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死

　　　　　　　　　　　　　　·狄　馬·

　　　　　　　　　　　　　　　　一

　　翻譯巨匠傅雷的憤然辭世，乃是在１９６６年的一個孟秋之夜。９月２日的夜
晚或３日的凌晨，５８歲的翻譯大師因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毆打、凌辱，坐在自己的
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而亡。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浦東土布做
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長結，打圈，系在鐵窗橫框上，尾隨夫君而去。

　　沒有誰會注意到這樣一條消息。在一個恐懼四布、人命如蟻的年代裡，“自絕
於人民”的事是經常發生的。當女傭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將二人亡故的消息報告給當
地政府後，幾個神情傲岸的片區警察經過匆匆的訊問就決定火化，甚至連近在北京
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來不及向父母的遺容告別，就匆匆地掩埋、拉倒，像送走
一盆過時的盆景。

　　幾乎所有傅的親屬、朋友都痛悼了傅的英年早逝，譴責了林彪、四人幫的倒行
逆施，實際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仿佛最後的幾年不過是死神在挑
選吉日。

　　１９５７年，傅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凡十次之
多，但因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但到１９５８年的“反右補課
”中，傅卻再也無以倖免。在一次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後，傅被戴上了“
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見到夫人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
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１９６６年，當一場史無前例的恐怖主義浪潮席捲中國的時候，傅已預感到自
己在劫難逃。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１９５７年那樣的情況
，我是不準備再活的。”而當“運動”才開始一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
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靈魂已急不可待。

　　而現在，這隻昂首天外的天鵝終於等到了上路的機會。經過從這年八月底開始
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變着花樣的辱罵、毆打，他覺得動身的時機已經完全成
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頭朝天堂、眼望故鄉，將一杯和有毒鴆的藥水
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協。

　　　　　　　　　　　　　　　　二

　　就這樣，當第二天上午，女傭周菊娣按時起床準備為他打掃臥房的時候，發現
平日生活像鐘錶一樣刻板的譯匠沒有起床。他已經永遠地睡了。

　　又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的時光，戶籍警察左安民聞訊趕來，發現書桌上有一個
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寫着：“此包由××路×弄×號朱人秀會同法院開拆傅、朱
”，裡面是幾個裝着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筆小楷謄寫而成的遺書，全文如
次：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
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
。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
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
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
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
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
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委託數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５５。２９元（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６０６室沈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請
交還。
　　三，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掛表（鋼）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
，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
，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
以存單三紙（共３７０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
（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家具數件，
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
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５３。３０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侯公家決定。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這是人類歷史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傑出心靈才能作出的超常反應。它清晰、周密
，將智慧賦予人的堅忍和冷靜發揮到了令人難以企及的程度。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在
臨終前的最後幾天裡所受的種種橫暴：為了搜尋“反革命證據”，戴紅箍的“紅衛
兵”挖地三尺、煞費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園裡的月季也連根撥掉；震耳欲聾的口號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傅雷夫婦先是被罰跪在地，繼而被人拉到長凳上戴高帽；…
…但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這個人有條不紊地書寫他的死亡文告，甚至連火葬費，
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補助，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苟地抄出，仿佛這一切在他
心中早已醞釀成熟，現在所做的不過是照單謄錄。

　　這和蘇格拉底之死完全不同，這個同樣是飲鴆而死的雅典人是至死都相信自己
的無辜，而恰好是這“無辜”，鼓舞了他赴死的勇氣。他堅信神明讓他現在死去，
不但避免了因年老帶來的痛苦，而且雅典會因錯勘賢愚而遭到永恆的報復。“如果
我不義地死去，這乃是那些不義地處死我的人的恥辱，因為，不義既是可恥的，不
義地做任何事豈不都是可恥的嗎？……我看，後人對前人的看法，是隨着他們生前
受不義的待遇或者行不義的事而不同的”〔１〕這個殺氣騰騰的預言在後來得到驗
證，雅典的民主法庭因為錯判哲人而蒙受了幾千年的詛咒，而蘇氏本人的道德學問
卻沒有在這場無休止的爭訟中貶值。

