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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出生於一個來自加勒比島國波多黎各的貧困移民家庭，她的成長與紐約最低廉的布朗克斯社區息息相關，但即使是8歲患病、9歲喪父，即使在性別和族裔的歧視中掙扎，她也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夢想。在索尼婭·索托馬約爾的身上，有一段最感人的“美國夢”故事，她的傳奇人生震撼着每一個美國人。

 

    主角不僅僅是索尼婭，在美國最高法院華麗的東會議廳，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主持了索尼婭·索托馬約爾的宣誓就職儀式 — 那意味着索尼婭接替退休的大法官戴維·蘇特，除非她主動退休或被國會罷免，她將在這個崗位上服務終身。她成為了美國最成功的女性之一。

 

    然而儀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站在正中間，那個手捧《聖經》的白髮老人—索尼婭的母親塞琳娜。宣誓完畢，索尼婭激動地擁抱了82歲的母親，此時成真的不僅是她的夢想，還有母親的夢想。之 所以母親為她捧《聖經》，不僅因為索尼婭現是獨身，更因為母親的“美國夢”成就了她的“美國夢”。塞琳娜以一己之力，將兒子培養成醫生，將女兒培養成美國 歷史上第一位拉美裔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婭曾說：“我有今天，全是因為我母親，我的能力只是她的一半。每次想到她克服了多少困難，我都感到驚訝。”這句 話背後，是感動美國人民的一段感人的故事。

 

母親的選擇

    10年前，索尼婭在萊曼學院的開學典禮致辭中說：“我要給你們講講我母親的故事，一個關於希望、勤勞、教育和奉獻改變人生的故事。”用這樣的定語，無疑是非常準確的。但或許還要加上一個形容詞—那也是非常傳奇的一段往事。

 

    索尼婭的母親塞琳娜出生在加勒比小島國波多黎各的一個鄉下，在9歲時，她的母親去世，父親拋棄了家庭，她被淪為孤兒。當時島上大多數人是文盲，女孩子能受到的教育少之又少。她用一根木棍做教鞭，假裝給後院的樹木講課，以此記住每一堂課的內容。17歲時，她終於擺脫了讓人直不起腰的貧困，加入美國陸軍婦女隊，到佐治亞州受訓後，成為一名電話接線員。“對於母親當時面臨的文化差異，我只能想象。一個只受過點西班牙語教育的少女，卻嘗試在美國南部工作。”索尼婭說。

 

    但塞琳娜堅持了下來，與胡安·索托馬約爾相識並結婚，在紐約布朗克斯區開始了新生活。

 

    不過這個“新生活”事實上也只是在紐約有名的貧民區，丈夫在工廠做工，塞琳娜在一家私人醫院當電話接線員。不過，要感謝母親和波多黎各人的樂觀，索尼婭並 沒有感到貧窮的諸多傷害，在她記憶里，她自小就浸潤在波多黎各人特有的傳統中。她在家庭節日吃到西班牙血腸、豬腸、豬舌、豬耳、豆子燉豬腳等食物，在家庭 聚會上聽到感人肺腑的西班牙情歌，看到源於加勒比海的梅倫格舞。周六下午，她和親戚們一起看Cantinflas的電影（他是在拉美廣受歡迎的墨西哥喜劇 明星）。周六晚上，大人們打牌，她和夥伴們玩“賓果”（填格子遊戲，先完成的人喊“bingo”），祖母大聲讀出孩子們用鷹嘴豆畫在卡片上的數字。

 

    那時候索尼婭第一個夢想是做警探，像她喜歡的故事書《南希·德魯》中的少女神探那樣，不過8歲時她被診斷患有糖尿病，需要終身注射胰島素，看來警探當不成了。不久，她的熱情轉移到法制劇《佩里·梅森》上，夢想當法官，因為“法官是那屋子裡最重要的角色”。

    在她獲得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後，這段經歷被媒體宣傳開，甚至在7月13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被提及。索尼婭承認自己喜歡“超級律師佩里”，是這些故事促使她成為法官。

    在9歲那年，她的家庭突遭大難 — 父親胡安本來身體不好，患有心臟病，那一年他因病去世，年僅42歲。母親塞琳娜並未絕望，她更加努力，每周工作6天。

 

