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死裡逃生

　　逐漸我們也看出來了，雖然白衣刀客臧教授據說是什麼全國有名的血液內科專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給患者看病上，人家很忙，忙着發表論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療手段（當然，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一般這種研究都有一個類似湖南研究生那樣一個自己付費的倒霉蛋充當試驗活體），忙着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忙着升官——就在老爺子住院的一年裡，臧教授從血液內科副主任榮升為主任。雖說××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是全國都排得上號的大醫院，裡面專家教授濟濟一堂，但我們終於明白那些專家教授根本不是給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看病的。老爺子的化療方案其實早就定了，無非是長春新鹼、阿黴素、表阿黴素三種輪換着用，每次真正負點責的不過是走馬燈似地更換的管床醫生。

　　我們家老爺子由於這個病導致極度的骨質疏鬆，骨頭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動作都做不了。按理說做醫生的你得告訴我們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白衣大刀客從來沒有主動說過一句。有一次我老媽追着他問，他竟然頭也不回邊走邊說“煩死了，煩死了！”由於我們始終沒能從這人口中問出來究竟該怎麼注意防護，結果雖然我們百般小心，還是出了意外。2002年春節時候老爺子因為蹲下去修電爐子，蹲的時間太久，竟然導致脊椎骨骨折，長達半年時間裡老爺子動彈不得，一動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導致漿細胞急劇升高，這次住院花掉了我們一萬七千塊。

　　看着老爺子那遭罪的樣子，再看看白衣刀客們那副吃人不吐骨頭的嘴臉，我尋思着這個醫院不能住下去了，於是向單位求援。單位領導也非常熱心，找了省人民醫院領導，老爺子轉到了省人民醫院。由於轉院時領導打過招呼，所以省人民醫院按“保命”原則來給老爺子治病。和××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比起來，省人民醫院的大夫真是盡職多了，醫囑非常細緻，也使得我們明白了在××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究竟花掉了多少冤枉錢，老爺子受了多少冤枉罪。

　　其實這世界還是有好人的，至少省人民醫院血液內科幾個大夫就不錯。每次老爺子去化療，他們都非常熱情，細緻地詢問病情，並且根據病情會診制訂方案。老爺子由於化療次數太多，對長春新鹼、阿黴素、表阿黴素等化療藥產生了抗藥性，幾位醫生專門開了一次會確定了一種“雞尾酒”療法，用後老爺子恢復的相當不錯，骨折的腰也長好了；而且在化療將漿細胞控制在3%以後就立刻改用干擾素，同時減少了不必要的檢查和輔助藥物，使得老爺子化療次數比第一年減少了一半，治療費則從第一年10萬元降到第二年的2萬多元。

　　　　　　　　　　　　　　　　六、人妖之間

　　我們家老爺子在××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的遭遇難道僅僅是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嗎？不，不是。我隨隨便便地瀏覽了一下互聯網，就發現一大堆多關於白醫刀客們的逸聞趣事，現隨便摘錄幾條，以饗讀者。

　　※“醫院只認錢，不認人。”——僅僅因為深更半夜未帶足現金，渝州大學陶國林老師在押光身上所有錢物後，仍眼睜睜看着自己患急性闌尾炎的學生得不到救治，其中一頭髮花白的醫生竟作答：“我們只認錢，不認人。”（中新網重慶5月16日消息）

　　※四家醫院拒絕收治 三歲幼童燙傷慘死——因烏魯木齊市4家醫院拒絕收治，不慎被開水燙傷的3歲幼兒劉光祥，在父母抱着他奔波4個多小時後休剋死亡。（《人民日報》）

　　※花季少女魂斷手術台 揭開醫院“倒賣病人”黑幕——南京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齡少女，僅為一個小小的鼻科手術，就被奪去了性命。一些黑心的名醫院專家“倒賣病人”收黑錢的內幕由此牽出，中國現行衛生體制的一些弊端也因此顯露。（《中國婦女報》 2001年12月20日）

