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君如伴虎----毛澤東是怎樣把鄧拓逼入絕路
胡績偉
本應批胡喬木，卻大批鄧拓
胡喬木一直代表中央來領導人民日報，毛主席為什麼不批胡喬木反而大批鄧拓？首先，我覺得
毛主席把批評的對象搞錯了。（按：指毛大批人民日報領導幹部四個小時。）
自建國以來，毛澤東一直派他的親信胡喬木來領導人民日報，掌握整個宣傳輿論戰線，像最高
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這樣的重要會議，應當如何宣傳，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得聽胡喬木的。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有黨外人士參加，為什麼不發消息？也不是人民日報能決定的。黨中央早有
規定，這樣重大的黨國大事，都只能由新華社統一發稿。新華社為什麼不發消息，只能以新華社
的頭頭是問。人民日報雖然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它根本沒有發布重要新聞的職權。至於該不該發，
該早發還是晚發，該如何發，只有唯一的中央通訊社新華社才有唯一的發布權。而這，也是要聽
從胡喬木的指揮。沒有發新聞，只能是新華社的責任，不是人民日報的責任；而新華社只能按胡
喬木的指揮行事，因而應該挨批評的不應是鄧拓，而應該是胡喬木。可是這一頓亂棒為什麼要打
在鄧拓和人民日報的頭上，就令人費解了！
毛主席批評最高國務會議只發了那麼簡短的兩句話新聞，這也不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責任。
至於為什麼對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人民日報為什麼不按領袖講話的精神寫社論，
這也不能怪鄧拓，只能怪胡喬木。因為人民日報做了一個宣傳計劃，寫了幾篇文章，送給胡喬木
審閱，他都壓了下來。胡喬木為什麼壓下不發？他解釋說：「因為沒有把握」。這樣的大事，他
天天都能見到毛澤東，為什麼不向毛請示？究竟胡喬木的葫蘆里賣的什麼藥，以致招來這一場對
鄧拓的批評?!可惜他死了，不然也許能問出個子午卯酉來。
毛主席講話常大改，誰敢先發表？
毛主席批評，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人民日報不報道，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
為什麼「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 正如鄧拓所解釋的：「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
消息，主席講話沒有公布前，也不能引用。」而毛對這些規定可能不知道，也許曾經知道過，
過後就忘掉了。試想，毛主席在這一段時間裡多次講話，他從北方到南方，從天津到濟南，到
南京，到上海，每到一個地方就大講一通。最後回到北京，又修改他原來的演講稿，在一些大政
方針方面又作了原則性的修改。試問，如果他一講，馬上就在報上透露出來，前後不一致，能行
嗎？因而他批評人民日報「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恐怕喬木也負不了這個責任。這個責任只能
由他這位最高領袖自己來負。
毛罵人民日報「按兵不動」，我們能動嗎？在毛主席老人家欽定的特派員胡喬木嚴格掌握下的
人民日報，對於這些黨國大事如何宣傳，不經毛或胡的批准，我們敢動嗎？在處理這些重大事件
時，我們根本沒有主動的權利。多少年的經驗教訓，鄧拓比我們都領受得更深刻了，「自由主義」、
「無政府主義」、「反黨」的利劍懸在我們頭上，敢「輕舉妄動」嗎？
左比右好，歷來如此
毛指責鄧拓傳達他對 陳其通等四人文章的批評，說是歪曲了他的原意。其實，毛先說陳四人的
文章「忠心耿耿，為國為民」，然後說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是「教條主義」。當時不僅是鄧拓，
很多省委書記也是認為毛是在表揚陳四人的文章。因為「忠心耿耿，為國為民」是根本性的表揚。
至於「教條主義」，我們黨（包括毛本人）歷來都 認為這是左，「好心辦了壞事，是一心為黨」，
是「左得可愛」。「左比右好」成為黨內的一種傳統觀念，成為我們黨對待幹部處理輕重的根本
原則。教條主義是左，是方法問 題；修正主義是右，是立場問題。多年來，我們都是真反所謂的
