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述：獨闖美國上層社會
1980年，陳香梅應鄧小平的邀請，作為美國總統里根的特使來到北京，和中國領導人會晤
。近20年來，陳香梅女士每年都訪問中國。1990年起，她在中國教育界設立了陳香梅獎，
每年獎勵一批優秀教師。1995年，她又設立優秀婦女讀物陳香梅獎。
陳香梅女士，1925年生於北京。抗日戰爭期間，與支援中國人民的美國飛虎隊隊長陳納德
將軍相識、相知，1947年與其結婚。1958年7月，陳納德將軍因病去世。陳香梅與兩個女
兒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定居。經過40年的努力，她，一個東方普通女性隻身走進美國的上層
社會，現為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
1958年隆冬，去華盛頓，別無選擇
1958年7月27日，對我說來，是個陰晦的日子。我必須接受一個現實，曾經愛戀着我的親
人━━陳納德將軍仙逝。「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夫妻恩愛的時
間畢竟太短了，僅僅10年。
是冬天帶來了雪，還是雪帶來了冬天？我已經分辨不清。我只知道大地沒有了綠葉，沒有
了花朵，更沒有溫馨。春也迢迢，夢也悄悄。 還沒有把那顆殘破的心收攏起，我又必須
接受另一個現實━━我被通知，必須離開我的工作崗位，離開我工作的公司。
美國中央情報局急於讓我離開民航公司。這家公司是我丈夫一手創辦的，我親眼看它成長
，由幾百個員工發展到上萬名職工。我不忍離去。我在公司的公共關係部門工作，自己有
一個辦公室。民用航空公司雖是陳納德的財產，但他並沒有把我安排在顯要位置，他告誡
我說，要從基層學起。丈夫屍骨未寒，新老闆如此對待我，使我深受傷害。既然他們不留
人，我為什麽還要留下，自討沒趣？
這時，我又收到律師的一份通知，要我到華盛頓處理與陳納德將軍產業有關的問題。陳納
德將軍的產業並不大，但叄與分割的人不少。他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連同我及兩個女兒
，至少是12個人對遺產的繼承有資格。陳納德的遺囑得在華盛頓聽候查驗。這不是一天兩
天的事情。
面臨着被驅趕和需要辦理的應急事項，我選擇了在華盛頓定居。還有一個原因是丈夫安葬
在阿靈頓國家公墓，我想每星期日能到墓前擺供鮮花。 華盛頓是白宮所在地，美國總統
之家。賓州路1600號是各地遊客必到的地方，他們都想看美國元首住的地方是什麽樣子。
華盛頓不像紐約那麽充滿了過多的都市氣味，也不像芝加哥那麽嘈雜，它的建築，它的文
化，甚至它的氣息，都代表着一個民族的精神與靈性。這座由法國建築師設計的城市、美
國的雅典，能夠接納我和我的兩個女兒嗎？
隻身起步，拒絕「我來照顧你」
婚後，我曾跟隨丈夫從上海到香港，遷台北，又到美國，最後住在陳納德的家鄉━━路易
斯安納州的夢洛市。當年丈夫陳納德是攜妻衣錦還鄉，大眾捧他，讚美他。對我自然也不
怠慢。但我知道，如果不是陳納德的妻子，他們對我會不屑一顧的。 我的心理暗示沒有
欺騙我。1959年，當我帶着兩個稚弱的女兒和一個受到尊敬的姓氏來到華盛頓時，我第一
個被告之的是：有些公寓不租給有色人種；有些甚至排斥東方人。我身為陳納德太太，當
時占了點便宜，總算找到了一幢公寓。但美國人對有色人種、對東方人的歧視，着實令我
憤怒，非常不舒服。
1948年隨丈夫回美國時，面對陌生的環境，儘管我心中戰戰兢兢，在大庭廣眾中說起英語
來有時不免心慌意亂，對美國的禮節與風俗，也只知皮毛。但我仍有安全感，因為美國是
丈夫的祖國；而他又是我寄託終生的伴侶。 現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我必須作出一
些重大的決定，未來的路，應該如何走？這些都需要我獨自回答。 找個居所，這是首要