　　※內蒙古醫學院附屬醫院，非典病人就醫被推諉——7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16日在內蒙古醫學院附屬醫院就醫時，醫院因他們交不出錢，在長達6個多小時的時間內沒有採取任何救治措施。（2003年4月21日新華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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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那樣一句老話，這只是白醫刀客們無數動人故事中最具新聞價值的那部分的冰山一角，而類似我們家老爺子的遭遇早已司空見慣，是不值得上新聞的。

　　　　　　　　　　　　　　　　七、悲慘世界

　　按理說我們家老爺子有公費醫療，但是由於單位持續十幾年處於半死不活狀態，老爺子的醫藥費報銷也就變成了一個畫上的餅子，實在無法指望。由於沒有錢，他們單位到現在醫藥費只報銷到1994年的，好多老工人，人都沒了好幾年了，醫藥費也沒有報銷。是啊，活着的都養活不了，那有功夫顧得上死了的呢？雖說現在有醫療保險，但是他們單位就是交不起醫保的“入門費”，於是乎只有拖一天算一天了。

　　２０００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對１９１個成員進行的醫療衛生公平性評價中，中國排在倒數第四位。僅比巴西、緬甸、塞拉利昂稍強，屬於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而一向被我們看作“貧富懸殊極大”的印度卻排名第４３位，遠遠超過我國，其它發展中人口大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國前面。應該說，在目前的中國，衛生發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鄉衛生差距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也顯示窮人健康狀況在惡化。過去15年來，中國結核病增長四倍，過去四十年來一直下降的嬰兒死亡率也在貧窮地區上升，而一些早已消滅的地方病如血吸蟲病等也捲土重來。儘管中國政府免費提供免疫疫苗，但由於農村診所要收取“管理費”、“針頭費”和“針管費”，貧窮地區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區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區的水平。

　　“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醫院抬”，“辛辛苦苦幾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這些順口溜表達了群眾無錢看病、因病返貧的無奈與辛酸。而據廣州市統計局“萬戶居民調查網絡”最近進行的題為“市民與社會保障制度”的抽樣調查顯示：有９５．８%的被訪者不同程度地擔心今後無錢看病。在我國經濟相對發達的廣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眾擔心自己無錢看病，那麼廣大內地欠發達地區群眾的醫療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八、萬惡之源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極少聽說過有看不起病的情況。當時農民的情況我並不是很清楚，一般的城鎮居民，沒有哪家把看病當作洪水猛獸來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費醫療，而是指那時低廉的藥價和治療費用。那時有個頭疼腦熱的，花幾塊錢，甚至幾毛錢就可以治好。由於當時農村與城市收入差距比現在小的多，因此這樣價格低廉的醫療服務農民也消費得起。

　　然而從90年代起，一股名為“醫療產業化”的妖風破門而入。之所以說“破門而入”，那是因為這項所謂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裡來的、看不慣公費醫療和廉價醫療衛生服務的“精英”們強加給人民的。從那時起，醫院的收費幾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高於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國的醫療體系出現了極度的異化：一方面醫療從業人員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廣大居民醫療費用支出暴漲，因病致貧、無錢看病的事例從時有發生變成了普遍現象。

　　無論鼓吹“醫療產業化”的精英們如何巧舌如簧，醫療產業化給億萬人民群眾釀成的健康慘禍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據2000年7月27日《經濟參考報》載：從1993年到1998年5年間，我國居民發病率上升了7.3%，但就診比率卻下降18.8%，因為相當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根據同一份資料調查顯示，在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經濟原因不敢去醫院，63.13%的應該住院治療的患者不敢住院，這些數字均比前幾年有較大提高。按理說這些年經濟發展了，居民的健康狀況應該有所改善才對，為什麼會出現發病率上升而就診率、住院率下降的局面呢？這組數據表明了一個不爭的殘酷現實：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生了病也是在無奈中等死。

　　那農村呢？那些生活在“廣闊天地”里的、一年收入僅有幾千元的農民呢？他們得了病怎麼辦？我在醫院見到的一家家抱頭痛哭的人只是冰山的一角，還有千千萬萬個人間慘劇我沒有看到。