修正主義，假反所謂的教條主義。修正主義就是反革命，是三反分子；教條主義都是「忠心耿耿，
為國為民」的好同志。反右派鬥爭是這樣，反右傾鬥爭也是這樣，幾十萬敢於鳴放、敢於上書
直言的人被打成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像陳其通等人卻成了大左派，是受到黨表揚的堅定的
馬克思主義者。
鄧拓同志政治鬥爭經驗比我們豐富，他早就覺察到毛的真正用心，保護了一些同志，保護了人民
日報，從而引起了毛澤東的惱怒。
毛蠻橫批評使鄧拓十分難堪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對鄧拓的批評，簡直是「破口大罵」，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當我走進毛的臥室，見他滿屋子是書，床上的一半也是書，使我肅然起敬，覺得毛真是一位滿腹
經綸的知書識理的偉人。很快，從他那樣謾罵鄧拓，罵他「占著茅坑不拉屎」，罵他「增加板塊
折舊費」，罵他「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這些粗俗的不著邊際的辱罵，實在有失一個黨的領袖
的身份。不僅鄧拓感到十分難堪，連我們幾個副總編輯們也感到無地自容。
毛澤東在批評鄧拓的同時，也批評我們幾個副總編輯是「鐵板一塊」，不敢批評鄧拓，「不敢
革鄧拓的命」，「為什麼一點風都不透，沒有一個人向中央寫信報告情況」。毛澤東還鼓勵我們
敢於和鄧拓「爭吵」、「拍桌子」，「只要不到馬路上去鬧，什麼意見都可以提。」這些話，
聽起來非常刺耳，不知毛老人家是何用心。鄧拓是中央任命到人民日報當總編輯，他謙虛謹慎，
作風正派，勤勤懇懇，尊重同志，我們這些下級--同他合作的夥伴，自然是鐵板一塊般地和他
團結在一起，共同辦好報紙，怎麼可以同他經常吵鬧不休，向上級打小報告、告黑狀呢？再者
說，鄧拓當總編輯又不是民選的，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對他不滿意，黨中央主席完全有權撤他
的職，一句話就行了，又何必號召我們起來革鄧拓的命？更何況在我們這些下級人員的心目中，
鄧拓是正確的，他沒有錯，是你毛澤東批評錯了！由此想到在鄧拓調離報社後，他寫了一首
《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詩中的一句：「風雨同舟戰友賢」，正說明人民日報領導班子和鄧拓
同志是十分團結的。毛澤東想以我們之口為憑據來撤掉鄧拓，這個算盤是打錯了。
毛澤東罵鄧拓「辭職」是假的，說他：「你只知道汽車進，汽車出，養尊處優」，這點罵得最
不得人心。鄧拓的生活簡樸，艱苦奮鬥一生，在報社同志中是有口皆碑的。在戰爭中，他的腰
受了傷，未得到很好的治療，形成腰疼的痼疾，不能彎腰伏案寫作。他的背上穿了一副鋼背心，
日日夜夜都是挺直地坐著。他寫稿、改稿、編稿都向後挺直的斜靠在床上，背後放一個帆布的
馬架子當靠背。每次看到他在這種姿態下寫作，敬佩欽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知得了什麼病，
一天到晚不停地出汗，不停地用毛巾擦汗。報社的同志都十分尊敬他，都為他的艱苦奮鬥的
精神所感動。他的威信很高，報社從上到下都尊稱他為「老鄧」，根本不叫什麼「長」、什麼
「總」，一律稱之「老鄧」。
當年，報社同志聽說毛主席批評鄧拓「養尊處優」，都難以接受，認為這點同鄧拓同志根本沾不
上邊。至於說「汽車進汽車出」，像他這樣一位行政七級的部長級老幹部，哪一個不是配有專車
呢？毛罵鄧拓「占著毛坑不拉屎」，參加中央會議後不發消息，不寫社論，只能「增加板塊的折
舊費」，甚至說：「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說老實話，毛澤東本
人一進北京就住進皇帝的御用禁苑中南海，這不是帝王思想的反映是什麼？
胡喬木的角色令人費解
毛澤東批評人民日報「為什麼出八個版」，實際上就是批評大改版，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為
出八個版，不只是在形式上從四個版改出八個版，報紙增加了一倍的篇幅，而是為了從內容上進
行一番大改革，使報紙從內容到形式都煥然一新。事後我才知道，當報紙改版的試刊樣報送給他
時，他並不滿意。現在如此批評出八個版，批評我們嘔心瀝血所進行的大改版，實在使我大失所
望。可見，雖然大改版是黨中央正式批准了的，毛本人還是堅持不同意的立場。令人難以想像的
是毛澤東那種蠻橫無理的態度，把自己以前對這件大事的同意，竟然說成「那是我說了昏話」，