　　但傅雷有什麼呢？難道他比這個雅典人更相信神所賦予的“永恆的正義”嗎？
“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
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這個謙卑而自瀆似的陳述表
明這個東方文人對殺死他的權力以及代表這種權力的暴政並沒有深刻的懷疑。那麼
，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着這個人坦然赴死？這個問題不妨容後商議。

　　耐人尋味的是，這兩個從完全不同的信仰背景里生長出來的智者，面對死亡卻
顯示了驚人相似的冷靜：據柏拉圖回憶，蘇在眾多弟子肝腸欲斷的哭泣聲中興致勃
勃地接過了盛有毒鴆的酒杯，臉上竟沒有絲毫的慌亂和憂懼。當無情的毒藥發作到
腰部時，他掀開了臉上的白布，說：“克里托，我們應該還給阿斯克勒皮俄斯一隻
公雞，記住這件事，千萬別忘了。”從這個角度上看，傅就是蘇格拉底在遠東的忠
實兄弟，他在遺囑中事無巨細的錢款處理，不妨看作是對“蘇式死法”的下意識摹
擬。

　　除了在信仰觀念上的先天差異外，傅與蘇還有一點真正的不同。有資料顯示，
蘇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那個著名的悍婦還領着孩子到監獄裡大鬧了一場，而傅卻
至死都沉浸在神賜的幸福之愛里。

　　現在讓我們費一點筆墨談一談朱梅馥，談一談這個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
沙龍里的漂亮女主人。據與傅家有長期交往的朋友回憶，造化在這個女人身上顯示
了一種極其奇特的矛盾統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樂、書畫、英文小說的
鑑賞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這些現代的文化訓煉並沒有磨蝕掉這個女人天然的內
在之美。她的性格、氣質、應對事物的態度完全是東方古典社會賢妻良母的典型。
在給兒子傅聰的信里，她這樣解釋自己：“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
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
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苛，對事業忠心耿耿，
我愛她，我原諒他。”這種發自內心的真誠追隨，這種對真理、正義力量的由衷敬
畏，恐怕是現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權主義者，自以為是的“知識女性”，張牙舞爪
的“女強人”們所無法理解的。她把東方女性的溫存與高貴，堅定與自信，仁愛和
犧牲發揮到了令上帝也為之落淚的程度。

　　讓我們把目光收起，重新回顧一下她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的下午，也就是她
在辭別這個世界時所留給我們的最後信息。

　　那時殺心已定、去意已決。青年恐怖組織成員帶着勝利的得意，絕塵而去。面
對滿地的狼藉，她對周說：“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
煩你到老周（煦良）家給我借身乾淨的來。”這是一個女人對世界的最後請求，那
就是要體面地死去。

　　大約在晚上八點左右的樣子，夫婦倆吃晚飯，朱對周說：“明天小菜少買點。
”這是我們所能知道的，她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

　　我曾無數次地看過傅雷遺書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對結尾的簽名時，我都要問自
己：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筆，還是朱的親筆題寫？如果是後者，那麼，
我們可以想見一雙女人之手將自己的名字最後一次簽在丈夫的後面時那滴血的顫慄
。

　　到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夫婦在赴死前的最後幾小時
里商量過什麼，但驗屍報告告訴我們，傅比朱早死兩小時。也就是說在這兩小時裡
，一個女人要親眼目睹自己相守３４年的愛人先是喝下了毒藥，繼而痛苦地痙攣、
抽搐，最後輾轉死去。這對朱來說，實際上經歷了兩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後一
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後一次是靈魂投奔。

　　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朱在投繯自盡前，先將一塊棉胎鋪在地上，然後才將
方凳放上去－－他的目的是，不讓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影響了別人的休息。

　　　　　　　　　　　　　　　　三

　　到現在，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傅雷為什麼而死？是死於“士
可殺，不可辱”的人格悲憤，還是“文死諫，武戰死”的道德律令？是死於儒家的
入世不得，還是道家的超然解脫？是死於個人奮鬥的窮途末路，還是國家信念的分
崩離析？這些問題都不是一下能解決的。

