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

作者：章詒和

聶紺弩⑴是當代作家。許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誰。我所供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算是高級知分子的一個密集點。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飯。提及聶紺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則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聶紺弩在小說、詩歌、雜文、散文、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是繼魯迅之後的第二人。特別是他的舊體詩，形類打油，旨同莊騷，讀來令人慾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稱“聶體”，是“異端”詩的高峰。

聶紺弩敢想、敢怒、敢罵、敢笑、敢哭。魯迅說：“救救孩子。”聶紺弩“孩子救救我們。”魯迅撰有《我們怎樣做父親》；聶紺弩寫下《怎樣做母親》。看過《紅樓夢》的人大多不喜歡陰柔的寶釵、襲人；聶紺弩認為“不寫寶釵、襲人是壞人，《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意義就更深。”人家學習馬列，圖的是政治進步；聶紺弩看《資本論》第一卷，讀到少年女工自覺是女性後，常到河邊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聯繫“王安石詩，《聊齋志異》的“績女”，魯迅的文章，融會貫通，有所徹悟。⑵”舉一反三，探究“聊齋”的思想性。蹲過大牢的人，都恨監獄；聶紺弩常常懷念監獄，說“監獄是學習聖地，監獄裡醫療衛生方便”。

他在號子裡回憶過去讀過的舊小說，偶有所見，就記在筆記簿上，居然寫了一二十冊。聶紺弩受胡風事件牽連數十年，數十年間不斷地懷念胡風，不停地寫詩贈故人：“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因三十萬言書獲罪，受三十年牢獄流徙之災）”。所有胡風分子無不憎嫌以出賣胡風為進身之階的人；聶紺弩為其開脫，說“媚 　　骨生成豈我儕，與時無忤有何哉？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紂廷咒惡來？”——聶紺弩種種特立獨行的做派和一貫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輩子在批判、撤職、監督、察看、戴帽、勞改、關押、冤屈、喪親、疾病中度過。人生成敗若以幸福快樂為標準去衡量，他是徹底的敗者。

父親（章伯鈞）不認識聶紺弩，他是母親（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後期的朋友。這個後期的具體劃分是在1970年前後。我因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聶紺弩因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關押於山西。母親與周穎⑶原本相識，因同為反革命罪犯家屬而驟然接近起來。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親和周穎成了親密的朋友。她們有兩個固定話題。一是交換聶紺弩和我在獄中的情況，特別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時候，要共同探究，力圖解讀出字裡行間的全部內容。二是不斷地打聽消息，分析形勢，尋找各種關係，商議能夠營救我們出獄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開某個全國性會議的消息，二人立即分頭行動，各自寫出遞交首長的“求情信”。然後，母親去叩響農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門，懇請他會見四川省省長，為我“高抬貴手”。周穎則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學范家中，煩勞他找到山西省負責人，能否為聶紺弩“法外施恩”。其結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周穎的精神狀態不如母親，情緒波動，極易受到外界的影響。母親是很理解人的，心懷悲憫的她對周穎肺肝直陳：“老聶歲數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體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聶。”感動萬分的周穎老淚縱橫，涕泣不止。

母親一諾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處奔走，尋找機會和辦法。1971年的秋季，農工黨老成員、因1957年劃為右派而身處困境的朱靜芳，從淮安鄉下來到北京謀生。她下了火車，便直奔我家，希望獲得母親的幫助。住房緊窄的母親二話不說，讓朱靜芳與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親工資一百四，她幾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進朱靜芳的口袋，直至右派問題得到圓滿解決。朱靜芳解放前就攻讀法學，劃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審員，感覺敏銳的母親覺得搭救聶紺弩的機會到了。這大概是在1971年。母親把朱靜芳介紹給周穎。周穎看着南京來客落泊寒酸的樣子，心想：連自己都要投靠別人，這樣的人能管用嗎？故態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對母親的熱忱，也礙於情面，她還是把聶紺弩的“犯罪”情況和關押情況告訴給朱靜芳。朱靜芳當然察覺到周穎的冷淡，但看在母親的情份上，也看在聶紺弩的名分上，她表示願意幫這個忙。會面的當日，周穎便向朱靜芳提出去山西稷山縣看守所看望聶紺弩的要求。母親說：“還是讓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盤纏由我承擔。”巧了，朱靜芳從前在法院工作的一個同事的丈夫，正擔任看守所所長。她表示願意前往，並說自己必須假稱是聶紺弩的親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攏。

