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篇》
商業環境和競爭環境
競爭主要是一個形成意見的過程：通過傳播信息，它帶來了經濟體系的統一和連貫，而這是我們把它作為一個市場的先決條件；它創造出人們對於什麼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看法；而正是由於它，人們所了解的可能性和機會至少像現在了解的那樣多。所以，競爭是一個涉及數據不斷變化的過程，它的重要性也就必然完全被任何視這些數據為恆定的理論所忽視。
清一色的中國超市
正如當年“超級市場”是美國創業者用來稱呼一種新型商店的名字那樣，法拉盛大大小小十多家“有中國特色”的“超市”成為最具有兼容傳統商業色彩和新興競爭力量的典型。
2002年，緬街最後一家由韓裔經營的超市易主為“萬興隆”，預示其他族裔在法拉盛鬧市區的緬街經營大型超市時代的終結和華人一統超市格局的開始。自那時起，緬街稍具規模的超級市場，成為清一色的“中國超市”。
近兩、三年來，超市行業由來自溫州、福州的後起之秀們悄然沿襲着、同時又改變着傳統“超級市場”格局和特色。同樣是“超市”，早先由港台商家開設並成為主導的諸如“金山超市”、“香港超市”，與近年來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的“新興超市”，如“中國城超市” 、“新中國超市”、“中美超市”、“黃金超市”形式上的明顯區別在於：前者“固守”着原有的地盤和交易場所、按部就班地進行日常的生意，而後者在它們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以低成本、低利率、大流量見長，顯示出咄咄逼人的擴展態勢。任何在法拉盛採購食品的顧客，很容易區分前後兩種超市的差別：把水果攤排在自家門口的店就是新興的超市。
然而，在超市越開越多、業務越做越大、價格越來越實惠的背後，是不容忽視的惡性競爭和低工資、低福利的成本壓縮，以及相應的街道的環境惡化。
2003年1月19日，上午7：00，黃師傅出現在“黃金超市”門口。他負責超市外邊的水果攤。“早上要早起，法拉盛的很多中國人有早起的習慣，我們做的是他們的生意。現在競爭很激烈，我們店每天開到晚上11點”。黃金超市在緬街算是新開的，這個在原“黃金商場”舊址上重新改建的超市，一開張就打出了營業至晚間11點的口號，以期創出自己的經營和服務特色。“我每天7點到這裡，在這裡賣水果。水果是從布朗士批發有人送來的”。見有人來，黃先生似乎也願意說幾句，“這兩天天氣特別冷噢，你怎麼不戴付手套？”戴着頂毛線帽的黃師傅在冰冷刺骨的風中不停地說着，毛線帽拉到把耳朵完全遮住，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的聲音在早上七點的緬街上顯得特別清冽。他說話時嘴巴一張一合，一團團白氣隨之飄散。此刻的氣溫在華氏18度以下，黃不住地抱怨紐約今年連續的低溫，沒有人在意他的抱怨。最後，他象是自言自語：“這麼冷的天，把水果都凍壞了”。
這是法拉盛一個普通的超市工人的工作環境和想法。與“心憂炭賤願天寒”的賣炭翁有所不同的是，他希望天別太冷，別把他的水果們都凍壞了。
“超級市場”興起於20世紀30年代，是把“自取”方式、現金交易、種類廣泛和高銷售額等幾種特點結合在一起的商業模式。半個世紀以前，只有年銷售額在50萬美元的商店才有資格被稱為超級市場。而今天，法拉盛華人經營的超市，每個月的銷售額都接近或超過當年的“年”生意額。現在的超市已經演化為一個生活化的大廣場，經營的方向由單一食品走向綜合性日用品；經營規模由小到大；經營品種由少到多。超市經營品種繁多，能最大限度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需求。中國人把超市經營範圍的多樣性發揮到極致、把生意的靈活性發揮到極致。
