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周末，有朋友的朋友要從國內來讀書，請我去幫忙接人。在問清楚也是個PLMM後，我義不容辭地答應了。接了來，一個看上去(唉，如今只能是看上去了)很清純的學生妹，帶着對新生活的憧憬上了車，立即和朋友嘰嘰喳喳地一團。到了朋友家，兩人歡天喜地地去了，留下我一個人默默地離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 因為此情此景總讓我想起我在美國渡過的第一夜。

一次次地接機，一次次地回憶，趁還未完全麻木之前，寫點文字下來，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交代吧。

(一)

六四過後的那三年，可以說是中國現代留洋史上最荒唐的三年。哪裡荒唐？當然是共產黨的留學政策！直到現在，我仍然不是很明白共產黨是出於什麼樣的心理，在當時規定了“非僑屬不能出國！非無獎學金的I-20不能辦護照！非本單位同意不能走！”的“三非政策”。唯一的解釋是：“你們學生不是跟我鬧麼？我就刁難你們，看誰狠”！這世上，論起整人來，誰又能狠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呢？

“非僑屬不能出國”指的是所有出國的學生必須要有海外關係，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算直系親屬；舅舅阿姨、叔叔伯伯什麼的算是旁系親屬。至於大姨媽的小叔子的老丈人怎麼算，僑辦(全名：歸僑僑眷辦公室或僑務辦公室)里的小蜜會具體請示她的處長上司裁決，如果結論是否定的，那麼你的出國夢也就基本上破碎了，除非天上掉下個留(洋)姥姥。

直系和旁系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不用交一年2,500塊的培養費。這麼一來，有志出國的學生們立刻被分為三等：直系、旁系和沒戲。所以，反正蓋的都是蘿蔔刻的章，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同學們一張張“茲證明XX同學屬直系僑眷。其爺爺於46年赴老撾留學，至今未歸。此致，敬禮”的“僑屬證明”遞到合肥市公安局。

開始幾張，公安局還買帳，後來看出端倪來了，駁回了幾個護照申請，大家只好打起旁系的主意。最終結果是：大學畢業的第二個月，同班的53個同學中，到了美國的有44人，其中直系5人，旁系39人。仿佛全國的僑眷都集中到了我的大學班，所有文革期間隱瞞着的海外關係同時曝了光，呵呵。弄得班上唯一一位真僑屬(廈門人)產生了不可磨滅的祖孫情結，記得交完一萬多塊培養費的那段時間，人們總聽到他“49年，我爺爺都給抓壯丁抓到台灣了，真不懂他為什麼要偷着游回來？”的抱怨聲。

因為對初戀的懷念(屬於另一個故事，這裡不談，呵呵)，我屬於剩下的九人中的一個。立刻面臨着到哪個單位去的嚴峻問題。

(二)

那時候，除了出國的、保研的，參與分配的同學是寥寥無幾，在科學院系統裡可以隨便挑着相關單位去。一般來說，人們對去哪個單位挑三揀四，是考慮到專業對口問題、福利待遇問題等等，而我的條件只有一個：不簽合同，隨時走人。為什麼呀？不是“非本單位同意不能走”嘛。我當時打聽了幾家跟所學專業有關的單位，都歡迎我去，但必須簽五年的合同，期間不能辭職，不能病退，不能以任何理由自費出國，是直系也不行，這叫“縣官不如現管”。

沒招兒了。求爹爹告奶奶，終於天無絕人之路，一家街道小廠同意要我，不簽合同，隨時走人。後來跟那廠長喝多了酒，了解到他的一片惻隱之心。原來，他南大中文系畢業後，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分到皖南鄉下的小學教書，一呆20年，等到青春流盡、兩鬢斑白才歷經千辛調到南京。特同情我這樣的落魄秀才，希望在他的能力範圍內給我提供所需要的幫助。我只有“竟無語凝噎”，感動啊！去年回國去看他，已經退休了，兒孫繞膝，已然看不出命運留下的痕跡。怎麼樣不是一輩子呢，不是嗎？

在申請學校和等I-20的日子裡，我在車床前辛勤地工作。廠長倒是問過我是否願意坐辦公室，畢竟我是建廠四十年來，國家分配到廠的第一個大學生嘛，但是本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念，我毅然選擇了三車間。隨便說一句：這跟廠花在那裡並沒有關係，我也是進了之後才知道的，呵呵。

車間主任是我的師傅，三十一二歲，老實憨厚的南京本地人。除了活幹得漂亮之外，我師傅最吸引人之處是他的三顆牙齒。本來這三顆給煙薰得黃里發黑的牙也不特別，但是如果別的牙齒都不存在了，它們就如異軍突起了不是？說起來好笑，他那些不知所終的牙齒們全部是讓他摔跤摔掉的。青工們聚在一起就愛個喝酒，一喝就容易醉，醉了也得回家，於是騎上車就摔。今天一顆，明天兩顆，就這麼着，弄得個好好的小伙子成天癟着嘴，絕對的老太太像。他從不敢開懷大笑，怕人知道他的小秘密。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笑不露齒，是害羞內向呢。後來再沒見過他，估計應該裝上假牙了罷。

