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三個月(上)
　　在情報界，高級間諜的知名度並不像他們在民間擁有知名度那樣有危險性。實際上，在和平時期，敵對雙方尤其是大國在使領館中的間諜大多為對方保安機關知曉，這是不奇怪的。關鍵是即使讓對手知道你的身份，你還能在監視下遊刃有餘地工作，那就是真正的本事了。

　　因此儘管我作為一個行動特工的可能性在減小（我的“名氣”的確有點太大了），但是我也許會像CIA的哈唯和安格維爾那樣成為圈內有名的人物並且擔當某一個情報站或者某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不管怎麼說，對於我今後工作的前景，我還是很樂觀的。回到北京後，我聽到傳言，說我很受安全部常務副部長老胡的賞識，甚至還有人誇張地說我和他有親戚關係（實際上，我唯一一次和他的近距離接觸還是那次在我的婚禮上，可能也是因為那一次他來參加我的婚禮，別人才會如此認為）。雖然和高層根本沒有什麼裙帶關係，但是這並沒有妨礙我進入高級間諜的行列，在母校的在職研究生學習很順利，我在“電審”和“消防員”的崗位上的成績也算不錯。

　　即使在安全部這種高度保密的單位里，對於新的人事安排這種事情來說，也幾乎是無秘密而言的。我的同僚們略帶調侃地指出我以後的職業軌跡----有可能去莫斯科站工作，也可能留在部里作胡部長的秘書。雖說作首長的秘書以後很可能官運亨通，但是在幹部司的人找我談話的時候，我還是選擇了去俄羅斯工作，我成為了中國安全部在莫斯科的聯絡官。我不喜歡俄羅斯的天氣，但是那裡的工作環境卻很不錯。我的朋友瓦西里·卡贊采夫現在是對外情報總局反恐怖部門的高級官員，我在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邊防局都有自己的朋友，對於一個高級特工來說，這種環境能讓我順利地和俄國佬打交道。當然除了作“外交官”的角色以外，我還負責對莫斯科站的我國情報人員的工作進行監督，防止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出一些諸如濫用經費和編造情報的漏洞。

　　在莫斯科之行以前，我結束了我在母校的研究生學習，雖說着實沒學什麼真東西，但是我的幾篇混雜着我在實際工作當中接觸的“敏感材料”的論文卻博得了導師的賞識（我不用擔心我的老師會泄密，因為那些圈子裡所謂“敏感材料”因為已經過期，實際上已經沒有價值了。只不過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加上沒有信息披露的法律，官府衙門裡的東西大都是保密的）。我拿到了晉升的通行證--碩士學位。

　　在俄羅斯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夏季，我和我的夫人來到了莫斯科。我的老闆也就是我們莫斯科站的站長是一位正司級幹部，相比之下，雖然我只是站里一個普普通通的正處級幹部，但是我的年輕卻足以讓他們感到震撼（我的晉升據說在部里存在很大爭議，因為我是安全部近很多年當中，任命的最年輕的正處級官員，實際上部里還有好多年過30，還只是副處級的幹部。不過後來我的“保護人”老胡說了話，現在不是論資排輩的時代了，要讓能者居高位。很多地方已經有30多歲的省部級幹部了，歷史上也不是沒有這樣的先例：革命戰爭年代負責中央特科的陳庚同志當時就很年輕，謝洛夫當上KGB主席的時候也只有30多歲。最後這項提議終於通過）。

　　我的掩護身份是使館文化處的一等秘書，當了那麼多年的文化官員，說句實話，我的這方面的技能已經不比真正的文化官員們差了。我是聯絡官員，因此我用不着在我的同行面前掩飾自己的身份，瓦西里·卡贊采夫還專門為我舉辦了一次晚宴，把他們的強力部門的一些頭頭腦腦介紹給我。我的工作開展得很順利，我們同俄羅斯人交換一些對大家都有意義的情報----反恐怖方面的當然更主要的還是關於西方的，有時候我還要操心一些中國籍新疆人的引渡事宜。

　　俄羅斯人在日本、歐洲的情報網很強大，在日本他們能夠接觸到日本防衛廳和外務省的絕密情報，而在歐洲，特別是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這樣的傳統歐洲強國，他們的諜報網的能量是我們的情報網難以企及的。