當聶紺弩在看守所所長辦公室，看到一個叫朱靜芳的女人口口聲聲稱自己為“表姐夫”的時候，驚異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靜芳見他的身體和氣色都還算不錯的時候，一顆懸着的心也就放了下來。所長告訴朱靜芳：由於覺得聶紺弩人好，又很有學問，索性沒有叫他幹什麼勞動。朱靜芳帶來由母親和周穎買的罐頭、茶葉、香煙、白糖、點心。所長叫一個姓李的年輕人⑷將它們拿回監舍。在所長辦公室，朱靜芳和“犯人”的會見持續了三天。在這個看守所歷史上，是個絕對的例外。聶紺弩是有問必答，只是在問到“犯罪案情”的時候，才變得支支吾吾，說自己也搞不明白，為什麼還沒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裡，瞅着這個操着蘇北口音、高大結實的女人直納悶兒：這個“朱大姐” 到底是誰？ 從哪兒鑽出來的？他把自己的親戚和周穎的親戚在腦子裡翻了個遍，也沒能考證出來。見到了人，人又還健康——母親覺得朱靜芳是首戰告捷，便毫不客氣地對周穎說：“你該請客！為老朱接風。”

“請客，請客！”周穎一個勁兒地點頭。

飯是在座落於交道口大街的康樂飯館吃的，周穎做東，全家出席。席間，氣氛熱烈。母親不停地給朱靜芳夾菜遞湯。朱靜芳直到今天都記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兒叫黃魚羹。

聶紺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時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溫暖。同號同鋪的小李，不但照顧他的生活，還一起讀馬列，小李每有所悟，聶紺弩會驚喜異常。聶紺弩搞不懂馬克思論述的“級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給老人補習數學知識。潛心於理論不光為打發時間，更重要的是聶紺弩想以此驗證自己的人生觀。

另一個同號的囚犯，是一個叫包於軌⑸的人。他與聶紺弩是共用一副手銬押赴稷山的，故聶紺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狽”的詩句相戲，相贈。這個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的包先生，博學多識，通文史，精詩詞，尤擅對聯，曾在王府井畫店舉辦個人書法展覽。聶紺弩對他的學問佩服的不得了，稱他是活字典。“鬼話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號間逢。”監獄不得高聲喧譁，聶紺弩又有些“耳背”，所以倆人經常交頭接耳，“鬼話”連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撫慰受傷的筋骨、受辱的心。後來包於軌病死看守所，草葬於獄內空地。這令聶紺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聶紺弩被判處無期徒刑，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緒激動又萬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紅紅的，“是淚是花還是血？頻揩老眼不分明。”悲憤難忍的聶紺弩向周穎報告了這個最壞的消息，覺得自己只欠一死，別無它途。周穎跌跌撞撞地來到我家，對母親和朱靜芳說：“事情不好了，老聶判處了無期徒刑，他不服，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她拿出聶紺弩的信，信中寫道：“我是永遠回不了北京城。”

母親黯然無語，而周穎早變成了木石，呆坐在沙發。

冷靜的朱靜芳問：“周大姐，你可知老聶現在關押何處？”“臨汾。”朱靜芳想了想，說：“那就在省第三監獄了。”遂安慰周穎，道：“不要急，有辦法，省三監我有認識的人。”周穎聽到這句話，情緒稍許安定。她走後，朱靜芳告訴母親：“我如今是個農民，靠種莊稼吃飯。所以，現在必須趕回南京鄉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趕來北京，專跑老聶的事。”母親馬上給朱靜芳買了南下的火車票，並反覆叮囑：“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們救人要緊。”