    索尼婭1998年回憶說，政府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宅區內有各種窮人，包括打工族、病人、染毒癮的人，面對苦難，每家人都有不同的選擇。塞琳娜也作出了選擇，她將子女的教育擺在第一位，給孩子買了《大英百科全書》，那在貧民區算是新鮮物，為此塞琳娜在鄰裡間頗有名氣。

 

大學裡的磨難

    塞琳娜子女的教育也恰逢其時，在索尼婭出生的1954年，最高法院對“布朗起訴教育委員會案”作出判決，宣布美國憲法不允許教育中出現種族歧視，打破了公 立學校白人和黑人隔離的制度，這被視為美國史上最有意義的裁決。不過在那個年代，來自波多黎各的工薪階層大多為子女選擇天主教會學校，他們認為公立學校混 亂而危險，索托馬約爾家也這麼認為，何況他們本來信奉天主教。索尼婭入讀當地有名的天主教高中，因成績優異，1972年畢業時由她致告別詞。

 

    不過這所高中內種族和性別隔閡都很深，在自助餐廳里，非洲裔和拉美裔分開來坐，男女學生分別被嚴格限制在學校兩翼，中間有個修女負責看守。但在索尼婭讀書 期間，男女同學開始自由交往，她與凱文·努南相戀了。在高中時代，索尼婭的家搬到Co-op City的公寓裡。Co-op City是紐約市政府的公益項目，住房只提供給年收入在一定水平線以下的人。她家的生活條件大為改善，公寓的餐桌成了她的學習小組聚會之處，他們討論學 業，也討越戰等問題。母親塞琳娜做護士工作，下班後給學生們煮飯，一般是米飯和豆類，有時做豬排。同學肯尼斯是中國移民的後代，據他說，索尼婭是討論會上 的主宰，思維條理清楚，熟悉她的人都認為，她將來不是當律師，就會參與到社會公共生活中。

 

    塞琳娜關心的不只是子女的教育，在子女上高中的某一天，她讓子女坐下來，請他們幫助自己重返校園。當時塞琳娜只是職業操作護士，如果能通過考核成為註冊護 士，就能賺更多的錢，就能為子女提供更多追逐夢想的自由。索尼婭姐弟非常樂意幫母親讀書，過了不久，一家人都進入新學校：塞琳娜如願成為註冊護士，在醫院 里當上急診室主管；胡安加入城市大學的6年醫療培訓計劃，之後考入紐約大學醫學院；索尼婭考進普林斯頓大學，之後入讀耶魯法學院。這是她成為大法官的關鍵 一步，因為常春藤教育背景逐漸成為在美國司法界上升的必要條件，現在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8位是常春藤畢業生，分別來自哈佛、哥倫比亞和耶魯等大學。

 

     索尼婭1972年入讀普林斯頓大學，該校是美國獎學金最高、普及面最廣的大學之一。她在那裡主修歷史，畢業時獲得了校方頒發的畢業生最高榮譽獎Pyne獎。不過說起入學的時候她很不適應，校內拉美裔學生很少，更別說拉美裔教授或管理人員，她在課堂上極少舉手答問，常把自己關在圖書館讀書。第一學期末，索尼婭走出陰影，積極投身社團活動中，加入了為波多黎各學生爭取權益的團體，並很快成為該組織的聯合主席。

 

    1976年，索尼婭考入耶魯大學法學院。這時候的她表現得自信而直率。在同學看來，她能與最高法院第一位非洲裔大法官馬歇爾相提並論，即使在名人輩出的學 校，她也顯得前途無量。耶魯當時少數族裔學生也很少，不過索尼婭表現出脫離“精英圈子”的意願，與非洲裔門衛、工人和自助餐廳里的人交情不錯，有來自各族 裔的好友。他們常在一起打棒球，或去當地的俱樂部跳舞。雖然索尼婭讀書刻苦，不過她也抽煙、喝啤酒，拉丁風格的薩爾薩舞跳得不錯。

    那時的索尼婭的確顯得更成熟，一方面與童年經歷有關，一方面是因為她結婚了（1976年她與凱文·努南結婚，7年後離婚），還因為她非常清楚畢業後該做什麼。

 

