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篇》

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尋求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動物、植物，甚至單細胞機體永遠是積極主動的。它們在試圖改善自己的處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惡化。

40多年前，一個瘦弱的女孩乘一條貨運的船隻，在海上漂流了一個月，終於在紐約上岸。這個當時只有八歲的女孩對這場可怕的旅行記憶猶新，她至今記得母親抱着患病的妹妹滿臉淚痕，船上沒有一個醫生；她對四周驚恐萬狀，因為除了她母親，船上也沒有一個婦女。初到美國，這個女孩一家人住在皇后區的一個一居室的住所裡面。全家人除了已來美國三年的父親，沒有一個人會說英語。她的父親同時做三份工，還要幫助她們姐妹學英語。“那時，新移民家庭非常艱難，他們幾乎沒有渠道獲得資訊和幫助。他們先是在自己的社區朋友和鄰居的幫助下慢慢渡過難關，之後慢慢了解主流文化”，她回憶說。
　　40多年後，這個女孩早已成為美國歷史上的首位華裔內閣成員、勞工部長，她，就是趙小蘭（Elaine Chao）。
　　趙小蘭的成長史，就象是一部“標杆式”的美國移民的個人奮鬥史，她的成功，給無數移民美國的華人，特別是屬於“開拓者”的第一代華人以希望和信心。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寄希望於“下一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心態和一種犧牲精神。很多在法拉盛艱苦創業的中國人，之所以歷盡千辛萬苦而不氣餒退縮，就是因為他們抱着：“我們這一代人吃苦受累也就認了，只要我們的孩子能夠幸福地成長、能夠有出息就好了”的期待。這種期待，既包括了對自己子女能力的信心，也包涵了對美國這個開放社會的教育體系以及公平競爭環境的信念。

　　一個社會及其成員要經過一、二個世代，才能趕上勞動力組成與工作對技術、知識之要求的劇烈改變。服務性勞工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根據歷史經驗，至少要一個世代的一半多），生產力才會提高到有“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相信，憑藉中國人的刻苦與努力，勤奮與智慧，現在法拉盛的華人移民之中，一定會誕生更多的象趙小蘭一樣的成功者。

推波助瀾的中文媒體

　　與趙小蘭的那個時代相比，法拉盛作為新興的移民社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趙小蘭的父親趙錫成先於全家來美創業，三年內幾乎中斷了和自己在台灣的妻子以及家人的通訊聯絡。而現在，緬街上幾十家代售各種電話卡的小店所提供的上百種電話卡，以每分鐘幾分錢的價格確保移民和自己的故鄉，無論大陸、台灣、香港，保持密切的聯繫和溝通。“我永遠忘不了自己作為新移民剛到這個國家時的情景，忘不了那時哪怕了解一點點信息有多難”，趙小蘭回高中母校向台下七百多名在校學生演講時說。而現在，內容側重大陸、港、台兩岸三地的主要媒體在這裡都有各自的報紙，華語的電台和電視台和名目繁多的中文網站，隨時隨地提供各種的信息和新聞。1998年5月，有着百年歷史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法拉盛分館新館落成，當時各個媒體都爭相報道了這一有關“文化”的重大事件。這座皇后區規模最大的分館，建築面積7060平方米，地面三層，地下一層，擁有260個讀者座位。新館建築融先進技術與多種功能為一體；並為今後功能調整與擴展留有餘地。新館配有125台個人電腦供讀者查詢網上信息資源，設有240個座位的多功能廳和140個座位的小會議室，比原館大了5倍。今天，這裡每天吸引着眾多的華人來閱讀、學習。
　　中文媒體與文化事業的興起，預示着一個移民社區成熟和繁榮的開始。“文化對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個人想尋求精神的歸宿仍舍文化莫屬”（余英時語）。移民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離開了自己的文化本土，雖然物質上還沒有完全立足，但在精神上仍然擁有原有的豐富文化資源，“他們憑藉這些文化資源才能在新土重建基業”，而媒體，正是擔當了把移民文化資源發揚光大、讓移民在精神層面有親切感、歸屬感的重任。正是有了中文媒體的參與和推波助瀾，法拉盛地區憑藉地鐵、公路和機場的優勢，成為新移民“安家落戶”的第一站；也正是有了中文媒體的新聞和信息報道，法拉盛的華人覺得自己和周圍世界的緊密聯繫，並因此而有了精神上的“舒適感”和“認同感”。
　　“76年在中國城、78年搬到現在喜來登的位置，世界日報對法拉盛在上個世紀的最後20年中成為‘第二個華埠’起了重要的作用”，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現任理事長傅鶴鳴對此感觸尤深：“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文化，就象中國人的胃有自己的吸收習慣而更適應中餐一樣，中文報紙的興起，滿足了移民的閱讀習慣，特別是剛到美國、英文又不行的新移民，中文報紙和華語廣播、電視為法拉盛華人社區的興盛，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文媒體的成長與壯大，也促進了法拉盛地區以及整個北美華人在經濟和商業領域的發展。報紙、廣播、電視不僅讓新移民很容易得到相關的商品信息、服務信息，來美創業的商家，也通過中文媒體將自己的產品和推銷的意願，對準了屬於自己的目標客戶群；與媒體“唇齒相依”的華人廣告代理公司也因此趨向專業化分工和在創意方面日漸成熟。幾年前，幾乎沒有人知道一名叫作“原聖傑”的香港創意人來到紐約，而今APARTNERSHIP公司製作的關於美國郵政的系列廣告中，對於美國化的幽默要素以及中國傳統民俗的運用儘管還未由表及里，但已在眾多叫賣吆喝式的廣告中脫穎而出，讓人刮目相看；‘ADMERASIA公司在與主流廣告媒體長達半年的比稿中勝出，同樣顯示了華裔的能力、實力和智力。

