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對朱靜芳心懷感激，寫了這樣一首六句詩送給她。聶紺弩獲釋經過，朱靜芳對外人談及很少。後來，周穎曾對別人便講：“我們老聶能夠出來，是由於某首長出面。”話傳到朱靜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氣憤的她當着聶紺弩的面，質問周穎。又說：“你這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我講不過你。”理屈的周穎說罷，便去衛生間。趁着這空當兒，坐在一邊旁聽的聶紺弩樂滋滋對朱靜芳地說：“她怕你。”過後，朱靜芳心裡很難過。她對我說：“小愚，我想辦法救老聶，一方面是由於你的母親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為老聶實在是太冤。”

我說：“朱阿姨，沒有你的幫助，聶伯伯也能出來。不過，他要在監獄裡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國的冤假錯案，時間至少要推遲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對個老弱病殘來說，在一千多天的日子裡，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

朱靜芳不住地點頭，感嘆道：“別看周穎一頭白髮，還不如小愚懂。”

關於聶紺弩的“犯罪”，不禁讓我聯想起戴浩對我講的一段話。我出獄不久，戴浩來我家閒聊，母親留飯。飯後，我送戴浩去建國門大街的1路汽車站。正值殘夏，陽光耀眼，熱氣灼人，幾隻蜻蜓在空中盤旋。我倆揀着有樹蔭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腳步，突然地說：“現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陳大姐（即陳鳳兮），我向你提個問題：把你關進大牢，冤不冤？”

“當然，冤呀！”

“我也認為冤。章詒和不就是章伯鈞的女兒嗎？小愚不就是有感於江青從政，在日記里寫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麼一句話嘛。”

我點點頭。

接着，他又問：“你說把聶紺弩關進大牢冤不冤？”

“當然，也冤呀！”

“錯了，與你相比，老聶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結舌的樣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說：“用不着吃驚，戴叔叔解釋幾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斷，老聶是冤枉。可拿當時的政策去衡量，聶紺弩可是真的有罪。”

“為什麼？”

“因為他真是像判決書寫的那樣，惡毒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我現在可以告訴你，老聶罵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語言，粗鄙到我無法對你重複他的話。”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聶把自己的‘犯罪情節’全都告訴給我。我曾經告訴給你的母親，她叮囑我今後不要再對別人講了。”

在以後的接觸中，我發現性情狷介的聶紺弩對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語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話，一點不假。聶紺弩為什麼如此肆無忌憚底辱罵“副統帥”呢？我覺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資歷也是個不容忽視的原因。不錯，聶紺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個老革命，且“老”到與林彪同讀黃埔（聶為二期、林為四期），同為湖北老鄉。有着這樣的一個背景，即使對方變成了革命權威、政治領袖、毛澤東接班人，他也決然不會去仰視、去擁戴的。在聶紺弩的眼裡，林彪就像面對面辦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樣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隨時隨地的批評乃至詬病其缺陷的，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虛榮、伎倆和作風。周穎來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親定是留飯的，擅長烹飪的姐夫洗手下廚，燒出的菜雖非美饌，卻頗適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說：“好，真是太好了，我還要帶些走呢。”

聶紺弩釋放回京以後，她帶菜的習慣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帶走的菜餚都改用我家大號鋁飯盒，且塞得滿滿的。周穎一邊把菜裝飯盒，一邊解釋說：“我們老聶就愛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聽此言，母親臉上泛起微笑，姐夫則一副得意神情。菜帶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願。後來，有一次母親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齋買些素什錦回來，竟發現家裡所有的飯盒都沒了。問姐夫，回答說：“章家的飯盒都在聶家碗櫃裡放着呢！”

母親去看望聶紺弩，常讓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會帶上許多新鮮魚肉及蔬菜，親自做給“聶伯伯”品嘗。看着滿桌子的可口菜餚，聶紺弩特別高興。他說：“我顛簸了一輩子，吃到的快樂遠沒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樂的，大家是快樂的。”