(三)

寬敞的廠房裡，二十張大床一字排開，蔚為壯觀。男男女女在上面努力地忙碌着，是否快活我就不知道了，呵呵。共有十七台車床，磨床、銑床、刨床各一。全部開動起來，聲音震耳欲聾，火花此起彼伏，鋼屑漫天飛舞。我如果想跟旁邊開磨床的廠花說兩句悄悄話，得把兩台機子都停下來才成，即使如此，也是“通訊基本靠吼”。

另一個讓我覺得不習慣的是髒。因為安全原因，開車床是不能帶手套的，半天下來，滿手油污，滲入到每一條掌紋里，單用肥皂是洗不掉的，必須用硬塑料絲(絲瓜瓤不夠結實)使勁刮，就當不是你自己的手。沒出一星期，我稚嫩的充滿學者風度的雙手就浮皮密布、青筋猙獰了。再往後的幾個月，即使指甲縫裡全是黑垢，也捧着西瓜照啃不誤。社會這所大學就是鍛煉人啊，呵呵。

等到來年一月份，我滿師的時候，第一份I-20猶如報春花般地在我的殷殷期待中飄忽而至了，我依依不捨地跟廠長惜別，纏綿悱惻地跟廠花握別，語重心長地跟師傅話別：“你最好把那三顆牙敲掉，裝一副假牙吧，來日方長哪”。

“等下次喝酒，它們自然脫落再說，嘿嘿”，師傅掩口胡盧而笑。

我興沖沖地拿着錄取通知去辦護照。“一個月$1000獎學金？不行，有獎學金的不行”，接待民警把申請材料推還給我，帶着我捉摸不透的複雜表情。

我一下子懵了，“什麼？去年我同學在合肥都行的啊”？

“去年是去年。合肥不是南京。下一位”，言簡意賅。我仿佛看見他嘴角浮出的一絲淺笑，又一次領教了共產黨的下三流招數。

年輕的優點之一就是雖百折而不撓。我再做馮婦，重新準備美國大學的申請材料，寫明我是闊佬，不需要獎學金。作為待業青年的我焦急不安地又等了一個月，才收到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沒有任何資助的I-20，如獲至寶，比拿到fellowship還高興百倍！唉，在變態的政策下，什麼怪事不會發生？

(四)

重新踏入公安局的大門。這回接待我的是一位警花同志。我謙卑地遞上護照申請材料，她很客氣地接過去，真的，一看就知道是新警察，老警察哪有給人好臉的啊？

“你沒有獎學金呀？那可得準備銀行存款證明。要一年以上的老戶頭，一萬美元。”

瞧瞧，我們的黨媽媽是多麼為她的孩子們着想，怕我們臨時舉債出國，在國外生活沒有着落，比美國領事館考慮得還周到呢！

我面如死灰：哪裡能傍到有一萬美元存款的富婆啊！就是今天傍到，也還得等一年，天絕我也！大概是不忍看到帥哥如此頹廢沮喪，新警察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有獎學金就不需要了”。

“什麼？”我猶如抓到了救命稻草，“你說什麼？”

“有獎學金的錄取通知不需要銀行存款證明，可以直接用來辦護照。”

“可，可。。。。。。”，我又驚又喜又怒，語無倫次，“上次，一個月前，這裡，他告訴我說有獎學金的不行。”

“我是新來的，不知道‘他’是誰。大概是政策改了吧。”

我-????朝令夕改？這不是拿人當猴耍嘛！如果不是那位警花的那一句話，我的人生道路說不定就從此改寫了。命運全不由自己作主，大概是很多人痛恨再回到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好在那份獎學金還在，於是三月中旬拿到護照，立刻去上海簽證。一簽到證，趕緊買了四月初的機票，雖然學校開學要等到八月底，可我不敢等了，怕了，誰知道政策又什麼時候改？怎麼改？原本打得辟里啪啦響的如意算盤：萬事具備，只等出國，人生得意須盡歡，衣錦還鄉，左擁右抱，等等等等，全都落了空，至今引為無限憾事，呵呵。

(五)

在洛杉磯轉機，再飛到學校所在的中部小城，已經是半夜十二點了。疲憊的我背着書包在取行李的大轉盤前望穿秋水，等到花兒也謝了，也沒等到裝滿我全部家當的兩個箱子！那些和父母精挑細選的物什除了穿在身上的，那些記錄青春歲月的情書除了留在記憶中的，都如大江東去不復返了，好似上天註定，要我一貧如洗地開拓自己的新生活，要我宛如白紙一張地迎接我的美國初夜。

沒有人接機，沒有朋友可以打電話，機場唯一的通往市區的班車要到次日凌晨七點才開。行李轉盤已經停轉，諾大的候機廳空落落地只有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只有書包陪着我。偶而有清潔工和出租車司機經過，卻沒有人說話，只有廣播裡不斷傳出的輕音樂。

我脫下泡沫塑料涼鞋，在鞋底發現了十七片碎鋼屑，那是我半年車工歲月的唯一見證。撫今追昔，前途未卜，我只覺兩行清淚順着臉頰流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