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決定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發文以前，社會上就傳言“57年的反右要一風吹”。又風聞“要給右派補發工資。”一日上午，我和母親正在看報，忽聽履聲跫跫的來了一陣，來者是戴浩。他興沖沖說：“李大姐，你知道嗎？共產黨要解決右派問題了，章伯老該是頭名。”母親一擺手，說：“都是社會上吹出來的風，中央統戰部可沒透一點消息。”我插了話：“戴叔，你別忘了，發落右派的各種原則和招式，可都是鄧大人一手制定和操辦的。”接着，戴浩給我們母女講了一些關於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狠抓落實政策的事情，我卻堅持認為他對現實的判斷過於樂觀。而母親並不關心自己的右派問題，只是想着父親冤屈。過了些日子，戴浩又跑來，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說：“電梯壞了，我是爬樓梯上來的。李大姐，小愚，我給你們看一樣東西。”說着，從上衣口袋裡掏出幾張紙。紙又薄又皺，用原珠筆複寫的。原來這是一份中發關於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從哪裡搞來的？”母親問。

“李大姐，文件的來路就別管了，總之很可靠。從文件精神來看，右派真的要一風吹了。”

母親說：“這還僅僅是文件，不知落實起來會是個什麼樣子？”

戴浩把複寫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裝入口袋，對母親說：“我要去告訴老聶。”

“你在這兒吃了午飯，再去不遲。”

“不，我馬上就去。”

母親說：“那我們就等你來吃晚飯。”他答應了。

幾小時後，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興奮之色，一掃而空。

母親問：“你怎麼啦？”

戴浩一頭倒在沙發上，苦笑道：“我去報喜，反倒挨罵。”

“是老聶罵你了吧？”母親給他遞上茶與煙。

濃茶下肚，嘴吐出一個個煙圈兒，戴浩恢復了精神。他告訴我們：“周穎先看的文件，一邊讀，一邊說： “有了這個文件，事情就好辦了，咱們的問題都能解決。’周穎要老聶也看看，老聶不看。他還帶着冷笑譏刺我和周穎：‘見到幾張紙，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時候，你們該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話，有多刻毒。”母親認為，聶紺弩的話不是針對戴浩的。我想，聶紺弩的滿不在乎，是另一種悽然。

這一年的10月，在北京舉行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十分緊張。幾乎所有的作家藝術家，都要求參加。老的，要藉此恢復名譽，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總之，能成為一名代表簡直就是粉碎“四人幫”後，重新進入文壇藝苑的身份確認及社會認可。許多人為此四處奔走，八方聯絡，各顯神通。那時負責大會組織工作的林默涵家裡的電話，鈴聲不斷。

對此，聶紺弩表現得十分冷淡。周穎對母親說：“老聶說了，這種會參不參加兩可。倒是別人比他自己還要關心這件事。”文代會開幕前夕，母親接到周穎電話，說：“我們老聶正式接到開會的通知了。”不久，又來電話。母親把話筒遞給我，說：“周穎找你，說有點事要辦。”我能辦什麼事？那邊周穎傳來的聲音：

“小愚呀，再過幾天就開文代會了，我家現在的來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聶伯伯也要去參加。我把從前的衣服翻出來，看了看，襯衫褲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華達呢風衣，大概時間擱久了，被蟲子咬了幾個洞。你不是在監獄裡學過織補嗎？你自己織補的呢子大衣多好呀。所以，我想現在就把風衣送過來，你用一、兩天的時間給織補好，再燙平整，好嗎？算你替我給聶伯伯做件事。”我說：“周姨，非要我織補當然也可以。但我總覺得，這次聶伯伯參加文代會，你該給他買件新的才對。”“那好吧，我去買新的。”電話被掛斷，從語調上看，周穎顯然不滿意我的態度。可母親稱讚我：“拒絕得好。就是不開會，她也該給老聶買件新大衣。”母親為周穎的摳門，還真的生了點兒氣。

文代會結束以後，周穎來我家聊天。她說：“聶伯伯要我謝謝小愚。”“謝什麼？我又沒能給他織補大衣。”

周穎轉臉兒對母親說：“老聶夸小愚知道疼人，還說比我強呢。”我被這樣的一句簡單誇獎，竟樂得合不上嘴。母親問；“老聶認為文代會開得怎麼樣？”“咳，他壓根兒就沒去會場，所有的工夫都拿來會友，聊天。他的房間從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連門都關不上。來的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反正都是別人來看他。他自己不出門，一個都不去拜訪。這次大會最出風頭的是蕭軍，人也活躍，會上發言說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勸老聶講幾句。他不干，私底下說：‘別看都是文人，可文壇自來就是一個小朝廷，不歇風雨。’又說，‘如果這個文代會能計算出自建國以來，我們的領袖為歌頌領袖，我們的黨為歌頌黨，花了多少錢？再計算一下從批判《武訓傳》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因為思想言論丟了多少條命？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現實，聶紺弩看清了現實。看看那張滄桑的臉，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記下了。我能想象出聶紺弩說這話的神情——笑眯眯的，帶着一點調侃。這譏諷的神情和輕描淡寫式的語氣，使我透過文學帷幕感受到他對現實的基本態度——一個服從社會背後掩蓋着的不服從。正是這樣一個“不服從”的靈魂，讓聶紺弩在一個要求“向前看”的場合發出“向後看”的呼籲，在和諧的樂章里彈奏出非和諧音符來。