。
我的經濟狀況很不好。陳納德去世時，我只領到300美元喪葬費。丈夫生前可領的退休金
，死後即告中斷。原來還有一份保險金，但陳納德的產業被凍結了━━5年內不得提用。
因為遺產分割還未協調好。 我只能靠自己的積蓄度日。我選中華府西北麻薩諸塞大道一
幢公寓，與兩個女兒住進一套兩間臥室的空房。這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住這麽狹窄而擁擠
的房間。 陳納德的一些摯友願意幫助他30歲的遺孀。在我找工作的過程中，有幾個人向
我求婚。他們說：「安娜（我的英文名），你一個女人住在華盛頓，怎麽應付得了？讓我
來照顧你。」每逢這種「求婚」，我總是莊重微笑地回答：「我要葬在阿靈頓軍人公墓陳
納德將軍的身旁，不能改名換姓。」
也有的男人要我到他們的辦公室去談工作，或談談我要出版的書。最初，我都置信不疑。
當我進入他們的辦公室時，對方語言的輕佻、色迷迷的眼神，使我感到這些人想藉機會「
吃豆腐」。
我清楚地知道，想要保有好名聲，必須牢記一點，那就是自重。我不是講道學的人，也不
自命清高，但我的處世有原則。我認為兩性之間的關係，雖然是兩個人之間的事，但總也
得保持一份尊嚴，不能隨隨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只有謹守自己的原則和標準，一定會
贏得他人的尊敬。
為了一個車位，一個黃種人的尊嚴 一個東方女人想在這既複雜而又充滿種族歧視的美國
求發展，確非易事。 1959年，我在喬治城大學主持一項翻譯機的研究。同時申請這份工
作的連我在內，一共有6人，我很幸運地被錄取。
我白天從事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自己讀書，沒有太多的時間叄加社交活動。
這時，發生了一樁事。我在做項目主管時，本應有我的車位。但是，單位卻把本屬於我的
車位給了一個白人。理由很簡單，有色人種是不配有車位的。我也發現，在華盛頓致力學
術研究的中國人，待遇比美國人低，就連做亞洲研究工作這方面，中國人的意見也常得不
到重視。令我更為詫異的是，這個圈子裡大多數所謂東方問題專家，多半是捲髮藍眼睛的
人。我問過一些中國教授和專家，為什麽沒有論文發表，回答不是沒有，只是文章有時被
冠上了別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議，飯碗就可能不保。我向朋友們提出：「我們必須走出
這個小圈子，為爭取社會平等、機會平等而奮鬥。」以後，我在美國各地以此為題，發表
演講。我說：「華裔在美國已有長遠的歷史，我們應該有同工同酬的機會。」 我開始為
我的汽車車位奮鬥。
就在這個時候，美國4年一屆的總統競選開始了。
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在為自己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拉選票，特別是爭取少數民族的選民支持。
兩黨都有人找我，希望我參加總統的助選工作。
「哪個黨給我把車位找回來，我就加入哪個黨！」我明確向遊說我的人提出車位問題。
最後是共和黨人為我爭到我應有的車位。我加入了共和黨。 面對種族歧視或對女性的偏
見，我記起陳納德生前曾對我的勸導：「要消除煩惱，唯一的辦法是增進你個人的見識和
能力。」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努力做到了。我專心學習公共演講這門課，數年後，我在大
學及公共團體演講時，每一次最少收費1000-2000美元。這是白人教授的費用。高興時也
可以免費，但絕不少收費。 第一次叄與了失敗的總統助選 1960年對我來說，是相當興奮
的一年，我首次在美國叄加了政治活動。加入共和黨後，第一件事便是替共和黨提名的總
統候選人尼克松和洛克菲勒助選。開始，只是做些有關競選的簡單工作，比如：打電話、
