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自古以來，中國民間的政治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對政府行為“永不設防”的政治文化，地方官員歷來被稱之為“父母官”，人們絕對不會懷疑自己父母的動機；而美國政體被一種深刻的政治文化習慣無形地支撐着，那就是：人們從根本上不信任政府與官員，處處對政府的行為設防。

民間壓力集團　 1998年春夏之交，我在美國各地訪問，估計正式見到的美國受訪者不下一百人。如果有人問我，你覺得對美國公眾的政治態度印象最深的是什麼？我想，我的回答是，美國政體被一種更深的政治文化習慣無形地支撐着，那就是：人們從根本上不信任政府與官員。

基於這種不信任而產生一種制度性的安排，處處對政府的行為設防，處處對政府及其官員保持警惕與懷疑，這樣，反而形成一種特別有監督能力的社會報警機制。其結果，反而使政府官員在這種無處不在的社會壓力面前不得不更為有效，更為清廉。更具體地說，一個心地很壞的人，由於處處害怕做壞事而被人發現，而不得已不做壞事，在這個時候，他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不得已”的好人。這種“不得已”的好人，與心地天生善良的真正好人，二者當然有區別，但這種區別對社會來說並無多大的實際意義。

這種對政府與官員的近乎本能的政治警醒，使美國社會中始終存在着無數由公民自發組織的社團。各種民間組織的存在，似乎專門為了與政府作對。他們這種永不改變的懷疑政府的精神，是美國民間社團生命的基石。

我在威斯康辛麥迪遜訪問過一個民間組織，他們成立的目的很簡單，就是通過各種方式來監督政府官員，不允許這些公僕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禮品。這個州通過的法律是如此的嚴格，以致一個官員接待訪客時喝一杯咖啡，都必須自己付錢，否則就會被當作受賄論處。這個州能通過如此嚴格的限制性法規，並能大體上有效地約束政府官員行為，當然與民間社團強大的壓力有關。

一個名叫“我們，人民”的傳媒聯合組織，是由一些電台、電視台、報刊傳媒從業者共同組織起來的。這個組織旨在讓公眾參與政治過程，了解政治，監督政府，使政府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還有一個我印象最深的壓力團體，是華盛頓的“共同的事業”。它成立於七十年代，其宗旨是“繼承美國的一個古老傳統：通過尖銳地批評政客，來達到公民所希望見到的結果”。他們正在從事的一件事，是爭取美國通過法律來限制私人的政治捐款，例如，每次捐款數不得超過五千美元，捐款人必須公開自己的姓名與身份，以便讓社會監督，等等。他們鼓動公眾促成這件事的方法說起來也很簡單，那就是讓參加他們組織的人們，不斷地寫信、發傳真、發電子郵件給議員；或要求議員親自接見，以此來向議員提出訴求，以這種種方式，來爭取議員同意通過上述立法。

在美國，一紙條文一旦成為法律，由於主觀或客觀的因素，人們就不得不遵守它。這樣，他們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通過這種方式來限制特殊利益集團通過政治獻金來影響政治。

在訪問結束時，我向接待我們的那位中年美國婦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為什麼如此積極地參與這一組織，你們做這樣的事，動機是什麼？我清楚地記得，她是這樣回答我的：“因為我熱愛自己的國家，因為我摯愛着我的女兒，希望由於我們的努力，讓我的女兒這一代生活在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之中。”當她這樣說時，我看到她頗為動情，其真誠在眼裡閃閃發光。

　 從訓練到習慣再到自然　 一般來說，由於美國人對當官的頗為苛刻，所以有些人很少有進入政壇的機會。反過來，就像商場經營者把顧客視為上帝一樣，當官的也不得不把選民視為“上帝”。

那一天，我們去美國國會訪問一位相當於中國科長級的美國官員，主要是想了解美國國會是如何開展廉政工作的。沒想到這位官員因為當天臨時有許多急事要處理，我們覺得不便打擾，提前離開了他的辦公室。我們在國會大樓里轉悠，時間還早，上哪兒去呢？在國會辦公大樓長長的走廊上，一間一間開着的房間門口，均樹着兩面旗幟，那就是各州議員的辦公室。陪同我的翻譯吳女士說，何不找一間進去看看，說不定真會見上一位議員什麼的。我們隨便走進了一間議員辦公室，裡面有三位秘書小姐，聽說我是來自中國的，就說，你們願意見一見托尼斯眾議員嗎？他現在正在接待一位客人，馬上就沒有事了。我們當然很願意。

