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於八十年代中國農村的王建龍(Wang Jianlong,音譯)從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使喚
上女傭。

現年25歲的王先生做工藝品生意。他回憶說﹕“過去家裡根本雇不起女傭。富裕人家也沒
有女傭。”

王先生說話之間﹐他家的女傭羅尤蓮(Luo Youlian,音譯)在一旁打掃他那空蕩蕩的三居室
公寓。然後﹐她收拾起昨天晚上的殘羹剩飯﹐開始洗刷碗筷。身材矮小的她臉上刻着歲月
的痕跡。

羅尤蓮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小時。她總是忙個不停－－掃地﹑拖地﹑擦窗﹑洗熨衣
服﹐而每個月的工資約為50美元。王先生說﹕“她的報酬很合理。”王先生是通過一家中
介機構雇用羅尤蓮的。

目前﹐中國出現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傭人階層﹐其中大部份是來自農村的收入很低的女傭。
這是金錢改變中國社會﹐加劇階級分化的最新例證。禁止僱傭傭人的不成文規定基本已土
崩瓦解。薪資的增加使城市居民有錢來僱傭幫工。而外地民工的大量湧入又形成了一個心
甘情願的勞工階層。

對於許多中等收入的家庭來說﹐雇一個女傭還是負擔得起的。曹建清(Cao Jinqing﹐音譯
)是一位研究國內人口流動現象的社會學家﹐他指出﹐上海去年的人均收入已超過1,600美
元﹐而當地三百萬民工的收入只有這一水平的一半左右。此外﹐民工也享受不到本地居民
所享有的許多合法權利和就業待遇。他們的醫療支出和子女入學費用都很高。

曹教授說﹕“過去﹐毛主席消滅了階級差別。但隨着社會的變遷﹐階級差別又捲土重來。
”

女傭在中國被稱為“阿姨”﹐她們是上海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經常談論的話題﹐如怎樣找
阿姨﹐怎樣留住一個能幹的阿姨。

在上海市區某寫字樓的一家餐廳里﹐三個打扮入時的職業女性正在談論找一個好幫工有多
難。

王政(Wang Zheng,音譯)在一家公關公司工作。在過去三年裡﹐她一直在尋找一個令人滿
意的阿姨﹐以便在夫妻倆忙於工作的時候照料他們的女兒。目前﹐她的女兒與祖父母住在
一起。她說﹕“兩年裡我們換了四個阿姨。”

最近﹐一家香港公司在北京開設了分支機構﹐推薦菲律賓女傭﹐稱她們“順從意識更強”
。在該公司的廣告手冊里還有身穿紅白相間制服的女傭上茶的照片。該公司稱﹐到目前為
止﹐它接到的問詢電話大多來自外籍家庭﹐但也有一些國內的新貴想享受僱傭外國女傭的
風光。

從許多角度看﹐羅尤蓮是新舊中國的犧牲品。她現年32歲﹐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很多。
她的雙手皮膚粗糙﹐滿是皺紋。她幾乎不笑﹐說話時總是低着頭。1998年﹐已經離婚的羅
尤蓮從距上海約300英里的貧困的安徽省來到上海。離婚使她在小村莊裡處於孤立﹐無法
養活自己和一個兩歲的女兒。孩子現在與她的婆婆住在一起。

後來上海的一個中產家庭同意雇她做女傭﹐包吃包住﹐每月工資約為50美元。等她到了那
戶人家後﹐才發現他們只願支付不到45美元的工資。

羅尤蓮說﹕“我沒有還價﹐因為我需要錢。”

在接下來的8個月裡﹐這家人盛氣凌人地將她呼來喚去﹐百般挑剔﹐她疊衣服﹑擦窗戶和
煮飯做菜都受到監視。

最後羅尤蓮不幹了﹐另找了一戶人家﹐這家的老頭雇她來照看老伴。羅尤蓮晚上就睡在客
廳的長沙發上﹐但她很快就不得不抵抗來自男主人的性騷擾。受到羞辱的羅尤蓮卻不敢向
有關部門投訴﹐因為像其它上百萬的民工一樣﹐她沒有暫住證﹐屬於非法居留。

去年秋天﹐羅尤蓮搬到了72歲的退休紡織工趙時英(Zhao Shiying,音譯)家中。趙的丈夫
也退休了﹐他原先是商店營業員。夫妻倆的房子非常狹小﹐在一座沒有電梯的公寓的第五
層。

羅尤蓮睡在一個凹室的簡陋床架子上﹐沒有窗戶。由於空間侷促﹐她與退休的夫妻倆人只
能擠在他們臥室的一張小圓桌上吃飯。羅尤蓮每頓飯通常會做一個葷菜﹐一兩盤素菜和米
飯。但她從來吃不到葷菜﹐只能吃素菜。主人們對她說﹐肉價很貴。“我很生氣﹐但我能
怎麼樣呢﹐”羅尤蓮說﹐“我是傭人啊。”

趙女士則表示她從來沒有虧待過羅尤蓮﹐並對她的離去表示遺憾。趙女士說﹕“這是使用
鄉下民工的好辦法。他們做那些上海人不願意做的活。”

幾個月前﹐25歲的私營老闆王先生離開了上海﹐羅尤蓮又沒工作了。她現在每天5:30就起
床﹐從自己租的9平方米的閣樓出發﹐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去一家自助餐廳打工。她在那
兒洗盤子﹐一直干到下午三點。然後﹐再匆匆趕去做第二份工作﹐為一家化妝品公司打掃
辦公室。

儘管遭遇坎坷﹐羅尤蓮表示還是願意到別人家做阿姨。對她來說﹐這是最好的謀生之道﹐
而且她喜歡那種有家的感覺。

羅尤蓮每個月給老家寄大約100元人民幣(12美元)作為女兒的撫養費﹐另外寄200元(25美
元)給母親。從五年前來到上海到現在﹐由於經濟能力有限﹐她只回過兩次家。如今當她
打電話回家時﹐女兒有時都辨不出她的聲音了。

羅尤蓮說﹕“我從來沒有把我的生活同上海的富人比。我相信﹐這都是命。那些雇我的人
命好﹐而我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