朱靜芳前腳剛走，周穎後腳病倒在床。學醫出身的母親話不說，把周穎接到家中，一住數月，親自護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腳我家的朱靜芳看着母親跑前跑後，燉湯拿藥的情景，慨然道：“這才叫患難與共，肝膽相照呀。”

經過反覆思考，朱靜芳認為：放出聶紺弩只有一條路，即保外就醫，而獲得保外就醫則必先獲得減刑，改判為‘有期’，才有可能。“老聶怎樣才能減刑呢？”周穎的反問，卻令她一時無法回答。母親建議朱靜芳還是先與她所認識的監獄管理人員聯繫，再商討減刑之策。誰料想事情又那麼湊巧，朱靜芳與山西省第三監獄的獄政科長老彭元芳相識，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愛人姓楊，是這所監獄的監獄長。朱靜芳隨即給老彭寫了封信。信中說，自己有個姓聶的表姐夫在省三監服刑。母親把信看了一遍，問：“你為什麼不寫明自己的親戚是聶紺弩呢？”“不能寫明，這樣的事只能面談。”

老彭沒有回信，這令母親和周穎有些失望。朱靜芳卻說：“周大姐，我們可以去臨汾了。她是不會覆信的。”

母親為朱靜芳買了去太原的車票（周穎的車票是自己買的），又給了她幾十元錢，做逗留臨汾和返程的花銷。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車坐汽車，近午時分到了監獄。老彭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熱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請朱靜芳坐沙發，把周穎理所當然地視為罪犯家屬，端個矮腳小板凳叫她靠牆角呆着，還叫了一個管理人員陪同。見此情狀，朱靜芳覺得無法進行實質性談話。當晚，朱靜芳決定讓周穎住縣招待所，自己則搬到老彭的家裡。晚飯後，朱靜芳向老彭詳細介紹了聶紺弩的身份、資歷、為人、成就等情況，還拿出了一本隨身攜帶的聶紺弩作品，請她翻閱。為摸清案情，朱靜芳提出想看看聶紺弩的檔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開卷宗，內里只有一張判決書。內容簡單得像簡歷，案情概括得像口號，且通篇措辭嚴厲。指認他犯有現行反革命罪，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判決書上的最後一句是：由於認罪好，特寬大處理，判處無期徒刑。

第二天接見“犯人”，老彭的態度明顯改變，接見地點沒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見室”，接見時間也沒有遵守“只許半小時”的規定。穿着囚衣、戴着囚帽的聶紺弩，從關押區向管理區緩慢走來。他很快認出了朱靜芳，眼睛裡流露出笑意，說：“朱大姐，你長胖了。”這本是句淡話，不知怎地令朱靜芳辛酸無比，淚珠在眼眶裡直打轉，趕忙掉過頭，淚水便沿着面頰滾滾而落。她請老彭離開辦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裡，好讓周穎單獨和聶紺弩會面。

會面結束了，朱靜芳迫不及待問周穎：“你問清楚了沒有，老聶到底犯了些什麼？”周穎答：“他告訴我主要犯罪事實是辱罵了江青和林禿子。”“辱罵的具體內容呢？”“說他講‘江青和林禿子有曖昧關係’，但老聶始終沒有承認；人家追問這話是誰說的，他東扯一個西拉一個，都沒能落實，所以公檢法認定還是他自己講的。”“還有呢？”朱靜芳問。“還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肉。”監獄哪兒有什麼五香牛肉？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隊駐地借了五斤肉回來，給北京來客和聶紺弩包了頓餃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難夫妻的會面長達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間朱靜芳加緊做老彭的工作，最後，索性攤牌：“無論如何，你們也要把人給我放出來。”老彭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老聶的身體不好，害過一場大病。我們把他弄到太原的醫院，治了幾個月才救活的。按這裡的做法，判了無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們覺得他身體太差，就沒有叫他去。在這裡，也是做些輕微的勞動。”“什麼叫輕微勞動？”朱靜芳問。“比如在監獄的廚房洗洗菜。”朱靜芳說：“你一定要想辦法。先要保證他的健康，再做到保釋就醫。”又說：“老聶是個作家，給他一些書看，精神上也好有個寄託。”分手的時候，心裡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監獄大門，對朱靜芳說：“你放心吧，我保證把老聶健康地送還給你們。”