　　可以肯定的是，與司馬遷、“竹林七賢”、徐文長、李贄、龔自珍、魯迅等一
大批東方抵抗知識分子相比，傅雷其實並不像傳說中的那麼“叛逆”。他當初選擇
巴爾扎克的翻譯，並不是出於個人的興趣，而考慮更多的是政治的安全。翻譯一個
被全人類的革命導師封為“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
義大師”〔２〕理所當然地會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默許和支持。而饒有趣味的是，
這個具有“了不起的革命辯證法”（恩格斯語）的作家卻寫了大量的既不“革命”
，也不“辯證”的東西，這使得傅雷的翻譯一時竟難以為繼。

　　他在１９６４年一封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鄭效洵的信里，這樣談到他的翻譯
：“比較適合吾國讀者的巴爾扎克的最優秀的作品，可謂遺漏無多”，可是另有一
部份，“或宗教意味極重而以宣傳舊社會的倫理觀念、改良主義、人道主義為基調
”；“或藝術價值極高，開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內容專談戀愛，着重男女之間
極細微的心理變化”；“……諸如此類名著，對我國現代讀者不僅無益，抑且甚難
理解”。他的結論是，不宜再譯。

　　這其實是一種雙重人格在藝術理念中的投影，一方面，西方進步的思想藝術使
得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不可能閉目塞聽；另一方面，來自某種先天的抗拒，又使他
無法放棄對傳統意識形態的本能留戀。

　　果然，在１９５７年，當國家意識形態以“陽謀”的手段誘使知識分子“陳情
進表”時，傅雷竟然較早走出書齋，成為上海市政協的“左拾遺”。在一次以“特
邀代表”的身份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後，他這樣寫信告訴遠在波蘭的兒子：
“想想有這樣堅強的黨、政府與毛主席，時時刻刻作出許多偉大的事業，發出許多
偉大的言論，無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勵你前進！……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
人家的領導才好”〔３〕。

　　痛切、熱烈、天真無邪地為一個國家烏托邦奔走呼號。一切懷才不遇和乖張怪
戾的激憤現在都離他而去了，他沉浸在了種族的廓大懷抱中。

　　－－這種熱情洋溢的投奔多少有點出人意料，但對一個有着明顯士大夫氣質的
中國文人來說，一切似乎又是那麼順理成章。

　　而國家政權最終還是拋棄了他。

　　一場“和風細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持續不到一個月，暴風雨就突然降臨
。隨着一場全國規模的整肅運動嚴厲地開展起來後，傅雷立即以“親美”、“反蘇
”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痛苦回家。他的國家信念第一次遭到了重創。

　　當然，這也是一切儒式文人“治國平天下”夢想的必然結局。他們獲得了他們
為自己選擇的命運。也就是，當被一腔治世熱血鼓盪起來的儒家文人，一廂情願地
去“治國平天下”的時候，他們沒有想過的是，誰的“國”、誰的“天下”允許他
們“治”和“平”？換句話說就是，當一個“國家”和“天下”屬於一家一姓的時
候，有什麼辦法能保證我們跑到別人的家裡或祠堂里去“治”和“平”而不被家奴
趕出？這個問題孔子本人沒有解決好，他把這個問題留給了他的徒子徒孫，而他的
徒子徒孫，包括屈原、杜甫、陸游、岳飛、方孝孺、王國維在內的一連串風流高標
的人物，除了跳江、冤死、憤憤不平以外，似乎也沒有什麼好辦法。

　　那麼，按照儒家的階梯理想，一個士大夫剩下的就只能是“齊家”，而“家”
是微縮了的“國”，“國”是放大了的“家”。“齊家”是“治國”的預備。因而
，《傅雷家書》才以其與國家道德的一致性，成為與早期的《顏氏家訓》、近世的
曾國藩、李鴻章的“家書”一起為世所重的東方教子篇。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直
接導致傅雷自殺的那場大抄家中，“紅衛兵”搜出了“家書”的原件。他們滿以為
寫的儘是“三反言論”、“叛國惡詞”，誰知傅雷在裡面寫的多是教導兒子如何“
愛國”之類。於是，他們相互傳閱，讀得入迷，竟至於忘了抄檢。可見，批鬥傅雷
完全是一場誤會，一場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誤會，誤會的原因在於年輕的無產階
級由於學識淺陋而無法理解早期無產階級的良苦用心。

