多肥胖症者正在向法庭告快餐業者，因為他們的食物使人發胖，這真是本末倒置了。

塌塌米

談到日本的特色，人們總會將日本人的塌塌米作為日本文化的象徵，確實如此，日本塌塌米在當今的世界上獨一無二，這種以蓆子鋪地而臥的習慣成為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徵。主辦者知道我們這批人對於日本文化有興趣，於是也就將旅館安排在一家具有日本傳統風格的京都三十三間屋前的一家日本式旅館中。這個旅館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房間全部都是日本典型的塌塌米，就連客廳和餐廳也是用塌塌米裝備，一走進旅館門就要脫鞋，換上旅館準備的拖鞋或者木屐。房間和過道都很小，這樣造成了樓頂也比較低，大概是通常房子的三分之二高。當然房間之間的隔離也都是用木柵欄，門也都是日本式的拉門，我注意到拉門的木槽使用的是塑料片墊，問了一位服務員日本的住家以前使用什麼樣的木槽，答曰使用一種軟木片。進到臥房，周圍是一排壁櫥，拉開櫥門則整齊地堆着幾大床棉被和褥子。每天自己需要將床鋪疊整齊放回壁櫥，這就是每天日本人早晨要做的事。中間是一個小小的桌子，其面積也就是一般的茶几那樣大小，沒有凳子，只有幾個靠墊，喝茶講話就坐在靠墊上。最貼近窗戶有一個神龕，據說每家人都保存有這樣的神龕，放着祖上牌位供奉，現在那兒放了一個小電視機，另一邊則有一個小小的梳妝檯，由於要適合塌塌米的低矮度，這梳妝檯也是做得十分的小巧。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家具了。在房間中置放神龕的習慣我在雲南香格里拉的藏族人家中看到過，當然他們由於木材豐富，房間並沒有建成塌塌米。一些保留着早期傳統的少數民族至今還在房間中置放神龕。就取材方面來看，日本的塌塌米也許是全世界最節約材料的建築，這對於一個極端缺乏資源的島國來說，也是最合適的居住方式了。但是且慢，人類在開化之初的時候都有過資源缺乏的階段，工具的落後使得人類早期都有過一段塌塌米的居住方式。西安半坡遺址中的原始人類也是席地而坐。而古代中國有過塌塌米最普遍盛行的時候。中國漢朝的時候，人們在家中或者客廳中都使用塌塌米的方式，甚至君主在會見客人的時候也是在塌塌米上，今日所見漢代壁畫上的人們都依幾而坐，那個：“幾”字也就是塌塌米桌子的象形。古代人坐的時候，就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樣是雙膝着地，臀部貼緊腳跟，實際上也就是坐在腳跟上，此為“坐”的本意。史書上記載，到了唐朝之後才慢慢改為坐在椅子上，現代漢語中的一些詞還在用它的本義，如佛教說的“坐化”，是指盤腿而坐，而不是指坐在椅子上圓寂。今人還有坐月子一說，坐月子，並不是指孕婦坐在椅子上保養一個月，而是坐在床上一個月，其姿勢尤似古代的坐。古人坐的姿勢都是這樣的，甚至發展出一套有關坐的規矩，如果是雙腳盤腿而坐，那就是對客人的不禮貌，只有在比較熟悉的人中間才可以這樣，女人則絕對不可，這樣今天的日本是一樣的。魏晉時代一些知識分子狂敖不羈，他們的坐姿雙腿放開，這種叫箕踞的姿勢，像一個簸箕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人在坐的時候臀部離開腳跟也是一種失態的禮節。今天的日本也還是保留着坐得規矩。我們所見到的所有日式服務都是這種坐姿。

今天國人津津樂道的所謂日本人跪式服務。常常有人將這種跪式服務作為日本人的禮節，國內的一些賓館餐館甚至要服務生人模仿，在KTV包房中要小姐做這種服務。這實在是太不了解日本文化了。日本的塌塌米決定了這種跪式服務實在是普通不過的服務方式。客人本來就是坐在地板上，桌几又是如此低矮，當服務生端來飯菜時，當然也要用雙膝着地，將杯碗食物用托盤放上桌几，這被國人誤以為是一種跪式服務，來滿足自己得到帝王式服務的自大心理，庸俗而已。