回到北京的朱靜芳連續給老彭寫了幾封信，均無回音。但她得知：聶紺弩的生活條件有了改善——從大牢搬到小屋；屋裡放了書桌，書桌上擺了紙筆；北京寄去的或托人帶去的罐頭、臘肉、香腸、鹹鴨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轉交。老彭和一個姓張的勞改幹部命令在廚房幹活的犯人，每天給他或蒸一碟臘肉，或切一盤香腸，或開一個罐頭，或送一個鹹鴨蛋。聶紺弩從心眼裡感激朱靜芳，說：自她去了監獄，自己的生活完全變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監獄裡從未有過的。而朱靜芳打心眼裡感謝老彭、老楊和老張，說他們如此地敢於擔責冒險，真的夠朋友。過了幾個月，情緒又開始消沉的周穎對朱靜芳說：“我想離開北京，在老聶的監獄附近找個房子住下來，就在旁邊陪他到老。”朱靜芳說：“你要這樣也可以。不過，我和李大姐還是要儘量想辦法，把老聶搞出來。”話雖如此，卻無良策。儘管勞動改造表現好的犯人可以減刑，可聶紺弩早已不參加勞動了，減刑又從何談起？老彭他們也是干着急。

1975年冬季，毛澤東決定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一律寬大釋放，並適當安排工作。願意回台灣的，可提供方便。這個“決定”在全國範圍迅速傳達，果斷落實。這個文件我是在四川監獄裡聽到的，與我同牢而居的國民黨舊軍政人員先是不敢相信，後是徹夜不眠。那些夠不上縣團級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惡小、軍階低。

“決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門。根據檔案，上邊通知山西省第三監獄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共有8名。經核對，監獄領導發現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們覺得讓聶紺弩出獄的機會到了。因為只要能頂上這個空額，便可矇混過去。但完全矇混也不行，於是，他們開始翻查聶紺弩的檔案，看看是否能夠在他的政歷上找到一絲與國民黨的聯繫。這時，得知“決定”的朱靜芳火速投書，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畢竟她是經過母親介紹認識的周穎夫婦，所以並不十分清楚聶紺弩的全部歷史。還是監獄領導在提取的聶紺弩檔案里，發現他有“於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的經歷。有了黃埔軍校的履歷，就足夠了。老彭立即告訴朱靜芳：事情辦好了。聶紺弩以老共產黨的身份進的監獄，以老國民黨的名義出的牢門；以現行反革命的犯罪抓進去，以歷史反革命案情放出來。

1976年秋，母親徵得周穎的同意，拜託電影家戴浩⑹去山西接獲釋的聶紺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領取生活費30元。他從母親那裡接過買車票的錢，又向母親借閱一套明朝版線裝書，說是“以破長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親不忍拂其意，猶豫片刻，還是將書拿出。結果，人接回來了，書卻丟了。許多年以後，母親對我提起那套明版書還心痛不已，帶着埋怨說：“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戴浩非要那套書？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遺物。”聶紺弩回到北京，卻報不上北京戶口。仍是朱靜芳拋頭露面，找到與派出所、公安局關係極好的一個老太太（即文懷沙之母），請她出面為聶紺弩報上了北京市居民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