職業生涯的跳板

    1979年，經耶魯法學院教授卡布蘭尼斯推薦，曼哈頓地區的檢察官羅伯特·摩根索雇用了索尼婭，她成為一名檢察官。摩根索說：“一些法官喜歡支使年輕人，但沒人能對索尼婭這樣，她用一種勇敢而恰當的方式對待法官們。”

 

    索尼婭29歲那年，她接受了《紐約時代雜誌》採訪。她被描述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輕人，不停地吸煙，說着自己如何應付讓自由主義者不以為然的工作：“在 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在處理輕度犯罪方面遇到很多麻煩—商店竊案、賣淫、輕度暴力等犯罪，它們可能是環境和貧困的產物。但當我經手重罪案件時，就沒那麼難 了。不論我多麼傾向自由主義，我都無法容忍那種暴力，且不說我對罪犯行兇的動機有無同情。”

 

    1984年，索尼婭加入曼哈頓的“帕維亞 & 哈考特”律師所。決定錄用她的合伙人帕維亞說：“她是個出色的律師，處事謹慎，雖是自由主義者，但並不過激，並不空談。”在這裡，索尼婭的大部分工作是與 仿製奢侈品牌Fendi的侵權現象作鬥爭，有時是驚心動魄的：如果律師所從海關辦公室得知有些貨物可疑，索尼婭經常要參與倉庫搜查行動，據說一次造假者逃 走了，索尼婭騎上摩托車就去追趕。

 

    也許是出於自身家庭的經歷，索尼婭時常覺得幫助窮困人士義不容辭。1987年7月，時任紐約州州長的科莫委任索尼婭到紐約州抵押貸款機構工作，幫助低收入 者貸款購房，這份工作沒有薪酬。但到她離開時，該機構表彰她“為捍衛低收入者購買負擔得起的房產的權利而不懈努力”。1991年，老布什總統提名索尼婭為 紐約南區法院的法官，推薦她的是紐約州國會參議員丹尼爾·莫伊尼漢。這名參議員有和她同樣的工薪階層、教會學校背景，而且當時就確信，索尼婭將會成為最高 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次年，她的提名獲得通過。索尼婭作過的知名判決不少，涉及宗教爭端、監獄黑幫，甚至觸及克林頓夫婦早年的白水案。不過她廣為稱頌 的判決當屬1995年的“棒球判決”。那一年，美國職業棒球聯賽因球員罷賽瀕臨瓦解，球員和老闆把官司打到聯邦地區法院。主審法官索尼婭做出了有利於球員 的判決，敦促球隊老闆與球員們達成新勞動協議，終止了球員們長達232天的罷工。在擁有棒球強隊的城市，她被奉為棒球運動的拯救者。奧巴馬總統提名她為最 高法院大法官時，還特別提到了這次“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

 

    “棒球判決”讓索尼婭聲名鵲起，1998年克林頓總統提名她為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審判庭法官。由於最高法院大法官常在上訴法院的法官中產生，這項提名當 時遭到共和黨人的頑強阻擊，和今年7月的情況類似。共和黨參議員拖延了一年多，她的提名才獲通過，民主黨參議員帕特里克·雷希（現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 席）直言，共和黨人最擔心克林頓提名她為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這一年中，索尼婭的感情生活被媒體關注。她去參加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聽證會時，紐約建築承包商皮特·懷特陪伴左右。她向人介紹說，懷特是她的未婚夫。索尼婭宣誓就任上訴法院法官後，媒體拍到懷特幫她穿上長袍，不過兩人的關係並未持續多久。

 

    在過去十多年間，作為上訴法院法官的索尼婭審理了3000多樁案件，大約撰寫了380次“多數意見”（即法院意見，上訴法院在做特定判決時陳述的理由，代 表參與審案的多數法官的意見），其中5樁案件被最高法院覆審，3項判決被推翻，兩項判決得到支持（其中一項的判決理由被否定）。

 