順帶講一下中國的三跪九叩。清朝的時候中國還盛行跪拜禮。這種跪拜禮在古代是很自然的，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在塌塌米文化中，坐在自己的腳跟上，要行禮的時候，只需臀部抬起，身體前傾，就成為一個很自然的跪拜禮。唐代以後國力強盛，接受了外族的禮節，隨改坐為坐在椅子上，跪也就成為一個非常重大的禮節了。塌塌米也就這樣廢除不用了。不過日本由於島國的資源有限，而且他們發現這種塌塌米沒有什麼不好，也就一直沿用了中國的這種傳統。

拉麵

上面說到了拉麵，這在中國的北方是一種非常普通的麵食品，拉麵之名見諸於清代筆記小說中，俞正燮《癸巳類稿》中談到北方的四種面點時就說：“曰切面，曰拉麵，曰索麵，曰掛麵。”可見當時這種麵食已在中國北方非常盛行。拉麵是一種將麵團搓揉至一定韌性後用手工將之拉長的工藝，煮熟之後具有彈性和韌性，入口的味道較之普通的面更加爽口。日本原先是沒有這種拉麵的，它的起源就是一位叫王文彩的北方人傳進北海道的，巧的是這位王姓中國人就是我朋友的曾祖父大久昌治的廚子。在日本北海道出版的一份北海道簡介中說道，位於札幌市附近的北海道大學在1927年時有一個日本餐館“竹家食堂”，是最早發明拉麵的地方，這家餐館中的一位叫王文彩的廚師，有感於日本原先普通麵條吃口不好，便用自己從中國學來的拉麵技巧，開始作出中國式的拉麵。這個小餐館拉麵於是名聲在外，大久真理子的爺爺為此發了大財，同時也對於中國人甚有好感。後來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她爺爺隨軍而來，在軍中當廚師，並且由於說的一口中國北方話，還兼翻譯。今天雖然已經去世，但是他們一家對於中國的感情深厚，真理子正在積極學習中國準備到中國發展。而在日語中拉麵的發音也就是中國語音“拉麵”，當然由於出自王彩德之口，還帶了一點北方腔。幾年之後，拉麵傳到整個日本島，今天拉麵已經成為全日本的最普遍的食品。據大久真理子說，她的爸爸媽媽今天還是在神戶一帶開拉麵館，還準備把現在日本式的拉麵傳到中國去。我在北海道的札幌市中心的拉麵一條街上品嘗了好幾家的拉麵館，湯汁濃厚，麵條的彈性和韌性都還不錯。

中國的小吃和食品繁多，獨獨拉麵受到日本人的青睞，這是怎麼回事？這又是跟日本人的崇尚儉樸，講究節約有關。因為這種食品的利用率最高，幾乎可以將湯水和麵條全部吃完。

反思戰爭

三國耕一是一個樂觀豪爽的日本房地產經紀人，他雖已經退休，可還是每天去上班，為的是多賺一些錢。我們談起他家的房子，他說二十年之前用了兩千五百萬元日元買下的，現在看來是小一點了，沒有錢了。我當時好像是說了，實際上人有了太多的錢也有煩惱。他點點頭表示同意，然後又補充說，不過還是多一點錢好啊。

他說我是第一個到他家作客的外國人，他特意讓我睡在他家客廳旁邊的塌塌米。這正是我所嚮往的。在這間大約二十平方米的塌塌米中，周圍都是他的兒子三國弘貴在參加日本柔道比賽中所得到的獎狀，弘貴已經是日本柔道的黑段高手了，今年三十八歲，還沒有結婚。客廳中央懸掛着三張黑白的照片，一位是他的祖父，另外就是他的父母，他們都已過世了。三國開玩笑地說，你住在這裡怕不怕？我說沒有什麼怕的，但是第二天他給我看了他父親在中國拍的照片後，我就開始有點怕了，三國耕一的父親一個1940年左右駐紮在天津火車站南站的一個日本少尉。