　　而最終是傅聰的出逃宣告了傅式“家國”教育夢的徹底破滅。傅聰，這個被他
用棍棒和威嚇撫育起來的長子，由於害怕回國後被逼加入到“父親揭發兒子，兒子
揭發父親”的罪惡循環中而在波蘭學成後駕機出走英國。這個在今天看來不失為明
智的舉動，卻對狷直的傅雷構成了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打擊。毫無疑問，一個一心渴
望“精忠報國”的舊式父親無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導的兒子竟然跑到“敵國”深造。
家與國，人與他的種族，親情倫理與國家倫理這時再次形成了緊張對抗。

　　據傳記資料顯示，他有整整兩晝夜粒米未進，痛苦，震驚，憂慮，寢食懼廢…
…他相信自己的兒子，但他更相信自己的教育方式，他不能明白，而且永遠不能明
白的是，當他真誠地按照傳統意識形態要求的“愛國”標準去培養一個“治國平天
下”的幹才時，那個“愛”的動作只是幻想中的一廂情願，而它所“愛”的對象－
－“國”，只是一個在水一方的烏托邦，華衣艷裳、秋水頻傳地出現在儒家幾乎所
有的典籍和詩文中，但事實上，它從來沒有“愛”過我們。

　　行文至此，我想明敏的讀者已經看出了傅雷在他的最後幾年裡精神步步退守的
大致軌跡。作為一個國家信念頻臨崩潰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兒子“出逃事件”的
沉重打擊，已經不大可能再相信除了個人奮鬥（或者說成“消遣”）以外的事情了
。他的編年史家告訴我們，大約從１９５９年起，他基本上閉門不出、埋頭著述。
在貧困〔４〕和神經衰弱、關節炎、眼病等多種疾患的折磨中，譯竣了丹納的《藝
術哲學》，巴爾扎克的《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和《幻
滅》三部曲等多種著作。此外，他開始用大量的時間研習書法，搜求碑帖、字畫和
各種小古董，並專注於嫁接藝術，酷愛月季、玫瑰，並成功地培育出英國玫瑰達５
０多種。

　　這是一個傳統士大夫的最後選擇。也就是當“治國平天下”、甚至是“齊家”
的夢想也相繼敗落以後，正是這些拓片、碑帖和異類花鳥掩護了眾多英雄向精神叢
林的深處撤退。在那裡，他們為自己的靈魂敷藥。歷史學家謂之“修身”。

　　而最終是“紅衛兵”急驟的敲門聲擊碎了桃花源主人慾辯忘言的“修身”清夢
。也就是當心性高傲的主人一覺醒來，發現溫順的狼毫、寧靜的書台、旖旎的玫瑰
花叢已不復存在，他已別無退路。聖人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但
他沒有告訴我們，別人不許“獨善”的時候我們怎麼做？高超的哲人也教我們，“
入世”不得就去“出世”，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當“世界是我們的”，出世也不
得，就是無“世”可“出”的時候，我們怎麼做？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們，
那就是－－離開。

　　這和屈原完全不同。屈原是他自己國家的主人，他最後選擇自殺是他不願意與
一個昏聵的國王一同在世。因而，在怒氣衝天地問過１７２個有關天文學方面的問
題以後（見《天問》），憤然自沉，以明心志。而傅雷是至死都相信自己是國家的
罪人，這一點，你只要看一下遺書的第一節就會知道。

　　但我也同時注意到了傅雷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他的憤世嫉俗。

　　與屈原的憤世嫉俗導源於他的政治受挫不同，傅雷的憤世嫉俗幾乎是天生的。
大約在他四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因被當地的土豪劣紳誣告，入獄三月，幸得母親傾
其全力救出，但終因癆病加重，不久便銜冤而逝。家道從此迅速中落，兩弟一妹相
繼夭亡，只剩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地過日子。我沒有足夠的理由說傅雷的憤世嫉俗
起因於他的幼年失怙，但毫無疑問，這些童年時代的悲慘遭遇為傅雷早期人格的成
長起了十分不良的影響。