一天下午，母親正在清理父親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壺。1966年8月紅衛兵抄家時只認得瓷器，不知道這些用泥巴做的茶壺也是古董、“四舊”、好玩意兒且價格不菲。所以經過無數的洗劫之後，家裡還剩得幾把宜興老壺。母親剛把茶壺擦洗乾淨，擺在地上晾乾，周穎、朱靜芳二人就進了門。周穎見每把茶壺都那麼漂亮，便說：“李大姐，這些壺真好看，送給我一把啦！”見母親沒有吭聲，即又說：“我們老聶總愛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聽是拿回去給聶紺弩使用，母親就讓周穎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靜芳也挑了一把。事後，母親提起這兩把茶壺又很有些心疼，並念叨：“也不知老聶用上茶壺沒有？”

出獄後的聶紺弩很想為母親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親在大街上摔傷了胳膊，就毛遂自薦，說要領着母親去找個醫生。母親問：“你帶我找中醫，還是西醫？”

“中醫。”

“此人有名嗎？”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誰？”

“蕭軍。”

母親嗔怪道：“老聶，你別是在跟我開玩笑吧。蕭軍是個作家，你帶我找他做什麼？”聶紺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說：“李大姐，你說得不錯。但你不知道，他還是個正骨中醫。”受聶紺弩熱情誠摯的感動，母親同意了。他們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剎海附近的蕭軍的住所。“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鈞夫人。”紅光滿面的蕭軍聽了聶紺弩的介紹，緊握母親的手，說“認識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們。”

聶紺弩說：“我們不是來做客的，是來看病的。”結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親的胳膊讓健碩無比的蕭軍“三下五除二”地給擺弄好了；他們也成了朋友，同聶紺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飯，又在湖邊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協重新開張，恢復活動，召開了五屆一次會議。從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協委員的母親卻未接到“當選委員，參加會議”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員都先後收到了。她不明白到底是什麼原因獨獨沒有自己的份兒。她來到聶家，對聶紺弩夫婦說，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氣。聶紺弩對周穎說：“你去買些酒菜來，中午我請李大姐在家裡吃飯。”周穎不善家務，也沒有僱傭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況下，母親是不在他家吃飯的。但今天例外，母親同意了。飯桌上，聶紺弩持箸進菜，殷勤相勸，又向母親舉杯，而且一定要“干”了。過後，對母親說：“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詩吧！怎麼樣？”

幺女歸才美，閒官罷才清⑺。中年多隱痛，垂老淡虛名。
無預北京市，寧非李健生。 酒杯當響碰，天馬要行空。

聽着聽着，母親的臉紅了。“李大姐，你看我說得對嗎？”聶紺弩問。“對得很。‘無預北京市，寧非李健生。’這兩句多好。”母親笑了。“你說好，那就好。”三日後，聶紺弩將詩寫於信內，寄來。在以後的日子裡，母親偶遇不快，便常吟這首《李大姐乾杯》。

1978年秋，我被釋放出獄，回到北京，卻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親對我說：“我要帶你去認識一下聶紺弩。”我倆是搭乘公共汽車去的。頭天，我們已經準備好了熟食和水果。母親路上叮囑我，千萬不要談論有關子女的事。這時我才知道聶紺弩和周穎有個獨女，叫海燕，在歌劇院供職。女婿姓方，人稱小方。令老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獄前的一個月海燕自殺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鬥，其所在單位領導和群眾一致認為他對妻子的死負有不可推卸之責。沒幾天，小方也自殺了。周穎對聶紺弩瞞着這宗命案，謊稱海燕出差在外。聶紺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過了半年多的時間，經母親和其他幾個老大姐商量，覺得總瞞下去不是個辦法，再說聶紺弩也不是個承受不了打擊的人，於是決定由陳鳳兮找個單獨的機會告訴他。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陳鳳兮靜靜地講，聶紺弩默默地聽，講者與聽者的眼睛裡都閃動着淚花。當晚，聶紺弩徹夜無眠。第二天早晨，周穎進丈夫的臥室，“只見紺弩面朝牆壁睡着，半邊枕上猶有濕痕。桌上的煙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煙頭。筆筒壓着一張薛濤紙，紙上是一首七律詩⑻。”但在聶紺弩的心裡，仍藏着一個死亡之謎，即女兒為什麼要自殺？

周穎把家從地安門附近的東不壓橋胡同34號的平房，搬到了左家莊地區的新源里單元樓。回到北京的聶紺弩按被釋放的國民黨軍警特人員待遇，每月從街道領取18元生活費。他不能安於這樣的身份，也不能安於這樣的生活，便給擔任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寫信，說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況。鄧小平將信批轉給時任全國政協秘書長的齊燕銘，齊燕銘向鄧小平匯報了聶紺弩“軍警特”待遇的近況。鄧小平聽後，兩眼一瞪，說：“他是什麼軍警特！”齊燕銘遂立即派人，給聶紺弩送去二百元營養費；跟着，齊燕銘責成有關方面，將“文革”中紅衛兵抄走的現金——約有七、八千元，如數退還。