    她在法庭上的強硬提問為她贏得了榮譽，這在美國聯邦司法部2009年的年鑑中有所證明。年鑑中收錄了律師們對法官的匿名評論，其中大多數認為她專業能力很 強，只有幾個人不滿，說她羞辱律師，甚至在庭上說出“bully(霸道)”、“nasty(下流)”之類的話。她的助手解釋說，索尼婭只是不能容忍庭上的 律師準備不足而已。

 

    她經手的最受關注的案件，是去年紐黑文市的“歧視白人”案。在該市消防隊的晉升考試中，很多白人隊員合格，拉美裔兩人合格，黑人無一合格，紐黑文市政府基 於種族方面考慮，決定將考試結果作廢。白人隊員對此不滿，起訴市政府，特別是弗蘭克·里希，他有學習障礙，為準備考試投入了巨大精力。索尼婭支持市政府的 決定，但最高法院卻以5:4的票數裁定市政府違法。儘管她的判決被如今在最高法院的同事們推翻，但並不意味着她在法理上是錯的，因為這個案件本是兩難的問 題：她的判決是依從美國僱傭歧視案件的慣例，出於對弱勢的少數族裔保護和補償的心理，這也得到了最高法院4位大法官的支持；同時考試合格的白人隊員也是無 辜的，最高法院“多數意見”對他們所付出努力的同情，更無可厚非。

 

未來的新生活

    索尼婭30年的工作經歷可謂豐富，級別高且不說，律師、檢察官和法官她全當過。她是常春藤高才生，持自由派立場，且身為拉美裔女性，這些無一不符合奧巴馬 政府的心願。奧巴馬提名她接替蘇特大法官，一方面是為在最高法院補一個自由派大法官的缺，另一方面是為顯示種族平等和性別平等，順便報答和拉攏拉美裔—美 國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族裔，在奧巴馬入主白宮的過程中功不可沒。此外還可能有一點個人因素，索尼婭的“美國夢”故事，在很多方面與奧巴馬本人的很相像，也 許奧巴馬容易對她的經歷產生共鳴。得知女兒獲提名之後，在第一代實現“美國夢”的塞琳娜說：“我非常為她驕傲，感覺很好，不過覺得很累。”

 

    現在，人們開始關心索尼婭如何在最高法院開始全新的生活。據說9名大法官閉門討論時，如果外面有人敲門，得由資歷最淺的大法官去開門，看來這就是索尼婭的 事。此外，她還得負責法官閉門議事的記錄工作，會後要把紀要交給工作人員。美聯社記者馬克·謝爾曼建議索尼婭，多多請教金斯伯格和阿利托兩位前輩：金斯伯 格是最高法院另一名女性大法官，和索尼婭一樣屬於自由派，又都是紐約人；阿利托雖屬保守陣營，但個人經歷與索尼婭相似，同樣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 學，也曾長期擔任巡迴審判庭法官。

 

    至於和同事們相處，似乎無需為索尼婭擔心。此前她是個嚴格的上司，但工作之外她對待下屬就像家人一樣，關心他們的生活，參加他們的婚禮，和離職雇員以及他 們的孩子在辦公室照相，並一直保持聯繫。參加助手的婚禮時，索尼婭曾與另一名法官比賽跳薩爾薩舞，看誰跳的時間長。她曾對朋友說，自己最大的遺憾是從沒當 過法院書記員。曾為她工作的詹姆斯·萊維尼回憶說，第一次和她面談時，她最先問的問題是關於他和他的家庭，而其他法官上來就問法律問題。

 

    曾為她工作的米麗莎·默里也是她的朋友，她曾和默里一起去看洋基棒球隊的比賽。索尼婭是洋基隊的球迷，買的是露天看台上的座位，因為她喜歡“真實的體驗”。在她們走向看台的路上，周圍很多人喊索尼婭“法官！法官！”……

 

    如今，索尼婭獨自生活在紐約的格林尼治村，有空會去看芭蕾和戲劇，這與她早年的生活大相徑庭，但有些事沒有變，比如她“無法完全融入周圍世界”的感覺。她 奮鬥的動力和雄心，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她依然在很多場合主動提起自己的身份標籤—拉美裔、女性，念念不忘在自己8歲那年，雷納爾多·加紮成為第一位拉美 裔聯邦法官。在法庭之外，索尼婭一直關注着拉美裔的利益：她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波多黎各第一位民選總督路易斯·穆諾斯·馬林，題為《獻給我 島上的人民，屬於我的豐富的歷史》；她在耶魯研究的課題仍是關于波多黎各—從法律上來說，如果波多黎各成為一個國家，它能否保有其海床的權利？她曾在波多 黎各法學院演講，也參加了2001年普林斯頓大學發起的研討會“波多黎各人：我們民主體制中的二等公民？”……