龍勝行老闆鄧龍，就是一位新近崛起的新興超市的成功代表。鄧在經營模式和經營範圍上將副食品和新鮮的瓜果蔬菜加以整合，在貨源上加大與中國大陸的互動，並依靠家庭成員中對於美國商業和進出口業務的法律法規的熟悉而成為今天華人經營的超市的領軍人物。今天，鄧不用出門就已經可以憑藉他的行業經驗和魄力，在他靠近海邊的豪宅里或乘風破浪的遊艇上運籌帷幄，將其業務拓展到法拉盛以外的諸多的華人聚集地。但是，華人超市的購物環境並未因為華商在此一領域內的空前成功而得以改善。相反，隨着貨物吞吐量和顧客人流量的增加，傳統意義上的“超級市場”的購物環境正在被類似於中國大陸“農貿市場”的形態所取代。
從目前情況來看，像“香港超市”、“金山超市”一類的超市也有發展“瓶頸”，一是售價，與那些經營方式上更像農貿市場的超市相比較高，因為他們經營的生鮮產品從採購到進場，要經過一些中間環節，進場後還要經過檢測、分級、加工、包裝等工序才能擺上貨架；而“新興超市”價格低廉，生鮮食品一般清晨直接從產地進貨，品種豐富，使得其在價格上形成較強的競爭力，由此造成了前者的價格略高於後者。二是蔬菜鮮果的新鮮度趕不上後者。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儘管那些更像農貿市場的超市購物環境惡劣，但依舊人聲鼎沸，收款機旁總是排着長隊，生意紅紅火火。
由於缺乏商業的布局規劃，在同一個商圈內大小超市擠在一起，各種經營類似商品的店鋪軋在一起。僅從７號地鐵口上來，沿緬街向南數百米距離內，就有甌江超市、中國城超市、新中國城超市、黃金超市等１１家同類型的超市近距離搏殺，競爭的方式不外乎比拼價格。這與大型超市質量、服務、信譽、品牌等方面深層次的商業競爭，大相徑庭。
業內人士認為：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價格已成為了商家吸引路人的法寶之一，尤其在法拉盛這樣消費單一的移民城鎮，價格更是影響着民眾選擇的重要因素。也許正因為存在這樣的認識，經營者忽略了商業環境對消費人群的影響。
李先生在馬丁路德金的紀念日這天，來到“大學點”附近的“韓國城”超市。平時他一個人上街採購，總是到緬街上的“中國城超市”去買菜。但是今天這個長周末，他是帶着一家老小開車來法拉盛的，除了停車容易這一點，他還要考慮孩子問題：兩個孩子，老大自己能走但要顧及安全，老二還得抱在手上，走太長的路有些吃力，推着嬰兒車擠進“中國城”簡直不敢想象。所以他選擇了“韓國城”。他把車停好，然後推上Shopping cart，把孩子放在手推車上，自動門開了，象是對客人做着“請進”的手勢。沒有停車的煩惱、沒有吃罰單的危險、錢包被“擠掉”的可能性也很小、心情沒有因擁擠不堪而產生的煩躁。
以上的悠閒和輕鬆顯然不屬於法拉盛。今天，到“中國城超市”或“新中國城超市”買菜，完全有別於普通的美國超市—那種輕輕鬆鬆推着車走在開闊的貨架之間、那種情侶甚至可以“手牽手”進去的商店。在法拉盛，人們大多不得不象在沙汀魚罐頭裡穿行，你擠我、我踩你、你撞我、我躲你。在這樣的狀態中，孩子無立足之地，家長也不能帶着孩子從從容容選這選那。如果一個超市的購物環境，擁擠到會把顧客同他們的家人隔絕，擁擠到別人想來卻懼怕來，那是否意味着也有可能會把無形的、更大數量的潛在客人拒之門外呢？
以皇后區為例，200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在本區2229397人口總數之中，亞洲人有391500，其中華人只有139820，不到總人口的10％。在收入和消費習慣上，占10％的華人人口是無法同另外的90％相匹敵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超市的發展把顧客目標群盯在華人自身、拼命靠“拉動內需”來維持經營業績並非長久的萬全之策。黃皮膚的面孔多了，有兩層含義：一是亞裔人口增加了，另外一個原因是其他族裔的人“不來了”。一位以前經常光顧法拉盛的美國人說：“我已經很久沒來法拉盛了，這兒的秩序不是很讓人樂意來這裡”。一個在法拉盛汽車站等車的韓國人說：“從地鐵出來，我不願意停留，而是希望馬上能搭上巴士回家”。一位非亞裔的駕駛者對記者說：“我每次路過這裡，都想着趕快開車衝過去”。
以上的現象，對於中國人密集的法拉盛社區並非是很好的事情，起碼對於促進這一地區的商業發展不是很好的事情。因為這說明購物環境和交通衛生環境的惡化正在造成消費者的流失和購買力的隱形損失。起碼，為了10％的購買力而將90％潛在的客人拒之門外是缺乏遠見的。
