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伯慶

過去看《資本論》時，發現馬導師在書裡面多次談到中國，很興奮，仔細一看，多是調笑中國。早年間，高貴的歐洲人看不起中國人，中國文化，製造了一些敗壞中國人的“神話”，虐待嬰兒是神話之一。歐洲曾傳說中國父母把孩子遺棄在垃圾堆上，甚至讓牲口吃了嬰兒。於是，這種暴行讓善良的歐洲基督徒大發惻隱之心，教會號召：從歐洲幸福的孩子們手中募集零花錢，去拯救中國的悲慘兒童們。在法國，孩子們捐出了自己的半個便士，希望從殘忍的中國父母手中買下嬰兒，交給在中國的傳教士辦的“育嬰堂”。

一百多年前，清末名士陳季同先生那時正在法國生活，他講了一件事。一天他在巴黎，一個老婦人在他背後指指點點說：“瞧，有一位中國人，誰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半個便士買下的？”

陳季同寫道：“我恐怕不得不向她的半便士支付利息了。每一次善行難道不應該有所收益嗎？”

姑且不論歐洲人當時誤解了中國的父母心，把個別現象當普遍存在，小時候捐了半個便士老掉牙了還念念不忘的這位法國婦女，以為當了所有中國人的恩主，實在是典型的偽善之徒。

身為基督徒，她應該知道：“你行善的時候，不可在你的前面吹號，象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馬太福音〉）。

其實，作為西方文化基石的聖經，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揭露偽善，所以在美國，個人和企業的“善舉”不再為新聞媒介反覆津津樂道，你也看不到報紙電台上面有什麼雷湯姆或張南希在宣講好人好事。這是對真心行善之人的尊重。

孔夫子認為，做了善事還要到處講，或為了當善人而行善就是偽善。“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不踐跡”是行善不求人知，“不入室”是不要為了做善人而做好事。

只可惜中國文化的發展，由於功名的引誘，偽善由歧路變成了正道，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又把偽善事業“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學雷鋒運動就是其中之一。

學雷鋒運動的發起也許是毛澤東、林彪搞政治鬥爭的產物。在六二年一月的中共七千人會議上，在大躍進中瞎指揮的毛澤東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評，劉少奇搞出了一套受歡迎的方針政策，威信大漲。然而，容忍他人挑戰自己的權威，這不是毛澤東的修養。林彪很懂得老領導的心思，他在七千人會議上反潮流，說：我們的困難，恰恰就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注一〗國防部長林彪開始在軍隊中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毛澤東則在全國大樹部隊模範。一九六三年二月，解放軍總政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號召“創造四好連隊”，“四好”的第一好就是“政治思想好”。〖注二〗軍隊政工人員想起了六二年八月去世的雷鋒，於是，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學什麼呢？學毛澤東他自己，《人民日報》三月十三日發表社論〈象雷鋒那樣做個毛主席的好戰士〉。〖見注二〗轟轟烈烈的學雷鋒運動正式開場了。

所以，與我們平時讚揚他人不同，學雷鋒運動一開始就是為了推動“向毛主席著作學習”，是神話毛澤東的一個運動環節。

《人民日報》社論提出要向雷鋒同志學習三點：第一，“處處以黨的利益為重，黨叫幹啥就幹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二，“熱愛黨和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對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般一樣殘酷無情’，永不忘本，永遠革命”；第三，“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自覺地接受黨的教育，嚴格要求自己”。有一支歌“學習雷鋒好榜樣”，歌詞就是根據這篇社論編的。

到此，請問你還想學雷鋒嗎？六十年代是中國政治的極端時期，夫子講，為善者的操守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雷鋒能在無道時成為欽定的天下楷模，可稱善乎？

很顯然，學雷鋒的初衷就是學政治。現在新長征時期搞不了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了，才只剩下了學他做好事這一條，你我也不必問清對方家庭成份便可以“春天一番”了。如果國人真的按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的三條干成了雷鋒們，海外分子還敢回國去經受雷鋒們的“嚴冬”嗎？等着替國內的親戚辦移民吧。

