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南開不設中文系，是一種自覺的選擇，如此設置科系，與南開之形成重實用、黜空談的校風，不無關係。因此，讓老南開與老北大比"逸事"，實在是不得要領。

一時興起，議論起"老北大"，沒想到岔路上竟碰上了新地雷，險些被炸得"粉身碎骨"。朋友中頗有頻頻搖頭，勸我回歸文學的。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是笑而不答--不是不知越界操練之討人嫌，而是割捨不了"閱讀大學"時產生的強烈興致。好在一付"業餘選手"的架勢，專家們盡可一笑置之。

其實，單是喜歡"走馬觀花"，拒絕"從一而終"這一點，就足證我並非合格的"校史專家"。除了與自家問學經歷略有瓜葛的北大、中大、清華、燕大、西南聯大，我還對另外三所大學耿耿於懷：那就是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無錫國專。開列如此龐雜的大學名單，一看就是"別有情懷"。並非專業的教育史家，我之談論大學，不太涉及辦學規模、經費預算以及綜合實力評估，而是注重其有無獨立的精神、鮮明的個性。私心以為，上述幾所大學的歷史，值得有心人認真體貼與追摹。

從感興趣到從事專門研究，隔着�山万水。除�?老北大"略有把握，其他大學的歷史與現狀，我所能做的，僅限於茶餘酒後的閒談。可一個偶然的機緣，促使我打破禁忌，品評起我所不太熟悉的南開來。

去年，為紀念南開大學創建八十周年，出版社推出了不少相關讀物。我所見到的，就有歷屆校友所撰的《回眸南開》（南開大學新聞中心編，南開大學出版社）、新一代南開人別具一格的"記憶"《南開故事》（祝曉風編，天津教育出版社）、專業色彩甚濃的《南開新聞出版史料》（崔國良等主編，南開大學出版社）、側重文化普及的《南開的腳步》（劉景泉等主編，黑龍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等。再加上前一年的《南開逸事》（梁吉生主編，遼海出版社），關於這所大學的"故事"，可以說已經初具規模。

對於從未踏進南開校園的讀書人來說，閱讀"老南開"時，碰到的最大障礙是很難進入規定情景。藉助歷史照片、檔案資料和回憶錄，建立"虛擬的現場"，本來是此類著述的不二法門。可惜，除了陳省身的《最美好的年華是在南開度過的》、郭沛元的《管窺之見》、南周的《復校後南開人的生活》分別提供了二、三、四十年代的若干生活場景，余者多為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中，自然也有好文章。比如，我對柳無忌之談梁宗岱、蔡美彪之懷張伯苓、劉澤華之記鄭天挺、肖黎之狀雷海宗、寧宗一之寫許政揚，均極感興趣。回憶文章本以真摯感人，特別忌諱為文造情，任何一個誇張的語句，或矯揉造作的表述，都可能讓敏感的讀者掉頭而去。尤其是"老南開"不同於"老北大"，不以"名士風流"著稱，其"緬懷故老"諸文，顯得比較平實，符合這所學校的一貫風格。作為讀者，我欣然接受此等不太有文采的筆墨。

"新南開"的情況不一樣，離得很近，完全有可能提供更為詳盡、生動的生活場景。實際上，《南開故事》所呈現的新一代南開人的"記憶"，便顯得鮮活得多。後者的標榜"民間性、個人性"，強調"不要溢美，尤其要杜絕自戀"，自是可取，可實際操作起來很不容易。被作為"反面教員"提及的"北大百年"，確有不如人意處，但並非一概"庸俗不堪"，論者若能仔細分疏，當更具說服力。"回憶"不同於"懺悔"，本來就傾向於避難就易、舍苦取甜，更何況是"為校慶八十周年而作"。略為了解"慶典儀式"以及"紀念文章"的特性者，對其狂歡節般的亢奮與眾聲喧譁的嘈雜，會有比較通達的理解。

當年劉半農為《北京大學三十一周年紀念刊》撰稿，提及紀念文章之難寫，稱不外"說老話"與"說好話"兩種做法（《北大河》）。可偶爾也有出新意於法度之中者，或以夢想代替總結，或以鞭策轉化批評，或發掘其不曾意識到的優勢，或表彰其已經失落的傳統，而所有這一切，大前提是"與人為善"，給人"補台"而非"拆台"的感覺。校方組織的不用說，即便是校友自發印行的紀念集，也都不脫"揚長避短"的路數。其實，這也沒什麼不對，關鍵是"所揚"必須是真正的"所長"。這樣，讀者略為打打折扣，還能得到這所大學的精神風貌---起碼也知道當事人的期待與嚮往。因此，我讀各種國內外大學的紀念冊，從不指望在其間找到深刻的自我反省；當然，也從未將其自述等同於現實中的大學形象。