    到公共部門工作，這意味着她永遠不可能像同輩人那樣富有。2007年她的個人財務狀況報告顯示，她的主要資產就是格林尼治村的那套獨立產權公寓，購於 1998年，從大通曼哈頓銀行貸款32.4萬美元。她沒有股票或其它投資，除了法官的薪酬，還有些在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授課的收入。多年來，她的存款 總額在5～10萬美元之間浮動。

 

    她的朋友羅莎同樣少年家貧，又是她的大學校友，據羅莎看來，從貧民區到最高法院這樣的人生經歷，會使人對世界如何運轉有生動的理解。羅莎說：“我們成長在 一個富有道德感的時代，追求社會正義的時代，我們許多人心中被植入一種觀念，即生命不僅等於我們自身，更不僅等於銀行存款總數。”

 

    索尼婭本人有一句話，或許可以視為她人生的註解：“坐在法官席上的每一天，我都學到新的東西，既是關於審判程序，也是關於在這個時不時以懷疑的目光看待我的世界裡，如何做一個拉美裔的職業女性。”

 

●索尼婭成長史

1954年 出身貧寒
1954年6月25日，索尼婭出生於美國紐約市，父母都是來自加勒比海小島國波多黎各的移民勞工。很小時候她父母就帶着她和弟弟搬到布朗克斯代爾居民區， 她是在當地政府為窮人建造的廉價公寓裡長大的。索尼婭從小最愛看系列偵探劇《南希·德魯》，渴望長大以後成為像劇中少女神探那樣的警探。

 

1963年 不幸的童年
1963年，8歲的索尼婭被診斷患有兒童糖尿病，需要終身注射胰島素，她當警察的夢想也隨之破滅。隨後，她9歲時父親又因病去世，母親塞琳娜要同時干兩份 工作才能養活姐弟倆，但還是設法把她和弟弟送進一所教會學校，並且給他們買了社區內僅有的一套百科全書，因此索尼婭對母親抱有深厚的感情。

 

1976年 遠大前程
1976年，索尼婭以本科生最高榮譽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她在回憶時把普林斯頓的求學時光比作“改變人生的經歷”。畢業後她很快進入了耶魯大學法學院繼續 深造，並且獲得在校刊《耶魯法律雜誌》擔任編撰工作的機會。同年8月，她與中學時代的戀人凱文·努南結婚，兩人均從事法律工作，但不幸兩人7年後分道揚 鑣，沒有孩子。

 

1979年 初入法律圈
1979年，索尼婭從耶魯法學院畢業，憑着創辦耶魯校刊的經驗，她進入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當上助手(左圖二排左三)，同時還接手一些私人案子。這 份工作持續了5年時間，但她後來透露，雖然此前在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法學院都做過一些法律工作，但仍然感覺不能“完全融入”她所在的圈子，所幸她已經逐漸 積攢了打官司的經驗。

 

1984年 維權女鬥士
1984年，索尼婭以一名律師的身份進入紐約著名的私人律師事務所帕維亞& 哈考特工作，她處理的案件包括知識產權問題、國際商品貿易以及汽車商關係法等，其中她曾經為著名品牌Fendi查處仿冒產品。1983年至1986年間，她還以顧問身份為親屬和朋友中發生的民事糾紛案提供一些法律指導。上圖為索尼婭當上聯邦法官後與舊同事合影。

 

1992年 法官的榮耀
1992年，38歲的索尼婭獲時任總統老布什提名，成為紐約南區最年輕的聯邦法官。1998年，在克林頓總統的提名下，她獲得晉升到聯邦上訴法院的機會， 但共和黨人卻一再阻撓，終於一年後才獲參院通過成為聯邦上訴法院法官。2009年，奧巴馬總統提名她為大法官人選，成為美國首位拉美裔的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