“現在不象前幾年了。前幾年超市相對少一些，買東西的人裡面老外也多一些，做這一行發財啦。現在過路的人不少，但看的人多，買的人少。為了吸引客人，就要不停地減價”。黃金超市的黃師傅在1月19日的那個星期天已經在店門口的冷風裡站了12個小時了。“下午的時候價格變動最大，水果不賣掉有的就要爛掉了，活的海鮮如果不賣掉，到明天就死掉了。所以要隨時注意其他人家的價格變化、隨時調整。我不用到11點、8點我就可以下班了。我們溫州人吃得起苦，動腦筋賺錢。做超市這一行還算好一點的啦，大學點那邊的衣廠，一半以上倒閉了”。
黃師傅8點鐘可以下班回家，超市的另一位鄭先生則不能。這位在紐約和外州開有30多家99C店的老闆常常是第一個到店裡，最後一個離開。經濟不景氣下購買力的衰退他最有體會：“到我店裡的好多客人我都認得，有的人以前周末總要買120到160塊錢的東西，現在最多不超過50塊錢了。超市和餐館一樣：你吃一頓飯，100塊也是吃，20塊錢也是吃，掙錢容易的時候大家花錢手腳就大方一點，經濟不好的時候花錢就緊一點。所以，現在大家都很難做”，鄭先生一邊說着一邊把暖氣通風口的葉片往下扳了扳，出口處，收銀台上的半個檸檬很久沒有被手指蘸過了。
從工人到老闆，明知難做還要做，因為大家都要吃飯、都要求生存求發展。
一窩蜂的$16．95
2002年11月，《時代》雜誌選出“全球具有影響力的15位企業家”，其中包括在美成功銷售低價數字激光視DVD player“阿佩克斯數字公司”Apex Digital兩名華裔創辦人紀大衛與許安可。據稱，APEX堅持低價戰略，把DVD的價格一路壓低到59美元，並因此贏得了市場。
拼價格似乎是中國商人的特色。比價格可能會與邊際成本不一致。更為嚴重的是，有了強大的壟斷，成本也會大大地提高。
餐飲業一向被認為是高利潤行業，因此也是法拉盛華人從事的一個競爭最為激烈的行業。
如果說紀大衛和許安可，靠價格戰打下了北美DVD市場、贏得“全球具有影響力的15位企業家”的稱號，法拉盛眾多餐館一窩蜂的＄16．95引發的是怎樣一種市場結果呢？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些店家的菜單，以前包括在“套餐”之中的一些海鮮和一些價格較貴菜的已經不聲不響地從飯桌上撤退了
“80年代初，在我的記憶里，華人經營的餐館只有兩、三家：‘林市’聽起來有點日餐館的味道、‘狀元樓’在現在信託銀行的位置、還有一家叫什麼名字一時想不起來了。”現任法拉盛華商會理事長傅鶴鳴一邊看着前一天發來的、足有十幾尺長的傳真一邊說，“但是現在以緬街為中心，東西幾百米範圍內的餐館不下60家，如果把小的外賣店和小吃店都算進去，絕對超過100家”。
從3家到100家，法拉盛的飲食業經歷了巨大變遷，同時也正面對日益嚴峻的競爭壓力。隨着經濟形勢的變化，法拉盛越來越多的超市和餐館推出了3-4元的快餐。如緬街上的金山超市、黃金超市、東雲閣外賣部、花旗餅屋，凱辛娜大道上有中美超市、阿宏飯店，大學點大道上有綠波浪、鄉園餐廳等等，方便上班一族。為了爭取客源、奪回被“快餐盒飯”分食的市場，也有相當一部分餐館採取了自己的應對之策，其中最流行的作法就是90％以上的餐館都推出的實惠型“家庭套餐”。於是乎，整個法拉盛一窩蜂地“$16．95”，幾乎所有的餐館菜譜上都出現了“套餐”的字樣，而$16．95，頃刻之間成為上班族和小家庭的周末的“時尚”。
“沒有辦法，我們上海灘也開16．95元的套餐了”。蔣璐（英文名Cindy）這位來自姑蘇的年輕老闆娘，和先生一起經營着有24名員工的“上海灘大飯店”，像這樣的餐館，過去在法拉盛被視為檔次較高的飯店。“中國人開餐館，跟別人學的水平很高，但是自己有Idea、有創新的很少。法拉盛餐館越開越多，利潤空間卻越來越小”。
晚上近九點，來吃火鍋的客人反而多起來了；電視裡，周華健在唱着許多年前的流行歌曲。“冬天天冷，我們的羊肉鍋賣得很好的”，蔣說。看得出，“上海灘”一直想方設法推出自己的特色，阿威（餐館老闆）幾乎每隔一個月就到上海去品菜、學菜，這裡的菜式基本上和上海同步走。
