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廬山會議及毛澤東、林彪衝突之起源
王年一

1970年的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領導核心出現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隨者在會議上的一些活動後來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政變”，有關“設國家主席”和“稱毛澤東為天才”的兩個意見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政變的政治和理論綱領。毛澤東為什麼要反對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怎麼會成了“反革命政治綱領”？本文根據中國大陸已公開的有關材料剖析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於以往既定結論的看法。

黨內高層有關“設國家主席”的不同意見

文革中原擔任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徹底打倒了，因此國家元首的職位出缺。中共“九大”前後，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達到了頂點，當時談到選新的國家主席，當然是非毛莫屬，任何人提議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澤東本人卻另有考慮。
1970年3月，在長沙休養的毛澤東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1]，毛澤東在與汪東興談話時突然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毛澤東既未與“副統帥”林彪商量，也不告知周恩來或政治局其他領導人，便徑自作了這一事關國家領導制度重大變更的決定。按照毛的要求，中國將成為一個只有黨和政府領導人，卻沒有國家元首的獨特國家。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他的任何話都是只能照辦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議。毛並要汪東興次日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他的指示。
3月8日晚，汪東興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政治局自然是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送呈毛澤東，毛澤東在批示中再次明確表示不設國家主席[2]。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會上多數人贊同毛澤東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澤東重新擔任國家主席”[3]。迄今為止的史料從未指明這個所謂的“有些人”具體是誰，如果僅僅是後來被指為“林彪集團”的成員，有關方面一定會着重點明。現在既然始終未點明，似可推測，一些與“林彪集團”無關的人也希望毛仍擔任國家主席。
周恩來委託葉群將有關情況向正在蘇州養病的林彪通報後，林彪讓秘書給毛澤東的秘書打去電話：“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得知後，讓秘書回了這樣一個電話：“問候林彪同志好！”[4] 此一問候既可被理解為毛澤東委婉地否決了林彪的建議，也可被理解成是對林彪的建議表示讚許和鼓勵。至少，此時的毛澤東並未向林彪明確表示反對設國家主席及毛本人不擔任此職，更沒有說明毛個人要改變國家領導制度的任何理由。4月11日，林彪向秘書口述了他的意見：“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此意見同時報給了在長沙的毛澤東和北京的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林彪的意見，結果是“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 [5] 此前，在3月8日晚的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本來已“一致擁護”毛澤東關於不設也不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為什麼一個月後政治局的多數成員（包括周恩來，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團的一些成員）卻改變了前議，同意林彪提出的應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來擔任的建議呢？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一個月前，政治局委員面對毛突然提出的變更國家領導制度的要求，習慣性地表示了服從；但一個月後當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時，顯然政治局的多數成員認為林彪的這個建議是正確的，故而表態同意林彪的建議。但這樣一來，毛澤東提出的不設國家主席之事出現了第一次轉折。
在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的黨內，雖然政治局多數成員提出了仍應設立國家主席並由毛擔任的意見，但毛澤東再一次以個人獨斷否決了政治局多數成員的集體意見。他在政治局討論情況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可是，究竟為什麼此議不妥，毛卻隻字未談，也不容許政治局成員談。如此大事，政治局成員的看法不同本不奇怪，但是毛把事情弄得如此高深莫測倒是有點不正常了。有的史著稱，“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問題上各執己見。”[6] 這個說法不全面，其實，這哪裡是毛澤東與林彪一人各執己見，實際上是毛與政治局多數成員的意見相左。4月下旬，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這次，他借用《三國演義》中的典故隱晦地解說了他的理由：“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憲法的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毛澤東得知黨內上層仍有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時，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設國家主席。他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7] 結果，周恩來在7月18日的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小組會上發言時又收回前議，他說：“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8] 這樣，毛澤東在此事上的個人意見重新占了上風。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時，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有關會期、日程、分組等事項。在會上政治局常委多數成員（包括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明知毛對國家主席一事的態度，仍然堅持要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擔任。“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也附和。毛澤東在會上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他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9]