並說：「我的很多話你們都聽不進去，這件事就聽進去了！」這簡直是當面賴帳了。問題是：
毛澤東對人民日報大改版是同意，還是不同意？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同意過，到一九五七年四月又
表示不同意了！胡喬木傳達說毛主席同意改版，傳的是真經，還是假傳聖旨？從人民日報的領導
班子來說，大改版前有給中央的正式報告，有胡喬木的口頭傳達，又有中央的正式批文及轉發給
各省的中央文件，怎麼前後不到一年，竟然成為鄧拓被毛老人家大罵一頓的罪狀了呢？
對毛澤東如此大罵鄧拓的鬧劇，我在很長時期內都存在很多難以理解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點，
就是對他為什麼不罵胡喬木而罵鄧拓？直接負責這項罪過的首犯應當是胡喬木，不是鄧拓。再說，
胡喬木在毛的身邊朝夕相處，毛要罵鄧拓，毛不可能不先向喬木透風，喬木事先不可能一點都不知
道。如果喬木真是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好漢，他應當事先向毛承認，人民日報之所以「按兵不動」，
是他壓下了報社的宣傳計劃和所寫的文章，是他自己「沒有把握」，而又沒有或者不敢向毛請示。
如果是這樣，毛怎麼可能這樣沒頭沒腦、張冠李戴地把報社編委會成員叫來大罵鄧拓一頓呢？我
甚至懷疑，胡喬木可能不僅沒有把「按兵不動」的原因和直接責任者事先告訴毛，而且，喬木在
背後向毛說了鄧拓多少壞話，使毛逐漸裝滿了對鄧拓的一肚子火氣，按捺不住才公然宣瀉出來，
以致到了這樣橫蠻無理的地步。
新聞專制主義乃傳家寶
還值得說一說，在這次「床前訓話」中，毛已經表示同意的兩件事，以後並沒有兌現：一是關於
「政治局委員辦報」。我向毛提出這個問題時，得到了他的認可。他說「人民日報樹大招風嘛，
是須要有一個政治局委員主持工作，內外都能頂得住。」而且，在談話結束前作結論時，還特別
提出「將來可以考慮，中央調一個政治局委員到人民日報工作，從根本上解決領導問題。」這件
事以後並沒有解決。因為如果真正派一位政治局委員來「坐鎮」，來「頂得住」，這就不只是頂
住樹大招來的風，很可能連毛的瞎指揮風也給頂住了。這一點，他不能不有所顧忌。因而他繼續
指派他的秘書胡喬木到人民日報來「指揮」，會更得心應手些。
另一件事，是毛承認的「人民日報應當自己寫新聞」。這不是寫什麼一般性的新聞，而是重大
事件的新聞，也就是人民日報要對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大事件發表自己的獨家新聞，改變新
華社一家壟斷重大新聞發布權的現有體制。文革以後，我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曾經再一次
向中央提出這個問題，要求中央批准人民日報派出一個「中南海採訪組」，爭取也有發布中央
重大新聞的權利。因為受到胡喬木的反對，沒有辦成。在文革中，人民日報派駐各省市的記者
組和新華社各省市分社合併的事也吹了。文革後，兩家記者形成競爭，這本來是好事，可是新
華社某些領導同志不同意，以致提出「新華社辦報」的問題，我舉雙手贊成。如果新華社也辦
一張全國性的報紙，就打破了中央黨報只此一家的框框。這樣，人民日報也可以辦一家全國性
的通訊社，也打破中央通訊社只此一家的框框，我認為這正是我國新聞事業的一個大改革。可惜，
我這個意見被胡喬木認為是「離經叛道」。他不贊成，自然，就難於列入中央考慮之列了。黨
中央只能有一張中央黨報，只能有一家中央通訊社的新聞專制主義傳統，還是被當作傳家寶，
一直傳到了今天。
鄧拓不執行毛的陰謀故而遭忌
4月10日的「床前訓話」，已經是毫不掩飾地再二再三地逼著鄧拓辭職下台。可見，毛澤東早就
對鄧拓忌恨在心，必欲除之為快了。
5月1日晚，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慶祝「五一」節的焰火晚會。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宣傳部長
陸定一同志把我叫到城樓邊上人少的地方，對我說，中央已經決定調換鄧拓，問我願不願接替
鄧拓的工作。我當即堅決地表示，我才疏學淺，難於擔當如此重任。這表明中央正在考慮新的
人民日報總編輯。
據當時任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同志的回憶，6月1日，毛澤東親自約吳談話，對他說，找你來是商量
一件事，就是想調你到人民日報去工作，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去？吳答以自己理論水平不高，表示