　　“醫療產業化”給中國人民健康帶來的慘禍遠遠不止無錢看病、因病致貧這兩項。由於“醫療產業化”之後，有關醫療產業的產品利潤豐厚，引來了無數投機者進行“醫療產品開發”。為了降低成本謀取最大利潤，很多這樣的投機者在連最起碼的衛生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開工，給人民健康帶來了巨大危害。重複使用血液透析器導致患者染上肝炎，輸入不潔血液導致患者染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時有報導。特別是，由於大搞所謂“醫療產業開發”，河南省上蔡縣出現了好多村莊整村人因為賣血導致患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這不正是“醫療產業化”下我國一些地區現實的寫照嗎？！

　　“醫療產業化”把“救死扶傷”這一醫學界的古老箴言拋到了九霄雲外，把醫生這一崇高的職業變成了形同騙子手、殺人犯的冷血怪物，“醫療產業化”把人變成了鬼——把白衣天使變成了毫無廉恥、毫無人性的吸血鬼，又把千百萬患者變成了冤魂。

　　　　　　　　　　　　　　　　九、惡有惡報

　　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2003年上半年，報應終於來了。伴隨着sars的大面積傳播，我們的白衣刀客們遭到了一次報應。sars從2002年年底的地區流行，釀成了2003年上半年全國性的大流行，也可以說是對“醫療產業化”的報應。雖說sars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發現，但惟獨在中國卻釀成了全國流行的慘禍。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流行的規模要小的多，甚至在遠比我們窮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人據此斷言說，sars是專門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我根本就不相信這些無稽之談，而是認為這是“醫療產業化”的必然惡果。

　　讓我們來設想一下“醫療產業化”下sars流行的路線：2002年11月，出現了一種從野生動物轉移到人的冠狀病毒，隨即出現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於對這種新疾病缺乏認識，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後傳染給了其他人。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錢就醫，有些卻沒有錢，於是乎被醫院拒收，只好游離於社會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來日無多，乘交通工具返鄉，造成了病毒向全國擴散，傳到了山西、河北、內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後中央下死命令對sars患者無償治療以及強制隔離疑似病人，繼續按照“醫療產業化”下的必然模式進行治療，我真不敢想象現在會是怎樣一種情形。

　　和一般的疾病所不同的是，sars病毒具有極強的生存能力和傳染力，因此本來打算從sars患者身上狠撈一筆的白衣刀客們也不幸被傳染了……實話實說，當我從媒體上得知醫務工作者占全部sars患者第一位的時候，我有一種幸災樂禍的感覺，這就是報應啊……

　　當然，我的幸災樂禍是一種不正確的情緒。這次抗擊“非典”，醫療工作者中確實湧現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事例，令人感動。但是，這並不證明醫療隊伍整體職業道德有什麼提高，只能證明醫生中也有好人而已，畢竟直面非典、經受住考驗的醫護人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現在災難好象已經過去了，一切照舊……

　　災難並不可怕，人類歷史也是一部與災難抗爭的歷史。可怕的是對災難缺乏深刻的反思，假如不立即廢除禍國殃民的“醫療產業化”，那就等着一場更大的災難來臨吧。

　　　　　　　　　　　　　　十、並非無藥可救

　　以前，有些人總是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來反對政府對醫療衛生包攬太多，這種託詞實際上沒有道理。200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3%，略高於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個人支出高達60.60%，而這一比例在發達國家是27%。即使排除發達國家，這個比重在其它國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如果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都能由政府負擔近60%的醫療衛生費用，經濟欣欣向榮的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呢？

　　2002年12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參加了衛生部舉辦的關於中國醫療衛生改革和發展的研討會。在那次會議上他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2000年中國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5.3%（同期美國為14%），這個數字並不低，但也不是很高。但是從政府投入和個人投入所占的比重來看，政府支出大約占衛生總支出的36%，而非政府支出所占的比重是64%。政府支出所占的這一比例是世界各國中最低的之一，中國政府在衛生籌資中的作用太小了。儘管在國際貿易等領域中薩克斯教授說自己贊成市場化和私有化，但是他認為衛生部門的市場化並不能很好的解決問題。

