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歲歲樹不同
——2001年的海外文學

趙毅衡

談到海外大量詩人和詩歌創作。不是我不讀詩，而是經常讀詩，不是現在沒有好詩人，而是好詩太多。今天海外刊物，包括網刊，稍為聰明一點的詩作，都遠勝於20世紀絕大部分“大師”的傳世傑作。當前詩歌，失敗於極其成功，成功到詩人無聊才寫詩的地步。

這個局面，不限於海外。但是移居海外的詩人之多，用武之地實在不夠，相當寂寞。因此，我再次特別要提出一些在這個寂寞的領域堅守陣地的繆斯衛士。來自大陸的詩人，散居歐洲的特別多：巴黎的夏雨，宋琳，孟明，荷蘭的多多，英國的楊煉，胡冬，德國的張棗，丹麥的京不特，瑞典的李笠，張真；寓居美國的北島，也是在歐洲流連多年後，才跨海而去。港台移居的詩人，則鍾情加拿大：洛夫，瘂弦，戴天等，均在太平洋海岸。

據我所知，這些人中，對詩神尤其忠貞不二的，當數洛夫，夏雨，多多與楊煉。洛夫一詩為生命，從不憚於發表新作，與一般成名作家對發表新作過於小心謹慎的態度不同。而且他的作品的確越老越有創意。夏雨的作品是中國當代的一個異數，漫不經心之下藏着女性的聰慧尖銳，印出少，但是凡有印出精品令人難忘。今年出版了她的近年合集《Salsa》；多多在九十年代曾經顯示了小說家的眩目才華，積篇未能成一薄冊，就突然封筆，回去做一個純粹詩人。2000年他的十年合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獲得安高詩歌獎；楊煉一直堅持評論性散文，他的詩集《大海停止之處》，與散文集前年出版，在國內沒有任何書評，但是歐洲尊重有才華的詩人，意大利給了他Flaiano詩歌獎。

最後我想談一下海外華文文學的幾個特殊問題。

由於華文讀者的薄情，最近“語言逃亡”作者群擁出地平線：有些詩人們轉向了西語寫作：李笠用瑞典語，京不特用丹麥語，張耳，張真，歐陽昱用英語寫詩。而程抱一，亞丁，戴士傑，孟明以法語寫小說，哈金，閔安琪，裘小龍，王屏等人以英語寫小說。總有一天，華文文學將懊悔沒有能留得住他們，同時感謝他們為中國文化打開全新的疆界。可惜本文中無法討論這個領域。

有些批評家認為，海外文學的一個無法擺脫的特徵，是“聯誼會刊物”式的業餘氣味，外行色彩。或許如此，但是拿國內的全部出版物相比，業餘味的濃度，絕對不會更高。海外文學由於發表陣地的公開，由於稿酬的微薄，業餘作者，與專業成就極高者，會在網刊同一頁出現，不象國內刊物的互相劃圈，自行分等。有論者認為，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家協會”，“環球詩人協會”，都是一些急於戴上桂冠的外行。這點我覺得無可指責：全世界都是付會費就能當詩人協會會員，華人也不應當例外？有許多門檻的國內協會，專業程度又如何？至於國內一些專門刊登海外文學的刊物，例如《四海》，《海峽》，《小說界》，作品選用，象專讓票友演戲的俱樂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六大卷《中國留學生文學大系》，一定要讓海外文學回到校園生活的題材窄路上去。如此業餘色彩，就是編者的有意塗抹了。 第二個問題，是文學的“新世代”。國內的“七十年代人”，以沒頭腦地追求享樂刺激為時尚，之所以風風火火，是因為給了他們打扮成反叛少年的理由。海外文學，一樣有相當多七十年代出生新作家，他們的文化姿態與國內新生代完全不同，完全沒有四化－－生活狂歡化，歷史瞬間化，文學淺薄化，風格粗劣化－－的炫耀欲望。

《橄欖樹》的作者中，有不少是迷戀網絡的女孩子，如針兒，蒼蠅，名字網味十足，語言風格卻相當精美。

在普林斯頓都社會文化學研究生的孫笑冬，去年在國內出版第一本散文小說合集《夜宴圖》。其中某些篇章，例如《藍色筆記本》，很早就在海外文化界眾口交譽。固然她的細膩筆觸，看得出張愛玲的師承，但是更能感到現代散文大師的薰陶。她的現代漢語，流暢而含蓄，不是一般追張族的刻意矯飾。 已經在哈佛東亞系任教的田曉菲，在國內時是破格入英語系的神童學生。她為數不多的小說散文，有一種淡雅的幽默，而她的靈感，卻常常得自明清散文，從容清朗。新生代作家中，還有沈雙，劉劍梅，許多人位都有迫使我們拭目以待的潛力。

我不是說海外每個二十多歲的寫作者，落筆必然象她們那樣追求文化底蘊。反叛者可能盲目，歷史並不想鼓勵模仿。西方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已經象禿頭裸體的金斯伯格那樣老死，海外作家，也不會去唱那場觀眾四散的舊戲。 正是在這點上，我們看到海外文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