第二天吃了飯之後，我們談起當年的戰爭。弘貴說我們年輕一代已經不太知道那場戰爭了，只希望今天中日友好。談到了兩國關係，三國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從樓上找出一本陳舊的照像本子，封面是黑色的，上面用燙金寫着“支那事變紀念”，一個日本兵拿着一支步槍遠望着。三國耕一的父親叫三國仲信，當年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當一個修路工，1938年被日本政府招募去當列兵。耕一說，他當時只有三歲，他指着一張他和姐姐父親母親在一起的照片說，你看，就是拍了這張照片以後，我爸爸就去了中國打仗，一直到戰敗之後才回來，總算是保了一條命。他的外甥女大久真理子在一旁說，外公回來以後，帶回來很多跟中國女朋友在一起的照片，被我外婆發現之後，都撕掉了。那些中國女人真漂亮。我外公也很英俊，他得到中國女人的喜歡。

耕一翻開照相本，一張張有點泛黃的黑白照片露出了它的歷史面目，不過不像我以前看日軍侵華照片那樣面目猙獰，而都點綴着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圈的調子，雄本在天津南站與一些中國人合影，說明上寫着，那些中國人是當時的商會理事。很多照片都是與中國人拍的，還有些小孩，搖着小旗，看上去非常歡迎日本人的樣子，照片的說明上寫着是天津的商會理事和一些工作人員，我想那些人都是漢奸了。有四五張照片和仲信在一起的是一些妙齡中國女子，她們穿着毛皮大衣或者錦緞旗袍，描着口紅、眼線，梳着鴨髻頭或者留着長發，果真是風情萬種。我們習慣了閱讀日軍在中國燒殺淫掠的文本，看到這種與日本軍官親親密密在一起的女人照片我感到有點震動。當然他們的身份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來，不是什么女朋友而是“三四十年代的天津雞”，其中一個女孩真的非常幼小，我估計只有十四五歲的樣子，也風騷得很，穿着西式服裝。一張照片上除了三個風塵女子之外，還有三個穿着土裡土氣的中國男人站在後排，有點象當時的黃包車夫。還有的女孩甚至將自己在天津照相館照的藝術照送給了仲信，看來大概是想要嫁到日本來了。於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他們全家，“這不是什么女朋友，他們只是一些妓女，就像東京風俗店中的女郎。”這家人似才剛剛領悟過來。據三國耕一說後來日本戰敗之後，每一個日本兵放下武器，不准攜帶關於戰爭的任何東西，象這樣的照相本，只要被搜出，就要槍斃。耕一告訴我，當時的國民黨士兵非常兇殘，這些日本俘虜受盡虐待，能夠或者回到日本已經是萬幸了。我回了他一句，那麼為什麼他們要到中國去呢？他一時語塞。

相比而言，大久真理子的爺爺大久升的遭遇就比較幸運了，他得到了徐州的一位中國百姓的幫助，給他吃飯、換上百姓衣服，在逃亡的過程中沒有被中國兵打死。但是他的膽子比較小，類似這樣的兩本照相本都扔掉了。當時的日本侵略軍在軍中服務部中都有這樣的照相本出售，封面也是一樣的設計。今天，大久一家人一直在惦念幫助他們的那位中國老百姓，他們一直問我如何去找，我說你們這樣沒名沒姓的，怎麼找？幾十年來的感恩之情一直在大久家中縈繞，他們從來沒有再來過中國，直到爺爺去世，爺爺留下一句話，中國人很好，要找到幫助過他們的那位徐州人。大久一家記住爺爺的話，況且大久真理子的爸爸是在徐州出生的，他們一家準備今年冬天到上海來，從上海去徐州，看看大久父親的出生地。為了能夠順利進行這樣這趟旅行，他們家決定先讓真理子到上海學好中文，可以當他們的翻譯。大久原先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學過一年中文，現在要到上海的同濟大學來學中文了。我祝他們中國之行順利，找到出生地，最好還能夠構找到那位幫助過他們的中國普通老百姓。但是我不知道，這位老百姓算不算漢奸？