有些人以為，雷鋒是死後才成模範的，至少，他死前不是為了當善人才做好事的，不是先賢們講的那種偽善人。

其實，雷鋒去世前就是“行善”有名了，《人民日報》在他活着時就“曾經多次介紹過”。他在農村，在鞍鋼，在部隊，生前三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五次被評為紅旗手，十八次被評為標兵，並獲青年社會主義分子稱號，在部隊立二等功，當選為撫順市四屆人大代表。〖見注二〗一九六二年去世時，他才二十二歲，得這麼多的善人頭銜，他一定忙得很：忙着背更多的毛主席語錄，跟同志們談心去掉非無產階級思想，去做更多的好事，在日記中寫下做好事的體會，這樣才對得起黨和人民給他的榮譽。

雷鋒的事跡被美化，《雷鋒日記》也按革命的需要被紅色秀才們修改了，即使從修改了以後的《雷鋒日記》來看，為了無愧於自己的榮譽稱號，為了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才是雷鋒“為人民服務”的動力。

為了榮譽去做好事，按聖經和孔夫子的說法就是假冒為善了。

雷鋒也許有向善的願望，一開始做善事也不是為了善名，但是，無論雷鋒最初的願望多麼良好，他所得到的鼓勵讓他扮演了偽善者的角色。評先進，樹樣板的制度把真變成了偽，雷鋒叔叔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報紙還說，雷鋒做了好事有時不給當事人講。譬如悄悄給戰友的父親寄去二十元錢，把中秋月餅送給醫院病人，給受災人民寄去二百塊錢。

奇怪的是，無論雷鋒多麼“謙虛”，他的善事很快就被同志們和組織上知道了，成為雷鋒“爭取更大光榮”的評比業績。有了這種良好的反饋機制，雷鋒同志做好事留不留姓名也無減於他的光輝了。想想看，短短幾年就幹了二十九個榮譽頭銜，業績不讓革命群眾知道能行嗎？評比時能服眾嗎？

也許，雷鋒真的是不是善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雷鋒這個象徵，學雷鋒運動使得共和國的人民越來越善良了。

真的嗎？這一點我還不敢肯定，不學雷鋒中國人就會少行善了嗎？那麼，雷鋒又是向誰學的善呢？

相反，學雷鋒運動助長了中國社會的假冒行善。從上小學那時起，你我就被要求寫“周記”和暑假作文，記一件學雷鋒做的好人好事。由於要求太多，很多小學生就是從寫“學雷鋒”作文時學會了第一次書面撒謊，學會了文過飾非，誇張自己。有一學期我“寫了”四次拾金不昧，才對付了四個星期的“周記”，有的同學“老實地”省下零化錢交給老師，說是路上拾到的。

有幸進了學堂的兒童，卻不幸地承受了說假話的壓力。我真希望，中國的小學以後能還給孩子們一份誠實的清白。

參加了工作，撒謊就由文字提高到了行動：平時不做好事，到了每年三月學雷鋒季節，各行各業的青年們放下工作，在街上擺個好人好事攤位，拿出聽診器，理髮剪，補輪胎的膠水，這些東西是演出好人好事的常用道具。第二天報紙就登出了一大堆學雷鋒的主旋律統計數據，美其名曰“精神文明”。

培養吹牛撒謊風氣，學雷鋒運動是功不可沒，雖然，學雷鋒運動本來不是為了鼓勵偽善。

怕你膩味，各單位還要樹“活雷鋒”，全國搞幾個殘疾人當標兵更好，讓手腳利索的你我感到羞愧，認識到自己是心殘身不殘。其實，善跡一旦被拔高到雷鋒標準，當事人常常就喪失了最初的淳樸，學會了周旋於名利與權貴之間的狡詐。我們曾聽到過許多“活雷鋒”的內幕。最近有報道，哈爾濱市的一位張海迪式女青年開設色情電話被查處。