聶紺弩單薄、瘦削。無論行走，還是坐立，身體都有些前傾，背微駝。從我看到的第一眼開始，便覺得聶紺弩是一幅線條洗鍊、輪廓分明的肖像版畫。令人難忘的是他在文人派頭裡所顯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氣質。即使有客人對面而坐，聶紺弩也常沉默不語，似乎總帶有幾分痛苦。其實，聶紺弩並不憂鬱，只要一笑，眯縫着兩眼，讓人覺得慈祥可親，是個仁厚的長者。當他正眼看你的時候，那目光竟是那樣地坦白，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達心底。

我向他淺淺地鞠了個躬，母親介紹說：“這就是小愚了，剛放出來。”

聶紺弩問：“你是在四川的監獄吧？”

“是的。”

周穎說：“小愚關押的時間比你長一些。”

“你在哪裡做什麼？”聶紺弩又問。

“我種了五年茶，織了五年布。聶伯伯，你呢？”

“我沒有怎麼勞動。”

我還告訴他，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和母親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的時候，就曾見到過他。聶紺弩說：“想不起來，忘記了。”我說：“那時餐廳的服務員都神氣得很，催她們上菜，帶搭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你生氣了，對我和母親說：‘什麼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註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聶紺弩大笑。我又說：“在咱們四個人等着上菜的時候，母親問你的工作情況。你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母親問：‘好在哪兒？’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指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室）還不好？’”聶紺弩又是大笑，並誇我的記性好。

我說：“我腦子裡淨記這樣一些沒用的東西，不像你滿腹經綸，記的都是學問。”聶紺弩聽了，向我瞪着眼睛說：“我有什麼學問？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張履歷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陽光重沐。聶紺弩的情緒該振作，心情應舒暢。可我感覺他的心情並不怎麼好，脾氣也不夠好。

母親的解釋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氣；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氣就更大了。周穎是不參加我們談話的。不一會兒，她拎着個黑塑料提包走過來，對母親說：“李大姐，你們聊吧，我到外面去辦點事兒，老聶今天特別高興。”

周穎剛出門，聶紺弩的臉色驀地陰沉起來，說：“小愚出來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聶伯伯！”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對母親說：“李大姐，還是監獄好。”

母親說：“老聶，有些事要看得開，想得通，我們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為什麼死？說他們（指海燕夫婦）夫妻關係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兩口子還發生了性關係。按說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穎）應該是相依為命的。可我後來讀到海燕早就寫好了的遺囑，才知道事情很複雜。女兒在遺囑里說：‘我政治上受騙了，生活上也受騙了。又說‘我的兩個小孩千萬不要讓母親帶。’為什么女兒不信任母親？所謂‘生活上也受騙了’，是指誰？是小方一個人騙了她，還是連同周穎兩個人都騙了她？海燕是怎麼知道自己受騙的？她看到了或者發現了什麼？這些到底都是怎麼回事？李大姐，我總該弄清楚吧？”

母親是看過遺囑的。這一連串的發問，卻令她無法應對。只能寬慰他，說：“老聶，事情已然過去，你要超脫出來。周穎一人在外，實在也是萬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徹底安頓下來，以前的，都不去想啦！還有許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聶紺弩搖頭，說：“事情我要做，問題也要想。再說，海燕的死是有果無因，怎麼能說‘事情已然過去’？”母親再無話可說。海燕的死因及遺囑，是聶紺弩腦子裡的謎團，也是心中的死結。

我是第一次登門拜望，聶紺弩說什麼也要留我們母女吃午飯。我第一個把飯吃完,按照規矩，將一雙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當中，欠身說：“聶伯伯，謝謝。你們慢用。”低頭吃飯的聶紺弩抬頭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帶着挖苦的神態，說：“不要謝我。”遂指着周穎說：“謝她。我現在是靠老婆養活的。” “你不會永遠拿18塊。”母親說。飯畢，即告辭。母女同行一路。許久，母親長嘆一口氣，說：“老聶，可憐。”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從成都來到北京。母親說：“你們夫妻好不容易團圓了，帶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聶紺弩吧。”說着，把寫着東直門外左家莊新源里西9樓3單元33號地址的便條，遞給了唐良友。