日益壯大的社團力量

　　與蓬勃興起的中文媒體一樣，各種華人社團和宗親組織在促進法拉盛的繁榮與秩序方面日益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成為華人參政議政的溝通橋梁和組織代表。
　　以華商會為例，不少使得法拉盛民眾普遍受益的成果就是華商會多年來與政府堅持不懈的溝通所取得的，例如：在北方大道增設皇后區警察北區指揮中心、維持中心地區停車場費率不變、開創並推動新年遊行活動、參與改建法拉盛公共圖書館、組織清潔法拉盛主要街道、設立皇后學院獎學金。
　　正如彼得·德魯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預言的那樣，“社會有兩種需求一定會不斷成長。一種是傳統上被視為‘慈善救助’的活動，如救助窮人、弱勢者、無助者、受害者等。另一種是‘社團改善’與‘人的提升’的服務活動，這種需求或許會成長更快”。華人社團在改善法拉盛社區環境、提高民眾生活品質方面，正越來越發揮出其積極的作用；而以親屬、鄉黨、同學、宗教信仰為主體的各種組織，以不同的屬性和特性，聯合了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力量與個人，特別是在民族融合方面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當兩岸三地還在為“三通”和“小三通”等各種各樣的名詞說法爭執不下、沒有定論的時候，紐約的華人移民早就通過各種社團組織、通過商業和經濟、通過信仰和教會、通過聯誼和聯姻而“全通”了。
　　華人社團同樣也關注同其他族裔的溝通與融合。2002年，由華商會組織發起、華人商家共同集資樹立的聖誕樹，與社區內的韓裔、西裔、非裔、拉美等少數族裔社團一起，共同歡慶聖誕節的到來。華人社團領袖還積極參與有區長、市長、議員等市府、區府首腦參加的社區會議並代表華裔團體發言，提出華人社區的意見、表達社區民眾的意願，讓政府和其他族裔能夠更加重視和尊重華人移民的力量。
　　法拉盛目前登記註冊的華人社團有一百多個，社團內部以及社團與社團之間不定期地舉行各種各樣的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彼此溝通、建立友誼，共同促進了社區的穩定與發展。而2001年劉醇逸當選為紐約第一位華人市議員，使得法拉盛華人社區內的華人社團組織與主流社會的溝通更加及時和有效，在這個社區發生重大事情的時刻，幾乎都可以看見劉和社團領袖以及各大媒體記者的身影。
　　作為社會團體，華人社團同樣在推動社區商業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清潔街道、疏導交通、維護治安，還是聯合社區商家設立商業改進區域計劃，法拉盛的社團組織和華裔商界都表達了提高社區環境品質的意願和決心。2003年2月11日紐約市政府公布了正式的法拉盛預定發展範圍圖，社團的領袖和代表將參加20、21日在法拉盛市政廳舉行的、針對如何規劃法拉盛發展藍圖舉辦的討論說明會。根據紐約市政府提出的發展規劃，東至帕森大道、南至三福、北至32大道範圍內的法拉盛下城地區都在規劃之列，法拉盛的“市區”想向西拓展到法拉盛河濱區、威利點和西亞球場旁的三角區域，這就是和法拉盛未來的發展與繁榮密切相關的“西進計劃”。