　　他取名為“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義），把自己的住
所叫“疾風迅雨樓”，並赫然印在自用的稿紙上。但他忘了一句來自神秘年代的古
老讖言：“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道德經》第２３章），仿佛一切早已注
定。據傅聰回憶，從他記事起，父親就是一個極端憤世嫉俗的人。因而到傅雷出事
後，他好像完全理解，仿佛“早已知道他會走上這條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
〔５〕，“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家裡慷慨激昂的談‘死諫’，所謂的‘抬了棺材見
皇帝’。他對這中國文化中特殊的悲劇精神，很有感受。我父親一開始就是　mart
ry（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　karma（命運）”〔６〕。

　　因而，如果僅僅把傅雷的死歸結為“士可殺，不可辱”的道德律令，那就大錯
特錯了。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這是他所有痛苦與憤怒的源流。他不是因為
受了辱才去自殺，而是因為要去自殺才覺得受了辱。

　　而我必須向讀者指出的是，愈到後來，這個孤獨而莊嚴的王愈是顯示出了一種
奇特的混亂統一。拘謹與生動，豐富與單純，入世與出世，順民與叛臣，希臘精神
與中國式的激憤奇妙而不可思議地集於一身。而最後是自殺結束了這種混亂的分裂
氣質，從而也及時地阻止了一個發瘋、投誠、精神嚴重扭曲的可怕局面的發生。而
實際情況是，傅雷即使活着躲過此次劫難，他也無法面對以後十年更為嚴酷的禍亂
。對此，我不想和什麼人分擔慶幸，我只想以我的文字寫出我的悲哀和追思。

　　　　　　　　　　　　　　　　四

　　在所有關於傅雷的悼念文章中，楊絳的《憶傅雷》可能是我感到最為奇怪的一
篇。在短短的不到五千字的文章中，竟然有十幾次提到“鍾書”：一會兒說“也許
鍾書是唯一敢當眾打趣他的人”〔７〕；一會兒說“有人說傅雷‘孤傲如雲間鶴’
，傅雷卻不止一次在鍾書和我面前自比為‘牆洞裡的小老鼠’”〔８〕，而且“這
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情”〔９〕；一會兒又
說“鍾書建議他臨什麼字帖，他就臨什麼字帖，鍾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
高興地學起十七帖來，並用草書抄稿子”〔１０〕；……，一個特行獨立的傅雷在
楊的筆下忽然變成了一個唯命是從、亦步亦趨的小學生，使人就不知道這篇文章是
要悼念亡友，還是表揚夫君？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文章寫到傅雷在一次全國性的翻譯工作會上，因舉了許多
錯譯的例句而招致許多“例句主人”的非議。這對一個求真求實的知識分子來說，
大概是再正常不過的，但“鍾書”卻去信責備，楊絳也深以為非，並獻計說：“假
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悅誠服”
〔１１〕，這就把一場真誠坦率的學術論爭變成了一種世故狡獪的人際權謀，同時
也使我對一切東方逸民型知識分子的人生教誨保有了適度的警覺。

　　當然，在一大堆懷舊、念親、謬托知己的文章中，還有一些更為莫名其妙的篇
目。那就是說，傅雷之死是一個代價，是一個“我們”到達光明前途的路上必須經
歷的一次“曲折”，雖然“二十多年來給數以萬計的祖國優秀兒女所造成的慘運，
是多麼的驚人，而今天終於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個多麼得人心的政治措施
”〔１２〕。並且“有許多人在那場災禍中被傷殘了，但有許多人卻由此受到特殊
的、像鋼鐵受到烈火一樣的鍛煉，而更加顯露出他剛毅銳利的英精”〔１３〕。

　　一代翻譯巨匠就這樣成了別人鍛火的材料。他們夫婦以繩索和毒藥為代價捍衛
生命的尊嚴本身並不具有獨立的價值，而只是為了給別人提供一次“得人心的政治
措施”的機會。因為眾所周知，如果沒有“二十多年來給數以萬計的祖國優秀兒女
所造成的慘運”，那麼“一個多麼得人心的政治措施”就無從表現。