日本女人和性

幾乎所有的中國男人都會對日本女人有着某種程度的性幻想。在長期的中國話語宣傳中，日本女人成為一種特殊的“性意味”的語境，常常被描寫成對於男人百依百順、柔能克剛的典型形象，而且從一些網上文字和圖片來看，中國人絲毫不掩飾對於日本女人的性幻想。日本盛產的許多黃色小電影、裸體照甚至一些性變態的圖文，更被一些網友認為日本女人是亞洲國家女人中最放蕩不羈，床上功夫最為了得的民族，幾乎每個日本女人都有性饑渴。這種帶有傾向性的導讀，把日本女子規範為很容易勾引上床的性玩物。更何況在許多日本作家中大段無遮攔的性刻劃的傳統，日本電影中露骨直接的性描寫，更把人們性幻想導向極端。這情形就像中國開放以前，國人對於一些金髮碧眼的西洋女子所存在的性幻想一樣，現在則轉嫁到日本女人身上了。

從向西方學習的年代來講，日本確實比中國早了一百多年，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明治維新的時候，中國人還處在纏小腳、抽大煙的年代。那時日本就已經率先引進西方思想和生活習慣了。作為一個島國，日本人口稠密，居住狹小，在大約兩個湖北省面積的土地上生活着五個湖北省的人口，家庭中的房間狹小，男女性事遮蓋較少。關於日本人關於性事的覺醒，有人認為其情形有點象中國市民文化世俗文化最為開放的明代，也就是《金瓶梅》中描寫的市井文化時代，所以人們津津樂道的日本男女同浴的傳統，男人當街小便不避嫌的傳統，都是日本人人際肢體之間親密的後果。就是今天，日本兒童教育在小學生時就已經熟知人體的生殖器官構造，對於男女之事發蒙也早。“性”在日本並不是一個迴避的話題。儒家文化加上性開放就會形成一種奇特的性心理變態的文化。中國人在這一方面也走過了相同的道路。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一向是諱莫如深，恥談男女性事，這並不是不開放，而是拘泥於儒家文化的種種說教和限制，“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視”的教條讓中國人始終處在一種性的束縛之中。不過就是在禮教束縛最嚴厲的時候，中國人的妻妾制度也早已實行了上千年。而社會底層這種被壓抑的情感和心理，一旦獲得某種程度的解放，它就會變成一種宣泄，一種變態的反動。最近幾年國門打開，西方的性解放傳進了中國，使中國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脫開遮羞布，一下子成為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度之一，走在各個城市都會有着惹人遐想的髮廊、KTV、酒吧等色情場所，甚至筆者在中國最偏僻的雲南香格里拉（迪慶）的賓館中，都會接到按摩小姐的電話，婚外戀、包二奶、大學生當歌舞廳小姐早已不是新聞。據報載，北京這個天子腳下的城牆旁，也要有了所謂的小姐一條街等類紅燈區。中國的性開放程度已經超過美國，從我在日本的十多天考察看來，同樣也超過了日本。

我的一位日本朋友說，日本早在一百五十年之前就已經打開了國門，在男女之事方面沒有中國人的諸多束縛，但是這只是日本人從醫學衛生的角度來注意這個問題看。眾所周知，日本人特別講究人體衛生習慣，雖然地方窄小，每天要洗兩次澡的習慣全島都一樣。今年的薩斯只有日本倖免於染，跟日本民族的衛生習慣有關。而對於性教育，也是出於人體衛生的理念來進行的。所以日本人對於性知識可以毫無顧忌的談論，他們認為，日本女人由於常常在塌塌米上的仰臥起作，使得腰肢柔軟。而日本男人在家中穿的麻布製成的所謂和服，也是使他們保持旺盛精力的原因。不過說管說，做管做，一般的家庭倫理觀念還是非常注重傳統，不像西方那樣開放。當然，日本有着專門的所謂風俗店進行性交易，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日本人的時間觀念