我問：“萬一聶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個電話？”

“周穎可能不在，紺弩是一定在家的。”

臨走時，母親對唐良友說：“記住，不要在他家吃飯。。”

給我們開門的，是聶紺弩。 進屋後未見周穎，便問：“聶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來，母親的話是對的。

聶紺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邊的一張舊藤椅叫我坐下。然後，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 直聲問：“他是誰？”

“我的愛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愛人？”聶紺弩毫不掩飾自己的懷疑與驚異。

我點點頭。

“真的？”他輕輕搖着頭，問唐良友：“你是做什麼的？”

“在川劇團搞器樂。”

“什麼樂器？”

“從嗩吶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個什麼感受，但我從這樣的笑容里，讀出了幾層含義：一，聶紺弩不僅覺得唐良友過於年輕，更覺得他過於漂亮；二，對這種年紀、相貌以及職業，有些鄙薄；三，這種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對男人的選擇標準，或許還有對男女性關係的聯想，等等。我很想對他解釋一下，講講自己所經歷的如電視連續劇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對的不是一個小市民。

很快，我們進入了談話的正題。正題就是對監獄的認識與感受，這是我和聶紺弩唯一的共同點，恐怕也是唯一的話題。

“小愚，你對坐牢都有些什麼體會？”聶紺弩首先發問。

“我初到監獄，有三個‘想不到’。”

“哪三個？”

“一想不到監獄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長。”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監獄狀況如此之差。”

聽了這三個“想不到”，聶紺弩似乎覺得我多少是個可以聊上幾句的人，而非只會選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擱在寫字檯上的香煙，唐良友忙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打火機，打燃。他點上煙，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頭，兩條腿挪到床沿邊，平擱着。

見他有了興致，我的心緒平穩了許多，說話的聲音也放大了：“聶伯伯，後來我發現所謂的三個‘想不到’，不過是表面現象罷了。”

“你還有更深的認識嗎？說來我聽聽。”眼神里，流露出關切和暖意。

我說：“有兩點來自對人的認識。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質。換句話說，人不是不想做壞事，而是不敢做壞事。另外，從前我以為壞人就是壞人，蹲上兩年（大牢）便明白一個人壞了，可以再壞，再壞以後，還可以更壞。壞是無底的。”

“舉個例子，說說看。”

“比如，一些年輕女犯是盜竊罪，即慣偷。勞改隊的勞動強度大，肚子總填不飽。除了在農田裡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們便想方設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個窩頭，一個窩頭也就值五分錢。她們本來壞在偷盜上，現在又多了個賣淫的毛病。犯人誰不想出獄？我們的勞改條例又鼓勵密告。對他人有重大檢舉，自己可獲減刑。於是，告密成風。再沾上這一條，人就更壞了。”

聶紺弩笑問：“你告過密嗎？”

“我告過，而且後果嚴重。”

“什麼後果？”

“把人給斃了。”

他問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倆不由自主地被對方的態度所感染。聶紺弩忽然發現沒有給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葉，並抱歉地說：“對不起，我現在才給你們泡茶。”用不怎麼開的水泡上兩杯綠茶後，他又靠在床背，恢復了原來的姿勢。這時的他，像個等着聽故事的孩子。從這一刻開始，我感覺雙方才是對等的。我說：“聶伯伯，我家庭環境好，受教育好，從無生活惡習。我不過是個政治犯，更準確地說是個思想犯，但進了大牢後，我學會了罵人，學會了打架，學會了偷東西。因為不這樣，就活不下去。打架罵人，是犯人之間流通的公共語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樣用拳頭撕扯扭打；像老潑婦那樣當眾罵街。偷，專偷吃的，是因為餓。餓是什麼？是一種關乎生命的本質性痛苦。說句不好聽的，除了廁所里撈出來的，不吃，我什麼都吃。你的歲數大，又不勞動，肯定對這種痛苦體會不深，而且，可能還把食物和朱阿姨帶給你的食品，分給幫助照料你的年輕犯人吃，對嗎？”聶紺弩點頭，道：“是這樣的。”繼而，他把話題拉了回來：“你跟我說說那件後果嚴重的事情。”