在哈爾濱，這位大妹子也算是個“名人”。她身患罕見的全身性神經肌肉萎縮症，導致高位截癱。命運之神似乎從沒有眷顧過她，她在與殘酷的病魔鬥爭的日日夜夜裡，以驚人的毅力，自學完大學本科的全部課程。身殘志堅，自學成才──“張海迪式青年”的讚譽和鮮花曾一度緊緊地簇擁着她，在整個哈爾濱，她都因“傑出青年”的感人事跡而被多家媒體報道。警方稱，這次查處色情熱線，在黑龍江尚屬首次，即使在全國也並不多見，色情熱線的不良影響甚至要超過賣淫嫖娼。

報紙也報道過那位從老山前線回來，到處唱歌宣講的殘疾英雄的劣跡。不當模範，他們也許不至於如此。標兵們也是“評先進”制度的犧牲品，扛名利難呵。

還有一位洋雷鋒的故事。這位洋人是美國白人，有個將軍爸爸和律師媽媽，去上海一所大學留學。每天早晚一聲不吭地在公共場所義務打掃衛生，還替大家打開水，中國學生們都看見了，好感動大家，“洋雷鋒”的名聲就傳開了。後來幫過一個中國女生的小忙，女生就跟他戀愛上了。女生後來又跟他吹了，因為他經常罵中國人，給女生講：“中國人裡面，我就愛你一個，其餘的我都看不起。”還大罵“中國人什麼都管不好”，女生的舅舅來坐了一下，洋人還要這女生掏錢給他的寢室消毒。

你說這位洋紈絝不喜歡中國人為什麼還給我們做好事？他說，他是個天主教徒，來到中國後一直學雷鋒。他故意在公共場合做好事，會不會是教育野蠻的黃種人要向白人文明學習，賣弄他那份屬靈的驕傲？聖經是這樣教導他這個天主教徒的：“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讓他們看見。”（〈馬太福音〉）這小子不好好學習聖經，他倒學會了雷鋒精神，為了讓大家學習他而做善事，為了善名而做善事。在日常生活和國際政治中，有些人愛以美好的名義行偽善之事。

其實，那位法國婦女和美國青年的行為都不是他們所信奉的神所喜悅的，人信奉天父實在是為了自身得救，為了永生，而不是出於公心，也不是加入“好人好事俱樂部”，更不是通過自己的好人形象去拯救其它化外之民。在這個世界上，血肉之軀哪有資格擔當救世主呢？真正可憐的是這種假冒為善的信徒們，辛辛苦苦做了一輩子“善人”，眾口皆碑，原以為功德圓滿，進天堂的門票到手了，到了門口才知道神說“不認識他們”，不讓進，於是他們委屈地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馬太福音〉）

“學先進”運動，象中國的許多官方組織的社會活動一樣，最終成了弄虛做假的遊戲。“學先進”運動還導致：人人從小爭當先進，評上了先進，或三好學生，或五好戰士，你就是英雄；評不上你就是普通群眾，狗熊。到了美國來，你還可以看見爭氣鬥狠，你贏是我輸，不為他人的成功感到高興；誇獎他人好象是替人家當先進評功擺好，把自己給搞成了落後分子一樣，不干。

“學先進”運動，也把億萬人形形色色的價值觀統一到了幾個紅色標準上，豐富多采的生活被視為離經叛道，中華民族朝氣蓬勃的創造性被冰凍為萬眾一心的盲目追隨，到了文革極端時期，一個人犯病，全國人民發燒。現在還有那追風成性的，沒有“學先進”就過不了日子，硬要在左右鄰舍找一個模範來攀比。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活出自己來呢？

簡單地把“學先進”運動歸因於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政府是有失於偏頗的，就象很多官方組織的社會活動一樣，它可以追溯到千年以上，或以革命的名義，或以道德的名義。只不過四九年以後“學先進”運動變得更廣泛，更有組織性了，其結果當然是更糟糕了。反省中國的“學先進”運動，拋棄好人標兵的神話榜樣，有助於重建中華民族求實之心，為善之道。

平生不求播善名，到處何須說雷鋒？善由心隨，善事該做而不必自己去宣講，“善人”之名不可求也。

〖注一〗邱石編，《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注二〗《２０世紀中國全記錄》，北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摘自關天茶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