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我而言，老家就是爺爺奶奶的家。因為父親是他五個兄弟姐妹里唯一讀書讀出來的，再加上爺爺的地主成分，文革亂世中出生的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在老家長大成人的可能。

老家在蘇南的一個小村莊，離省城不過四十公里路，卻講着一種我至今未懂的方言，跟屬於北方語系的南京話截然不同，所以，我小時候覺得根本沒法跟那些長輩親戚們交流，這幾年拜推廣普通話之賜，總算能聽出他們的意思來，受過點教育的老家年輕後生們平素里更是以普通話為主。父親是學中文的，據他說那方言其實是個寶，延續了不少古音，早些年他還給我舉出過不少例子，我呢，東耳朵進，西耳朵出，一個也沒記住，他於是不再提。式微便式微吧，又有誰會在意呢？

父親大學畢業後，因為家庭成分是黑五類之首，被分到當時最窮的蘇北農村當中學語文老師。按理說，既然是苦孩子出身，多點苦也算不了什麼，可是父親一直耿耿於懷，覺得響噹噹的南大畢業生是屈就了，說那裡是窮山惡水出刁民，耽誤了他十五年的大好青春云云。對於他的這個說法我一直存疑，部分原因是我的初戀女友是那裡來的，國色天香，清秀可人。看來，心中有愛就是不一樣啊，呵呵。

我們大約每兩年回老家一次，主要原因是經濟狀況不允許我們年年回去，雖然離得也不是太遠，四百多里而已。母親是南京人，回老家要路過的。城裡人喜歡鄉下的土特產，父親笑言自己每到那個時候就成了雞販子、魚販子，常常是七八隻雞，幾十斤魚地往南京運。為了帶東西方便，也為了省兩個錢，母親總有辦法找到“順便車” --- 軍用卡車啦，小八匹啦(馬力為八匹的手扶拖拉機，故名)之類的。一個風雪交加的凌晨，我們全家四口在饑寒交迫中顛簸了五個多小時之後，停在六合的一家小飯館裡吃的那碗陽春麵讓我僵硬的小手得以溫暖，因而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南京把雞啊魚的交給公公婆婆(南京話里的外公外婆)，我那些舅舅姨娘(南京話里的姨媽)會聞訊而至。吃上幾頓團圓飯，我就盼望着回老家。大概是因為父親覺得他自己跟工人階級合不來，連帶着，我也和我的城裡表兄弟們格格不入，有“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味道。到了老家，我雖然聽不懂他們說什麼，但是心情卻不會壓抑。孩子們之間的溝通，語言畢竟不是最主要的。

從縣城走十二里路到鎮上，過一座小石橋，再走兩里路，便到老家了。每次到小石橋附近，我就體會到什麼叫“雙腿象灌了鉛一樣的沉重”。父親總是喜形於色，指着街道兩旁的商店說：“瞧，這些原本都是我們家的房子”。年幼的我看着那白牆黑瓦，心裡做着當小地主的美夢，然而，當看見老家的土牆和房頂的茅草時，幻想的肥皂泡便破滅了。

老家有兩間屋子，住着我的兩個伯伯兩大家子十二口人，還有我的爺爺奶奶。原先是我們家的牛棚，長工都不住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佃農們把深宅大院分走了，把沿街店鋪共產了，賞給我們家這個四面透風的牛棚，抹上點泥巴就湊合住了。這算是客氣的。村里最大的地主是個外鄉客，一解放就給斃了，兩個老婆旋即不知去向，謠言說是給早己垂涎三尺的幾個農民先共妻後幹掉了，那時候，少兩個地主婆還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嘛。仨兒子靠在附近幾個村子乞討度日，直到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全部“自然” 餓死。

為了成分被劃成地主一事，爺爺奶奶之間的矛盾很深。這麼說吧，我就沒看到過他們在一個桌子上吃過飯，也沒看到過他們互相說過話。事情是這樣的：我爺爺省城中學畢業後，回鄉當過幾年私塾先生。我大伯上面本來還有兩個姐姐的，可到了十一二歲，卻都先後死於傷寒。為了家族的命脈不至截斷，當魯迅先生毅然棄醫從文的時候，我爺爺果斷地反其道而行之 --- 棄文從醫。憑着自學成才的兩把刷子，他走家串戶地當上了遊方郎中。嘿！你還別說，到了解放前夕，隨着他醫術的日臻純熟，鄰縣都有來請的，家裡“妙手回春” 、“華佗再世” 之類的匾額居然沒少收。當然了，銀子就更少不了了。