1980年，聶紺弩病了，病得不輕，住進了醫院。母親約了朱靜芳、陳鳳兮一起去探視。周穎告訴母親：老聶住在郵電醫院。母親去了，還買了許多補品。聶紺弩見到這幾個大姐，非常高興。趁着周穎到外面買晚報的工夫，他用一種自嘲的口吻對母親說：“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這個醫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現在不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還沾了朱學范的光呢。”母親知道周穎和朱學范在總工會、郵電部、民革中央是幾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級關係。故勸慰道：“老聶，你說這話，我可要批評你兩句了。人家周大姐通過朱學范，讓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給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麼不對啦！”陳鳳兮和朱靜芳也附和着母親觀點。聶紺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後，國家的形勢越來越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既是官方提出的口號，也是每個人渴望的目標。“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個個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鄧麗君，喇叭褲，速溶咖啡，萬元戶等新事物，如洪水突發，滾滾而至。在意識形態領域，人們覺得比從前寬鬆了許多，性描寫，意識流，朦朧詩，像時裝展覽一樣，不斷地花樣翻新。也就是從八十年代起，周穎不再常來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擔任了組織部副部長。母親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對我說：“老聶安心寫作，和周穎一起過上好日子，我們也就不必去打攪了。”

但從朋友那裡一次次傳來的消息，似乎並非是“過上好日子”。他們說，老聶的脾氣越來越怪，常對周穎發火。又說，老聶的心情不好，一天說不了幾句話，整天價躺在床上。再又說，老聶氣色也壞，不愛吃東西，光抽煙。別人送的高級食品和高級器皿，都胡亂堆在地上或旮旯。母親越聽越不放心了，她請朱靜芳、陳鳳兮去看看老聶，再好好聊聊。患難時期都熬過來了，現在團圓日子反倒過不好了，究竟是什麼原因。

第二天，朱靜芳和陳鳳兮去了。當日下午，朱靜芳就來到我家，向母親“匯報”，說：“去得很巧，周穎、不在家。我和陳大姐對老聶說：‘李大姐聽說你心情和身體都不夠好，特地要我們來看看你。’老聶見到我倆很高興，還責怪說，‘我回來了，你們卻都不來了？’”

母親說：“老朱，造成他心情鬱悶的原因是什麼，你們問了嗎？”

“問了。”

“他說了嗎？”

“說了。”吐了這兩個字，爽快的朱靜芳竟停頓下來。

“怎麼啦？老朱。”母親很奇怪。

朱靜芳神色淒迷，語氣低沉地說：“聶紺弩對我和陳大姐講：‘你知道我現在頭上的帽子，有幾頂？’‘幾頂？’老聶拍着腦袋說：‘有三頂。’我倆奇怪：‘怎麼會是三頂？‘當然是三頂啦！’我扳着手指給他算——右派帽子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頂。還有一頂呢？我問老聶。‘這最後一頂，還用我說穿？’

老聶講到這裡，臉色鐵青。”母親驚駭不已。她向朱靜芳伸出張開的手掌，仿佛要阻止這個消息的到來。

朱靜芳壓底了嗓門，繼續道：“老聶又講：‘她要是美人，閉月羞花，也行。英雄愛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難抑嘛！可她什麼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輕的時候，就有過這種事。一次她徹夜不歸，我知道人在哪裡。早晨六點，我去了那位詩人的家。推開門一看，倆人睡在了一頭。我沒叫醒他們，輕輕地把門帶上，走了，讓他倆睡吧。那時是因為年輕，可現在是因為什麼？是因為我坐了大牢，判了無期？老朱，你這個當法官的，能解釋給我聽嗎？’老聶越講越激憤，他又對我們說：‘現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種關係了。’我和陳大姐聽不大懂，便問：‘這剩下的一種關係是指什麼？’老聶瞪大眼睛，說：‘金錢關係呀！還能是別的？我再告訴你們——我死以前，會把自己所有的稿費、存款都交了黨費。一分不留。’”

