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青年”原系戰後五十至六十年代初英國一個文學流派，代表作有劇本《憤怒的回顧》、小說《往上爬》(另一譯名大概叫《坡頂上的房間》)等。其實，一代青年的思想脈搏大致是同步的，如美國的《麥田守望者》(1951年)、蘇聯的《帶星星的火車票》(60年代)，它們雖各有差異，卻都對傳統價值僵化和虛偽的部分表示出深深的懷疑。那時候，重門深鎖的中國並無“憤青文化”，除非你把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也算上。
　　文革驟起，憤青應運而生，他們叫做“紅衛兵”，卻是奉旨造反的一群。誰能說當年的他們不是丹心一片？他們讓別人流血，而後自己也流血，卒令太陽更紅，紅得滴出汁來。魯迅在《我要騙人》中寫道：“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末了，這茬憤青被流放到窮鄉僻壤，在彼處苦澀地咀嚼着自己殘破的青春.....至70年代，神州霜凝寒野，國門鎖得更緊，卻出現了疾風勁草一般的憤怒青年，他們喊出的時代最強音，凝聚到北島的一句詩里：“我--不--相--信”。有了這“不相信”的一代，才有了80年代青年對新知渴求。那是啟蒙的年代，如潮湧入的新知儘管相當蕪雜，且在這塊貧瘠土壤里紮根未深，但關鍵是魯迅所言的“瞞和騙”的把戲已經油枯燈盡，再難瞞騙下去了；何況血淚斑駁的日曆才翻過去不久，慘痛記憶就是青年的導師，在那個年代，共產意識形態和集體主義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宮廷藏經閣門前那對風化剝落的石獅子已搖搖欲墜。於是又一代憤怒青年誕生了，自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自由的訴求星火燎原，學運此起彼伏......直至某年某夜，……狼奔豕突的金屬怪獸，其實也碾碎了某些宗廟上的泥胎和神龕，雖說它香火寂寥已有些年頭，這回卻真成了斷壁殘垣了。然而，有人卻從瓦礫之中翻尋出一個火盆子，用吹火筒呼哧呼哧煽旺了，再把“瞞和騙”這帖狗皮膏藥烤軟烤熱，糊在民眾潰瘍的創口之上，竟立收奇效，欲消炎雖未得，鎮痛倒也靈驗。自不待言，這帖膏藥就是“民族主義”，它的兩大煽情口號一是“愛國” 二是“說不”。前者訴諸大眾淺層次的基本情感，後者則豎起一串假想的敵國靶標，使民眾的不滿和憤怒有安全的宣泄去處。在擯棄了以前的僵硬的“主義”教科書，改為粗線條的感性灌輸，這種輿論導向果然一呼百諾，非但拯救權力者於危難之中，更使之重新壟斷了道德合法性和話語權。坊間對“愛國”和“說不”的共鳴，根植於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文化挫折心理，和底層反智主義的義和團情結。一旦自由的訴求被妖魔化為西方帝國主義之顛覆黑手，那頁猩紅的日曆便被撕去了。當時要求民主參政的共和精神，如今已在一片說不的狂囂里被漂白。再次被權力者拿去洗手......而那代人的思想方舟，又被一條鍍了金的鐵鏈錨定在“悶聲發大財”的碼頭上，物慾、拜金、唯利的“經濟發展”，加上令人膽悸的精神刑具。他們由沉默而迷惘，而迷惘而沉淪。一種糜爛腐敗的氣息瀰漫了整個90年代，光怪陸離的社會就此浮現在茫茫慾海之上，如魯迅言：“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魯迅《夜頌》)十羊九牧，十官九貪、十商九奸、十倉九蛀、十物九假、十鼠同穴.....而社會摩擦碰撞出來的憤怒，卻十中有九被“導向”引進了仇外民族主義的運河，它們只能在人工開掘的河床里翻騰喧譁，縱然聲震十里，卻無足為患。
　　對於身邊的腐惡齷齪，眼不見為乾淨，一如魯迅言：“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也難怪，在中國要敢想敢說，敢做敢當，就要付出代價，常常竟至於流血。中國人為此已經葬送了多少性命，才鍛造出這怯懦孱弱的一代！
　　魯迅指出：“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沉重’的心。”(魯迅《死地》)
　　於是，我們看到了新一代憤青的時代面影。他們並不都是“憤怒”的，因為90年代大眾文化有一大支脈--頑主文化，它固然有着對現實政治的幻滅和輕蔑，卻是典型的犬儒主義和阿Q式的精神逃遁。它對陳腐的正統意識形態之嘲諷和開剝，其實非常犀利，但除了風燭殘年的前朝遺老為之蹙眉扼腕，執政的主流集團卻“大撒把”了，要說他們無力兼顧，不如說他們經多年的“反***”、“清除污染”的攻防戰之後，已大部棄守這塊傳統的思想陣地，它實在是把持不下去了。畢竟“頑主文化”並無迫在眉睫的顛覆性，被它化崇高為腐朽的那些信條，連權力者自己也不再信奉了，讓頑主們玩一玩又何妨？說來王朔是位很有天份的作家，他對當代都市語言的提煉，幾乎無人能及。如“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都是點石成金之筆，然而，當阿Q落敗時，“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__雖然還有些熱刺刺，__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阿Q正傳》)這種自輕自賤的大眾文化，原來早就根植於國人的遺傳性格之中！
　　然而青年對社會現實的憎厭，並非光靠痞子式的黑色幽默就能排遣，青春總是有稜角的，無論服用幾多涼血清熱的湯藥，暗瘡總要生長出來；可幸有一種因勢利導的大內秘制丸散，能讓他們在捶胸頓足的“說不”吼叫中盡情釋放自己的憤怒。90年代的另一脈大眾文化，正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要說它是“思潮”，無疑成立，但更準確地說，它是大眾文化；它固然是憤怒的、喧譁的，卻又是消閒的、娛樂的，它是周圍種種被毒化的垃圾和廢氣的排放管道。想採集一個粗鄙的標本，俯拾皆是__某年春節聯歡晚會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萬國運動會》(？)正是一例；如此肉麻當有趣，讓人覺得迭經百年蹉跎與苦難的中國人都白活了，迄今竟一無長進。