在我呆在日本的十多天中，乘坐了無數次巴士或者長途汽車，這些車都是有時間表的，有的都是用非常精確的分鐘來加以限定，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沒有一趟車有過誤點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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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lphaQ 還有幾分鐘時間，說兩句在本人的日本經歷。 8/19/2003 12:17

這個大日本帝國，土鱉曾經去過幾次，不過停留時間都不是很長，所以絕對沒有啥深刻了解，加上土鱉“完全沒有什麼見識”，即使看到什麼玩意兒了，這體會也是遠遠趕不上“目光如電”的那麼厲害。

聽土鱉大哥說，這個日本是個比較好的旅遊去處。日本雖然地方不大，但是一般旅遊的人的要求都能夠得到滿足，又不同的氣候，不同的風光，海岸線也很長，鄉土風格的有，古典風格也有，現代風格的也有，女士們想要買東西也有地方去，而且日本的犯罪率不高，也比較安全。在一個面積不很大的地方集中了這麼多的內容，很不錯。缺點是費用比很多地方高一些。

土鱉到處流浪，到了日本也是投奔朋友要飯吃的，所以這費用到不是太大的問題。在日本的朋友一接電話都說“莫西莫西”，聽起來挺好玩兒的，結果鬧得土鱉這麼多年來無論在什麼地方，接電話就都是上來就“莫西莫西”了，直到現在還是。

這“莫西莫西”還是日本的姑娘嘴裡說出來最好聽，甚至會讓人想入非非。以前一個日本姑娘就是這個接電話的聲音太好聽了，鬧得土鱉要求見面開開眼，結果朋友說先不要直接見面，就給在旁邊兒指點了一下說就是這位小姐，土鱉怪眼圓翻努力看了一眼，說行了還是不要介紹算了。那日本姑娘的形象實在太“一般”了。

日本好像是比較崇洋媚外，尤其是對美帝國主義更加嚴重。所有的美國貨都要比日本製造的價錢高很多，雖然質量是幾乎完全一樣的玩意兒。但是日本的同志們很少會講英文的，會說的也很多烏七八糟的，口音很重。

東京的地鐵真是非常準時。離開東京時候，土鱉非常自信，讓朋友不用送到飛機場，只要到了地鐵站就齊活，結果糟糕了，就是這地鐵太準時，超過了土鱉的想象。當時以為來了車上去就一直坐到成田機場終點，簡單不過的事情。沒想到還是“搭錯車”了，因為那車提前兩分鐘進站，就不假思索上車了。車門一關，抬頭看一眼，感覺不對勁：????！怎麼開往成田機場的火車上只有土鱉一個人是帶行李的？

當時土鱉的汗就要下來了，趕快向同車的乘客打探，可是旁邊兒竟然沒有人聽懂英文，終於有個滿嘴亂牙的妹妹明白了土鱉說的“Narita”是成田機場，嫣然一笑，揮手往車窗外一指，果斷的命令道“Off!”。

土鱉一聽，心中叫苦，知道是上錯車了，可咱不是鐵道游擊隊，從飛奔的車上如何off？

後來老天有眼，終於找到一位能夠簡單用英文溝通的日本大娘，當時土鱉心情那份激動就別提了，簡直像遇到了多年不見的情人，恨不得上去親日本大娘一口。

在日本大娘的指引下，及時地下車，轉換到了開往成田機場的車上，其中還是耽誤了不少時間。到達機場時候，土鱉是最後一個登機的。總算上飛機了。

土鱉在歐洲就沒有每次都這麼幸運的遇到大娘，而且歐洲有些大娘雖然會講英文，態度卻沒有歐洲小姑娘那麼好。

還是日本的大娘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