爺爺把一半的收入交給奶奶維持家用，另一半用於自己找樂子。據說跟《活着》裡的福貴一樣，就好個賭。可惜他沒有福貴那麼好命，在家裡不能說了算。靠着我爺爺那一半收入，我奶奶把家裡操持得有條有理，地一點點多起來，店一家家開起來，還養了五個孩子。有那麼一兩次，爺爺輸紅了眼，要賣屋賣地，奶奶都急得要跟他拼命，最後不知道爺爺用了什麼辦法擺平那些討債的惡勢力，才總算沒敗了家。

爺爺作為江湖醫生吧，在鄉村里該是見多識廣的了，而且他平時也常讀書讀報，擴大了自己的信息來源渠道。他的直覺說：“共產黨就要得天下了，這農民起事，一旦成功，都得均貧富，大事不妙！”於是，他認真地跟奶奶商量把房子和地都換成金銀細軟，有個防備。我奶奶不干：“我這三個兒子呢！”意思是說莊戶人家還是要以農為本，自食起力，不偷不搶的，怕什麼嘛，共產黨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強盜。呵呵，小瞧了共產黨不是？爺爺再一次妥協，以至於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無可能。

地主家庭所遭受的苦難是無窮無盡的，在村里屬於溜邊走的黃花魚。家產剛被分光的時候，父親還年幼，奶奶帶着他討過好幾個月的飯。大隊小隊如果丟了什麼東西，我們家是第一懷疑對象。57年反右，生產隊說是丟了幾把鐵鍬，因為當時我大伯當了小學的代課教師，就把我務農的二伯抓走吊起來打，到第三天頭上，我奶奶怕二伯給打死，跪着哭求，主動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人家根本不相信她一個小腳老太偷了鐵鍬還能跑那麼快，接着打我二伯，遍體鱗傷。傷心欲絕的老太太一步步走進家門口的池塘里，到水沒到腰了，她猛然想起老三(我父親)還沒有成家，她不能就這麼去了，才從鬼門關折轉回來。第二天，奄奄一息的二伯被放回來，原因是鐵鍬給埋稻草堆里了，農民兄弟一時不察，鬧了個小誤會。

爺爺被無產階級專政剝奪了行醫的權力，加上對奶奶的不諒解，他在家就做個甩手大爺，凡事不聞不問，只管吃喝拉撒。“長兄如父”，我大伯挑起了養家糊口的重擔，把婚娶一事放在一旁。我父親尤其感激大伯的是在父親九歲那年，大伯從牛背上把父親拉進了他所任教的小學，並一直供他上了大學，這是多麼大的恩典哪！我們全家後來感恩戴德、出錢出力自不在話下。

等到我第一次看見奶奶時，她的眼睛已經瞎了，腿腳也不靈便了。她癟着眼眶和嘴唇，口中喃喃地不知道說着什麼，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想摸摸我這個長孫，我嚇得直往母親身後躲。在我的記憶里，她的房間永遠黑古隆咚，只在每日三餐的時候才有人進出。就這樣，她還給我做過幾雙小鞋。那無邊的黑暗和寂寞，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忍受下來的，或許是本能？有一次，父親接了電報說是奶奶不行了，急着趕回去。大伯不知從哪裡找來一針慶大黴素，打下去，奶奶又多活了三年。那是八一年的事了。

爺爺倒整天曬曬太陽遛遛彎兒，去世得比較晚，似乎當時我已經進了大學。二伯家蓋了新房，爺爺就住那裡，被養着。臨終前幾個月，去縣城看過趟醫生，檢查結果是咽喉癌。父親想接他到南京治病，他拒絕了。據說癌症的那種痛是痛徹心肺的，但我爺爺絲毫沒有表現出來，表現出來有什麼用呢？還不是更惹人嫌？解放後這麼多年他什麼也沒做，家人對他的態度他非常清楚。迴光返照的那幾個小時，他還喝了兩碗稀飯，然後就無聲無息了，安詳得讓人覺得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