　　－－幸好傅雷夫婦雖然“傷殘”了，但有許多人卻因此得到了“鍛煉”，變得
更加“剛毅銳利”了；如果傅雷夫婦雖然“傷殘”了，雖然被投入了爐中，但許多
“鋼鐵”並沒有得到“鍛煉”，反而變成了軟泥，不但沒有變得更加“剛毅銳利”
，反而更加心安理得、蛇行匍匐地為劊子手擦拭刀具，那麼，傅雷之死價值何存？
作者顯然沒有回答我們。

　　我只知道如果照此邏輯推斷下去，那麼，楚懷王就是好的，因為正是因了他的
流放、迫害，屈原才孤憤發難，寫出《離騷》；宋高宗和秦檜也不錯，不是因為他
們昏聵專斷、陷害忠良，怎麼能有岳飛的全忠保義，青史留名？歷代極權王朝都可
以，要不是皇權政治的黑暗和專斷，李白、杜甫、蘇東坡、王實甫和曹雪芹等歷代
文人怎麼會懷才不遇，從而寫下了那麼多震爍古今的傑作？奴隸制度也不壞，你想
要不是奴隸主的皮鞭和刀劍，那些奴隸會自告奮勇地背磚、挖土、扛石頭，喜出望
外地去修兵馬俑和長城？

　　中國人能把一切悲劇都轉換成喜劇，能把一切現實中的苦難都轉換成精神上的
快樂趕集，能把一切殺人、暴虐和流血都偷梁換柱成人民群眾的迎神賽會。１９７
９年４月，傅雷夫婦的追悼會在上海隆重舉行。會上有人鄭重宣布，１９５８年把
傅打成“右派”是錯誤的，“文革”中傅雷夫婦所受的誣陷迫害也應平反昭雪，並
徹底恢復其政治名譽。而饒有趣味的是，主持為傅雷“平反”的正是當年整他、“
打”他的機構－－上海市作協，這就使得一場血淋淋的吃人事件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

　　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吃人者所遵循的語言邏輯：那就是說，把你打成“右派”
是錯誤的，但“打”你本身卻並沒有錯；把你迫害致死是錯誤的，但即使是錯了，
我也可以不為你“平反昭雪”，現在已經為你“平反昭雪”了，這正好體現了我的
“實事求是”－－否則，你就無法解釋兇手為什麼仍然有資格坐在主席台上為死難
者“恢復名譽”。

　　這實際上是為以後製造新的恐怖運動提供邏輯鋪墊。它的背後是一種無所不在
的“恩主”心態。有了這種心態，一個人就可以對另一個人任意處置而不受責難。
比如，一個人打了另一個人，他就可以說，我雖然打了你，但我已經不再打了，這
就是一種恩賜，他背後的潛台詞是，我本來還可以繼續打你；依此類推，我雖然繼
續打着你，但因為我沒有殺死你，這就是一種恩賜；我雖然殺死了你，但我本來可
以讓你死得痛苦，比如凌遲、剜心等，但我沒有，我為了讓你快速死去，用的是槍
斃或注射，因而，這就是一種恩賜；我雖然讓你死得很痛苦，但我本來可以連株你
的家人或九族，但我沒有那樣做，我只是讓你一個人死去，因而，這也是一種恩賜
；……

　　這種高高在上、包打天下的邏輯最初是以隱蔽的方式出現在一些強盜、奴隸主
和個別“通天教主”的潛意識裡，後來在國家流氓化以後，就被一些獨裁者奉為圭
臬，並幾乎成為上世紀半個世界的立國原則。

　　它的前提是權力，是無所不能的權力，是一部份人天然地認為自己對另一部份
人擁有一種絕對的、不容懷疑的支配權。包括他的生命、幸福乃至活着的意義都必
須寄托在“我”的身上才能獲得，否則，“我”必將利用巧取豪奪來的國家機器宣
布這個人為“人民公敵”。這種上升為巫術的國家宗教，基本上不承認人的生命是
從上天那兒得來的。他（她）的獨立、自由以及一切生存、創造、表達意見的權力
都不是神賜的，而是“我”賦的，只要我願意，我就可以給予，而且這並不影響我
在適當的時候迅速抽回。

　　就這樣，人開始了扮演上帝的漫漫征途。萬軍之領袖以及追隨者在無數香客的
簇擁下登上了一座由磚石壘成的城樓。在那裡，他發布命令，接受朝覲，並曉諭各
族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並只有按我手指的方向前進，你們的靈魂以及肉
身才能進入流着奶與蜜的耶路撒冷。