全面規劃的西進計劃

法拉盛—這個傳統的移民社區，在紐約戰勝舊金山，成為美國爭辦2012年奧運會的唯一城市之後，終於面臨一次新的歷史機遇。
隨着近年來新移民不斷湧入這個新興的華裔社區，法拉盛的商業發展在地域空間和規劃空間上捉襟見肘。以緬街為主要商業幹線的法拉盛中心區，其基礎設施並不能因為商業發展的需要而相應擴大，原有的市政規劃對商業區的範圍有明確規定，既不能隨意改變、也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提出申請並獲批准。交通方面，居民和車輛在大量增加，而道路和停車場無法拓寬和增加，使得劇增的人口和有限的空間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商家擠占道路和大量流動人口造成的環境惡化，使得法拉盛社區的生活品質面臨新的環境挑戰：移民流動的無序性向市覽政規劃的整體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2003年2月11日公布的、2月20、21日將邀請社區主要企業和社團組織討論的法拉盛預定發展範圍圖，就是由紐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在年初選定的全新規劃法拉盛的藍圖，此藍圖是由經驗豐富的古柏凱利在六個月內提出的全面性發展計劃，參與協助的單位包括紐約市副市長辦公室經濟發展和重建小組、市政府都市計劃局等多個機構。
　　紐約市規劃局在1993年、1997年和1998年先後出台了《法拉盛商業中心計劃》、《37、39大道改造項目議案與機遇》以及《法拉盛商業中心城市設計總體方案》等多項計劃，在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間，特別是近五年建設計劃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的障礙，使上述計劃無一得以完整實施，許多需要和政府協調、配合的諸如城市停車交通及商業無序競爭問題仍然無法得到切實的解決。
　　針對這一問題，規劃設計師和房地產開發商們紛紛提出自己的開發戰略，其中TDC公司“一體化、平衡化、多元化、國際化”設計方向，據說已受到多方專家學者和相關部門的注意。其“不單純地僅限於建築物和社區設施的建設，而把為市民提供新的生活方式的選擇也包括其中”的設計理念頗為大膽和具有新意，它打破了傳統都市開發的模式，將法拉盛看作各族裔共同的舞台，而不是沿襲舊的社區形態，走單純中國城或韓國城的老路。所謂一體化，是指與公共運輸、行人交通、公交系統與停車容量相協調的土地綜合均衡利用，集民用、商用、工業用途、社會公共用途於一體。而所謂平衡，是指有創意地、經濟地選擇土地的使用和分區、密度、強度。面對已有的凸顯的對房屋、貿易、工作與服務需求的巨大市場，在開發中尋求對不平衡現狀進行糾偏的方案，疏解原有超負荷運轉設施的實際壓力。
　　在一體化、平衡化、國際化的設計方向下，西進計劃的輪廓和雛形隱約可見：法拉盛緬街以西大學點路和法拉盛河之間的水邊地區和大量閒置的未被開發利用的地段的商業利用價值浮上檯面。將該地區成片開發成為住宅區、興建大型的國際酒店、或配合周邊的運動設施建設，建造大型的會議中心，這些建築和設施與河西的威利士點如果通過大型立交橋連接，法拉盛的開發將闊步向西進發。
　　一旦橫跨法拉盛河的大橋自37大道起，將河西威利士點的開發與水邊地區和東部經過改良的新商業中心連在一起，將會有利於增強法拉盛社區的商業發展潛力力和競爭吸引力；有了周圍環境的緩衝和必須的公共事業系統配套設施的完善，威利士點將有足夠的面積用於重要的商業或多用途商業聯合體的建立；並且可以有能力利用其他開發項目作為補充，例如與新世紀主流辦公和職業集中相結合的體育營銷和相關主題的娛樂業等。跨河大橋的建立，除了36大道和王子街可能興建的500車位的立體停車場和大學點路與北方大道交匯處經由水泥廠改建的500車位的停車場之外，水邊地區自北方大道南至羅斯福路段如果興建停車場，可提供1000個左右的停車位，而大橋的更大功用在於它因此激活了河西“謝亞球場”附近的9000個停車位，為根本疏解法拉盛社區停車難的問題提供了解決之道。
　　當然，任何都市開發計劃和重建計劃的實施，都受到許多條件的制約，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需要大批開發商的積極參與和配合、需要政府在規劃計劃、法規政策和配套基礎設施方面的全面支持，同時也需要法拉盛民眾和社團的參與和響應。正如1964到1965年紐約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使7號地鐵全面貫通曼哈頓和法拉盛，皇后區的眾多公共設施和場館也因此得以完善興建，從而帶動了法拉盛的崛起，紐約作為2012年的奧運會申辦城市，給法拉盛整體性的商業區規劃提供了契機。如果紐約勝出，靠近法拉盛的可羅納－新鮮草原公園和西亞球場等地理所當然地會成為奧運會某些項目的分會場。奧運設施、場館的建設會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旅遊觀光業的發展也將帶給法拉盛無限的商機。
在實現法拉盛地區現代商業化的同時，社區公共設施也將在設計中更加完善和全面。在文化方面，可以興建大型會議、集會的會所，為各族裔、社團的文化、娛樂活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和幫助；在健康服務方面，可以興建50000尺的醫療機構和設施，包括老人中心和健康服務中心；在教育方面，同樣也可以採用與紐約各大學協同辦學或鼓勵大學在法拉盛建立轉為新移民服務的社區學院；在宗教信仰方面，可以配合非洲馬其頓衛理公教主教教堂，建立一個可同時容納千人的大會堂，作為各宗教團體或文藝團體舉行活動的場所。
　　法拉盛的遠景規劃是令人振奮的，它將徹底改變法拉盛的商業形態和這個移民社區的生活環境。未來的法拉盛有可能成為連接曼哈頓經濟中心的一座衛星城。在這座嶄新的現代城市在人們面前崛起的時候，人們不會忘記今天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的各族裔力量，尤其不會忘記為實現這一藍圖而竭心盡力的有識之士和為爭取這一目標順利實施的各工商團體、社團組織。今天的努力，將會在明天結出累累碩果；今天的藍圖，將會在明天變成美好的家園。