我開始了講述：“最初的幾年，我是在苗溪茶場。三十多個新、老反革命女犯擠在二十多平米的監舍。睡在我斜對面的一個濃眉大眼的中年婦女，叫張家鳳。她生性活潑，多才多藝，有一條好嗓兒，會唱許多中外歌曲。高興起來的話，還要講幾句英語。我覺得她是眾多女囚中最可愛的，但是組長警告我說：‘張家鳳是個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發現她的精神不夠正常，自說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春茶採摘的季節，她越是發作。別人一天採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簍卻是空的。消極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鬥，犯人斗犯人。多數犯人為了表現自己靠攏政府，接受改造，批鬥時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頭髮，煽她耳光，我嚇得躲在旮旯，但張家鳳卻習以為常，甚至面帶微笑。組長又告訴我：‘她的態度如此囂張，是仗着自己軍人出身、軍大畢業。打過幾次殺威棒，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個首長搞了以後，甩了，從此對共產黨懷恨在心。’”

“這樣經歷的女同志，在建國初期是不罕見的。即使有些年輕女同志被組織安排給了某首長做老婆，多數也不幸福。”聶紺弩插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採摘春茶的時候，張家鳳的舊病復發了，而且很嚴重。她咒罵的不光是那個曾經玩弄自己的部隊首長，也不單是把她送進監獄的軍事法庭。她咒罵的是毛澤東。很多犯人都聽見了，大家爭先恐後地去揭發。事情匯報上去，管教幹事發話下來，說：‘章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採茶了，拿着紙和筆，跟在張家鳳的後面。聽到一句反動話，就寫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幾個犯人靠近張家鳳勞動，一邊採茶，一邊用心記下她說的，晚上讓她們找人寫成揭發材料，作旁證。’當時正是下午四點鐘的樣子，從清晨四點開始爬上茶山，人已經幹了一圈兒（即12小時）。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斷了。一聽到這個任務，忙甩下茶簍，心裡別提多高興啦。只覺得自己可以從筋疲力竭中逃出來，而不去想想我記錄下的材料是幹嘛用的。我跟了她兩個下午，她在咒罵的時候，仍稱毛澤東為毛主席。她真的瘋了——這一點，別人不懂，我應該懂。大約過了半年，在‘十一’國慶節之前，張家鳳被押走了。9月30日，勞改茶場召開寬嚴大會。寬大處理的樣板是我們的那個組長，減刑半年；從嚴懲治的便是張家鳳了，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而判處死刑。宣判後的二十分鐘，遠處傳來了兩聲槍響，數千人的會場如一潭死水。子彈射穿她的同時，仿佛也擊中了我。張家鳳死了，我覺得是我用筆和紙害死的。”我說不下去了。聶紺弩起身把茶杯端給我，說：“喝口水，喝口水。” “聶伯伯，你知道嗎？從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認為自己無罪。但從槍斃張家鳳的那一天開始，我便覺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錯不在你。”聶紺弩的目光沉鬱，仿佛人類的善良、憂患及苦難都隨着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煙的時候，嘴唇原是緊閉的。這時卻張開了，一股青煙冒出，隨即散開，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霧氣。他仰着頭，看着這飄動的青煙漸漸散去，語調平緩地說：“密告，自古有之，也算個職業了，是由國家機器派生出來的。國家越是專制，密告的數量就越多，質量也越高。人們通常只是去譴責猶大，而放過了殘暴的總督。其實，不管猶大是否告密，總督遲早也會對耶蘇下手。”

“聶伯伯，我在獄中呆了十年，體會到對一個囚犯來說，貪生可能是最強烈的感情。而獄政管理的許多做法，正是利用了這種感情。”我們還談起各自的“犯罪”情況，一對案情，倆人都笑了。原來在我倆的判決書上都有“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罪狀。

我說：“我們的毛病都是太愛說話。”我的這句話，聶紺弩有些不受聽。氣呼呼地說：“禍從口出——這條古訓，中國的老百姓誰敢不牢記在心？他老人家不開口則罷，一開口，必是雷霆萬鈞，人頭落地。我們這個國家什麼工作都可以癱瘓，惟獨專政機器照樣運轉。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關押，被勞改，被槍斃，可革命照舊進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這就是我們這個國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會特色和特徵吧。”聶紺弩停頓片刻，突然提高了聲音，說：“但是，無論我們怎麼坐牢，今天的結果比老人家強。”