這段會議記錄表明，林彪並不是唯一要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幾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與林彪的意見相近。一向善於揣摸毛澤東意圖的周恩來認為，毛澤東可能是不願陷入繁瑣的外事禮儀活動中，還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權、讓別人代替出場的設想。康生的話則表明了他與其他政治局成員既不贊成毛的意見、又不敢反對的兩難處境，明顯地暗示了毛的個人意見有違眾願，這等於是在“將”毛的“軍”,甚至可以說是在以“大家”的意見進行要挾。顯然，在這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林彪並沒有主導爭論，與會的多數人也未接受毛澤東的意見，沒有作出不設國家主席的決定，而毛也沒有因大家與他的個人意見不合而發怒。[10] “對毛澤東已經多次表明態度的國家主席問題，在常委會上仍沒有取得一致意見。”[11] 8月22日當晚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向政治局委員和出席九屆二中全會的各大區召集人傳達了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意見，可以斷定，沒有傳達“不設國家主席”的結論性意見。
這樣，是否設國家主席一事再度出現了轉折，毛的個人意見又退居下風。政治局多數成員之所以會這樣做，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他們還是覺得國家需要有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而在當時全國狂熱的個人崇拜氣氛中，國家元首隻能由毛澤東來擔任。其次，當時為了修改憲法正自下而上地匯集各級意見，這些意見也一致希望毛成為國家元首，政治局常委們根本沒有理由反對這些意見。“對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反映上來的討論結果，康生作過這樣的說明：根據廣大群眾的熱切願望，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那就不要。最後到底怎麼樣，請毛主席定。......因為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起草的時候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的意見。所以，一直處在這樣一種矛盾當中。”[12] 再次，毛從未明確交代他堅決反對設國家元首的真實意圖（是否有某些不便啟齒的權謀考慮就不得而知了），也拿不出名正言順的藉口，這使得政治局多數常委既無從揣摩，也不敢亂猜測，甚至可能以為毛只是假意謙虛一下而已，因此政治局多數常委們按照國家元首不宜缺位的常規思維來表態是一種正常做法。
毛澤東此前也多次有過假意謙虛之情，他對真正的權力其實從來是絲毫不讓的，但有時又對名義上的虛權故意謙讓已示“胸懷”、以測“臣意”，中共的高層領導人當然懂得不能把毛對權力的“謙虛”當真。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開幕式上就演出過這樣的一幕。在那次會上，毛澤東首先提出選林彪當大會主席團主席，周恩來和林彪自然而然地都提出還是要毛當大會主席團主席；然後毛竟然提出，要讓林彪當大會主席團主席、他自己當副主席；這時，林彪只好站起來，強調一定要毛澤東當大會主席團主席，並一邊呼喊“毛主席萬歲”，一邊號召“贊成的舉手”，同時率先把手高舉起來，帶動全場“逼”得毛同意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們對此有目共睹、記憶猶新，誰敢肯定這次毛反對設國家主席不是類似的“花樣”，誰又敢把毛對權力的“謙虛”當真呢？
8月23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據陳伯達去世前回憶，大會開幕前林彪與毛澤東單獨在一個房間裡進行了“時間並不很短”的談話，之後才舉行會議開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講了話，可能是考慮到毛澤東一再表明不設、不當國家主席的態度，林彪在講話中沒有再提“國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元首”，這可被視為林彪顧及毛的意見而採取了折衷的辦法。[13]
充當江青集團的“顧問”、後來成為林彪專案組第二號負責人的康生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言時，不僅對林彪的講話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擁護”，還說，在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他進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14] 這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黨內會議上明確提出，在毛實在不願擔任國家元首的情況下，可由林彪擔任國家主席。但提出這個建議的康生不僅與林彪的派系沒有什麼淵源，而且一年半以後就儼然成了代表中央查處“林彪反黨集團”的負責人。所以，很難假設康生的這一提議與林彪有關。
在當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吳法憲提議，全會各小組應該學習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可以再聽一遍講話錄音。周恩來表示同意，並報告了毛澤東[15]，顯然毛澤東未表示異議。在各小組聽錄音的過程中，有人[16]提出要把林彪的講話稿印發給大家，與會者自然擁護。周恩來讓汪東興就此事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他們都同意印發，我沒有意見，你就印發吧。”[17] 這說明當時毛對林彪的講話並無重要的反對意見。據陳伯達回憶，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會後，他曾特地問林彪，林在會上的講話是否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林彪說，他的講話毛主席是知道的。[18] 毛澤東後來在南巡講話中說：“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這似乎不合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話。
據汪東興回憶：“24日以後，部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區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和林彪，表態支持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19] 按照當時的情況推斷，聯名上書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分”，而應是“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汪東興本人在華北組討論中發言時就講了這樣一些話：“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20] 林彪死後，汪東興為自己的這一發言辯解說，“當時沒有識破陳伯達的陰謀......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忘得一乾二淨了”。他事後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話，把政治責任推給已被打倒的陳伯達以涮清自己，這是不難理解的，但他的這種辯說顯然沒有道理。首先，毛幾次表示不設、不當國家主席，汪東興絕不可能糊塗到“忘得一乾二淨”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這麼糊塗，他就不可能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升到毛的“大內總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態擁護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來擔任，與政治局多數常委的意見一致，可能他自己當時也認為這一意見是正確的。再次，所謂的“林彪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陰謀”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