02/19/2003

個人直覺：
　　以上所寫是，畢竟只是遠景規劃，現實與規劃的距離甚至有可能比中、美之間地域上的距離還要大。所謂融入主流充其量只能是個人的和局部的成功，文化的隔閡與文明的衝突使得所有關於國家性的“歸化”成為一廂情願式的天真。而處於這種殘酷的天真之中的移民族群，除了在非常遙遠的將來才有可能實現所謂的“遠景規劃”之外，從宏觀着眼，在今後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內，人們只能在這個社區留下自己奮鬥、艱辛、無奈的印跡，即使越來越多的個人的成功和富裕也根本無法改變這種宿命。
無論樂觀或悲觀都不能改變現實，這就是宿命。
在人類“移民史”中，對於向北美大陸的遷徒（主要指美國），在20世紀末和跨越20世紀後的這個歷史階段，所有的外來人口其實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寬容和機會，中國移民更不例外。但是這種偶然的“受惠”並不穩定。在人性與生俱來的“自私”劣根之下，移民命脈其實非常脆弱：從某種意義上講，移民整體的命運既不取決於智慧和勤勞，亦非取決於財富和素質，倒很有可能取決於一個並不起眼的宏觀因素——“人口”。而人口，恰恰捏在美國“移民政策”的制定者和美國國民情緒的手中。針對某國的“移民政策” 就象一個巨大的閘口，閘開了，人潮蜂擁而入，人口占到適當比例，什麼都“活了”，你想不主流都不行；閘關了，過分點再驅逐出境、或再“麥卡錫”一些，別說主流，想支流都沒可能。因此，未來是充滿光明還是前景黯淡並不是21世紀“移民時代”的特徵，這個世紀移民的前途特徵有可能是另外兩個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