說到911之後生意上的變化，蔣璐有非常清楚的一本帳：“新州、康州的客人在逐年減少，廣東的客人有所增加；最大的問題是外國客人不大來這裡了，外國人收入高，也喜歡中國菜，但這裡的環境差，人家不來消費你也沒辦法”。“外國人不來，中國人比較追求經濟實惠，所以我們也只能推出16．95的套餐，大家都拼價格，我們也沒有辦法”。
細心的人可以發現，以前被包括在“套餐”之中的一些海鮮和一些價格較貴菜的已悄然從飯桌上撤退；有些飯店菜的質量越來越粗糙，而數量也越來越“簡練”了。
蔣璐提起餐館同業的競爭，似乎有很多話想說，卻又一言難盡。寒風中，門口鵝黃色燈箱上“上海灘大飯店”幾個大字顯得格外冷峻；店裡，Waiter們手腳麻利地穿梭在客人中間，一切顯得有些沉悶，只有周華健繼續在無憂無慮唱着：黑夜又白晝、黑夜又白晝，人生悲歡又幾何。
出血的牙齦和健康的牙齒
或許是職業特質和敏感，華裔設計家、建築師陳作舟對環境和商業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比喻：“商業環境和商業本身就象人的牙齦和牙齒，有誰見過牙齦一直出血的人，會有一口健康的牙齒的？”
“生活中我們都可能有這樣的經歷，在曼哈頓的大街上，我們有時會不乘subway或bus，卻連續走十幾、廿幾個Block；有時候，我們純粹想散散步走走，而走一站路、兩站路，為什麼？走這麼長的路不覺得累、不覺得煩躁麼？不覺得。因為在那樣的環境裡人們感覺是在放鬆、在enjoy”。
“但在法拉盛，你說有幾次大家是為享受環境而走上街頭的呢？”陳先生反問。
陳先生對法拉盛的商業環境憂心忡忡，他對法拉盛的發展前景看得更遠、投注了更多的專業上的關切：“同樣的商業環境上的惡化並不局限於超市和餐館。比方說“購物中心”，根據美國研究機構和媒體的統計，一般的社區，在２０英里的範圍內，居住人口約230萬，87萬戶家庭，通常這樣的區域內有10個左右的Shopping Center可供居民選擇。而紐約的皇后區，不出5英里就聚集了210萬人口和大約81．7萬個家庭，Shopping Center卻只有Elmhust Queens Center一家，法拉盛的人口密度以及商業設施的缺乏，更是其間的典型。再看美國商業區衡量購物環境的“人均面積”：一般的地方是23尺，比較高的可達31尺，而我們居住的社區只有4尺。如此懸殊的消費環境差異，又如何吸引更具消費能力的外族裔消費者呢？”
住在法拉盛三福大道的裴女士在會計師樓工作，她並不象陳先生那樣具有職業敏感，但她對於法拉盛的看法和感受卻與陳作舟先生有一些相似之處。今天她有朋友自老家上海來美考察，她要當嚮導帶朋友去逛街：“五大道”、“麥迪遜大道”、“時代廣場”，“聯合國”、“大都會博物館”，“哪怕什麼都不買，看看櫥窗設計都是老愜意的”，裴女士談着自己的看法：“法拉盛有啥好白相的？軋麼軋的要死、齷齪麼齷齪得要死，除了中國人面孔還是中國人面孔”。
的確，在法拉盛，大家通常面無表情、行色匆匆，因為每個人來這裡都帶着非常明確的目的：吃飯，或者買菜。法拉盛的商業發展空間就在這樣一種“環境”中變得越來越狹隘和單一。
人們有理由為這裡買菜吃飯的方便而點頭稱許，但絲毫沒有理由為這種狹隘單一的趨勢而樂觀，因為這種種的“方便”是建立在超市、餐館“林立”和隨處可見的環境污染的基礎之上的，而在這樣一種商業環境中，多元、主流和更大容量的這座無形的“商業大廈”正在轟然坍塌；人們有理由為這裡物價的低廉而沾沾自喜，但絲毫沒有理由為潛在着的惡性競爭而感覺輕鬆，因為盲目競爭最終只會導致商家和商家、商家和買家的“三敗俱傷”。因為很顯然，美國經濟的大環境的蕭條和日益嚴峻的就業問題、或是法拉盛地區的房價、地稅、就業率、購買力等諸多因素的改變，都可能引發商家的經營困難。無論是超市還是餐館，這些負擔如果最終不是以工人勞動環境和福利待遇的惡化或者轉嫁到消費者頭上，那除了關門大吉還有第三條路可走麼？
如果說，商業環境的惡化會造成購買力的流失、競爭環境的無序會加劇商家之間的自相蠶食，那麼，投資環境的改變有可能導致頃刻間的傾家蕩產。
環境，有時會象一個無形的殺手，殺得你片甲不留。
無形殺手
“導致安然公司崩潰的安德魯·法斯托，被控詐騙、洗錢、串謀等78項罪名，是多個計劃的主謀。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被判入獄幾百年” （2002年11月1日美聯社）。