　　對於嘻嘻哈哈和咬牙切齒的兩股大眾文化潮流，魯迅當年也認準了穴位，對於前者，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巧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對於後者，他說：“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到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以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__或者本來就閉着。”(魯迅《論睜了眼看》)
　　這代憤青的燎原之怒是民粹的，反智的，是庸眾群氓式的喧囂。他們愛國成狂的入魔狀態，教人訝嗟。如《中國可以說不》這部秘笈，疾呼中國的青年要準備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他們似乎完全不曉得，在上兩代憤青“紅衛兵”口中，曾迸發過一模一樣的話語，而且說得是那麼斬釘截鐵、鏗鏘有力。那時是要“打”美帝蘇修和一切國際反動勢力，解放全人類，大有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的豪邁氣概。而今這輩憤青所持的是悲情苦主的報仇雪恨心態，只咬定中華民族唯一的心腹大患、“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國霸權主義，所謂“丟掉幻想，準備打仗”，仗打不打得起來尚未可知，幻想卻是丟不得的，這是最能為他們長氣的“搖頭丸”。
　　本來，喊幾句“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也非難以治癒的臆想症。君不見前輩憤青”紅衛兵“們，疾呼之餘，意猶未盡，還真越境去投奔越共和緬共，解放全人類去了。如今的憤青不外是口舌逞雄，在防盜門後面耍大刀而已，其實有點心理病症，也未到恥於示人那麼嚴重。要比精神狂躁，能比得過紅衛兵前輩？正是集體入魔之深，才能有後來集體脫魔的大徹大悟。只不過，這一輩憤青的情與欲猶在瘋長，而“超齡憤青”----關於超齡憤青，參見《審視我們的時代　後魯迅時代的中國人(之一)----則仍沉湎於“愛國氣功”的調息大法之中，那是他們存活在令人憋氣的醬缸里唯一的寄託和自拯。按說年輕氣盛時噴發幾句臆想的譫妄，並不丟人。但“超齡”之後仍珍藏着青春暗瘡的疤痕，不時亮出來以示自己永葆“說不”的熱血與激情，跡近滑稽，便又是在“做戲”了。如此敝“瘡”自珍，亦如魯迅言：“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魯迅《熱風》隨感錄39)
　　綜合種種失心瘋的夢囈，標明了民族昏熱症體溫表上的刻度。說不憤青為何入魔至此？因為他們的心理是扭曲的，其“國家主義”的民族情結，由自戀成癖到自虐成狂，他們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一個含冤怨婦，想象成一個披散着長發吊着長舌的、被人勒死的厲鬼，終日追魂索命，清算十代以上的血仇。為了詛咒仇家，便還要為別的“難友”申冤，他們的精神盟友(或准盟友)還有卡扎菲、薩達姆、米洛舍維奇、金正日、拉登、哈馬斯.......然而，把“說不”憤青的心理扭曲至此的，還要算上他們自己的政府。權力者為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為壟斷意識形態話語權，他們一再加柴添火，讓民族主義烽火台終日狼煙大舉，讓“說不”愛國狂們牙槽滲血、怒髮衝冠，但他們只是這種把戲中的道具，因為權力者自己並無膽魄去“說不”，時不時作作態倒還可以，一到實際操作，便不離“投棄權票”、“消氣外交”。於是，每逢外交摩擦，****念念有詞的“說不”咒語，卻總不見靈驗。難免的，那些在拳壇香案下頂禮膜拜、忠肝義膽的愛國憤青，便益發屈辱，加倍憤怒，他們情緒的發泄，已不能依照精心構建的下水道而涓涓流淌了，911狂歡便是典型一例，群情鼎沸，咆哮萬里觸龍門。卒令亂了陣腳的官方也忙不迭地去“消音”，為決堤而出的排空濁浪去分洪蓄洪......精神暴民形而上的仇恨發泄，正應驗了魯迅之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魯迅《熱風》隨感錄65)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然民族主義的爐膛里正大火熊熊，僅靠揚湯止沸又豈能解開愛國憤青怨恨交加的被雞姦心結？於是“說不”怒吼的分貝仍在升高，民族受虐心態仍鬱結於心。便見潑糞和潑漆的愛國義士層出不窮，由憤而糞，由憤而潑，是為必然。有此世情，遂有此世相。被閹割了“憤怒”的國民，只能去咀嚼被允許的“憤怒”。魯迅在《雜感》中說：
　　“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瞪眼。這些孱頭們！孩子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瞪眼，並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為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生，__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魯迅先生一語成讖，被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至今猶然。這讖語正是受雞姦憤青們“憤怒”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