請選民去登記、投票；對少數民族團體發表演說。如果選民提出有困難無法出來投票，工
作人員便要自告奮勇地去接他們。諸如此類的事。我從中知道一般民眾在政治中所扮演的
角色。這一切，都使我興奮，並認為過程「是很好的教育」。
在美國，每4年一屆的總統選舉，可說是一場白熱化的戰鬥。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在各地招
兵買馬；各自選擇開會地點；彼此大顯身手。我第一次叄加的選民代表會是在邁阿密。那
里是「震耳欲聾的嘈雜和驚人的混亂，誇張、荒誕、刺激、五光十色的喧鬧」。我對場景
的氣氛感到興奮，對尼克松的當選充滿了信心。
尼克松的對手是約翰．肯尼迪。肯尼迪的競選陣容強大，而且肯尼迪儀表堂堂，躊躇滿志
。媒體對雙方的總統候選人也表示了自己的傾向，甚至有的人在報紙上把尼克松畫成褐鼠
來嘲諷。我依然選中為尼克松助選。我認為那些漫畫不算什麽，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撓尼
克松取勝。我並沒意識到我已投入了一個不可能取勝的戰役。
在華盛頓，政治和招待會正如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分割的。在某種意義上說，誰以招
待會為業，那麽，他將成為政治上的主人。我定居華盛頓不足兩年，便被認為是有社交能
力、非常好相處的人。我的言談給人以啟迪，並且使對方感到自在。我還是一個熱情的廚
師，飯菜做得有奇異的亞洲風味，被我邀請午宴，成為一件令人渴望的事情。我的家開過
共和黨競選早期的戰略和決策會議。
在尼克松━━肯尼迪電視競選辯論後，人們已經認定我必輸無疑，但我並不失望。競選在
電視辯論聲中結束，尼克松以甚微的票數輸給肯尼迪。這是我第一次叄與競選活動，它以
失敗而告終。
無意在政府「打工」
為尼克松助選失敗，但我接到當選總統肯尼迪的邀請，請我叄加總統就職的晚會。那是一
次盛大的舞會，叄加者都是政界名流及美國着名仕媛。我沉浸在舞會濃郁的政治氛圍中，
興奮不已。
肯尼迪執政期間，多次會見我，聽取我對亞洲事務的觀點。1962年5月，肯尼迪第一次正
式單獨會見我，在以後的幾次要會中，我也常見到他。1963年夏，肯尼迪在背痛發作時，
仍在百忙中會見並詢問我的近況和工作，臨別時，他送我一支有他簽名的圓珠筆做紀念。
也許是偶然，在這年秋季，當我得知肯尼迪計劃南行時，在一個晚宴上，我說：「南方這
時間境況不太安定，總統去南方似??不合時宜。」當時有人笑我杞人??天。想不到12小時
之後，肯尼迪遇刺身亡，悲劇發生。
我初到華盛頓時，只為了自己能夠獨立生活，為了爭得一個平等的權利，沒想到，從此踏
上了政壇。到了1966年，我的經濟狀況已有很大好轉，我購買了一幢很大的寓所，1967年
，又搬進水門大廈。但是，我在政壇絕不是奉迎哪一方，我以我的鮮明的觀點和磊落的作
風叄與政治。
尼克松以一個清貧的律師，曾成為加州國會議員、叄議員，當副總統8年。1960年競選總
統，敗給肯尼迪。1962年，競選加州州長，又告失利。經過一連串的挫敗，1969年1月20
日，正式上任做總統了。
在競選的前後過程中，我始終如一地支持尼克松，並且與他保持密切的聯繫。1968年12月
，總統當選人尼克松在組閣過程中，派人見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新政府。我說：「我
謝了。」我無意進入政府。令我感到愜意的是，1969年1月、1973年1月，尼克松就職大典
，因我是競選功臣，由我負責主持尼克松就職典禮事項。以後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賓
。當時我的頭銜是：共和黨政務問題委員會顧問、全國婦女支持尼克松━━安格紐顧問委
員會主席、全國婦女財務委員會主席。這些，都是有職無薪。我樂此不疲。尼克松陸續派
我代表他到菲律賓、韓國、泰國叄加各項大典。
難闖的社交圈子