　　在這裡，我想強調一下人民的作用。一場規模空前的造神運動，沒有人民的參
與是不可想象的。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創造神祗的真正動力。人民說，要有
神，於是就有了神；人民說，這神是真的，於是就焚香灼臂，磕頭禮拜起來；人民
看這是好的，就把城樓上的紅漆當作西奈山的神光電火，就地舉行起各種獻祭儀式
來：他們有的遺棄了家小，有的毆傷了父母，有的殺死了老師，有的把在不同陣營
的兄弟的屍首吃盡，連一個腳底板也不留存。這就是人民在“站起”以後所做的所
有事情。

　　反觀這場長達數十年的種族騷亂，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是沒有罪的。如果以棒殺
傅雷為例，那麼就只有一個人是行義的，那就是江小燕。

　　這個傅譯名著的普通愛好者，這個與傅家非親非故的無名女子，只是因為一個
偶然的機會，在鋼琴老師的家裡，獲悉了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消息，就立刻變得內
心不安起來。當她從傅家保姆周菊娣那裡得知，凡自殺身亡的“黑五類”，一律不
准留屍骨，就毅然決定了自己的營救行動。她瞞過父母，一臉憂戚，冒險來到了寄
存骨灰的萬國殯儀館。那裡的工作人員被這個從天而降的傅雷“乾女兒”的淚水打
動，答應把骨灰交給她。可等到一堆鱗片樣的屍骨端到她面前時，她才發現自己根
本沒有錢為傅雷夫婦買一個骨灰盒。於是從殯儀館的登記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
地址，在朱的幫助下，她買了一個大塑料袋，將傅、朱的骨灰裝好，並以“怒安”
為名，寄存於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舉哀，以禮敬拜，一切安頓就緒，她回到家中，提筆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
信。詳細地報告了傅雷夫婦負屈身亡的經過，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
立即因替“老右派”鳴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幾年來，一直過着一種含辛茹
苦、宵衣旰食的悲慘生活。

　　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一個普通的文學愛好者，她知道什麼叫“右派”呢？難
道她比我們的“學者”、“作家”和“領導”更能明白巴爾扎克以及“資產階級文
學”翻譯的價值麼？肯定不是。指引她的僅僅是一種內心深處的善良天性。換句話
說，在黑暗到來的一瞬，她聽從的僅僅是一種良知法庭的命令。然而，正是這個簡
單的“聽從”使她的修為超過了所有“學者”、“作家”和“領導”的一切憑弔、
贈諡和諛墓文章。某種程度上，她承擔了一個種族集體的罪惡。

　　１９７９年４月，傅雷夫婦的骨灰盒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
墓。一別祖國二十多年的傅聰，第一次回國就趕上了父親的追悼會，百感交集之餘
，得知父母的遺骨能奇蹟般地保存下來，全仰仗於一個陌不相識的“乾妹子”，就
和胞弟傅敏四處打聽。見到江後，他們一再表示要“有所謝意”，但這個嬋娟式的
女子只是淡然一笑。出於禮貌，她只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入場券，一俟音樂會
結束，她就默默地離去。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一片樹葉落入深秋的荒原，從此再
也沒有找過傅氏兄弟。

注釋：

〔１〕引自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第１８７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４年９月版
。
〔２〕這是恩格斯稱頌巴爾扎克的話。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４６
２頁。
〔３〕引自《藝海清輝·傅雷》第１１８頁，段文菡著，山東畫報出版社，１９９
８年１０月版。
〔４〕傅雷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少數幾個沒有單位，靠稿費生活的人。但在他劃為“
右派”以後，出版社懼於政治壓力，要求他用筆名出版，遭到他的拒絕，生活一度
陷入困頓。
〔５、６〕引自《傅雷與他的世界》第７１－７２頁，金聖華編，北京三聯書店，
１９９６年４月版。
〔７、８、９、１０、１１〕均引自楊絳的《憶傅雷》一文，引書同上，見第１３
－１７頁。
〔１２、１３〕引自樓適夷《讀家書，想傅雷》一文，見上書第１２９－１３０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