“你認為，他老人家的結果是什麼？”

聶紺弩伸出四個手指，說：“四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眾叛親離，等到一切真相被揭開，他還要遺臭萬年。”

“聶伯伯，‘文革’中我的父親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認為——毛澤東幾十年的執政錯誤給中國的每個家庭，都製造了災難和痛苦，別看現在是‘紅海洋’，將來會是個悲劇的收場。”

“你的父親是先知先覺，你的母親是大慈大悲。你雖受了父母的連累，但你該為他們自豪。”

我說：“我在牢裡，支撐我的就是死去的父親和活着的母親。即使我死了，我的靈魂也會回到他們的身邊。”

“好。”說罷，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聯想起海燕，扯開話題，問起他獄中生活。他告訴我，自己有書看，還能寫東西，處境比我好。 “聶伯伯，你看些什麼書？”

“主要是看《資本論》，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來。說來你也許不信，我一共讀了17遍。讀《The Capital》，有魚躍於淵之樂。”

我大為吃驚：“天哪！你該不是把《資本論》當成了《聖經》吧？”

“算你說對了。”他有些興奮，好像很欣賞我的這個比喻：“我就是把它當作《聖經》，其實，《資本論》也像《聖經》。”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從哲學的觀點出發的；又因為它寫出了真理；還因為它的文筆。‘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弱都無濟於事。’小愚，你說這段話像不像《聖經》？你說馬克思的文筆好不好？《資本論》當然是論述經濟問題與規律的，但它把權力、選舉等政治因素概括進來，又涉及思想、輿論、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開來讀，每個部分都說得很明晰；合起來看，整部書又非常完整。這個特點不也很像《聖經》嗎？中國人當共產黨，有幾個人讀了《資本論》？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共產黨員，為什麼要參加革命？原因分析起來，不外乎兩個。一部分人是為了尋找個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於對當地政府或頂頭上司的不滿。懷着這樣的動機，哪裡需要《資本論》？從前的我，也是不看這種書的。”聶紺弩又讚嘆道：“《資本論》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寫下的讀書筆記，有幾大本。可惜，讓他們（指監獄管理人員）都拿了去。”

“聶伯伯，你讀《資本論》17遍之後，有什麼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懷疑理想。共產黨建黨至今，不知道給我們樹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產主義，低到公共食堂。無論高或低，幾乎都很少實現。即使實現了，也很快失敗。包括現在我們這個不高不低理想——社會主義，也不成功。為什麼總是實現不了？我們都是在路線、方針、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錯了。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說的共產主義和德國大鬍子講的共產主義完全不同。而且，事實證明——基於反抗壓迫的革命，並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說：“父親講，讀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蘇聯的俄譯本不行，中共的譯本就更不準確了。

（19）60、61年的時候，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核心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父親聽了怒不可遏，說：‘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叫混蛋邏輯。’話的尖銳以及聲音之大，把我和媽媽都嚇呆了。他很反感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父親認為，想用一種理論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沒有的。他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質是書生，學者。馬克思主義是學術性質的，中國文人說法叫書生之見。只是後來的列寧、斯大林和再後來的毛澤東，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當作了工具使用。誰讀了德文本的馬恩全集，誰就能把這些荒謬矯正過來。”

“你父親說的是內行話。”

就這樣東扯西拉，不覺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親臨行前的叮囑，便對聶紺弩說：“我和小唐告辭了。”

他從床上起來，握着我的手說：“問候你母親，下次和她一道來。”

出了聶家，發現唐良友一聲不吭，臉上陰雲密布。我恍然大悟：剛才兩個小時的談話，聶紺弩居然沒和他說上一句話，哪怕是扯上一句閒話。

半年後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發急性胰腺炎，大叫一聲斷了氣，死在我的懷裡。死的那一刻，從眼角流出一顆碩大晶瑩的眼淚，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儀式和我的平反大會舉行後，我從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穎清早就來看我。踏進門，就哭着對我說：“小愚，你的命咋這樣苦？”我似乎已經麻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穎又道：“聶伯伯要我對你說：‘小唐前後只和你生活了幾個月，卻於牢門之外守候十載。他是個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綠水千里，青山萬重。聶紺弩的稱讚，不知黃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聽到？——我覺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從以外，又能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