紀念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之誕生，從來都是立足當下、面向未來，而不是簡單的懷舊。因此，只要不太離譜，多說點好話沒關係。說到底，所謂"追根溯源"，很大程度是為了建立工作坐標與方向感。慶典上的自我表彰，歷史學家不必過於當真，倒是致力於教育改革者，不難從這所大學的"形象設計"中體會當事人的價值取向與工作目標。比照慶典中的不同聲音，以及不同出版物之間的差異，又可以讓我們理解這所大學的真實現狀。正是基於這一設想，我對一般視為"俗務"的大學慶典及其出版物抱有濃厚的興趣。

至於南開之進入我的視野，不是緣於我對這所大學特別熟悉，反而是意識到自家的無知，想補補課。在現代中國教育史上，南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在教育逐漸成為熱門話題的今日，歷史上與現實中的南開，都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這是我拜讀上述書籍的初衷。

掩卷沉思，承認大有收穫的同時，我還是略感遺憾。不是說裡面沒有好文章，也並非講述的逸事不夠精彩，而是嫌這些書的編輯思路嚴重受制於"北大百年"出版物--即使偶爾也表達"反叛"的願望。

每所成功的大學，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而性格迥異的大學，不見得都適合於從"逸事"的角度切入。而且，在我看來，必須是有"精神"支撐的"逸事"，方才值得史家認真對待。在我的印象中，張伯苓為代表的南開人，以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敬業樂群著稱，而不以風神瀟灑見長。一個突出的表徵，便是解放前的南開大學，文科方面側重直接影響社會的政治與經濟，中國文學系則完全沒有立錐之地。這與老北大之注重文史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老南開不設中文系，是一種自覺的選擇，張伯苓校長的"固執己見"（參見《黃鈺生同志紀念集》156頁），後人盡可"具了解之同情"。但有一點，如此設置科系，與南開之形成重實用、黜空談的校風，不無關係。因此，讓老南開與老北大比"逸事"，實在是不得要領。

這一粗淺的印象，在讀完華銀投資工作室所著《思想者的產業--張伯苓與南開新私學傳統》（海南出版社，1999）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我不只認同該書之將大學作為"課題"而皇?閒話"來談論，更贊成其關於這所私立大學的精神品格及辦學思路的基本論斷。作者再三強調，同樣主張教育救國，創辦南開的張伯苓，發展出一種迥異於蔡元培、梅貽琦等的"實業興學"路線。而南開之"私立"，不只體現在經濟上的自籌資金，更落實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與"自立"。一般人認為，政治立場偏於保守、極少高談闊論的張伯苓，只是個很好的"實幹家"。而該書一反"常識"，強調張校長作為"思想者"的功業，即努力發掘張伯苓教育理念及其辦學實踐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此前，我也曾閱讀過若干有關南開的資料，比如《嚴修東遊日記》（武安隆等點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張伯苓紀念文集》（南開大學校長辦公室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黃鈺生同志紀念集》（申泮文主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等，當時就隱隱約約感覺到，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私立大學，"南開之路"非同尋常。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有什麼"奇蹟"的話，那麼，很可能不是國立大學北大、清華的"得天獨厚"，也不是教會大學燕大、輔仁的"養尊處優"，而是私立學校南開的迅速崛起。從1898年南開中學前身嚴館時期的六個學生，發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達四千餘人的一代名校，南開的發展是"超常規"的。考慮到這幾十年間戰亂頻仍，政治-經濟環境相當惡劣，張伯苓竟能開創如此輝煌的事業，後人很難不深表敬佩。

無論任何時代，辦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前提是有理想、能操作、肯吃苦。如此投資大、周期長、見效慢的事業，確實不是"聰明人"所願為。但也有好處，那就是，"教育"作為一種事業，正如胡適所言：只要肯耕耘，必定有收穫。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教育家，骨子裡都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自稱"於教育事業，極感興趣，深具信心，故自誓終身為教育而努力"的張校長（《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之所以堅持大學"私立"，絕非只是貪圖操作程序的簡便（實際上南開的籌款壓力始終沒有緩解），必定有更深沉的考慮。《思想者的產業》正是抓往這一點，努力挖掘並闡發張校長"私立民有"的大學理念。

看得出來，論者不以歷史敘述自限。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作者在表彰"張伯苓與南開新私學傳統"時，心中也橫着當下民辦大學蹣跚學步的身影。割斷了幾十年的私學傳統，終於在九十年代得到恢復，這曾經讓許多有心人歡欣鼓舞。可現在看來，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民辦大學，其處境及實績並不十分理想。據說，去年北京民辦高校的在校生以及畢業生的總數，均已超過了公辦高校（參見2000年2月12日《北京日報》的報道）。至於這些民辦高校的整體水平，無論記者還是專家，均"不好妄加評論"。倘若"大學"之"私立"，其作用僅限於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化解過於強大的升學壓力，而沒有獨立的思想／文化定位，實在有點可惜。我想追問的是，什麼時候民辦高校中的佼佼者，方才可能像當年的南開那樣，憑藉其雄厚的學術實力，挑戰北大、清華的權威地位？

回過頭來，自是格外欣賞張伯苓與老南開所創造的很可能後人永遠無法企及的"教育史上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