「不適宜到人民日報去」。毛最後說，給你十天考慮時間。6月13日，毛又找吳談話，說：「中央
已決定你去人民日報，今天就去，先去幫助喬木工作一段時間，中央再正式宣布任命你當總編輯，
同時兼任新華社社長。」
在鄧拓任總編輯時，人民日報社實行的是「總編輯制」，總編輯是報社各項工作的最高領導人，
現在改為「社長制」，社長是最高領導人。實際上毛澤東對鄧拓是明升暗降，報社的一切大權
從此都掌握在總編輯吳冷西手中。
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領導集團中，了解毛澤東真實意圖的人並不多。難怪
毛說，當時「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幹部都不理解。」那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毛認為是保守的。
毛批評對他的兩次講話在「黨報上沒有聲音」，而「讓非黨報紙抓住了這面旗幟。」他表揚了
《光明日報》、《文匯報》「鳴放」得好。記得鄧拓曾經對我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
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人民日報》不能學《光明日報》、《文匯報》那樣鳴放，
學了要出亂子。」鄧拓說：「《人民日報》如果也像那樣的鳴放，也被打成右派報紙，黨中央
也會陷於被動，人民日報社內部又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右派分子。」以後事實證明，《光明日報》、
《文匯報》都被打成「右派」報紙，兩家報社的總編輯都成了大右派。因「鳴放」得好而又受到
毛澤東讚揚的《中國青年報》，四個正副總編輯，三個當了右派，一個被撤職受到嚴重警告處分，
中青報的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了。可見，毛主席批評說：「人民日報按兵不動，黨報被動，
黨的領導也被動，這裡面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看起來鄧拓早就看出有一個「引蛇出洞」的
「鬼」，有個能把「陰謀」說成是「陽謀」的鬼，這個鬼就在毛澤東自己的心裡。
在毛老人家大搞陽謀的情況下，鄧拓當然不是「善解人意的人」。吳冷西來了以後，中央書記處
和政治局的會議他都列席。鄧拓明升暗降，處境十分艱難。這時，鄧拓分管社論、理論和文藝宣
傳。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批評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的那篇反冒進社論，批評「右傾保守」準備發動「大躍進」。他批評這篇社論是「攻其一點，
不及其餘」。他說：「一九五六年，經濟文化上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績，
誇大了缺點，說冒進了，吹起了一股風，把多快好省、農業綱要四十條、『促進會』幾個東西都
吹掉了，影響了今年經濟的建設，特別是農業的進展，給群眾潑了冷水。」這次會上，毛又不點
名地批評了鄧拓。
一九五七年底，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編委會上，胡喬木專門批評了思想、理論的宣傳問題。他說：
毛主席批評《人民日報》時說過，《人民日報》不是第一流的報紙，是第二流的報紙。因為它
不談理論，不談思想。在討論什麼問題時，要經常記住辯證法，歷史唯物論，要講階級，講矛盾，
分析矛盾性質，這就叫有理論。但人民日報這麼多人寫文章卻很少談這些。
鄧拓終於被迫辭職
緊接著，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南寧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一次
舊事重提，以尖刻的語言，當著所有的與會者的面，在大庭廣眾之下，再次批評鄧拓。當鄧拓
走進會場時，毛澤東說：「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七日
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報聞風不動，寫一篇社論，從
恩格斯談起。我給你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麼又不辭職？……有一句名言『千金難買好時機』，