不一會，裡面的房間門開了，那位剛送走客人的身材結實的主人，就是加州的國會眾議員托尼斯。他貌不出眾，走在路上你一定會以為他是一個做體力活的勞工。托尼斯很熱情地問我們願不願意進來坐坐，我們就這樣坐在他的沙發上，成了他的客人。他告訴我們，他已經做了十六年的議員，準備不久後退下來，讓更年輕的人來替換他的位置。他說他喜歡繪畫，也喜歡釣魚，今後他會有很多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了。他還讓我們看了他全家的相片。他對我們說的許多話中，有一句話我印象最深：“我們這些議員和你們當教授的不同。我們在公眾眼裡就像是推銷汽車或地毯的商人，誰也不會把我們看得很高。如果公眾覺得我們看上去很高大，那麼我們也就當不成議員了。”

過了一會，鈴聲響了，按理我們應該告辭了，這位托尼斯卻問我們，願不願隨他去看看國會投票，我們當然很願意。於是他帶我們坐上專門供議員從辦公樓到議會大廳的地下電車，接下來又把我們送到國會投票大廳樓上位置上坐下來，然後對我們說，他投完了票會再上來陪我們談一會兒。當這次有關美國學校是否應該舉行宗教儀式的法案投票結束以後，他又上來與我們談，直到最後把我們送上電梯告別。

我後來想，這位繁忙的議員為什麼會對我這樣一個不期而遇的外國人表現得這樣友好？如果說他是為了作秀，那麼，對於我這樣的個人，作秀又有什麼意義？我並非記者，他決不至於認為，我會把他的事情在報上予以報道，宣揚其親民的品德，以使加州的老百姓會因為他出眾的外交才幹，而讓馬上就要退下來的他再次出任一次議員。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在長期政治生涯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活方式，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職業習慣。數十年的生活中，他只有不斷地與他所見到的人們握手、問候，他才能成為議員，才能在議員的位置上體現自己的價值與成功，而且，當他形成這種習慣以後，他也在這種交往方式中，在這種交往給人們帶來的欣喜與稱讚中，在人們向他投來的肯定的眼光中，享受到一種樂趣。當然，這種樂趣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都大有好處，他可以由於人們對他的親民形象的好感，而得到更多的選票，而老百姓則由於可以很容易地與他接近，把自己要政府解決的事情提出來。

話又說回來，這種職業性的習慣為什麼會形成？為什麼東方專制傳統下的某些官員卻總是習慣於民眾的夾道歡迎或者山呼萬歲？──我這並不是虛構，不久前我就曾在國內報紙上讀到，某縣委書記下鄉就受到這種組織起來的歡迎。

中國現代化過程始終存在着一種深刻的兩難矛盾，一方面，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由於沒有強大、成熟的市民社會，缺乏直接實行高水準民主政治的穩定社會基礎，而且自改革起步以來，國家全能主義的種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和矛盾與文革後遺症，會導致體制內的保守勢力與激進而浪漫的自由主義從不同的方向來衝擊政治穩定，而這種政治穩定為有序的經濟變革所不可缺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果想避免前蘇聯採取的經濟與政治休克療法所帶來的嚴重問題的話，有改革導向的政府保持權威實在是必要的。

事實證明，在改革啟動階段，開明的權威主義較之浪漫的仿效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失為一種更切實的選擇。然而，另一方面，權威主義體制本身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權威運作，以拒絕體制外勢力的重大挑戰為其特點，長期以往，這又會造成體制外的社會監督機制的乏力，導致某些領域和方面的腐敗的增加和排他性的分利集團的膨脹。而這兩種因素的結合，會使中國陷入另一種困境，一種可以被稱之為“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相互依存形成的雙重陷阱。如何在維護政府權威的基本框架的同時，又能保持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這也許是世紀之交的中國面對的大難題之一。