華盛頓如萬花筒，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不只是美國的首都，也是國際的都市，世界到
這裡來的人各色各樣。如果想在華盛頓紮下根，並有所建樹，就必須想盡辦法叄加社交宴
會。特別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女主人開的宴會，那裡的白宮官員、國會議員、大使、將軍摩
肩接踵，握個手，打個招呼，就可以找到進身之階。
60年代在華盛頓，哪個要人的宴會邀請了誰，或哪個要人叄加了誰的宴會，彷佛是非常重
要的事。 初來華盛頓時，我應邀叄加了陸軍上校馬里蘭．麥考密克家的一次宴會。馬里
蘭夫人將我介紹給當時華盛頓大有名聲的交際夫人柏兒．梅絲塔。杜魯門總統時代，柏兒
．梅絲塔被任命為駐盧森堡大使。百老匯以她的生平寫了劇本《稱我夫人》。她的丈夫是
俄亥俄州油田大王。夫婿去世後，她就到華盛頓定居。杜魯門總統偶爾到梅絲塔家作客，
這位夫人的身份就此水漲船高。 梅絲塔用她那雙犀利的目光，快速地打量了我一眼說：
「一位中國婦女來華盛頓干什麽？」儘管這話問得有些沒禮貌，但我還是禮貌地回答說：
「在喬治亞城大學工作。」看似所答非所問，但在社交場合，這個回答也就避免了尷尬。
梅絲塔接着說：「親愛的，你既年輕又漂亮，如果你想再結婚，到別的地方去吧，現在正
是時候。這裡可不是結婚的好地方。但如果你想使社交界為你轟動的話，這兒正合適。華
盛頓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地方。」繼而她又問我：「你的大名是不是登記在綠皮書中？」這
一問，真使我措手不及，我不知綠皮書為何物。梅絲塔又追問了一句：「我要打電話給你
，你的大名是否收錄在錄皮書中？」我必須面對綠皮書，如果我告訴她我不知它為何物，
我倆的友誼就會中斷，華盛頓上層社會不使用名片，我急中生智地說：「我相信你會找到
我的電話號碼。」 我的話靈驗了。兩年以後我的名字印在了綠皮書上。
所謂「綠皮書」是華盛頓每年出版的通訊錄。裡面除了總統府的重要人物清單、外交使節
和叄眾兩院的人名地址，還收錄有地位、有聲望的人名錄，入選的標準相當嚴格，鬧離婚
或出了醜聞的一定除名。綠皮書的頁數不多，印數也不多，因此是華盛頓的社交聖經。
華盛頓社交界中的更迭，也是瞬息萬變。通常，只要一個人的照片或事跡被發表在報刊或
影視熒屏，霎時間，每個人都會是這個人的朋友。一旦這個人病了，或聲望下跌，人們也
會很快就忘了。柏兒．梅絲塔夫人就遇到了這個規律。沒多久，她病了，這時，她才發現
自己的朋友如此之少。當時，有些報紙說我已取代了她的位置，成為社交圈最成功的女主
人。媒體的報道，多少起到挑撥離間的作用。梅絲塔夫人打電話給我說：「我不喜歡記者
們關於我們的報道，我要和你談談。」我如約到了梅絲塔夫人家，安慰她：「別為報紙上
的消息煩心，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當政，你都是大家公認的華盛頓女主人。」
從此，我和梅絲塔夫人之間的關係更親近了。梅絲塔夫人病的時候，我時常打電話問候並
探望她，直到她寂寞地離開人世。
想及與梅絲塔夫人的交往經過，我想「名與利所值幾何」？
1980年，我代表里根總統接受鄧小平先生的邀請訪問北京，終於踏上睽違30多年的中國土
地，也接受了國賓的禮遇，雖然我以陳納德將軍夫人為榮，但我更因能靠自己的努力，創
造自己的天空為傲；也更以在白人的天下，無畏無懼地和他們比高下為傲，因為要進入美
國的主流社會，真是談何容易！
在美國，我有自己的天地，30多年來，從肯尼迪總統、約翰遜總統、尼克松總統、福特總
統、卡特總統、里根總統、布什總統和現任的克林頓總統，對我都委有任務；而在美國的
叄眾兩院，共和黨、民主黨的領導們雖然此上彼下，但與我可說大都是相識或朋友，這是
日積月累的辛勤與人緣，也是金錢不一定能夠全部買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