徐先生（Zhijian Xu,譯音），是在法拉盛靠近緬街一家證券公司的電腦的中文網頁上看到這則消息的。他摘下眼鏡，用手指和手掌搓揉着眼眶和臉頰，他對今天看到的報道已經木然。他知道，無論那個叫安德魯的傢伙判幾百年，2000年以來，他一生省吃儉用攢下的二十萬美元、連同他最初炒股賺的近三十萬美元，都變成市值不到五萬塊的股票而無法“還原”了。
徐一度自稱是法拉盛華人裡面的炒股高手，2000以前因“成績顯著”而深得在指甲店做工的太太的敬佩與尊重，就讀貝賽重點高中的女兒更把他當成“英雄老爸”。徐在股市買進賣出大把賺錢的時候，最喜歡講的一句口頭禪是：狐狸再狡猾也鬥不過好獵手。然而好景不長，2000年春節還在“上海灘大飯店”和一大桌股友暢談革命理想和美好前景的他，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多月之後，他的噩夢就開始了，這次和他這個獵手鬥法的，是一隻叫做“投資環境”的隱形狐狸，這隻“食錢獸”的最大特點在於，它一旦和人性的貪婪結合，能量足以動搖美國建國兩百年逐步建立起來的商業基礎和誠信制度。
“跟我差不多的，大把中國人在”，徐先生在一家叫“鹿鳴春”的中餐館吃晚飯的時候總結他的經驗教訓：“開始大家都沒有意識到，等反應過來已經晚了。其實大多數中國人根本沒有辦法意識到，很多中國人讀英文財經分析報告都看不懂，怎麼可能知道華爾街的內情呢？而且，一般老百姓，誰又會想到股市會這麼黑、人心會這麼黑？”，熱騰騰的蟹黃小籠包端上桌來，徐沒有動筷子，“哪個人如果能在三年前就看出股市的“環境”，知道自己正處在充滿欺詐、毫無誠信的危險境地，那他就不會傾家蕩產了。問題是華爾街幕前幕後、有形無形的的黑手大把拋股票的時候，我們還忙着‘承接’、‘買進’，和那些“老狐狸”斗，不賠才叫見鬼呢”。
自90年代以來，股市里翻騰的人很多，有人稱之為資產文化（equity culture），也有很大數量的人以養老基金來擴充股票所有權，還有共同基金，有些存有共同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故事的上班族同樣遭受損失。楊女士（Huimin Yang譯音），自90年從香港移民來美就一直在一家貿易公司從事財務工作，七年前開始買共同基金，2001年以前從來沒有虧損過，但這兩年卻損失慘重。看不見摸不着的“投資環境”，三年來讓絕大部分華人股民的錢包都縮了水，徐和楊只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而已。
美國經濟大環境的“不良”，傷害着每一個把錢包交給“股市”和哪怕是相對保險的“公共基金”保管的投資人。投資環境象一個無形的殺手，能讓你荷包滿滿，但也會趁人不備就把你洗劫一空。對於象徐先生這樣的股民，顯然不是他炒股的技能退步造成的失敗，而是整個經濟“環境”完全變了，整個維持美國企業和股市的信用制度變了，他沒能預見其變，一味地“堅持”和不甘心，導致今天的全軍覆沒。
華燈初上，法拉盛進入霓虹燈活躍的時段。徐先生不象前幾年那樣股市一結束就想着回家，他常常漫無邊際地在緬街閒逛。女兒繼續着學業，但夫妻之間多了些憂鬱和沉悶，有時也會有些彼此的不耐煩。
在來美創業的華人當中，絕大部分都屬於高智商，特別是眾多的留學生和有豐富創業經驗的老移民，人們常說，來美國的，都是人精兒，沒點本事，也不可能到美國來。但IQ高並非意味着勝券在握，個人的精明有時根本無法抗衡惡化的美國經濟。照中國人特點分析，華人的AQ（ADVERSITY，長期處於逆境的適調力）似乎也不差，中國人最缺的，是SQ（SPIRITUAL：精神上處理突發危機的能力），象徐先生這樣的人，此刻最需要的，是親人的理解和家庭的溫暖，因為在面對突發性危機的時刻，臨危不懼的冷靜至關重要。
危機並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ds）。法拉盛的華人是否具備足夠的危機意識，看清自己所處的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