政治文化的過渡性空白　 自古以來，中國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奉天承運”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地方官員歷來被稱之為“父母官”，正如人們絕對不會對自己父母的動機進行懷疑一樣，人們也不會去自覺地監督政府官員。中國人從心理上從來沒有把政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懷疑”的。而政府官員也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理應受到公眾質疑的。只有在社會發生嚴重的問題，官員腐敗到了不能為百姓謀取利益時，人們才想到要抨擊他們。新建立的王朝一開始又是以父母的角色被老百姓所認同，於是同樣“提前地”享受到百姓向它預支的信任，這樣的官僚於是又同樣變得忘乎所以，惡性循環又周而復始。

自古以來，中國民間的政治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對政府行為“永不設防”的政治文化。儘管如此，在中國傳統的官僚集權社會，專制體制內部仍然有着一系列相對行之有效的自我監控機制，如直屬中央的御史台、監察史、門下省，以及職官不能在本籍任職的迴避制度，等等。這種監控方式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緩減了腐敗化的速度與程度。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與過去相比，在制度建設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傳統官僚社會所具有的那種體制內部的自我監控制度有所削弱。其原因倒並不是鼓動或方便政府官員去進行貪污，而是因為受到一種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性善論”的誤導。按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釋，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對“天然性善”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進行監督了。

當今中國的社會監督機制雖經全社會的不斷努力正在逐漸加強，但不如意處仍十分醒目：一方面，傳統中國人對政府“不設訪”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而另一方面，傳統政體下某些行之有效的監察機制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被繼承；一方面，全能主義政體下的“無產階級性善論”的政治遺產依然延續，而另一方面，這一體制下的群眾運動式的反腐敗機制以及與之相應的“黨內官僚主義階級”的理論，卻早已在“文革”結束時被拋棄；一方面，國家社會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信仰對人們良知的內在約束力，由於信仰的動搖與“風化”，在很多人那裡已日漸稀薄，而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所誘發的趨利動機與官員在經濟改革中接觸經濟事務的機會，卻史無前例地劇增。在這種情況下，在立足於我們國情的前提下，積極注意包括美國在內的其它民族如何監督政府和防範腐敗的政治經驗，恐怕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知識分子”還是“專業人士”　 為了了解美國的基層民主現狀，我還訪問了一些中小城市的市議會、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基層組織，還考察了一些小地方的民間社會團體的活動。這一天，我來到麻省的一個小城荷爾頓（Holden）。去那裡完全是原訪問計劃臨時變動的結果，但正因為事出偶然，所以就顯得更有意義。

荷爾頓是一個只有一萬五千人的小城市。早上九點，我們按時到達市議會會議廳時，那兒已經有好幾個人在等着我們，其中三位是市議會的議員，另兩位是當地的電視台與報社記者。過了不久，他們的市長、以及退休了的前市長和小城的其他一些重要人士都來了。通過交談，得知他們的議會共由五個人組成，大概相當於我們的一個鎮委會。

不一會，一位年輕小伙子趕到了，據介紹，他就是該市的現任議長。他看上去大約只有三十歲，身板結實高大，穿着一身紅運動服，就像一個橄欖球運動員。令我吃驚的是，這位議長竟是當地技術學校修理水管的工人。而且五個人中，除一個可以被我們稱之為知識分子外，其餘的人按中國人的尺度都統統只能算作普通勞動大眾。但就是這樣的五個人構成了當地的最高權力機構，而且是個業餘的最高權力機構，比方說他們五個人曾經“業餘”地任命了該市市長。

我問這位年輕的議長，他當議長薪水如何。他說了一個不大的數字，然後補充說，按工時計算，他一年做議長所得到的薪金，平均起來每小時不到五美分。我問他是怎樣被選出來的，他說他很願意幫助有困難的人們，又由於他會幫助居民修理水管，所以遠近聞名，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他，於是他的選票最高。他自信人們把他選為議長是一個“Goodchoice（好的選擇）”。他也讀過大學，而他之所以選擇修水管與地下水道，是因為他力氣大，幹活快，收入就特別高。他認為，他能掙高收入就說明自己是有本領的。