　　可見，造成我國居民醫療健康狀況惡化的原因除去“醫療產業化”之外，還有一個政府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政府沒有承擔起它對居民醫療健康應負的職責。“醫療產業化”與政府失職互相推波助瀾，造成了我們今天面臨的惡果。目前，大多數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大張旗鼓地搞“醫療產業化”，而且還在儘量避免讓市場力量支配醫療衛生領域，不斷增加政府支出在醫療總支出中的分額。而我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真讓人感到困惑。

　　清華大學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認為，低的政府支出意味着貧困人口不能獲得足夠的醫療服務。如果醫療衛生費用主要由個人負擔，收入和財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是否能獲取必要的醫療保健服務。除非收入和財富在社會各階層的分配相當平等，否則經濟上的不平等必然轉化為醫療衛生上的不平等。如果採取低收入群體由政府負擔大頭的做法，即使是窮人也能夠享受起碼的醫療衛生服務，將會有利於提高全體人民的健康水平。

　　雖然我對*時代的極權主義政治有很多厭惡之處，但我不得不說，*時期，人民的醫療衛生事業比現在搞的好。那時從沒有聽說過（或者是很少聽說）有病看不起的情況。即使是農村，雖然沒有公費醫療，但是農民生了病，低廉的醫療服務價格使得一般農民也看得起；工人生病則有公費醫療。“公費醫療”制度有很多弊端，比如說有些人鑽空子，造成很多浪費等。但是根本上來說，它是一種保證了廣大工人看病權利的好制度，其作用之一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我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和健康狀況。如果說要改革，那麼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將人民不歡迎的弊政革除，而不是“連孩子帶洗澡水”一起潑出去。危害人民利益的“改革”，必然遭到人民的唾棄，這樣的“改革”必然會失敗。

　　　　　　　　　　　　　　十一、結束語

　　疾病是人類的災難。任何得了病的人，即使一分不花，也沒有人願意得病，更不用說支付高昂的治療費用了。對於任何公民來說，自己忍受病痛之苦卻又要傾家蕩產地治病，是一種極大的社會不公正現象。窮人看不起病，但是病魔並不因此而對窮人放一馬。任何一個不同情弱者的社會，決不是一個好社會，這個社會需要愛心。既然我們打着社會主義旗號，就更應該體現社會主義不同於以往落後社會的愛心和公正。然而可悲的是，我國的現狀仍然是不公正占主導地位。

　　醫院是幹什麼的？我認為醫院的第一職責是救死扶傷，醫院是體現人道主義的場所，不應該是講 “經濟效益”和“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政府應該從財政上拿出一部分錢來用於醫療事業補貼，而且要保證這筆錢落到實處。

　　我認為我們的黨既然是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就應該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總是以主人的態度高高在上地對人民指手畫腳。人民生活改善、心情舒暢，安居樂業，自然不會萌生不滿之心——這是社會安定必須花費的成本，這個成本比花多少萬元爭一個體育項目的世界第一要有意義得多。

　　我並不一般地反對“產業化”，而是要求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些產業化，經實踐證明確實會給人民帶來實惠，比如住房的產業化以後，大大改善了我國居民的居住環境，成功地使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改革初期的3.8平米增加到目前的21平米，這樣的產業化值得推廣。但是，我堅決反對“一產業化就靈”的迷信，有兩個領域是絕對不能產業化的。一個是教育，一個是醫療。因為前者涉及到社會弱者改變命運的機會，後者涉及到社會弱者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認為教育和醫療是“產業化”的底線，突破了這個底線，這個社會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了。

　　每當我在電視上看到那些衣着鮮亮、侃侃而談“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的專家學者的時候，我都禁不住咬牙切齒，真恨不得把手伸進電視掐住他們的脖子，大聲質問他們：“你們的良心是不是給狗吃了？！”因為，鼓吹這兩個“產業化”的人實在是惡毒——“教育產業化”剝奪了窮人子女受教育的權利，等於消滅了他們通過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希望，而讓他們永遠淪為無知愚昧的苦力；“醫療產業化”則剝奪了窮人生命健康的權利。因此，我呼籲每一位尚有良心的同胞，和我一起反擊禍國殃民“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把它們和它們的吹鼓手們一起踩在腳下，讓它們爛在泥里！

　　“所有這一切都是會有報應的。”（狄更斯《雙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