『寸金難買寸光陰』。大鳴大放，清華大學叛變了幾個支部，不然審也審不出這些叛變分子。
鄧拓就是無能。我說他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又說過他是死人辦報。」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批評了兩年前那篇反冒進社論。他認為這篇社論有原則性錯誤。他說：
「不能說社論一點馬列主義沒有。但在『但是』以後，是反馬列主義的。社論的提法同魏忠賢的
辦法一樣：『東林雖有君子，然亦有小人。』這是魏忠賢的筆法，其實是說東林皆小人。引我的
話，一來不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把我的話掐頭去尾，只引反左的，這不對。不用全段話，
是秦瓊賣馬，掐頭去尾要中間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講少數如何，後面講多數如何。形式上
兩面反，實為反左。」
上述這些講話，逼迫鄧拓只能又一次辭職。到這年八月，中央才批准他辭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
職務，到北京市委當文教書記。到一九五九年二月，報社專門舉行了一個正式的歡送會，這是
編輯部全體人員參加的一次盛大集會。他在會上心情激動，朗讀了他那首著名的《留別人民日報
諸同志》的七言律詩。
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
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後爭先。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
鄧拓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二日
這首詩，令我終生難忘。離開這樣的好領導、好師長、好戰友，我感到困惑和茫然。我反覆琢磨，
他那句「文章滿紙書生累」的「累」字，很可能最先是個「淚」字，可作「滴滴血淚」來解釋，
以後才改為「累」字。
臨別交心，文革玉碎
在他離開報社以前，他曾約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轉悠了一次。在那曲曲彎彎的山道上，在那幽深
寂靜的寺院裡，我們兩人懷著沉重的心情，拖著沉重的步伐，邊走邊談，有時就在石頭上坐下
來談。當時，一來我的思想覺悟不高，二來是他很嚴格地吐詞遣句，總不指名道姓，不能對我
敞開胸懷，暢所欲言。我當時比較天真幼稚，更缺乏黨內鬥爭經驗，的確不能充分理解他的心情。
現在想來，真恨我當時不是他的知音。那時，我還是一再勸他不要辭去報社的社長職務，甚至勸
他要作一些鬥爭。他連連說：「難呀，難呀！」
可惜，我在一九八六年寫的紀念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時，是這樣寫的：「他長長地嘆了幾口氣
說：『如果允許的話，我真想留在這寺廟裡多讀點書，多寫點文章。』」對他的一句發自內心的
真話，而未敢公之於眾。時間又過去十二年了，我應當把他那句感慨頗深的話寫出來，他說：
「我們黨員，連當和尚的自由也沒有，我真想在哪個深山名寺，落髮為僧，讀一點自己想讀的書，
寫一點自己想寫的文章。」多少年來，我多次想過他的這句話，我自己雖然沒有被迫產生過「落髮
為僧」的念頭，但我多次深感我們這個自翊為民主的黨，黨員既沒有退黨的自由（要退就得作為
階級異己分子開除出黨），也沒有思想言論的自由。
一九九二年，我寫了一篇《報人生涯五十年》的自述，其中談到了鄧拓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一
開始時就被迫自殺的事。我寫道：「我的戰友和師長鄧拓同志在這場風暴中首先倒下。他像玉石
一樣地『碎』了，而我，卻如『瓦』一般地活著。」
這是中國最優秀一代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但是，他們所創下的傑出的業績卻永世長存。鄧拓所
領導進行的一九五六年的人民日報大改版，是我國新聞史上極為寶貴的一頁，它將繼續光耀人間，
鄧拓的英名將永遠銘刻在億萬人民的心中。
對於鄧拓之所以遭受到毛澤東那樣辱罵和忌恨，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我將在下一章來加以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