被他們任命的市長，也是當地的木材商人。由於商務在身，市長也可以說是“業餘”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荷爾頓雖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城，但它處於新英格蘭地區的烏斯特附近，那兒是學者頗為集中的地區，好幾所醫學院與著名醫院就在這位議長與市長的管轄範圍內。然而，這個城市的主政者卻幾乎與專家學者的身份無緣。

與這位當議長的水管工人交談，引起我的思考：美國人日常話語中，很少出現“知識分子”這一用語。美國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國人中很少有人自稱為知識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識分子的責任、義務、使命感之類的豪言壯語，來表示自己是貢獻於社會的公益事業的。以我在荷爾頓所見，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在社會公益事業與政治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們心目中，理念與理論並不重要。

在歐洲、俄國與中國以及東方各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總是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幾乎所有的革命運動，都以那些視理念為生命的知識分子來作為核心。我在國內時，曾經問過一位來我家做客的美國博物學者，為什麼在美國沒有歐洲那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也一時回答不上來，只是說，在美國，知識分子往往不是一個好稱呼，那些被認為不切實際的空想家才會被人稱之為知識分子。更有一位從美國回中國探親的朋友說，如果一個競選美國總統的人被一般民眾認為更像是沙龍里的“知識分子”，那他註定失敗無疑。

當然，這並不是說美國人中沒有獨立思考、爭取公共權利的理念、以及為這種種自己認同的理念而鬥爭的行動者。恰恰相反，在美國社會中，關注社會以及為社會事業而奮鬥的人士同樣相當普遍。然而在美國，這些人士一般都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是被稱之為“專業人士”。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區別？也許產生“知識分子”的社會，如歐洲、俄國、中國，社會結構的階層分化較為顯著，身處這種傳統社會結構，只有少數人可能有機會受到較高深的教育。而這些“精英”與沒有受過教育、較少受到人文價值薰染的人們相比，會油然產生一種精英主義的責任意識、道德義務感與某種優越感。這是一批高於眾人之上的人，是擁有知識運思能力從而變得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特別敏感的人，是執着於人文價值而具有對社會的批判能力的社會群體。他們力求從理論上來概括社會問題，並力求從哲學理念的高度來對社會中的不公平問題及其根源做出根本的判斷，並謀求對自己所意識到的社會弊症做出根本性和整體性的解決。這種人的最基本特點，是抽象理念中的理論探求與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政治判斷與道德關懷相結合，由此產生一種行動化的趨向。

從本質上說，知識分子更具有激進的理想主義傾向。一個階層等級較為明顯的社會，一個僅僅有少數人接受人文教育的社會，一個有大量社會矛盾與問題成為他們進行知識反思之資源的社會，是產生此類知識分子的溫床。特別是歐洲一些有過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貴族文化的遺存是產生精英主義優越感的基因，這種精英主義的價值觀，自然會強化精英與平民的文化分野，會使某些人產生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激情衝動。如果這個社會恰遇許多困難和矛盾，那麼握有理念與思辯權的精英們難免不充當政治運動的發動機。與這樣的社會不同，美國是一個職業化程度很高的高收入社會，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都可以成為中產之家，且人數眾多，使每個職業中都存在着一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他們可以站在本職業的立場上，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為背景，來提出問題並為此承擔起社會責任。美國既沒有前面所說的封建歷史與貴族傳統，至少在目前似乎也沒有災變式的大問題去刺激人們的形而上理念思辯，無須提出某種政治神話來安撫人心，因而美國的平民主義傾向很強，美國人的責任感，多由那些專業人士用一種專業方式來體現。

當然，美國的學院與書房裡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這一點毫無疑問。問題在於，他們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國會山見到的自稱是“如同汽車推銷員與地毯商人”的眾議員，以及那位當小城議長的管道工人和當市長的木材商人。他們似乎沒有理想家的想象力，這也許使美國的政治舞台少了幾分詩情，卻同時多了幾分可能使他人頗為羨慕的優點，那就是大躍進式的或“文革”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烏托邦，與他們無緣。

當然，我決非認為中國不需要知識分子，而只是覺得，如果每個中國知識分子能多一些專業人員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學家和詩人的方式來考慮中國的問題，也許中國就更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