　　不過我們要想和他們做交換，也要有自己的本錢，否則他們不會願意冒暴露自己的情報渠道的風險。我們的電訊情報搜集能力要比他們的強一些。在冷戰期間，俄國人破譯的對手電報往往需要內線的幫助，而美國人則是靠強大的計算機和豐富的經驗對抗自己的對手，而中國人當時既沒有敵人陣營里的鼴鼠，也沒有美國人那樣的超大規模計算機助陣，硬是靠那些優秀的數學天才們頑強地破解對手的密碼。在這一點上，當初和中國人一起在新疆監聽前蘇聯電訊情報的美國NSA專家也讚不絕口。除此之外，我們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情報網的搜集能力並不比俄國人的差，在澳大利亞，我們的諜報網的實力應該更強。

　　在作着小販似的情報交易的同時，我還會進行一些所謂的反監視以及指導“菜鳥”特工的工作，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監視能力是很強的，他們在中國大使館周圍的監視哨至少有10個（在美國大使館附近的應該有30個以上，我們還在使館裡發現了一些竊聽器），外國人經常去的酒吧、劇場也有他們的眼線。

　　為了不被他們的特工發現，我們和我們的情報員接頭時，往往只是在擦肩而過時交換一個情況、一個膠捲或一句鼓勵的話。當然更多的時候，我們會讓我們的一些級別比較低的工作人員去約定地點去取他們事先放的東西，這就需要我們這些反跟蹤經驗豐富的“老鳥”在他們行動時觀察是否有特工跟蹤他們，必要時也關注一下我們的情報員，看看他們是否有危險，以及他們是否已經被俄國人逆用。

　　冷戰期間，我們對在蘇聯的情報工作是很重視的，但是我們策反的俄國人大多在蘇聯的亞洲地區，在防範嚴密的莫斯科很少有自己的力量。隨着蘇聯的解體，我們策反的一些人利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混亂局面，成為了俄羅斯的新貴，還有的在俄羅斯的幾路黑手黨當中混成了頭面人物。中國人在莫斯科的活動能力也較以前強了很多。雖然一些腦滿腸肥的新貴對我們的錢已經不敢興趣，但是對於我們掌握他們的把柄卻不無忌憚。因此他們還情願、不情願地為我們工作。在那些新政府清洗KGB的過程當中失業的前KGB間諜當中也不乏與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共鳴，願意為我們工作的人。在俄羅斯的失業大軍當中也湧現出一批很有價值的情報員。

　　比如我接觸過的一個情報員尤里·諾先科，他曾經是KGB第二總局的一名資深特工，專門從事監視和策反在莫斯科的外國人的任務。蘇聯解體後，因為反對葉利欽執政初期的親西方政策，尤其是不滿巴爾金將俄羅斯部署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竊聽器位置圖交給美國人的做法，他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轉行做了進出口商人。1995年，他向我們提出充當我們的情報員以換取在和中國人作貿易時的適當照顧，由於他對俄羅斯進行反間諜工作的方法極其了解，因此為我們工作了15年之久，他都沒有失手。他向我們提供了前蘇聯時期KGB在中國大使館部設的竊聽裝置的位置，還供出了一個曾經為他們工作的中國人的名字。尤里·諾先科在俄羅斯的一些強力部門有自己的親戚朋友，特別是他的弟弟彼得·諾先科因為在俄羅斯總參謀部工作，他為我們帶來了他去職後俄羅斯的很多極其有價值的情報。尤里·諾先科和我們接觸的方式相當的有創意，他的侄女在聯邦安全局工作，她的掩護身份是外交官員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因此作為中國大使館的僱工能夠出入我們使館，儘管那個女孩子的任務是監視我們的外交官，但是實際上她還為自己的叔叔向大使館裡的我們傳遞情報。

　　當然有時候向我們“投懷送抱”的俄國人也有一些很難纏的，在俄國有很多酒鬼和騙子，他們有一些會跑到我們這裡，向我們提出要為我們做情報工作。當然也會有一些聯邦安全局的特工會試圖用這種方式試探我們，或者向我們傳輸假情報。我就接觸過一個自稱是阿納托利·戈利欽的人，他曾經在一個早上跑進了我們使館簽證處，向簽證官提出要見情報官員。我讓一個不是情報人員的簽證官會見了他，他向那個簽證官胡說八道了一通，表示他能夠向我們提供俄羅斯間諜名單，在問到他的名字和履歷時，他的回答完全沒有邏輯性，自相矛盾。最後他問接待他的人能不能給他一點錢買伏特加。我毫不猶豫地命令把他趕出了使館，後來聽說俄國人逮捕了他，兩天后就把他放了，一個圈子裡的朋友告訴我那不過是個酒鬼，關起來也沒任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