母親臉色慘戚，激動得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待情緒平靜後，母親對朱靜芳說：“解放前他們的婚姻就出現過裂痕，紺弩想離婚。周穎把事情告到鄧穎超那裡，紺弩受了周恩來的批評。這件事後來一直影響着周公對紺弩的看法。沒想到哇！他們夫妻頭髮白了，卻又起波瀾。”最後，朱靜芳告訴母親：“老聶反覆念叨的一句話是——‘我知道女兒為什麼自殺了，我也知道那個遺囑的含義了。’”

在經過了人生的艱難與慘厲，在體味了反人性的誣陷和背棄之後，聶紺弩帶着內心深處的荒涼，帶着任何人都無法解救的寂寞，帶着最隱秘的生活體驗，終日寫作、抽煙，埋頭讀書、沉思。他以文學為精神方向，以寫作為生存方式繼續活下去，有如一葉孤帆遠離喧囂的港灣，駛向蒼茫大海。聶紺弩的晚年生活，簡樸，簡單，簡潔，以至簡陋。與合得來的朋友聊天、對弈，唱和，便是他的樂趣。人雖無大恙，卻精神疲瘁，所以，寫和讀大半在床頭。後來，他連提筆的精神也沒有了，便找了個人口述。還對記錄者說：“稿費歸你。”

我曾問：“聶伯伯，你現在喜愛什麼？”

“我愛金聖歎。”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誰都不愛。”說這話的時候，他眼神堅定，口氣決絕。

晚年的聶紺弩在談論《金瓶梅》的時候，反覆強調：從歷史上看，靈肉一致的夫婦是極為稀有的。“即使對家庭夫妻間靈肉一致的關係，有人覺醒了，卻少實現”。“家庭底事有煩憂？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這是聶紺弩為“寶玉與黛玉”題詩中的前四句。詩是對《紅樓夢》風物情思的詠嘆，但一番人生經歷後詩人內心之沉痛卻也盡蘊筆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關係了，因為愛是一種極其複雜的東西，有時愛裡面就藏着恨。我認識到這一點，方覺自己比較理解了聶紺弩後期創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憤、冷刻。

一天，我去吳祖光家閒坐，聊起了聶紺弩夫婦。

吳祖光說：“周穎和聶紺弩是模範夫妻。”

我說：“據我所知，情況好像不是這樣。”

吳祖光表情嚴肅、語氣直截地說：“詒和，他們就是模範夫妻。”

我回家翻開聶紺弩的詩集，細讀。他患難時期寫的許多贈周婆（穎）的詩，詩好，感情深。我很迷茫，心想：大概夫妻之間可以是時愛時恨，且愛且恨的。從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議論或提及聶紺弩的家庭生活。

春發，夏繁，秋肅，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獄後的聶紺弩其生命年輪和心理歷程都到了秋冬時分。但他的文學之樹卻無黃葉飄零，聲譽也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雲之志，但逆境卻使聶紺弩光華四射，詩作不斷，文章不絕，他的詩集、文集陸續出版。從剛開始的油印本到後來的香港本，聶紺弩都要送給母親和我。如《南山草》、《三草》、《中國古典小說論集》等等。每本書的扉頁上寫着：“贈健生大姐，紺弩。”、“贈詒和侄女，紺弩”。每本贈書，都是托請他的好友陳鳳兮送來。

（19）3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鳳兮是《北京日報》的老編輯，汕頭人，華僑出身，秀麗而優雅，曾做過何香凝的秘書。她的丈夫金滿城，法國留學生，曾與陳毅“桃園三結義”，解放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譯，和聶紺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劃為右派。金滿城去世後，陳鳳兮60歲學箏，70歲練書法，80歲習繪畫。如此超凡脫俗、雅趣無窮的人生態度，令聶紺弩欣羨不已，故他們往來密切。聶紺弩每有新作，必請陳鳳兮過目。詩作的集結，也滲透着陳鳳兮心血。難怪母親嘆道：“看着老聶和陳大姐的往來，就像在看一首詩。”

陳鳳兮是聶紺弩的密友。她去聶家一般是在近午時分，聊上一陣，便會從草籃子裡取出自製的沙拉，紅菜湯，烤蝦或烤豬排，黃油，果醬，切片麵包，半瓶“中國紅”……讓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頓西餐。

在湯菜的香味和熱氣里，滿面笑容的聶紺弩談興甚濃。談笑間，胃口很差的聶紺弩不知不覺地會把東西吃光。在陳鳳兮收拾好餐具、擦淨飯桌之後，聶紺弩一定和她對奕，下圍棋。時間富裕的話，走兩盤；時間不多，就下一盤。

（19）82年初，《散宜生詩》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聶紺弩立即托陳鳳兮送來詩集。母親奇怪地問：“老聶怎麼送我三本？”陳鳳兮笑道：“老聶把書遞給我的時候，周穎也問：‘你怎麼拿三本出來？”人家老聶說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難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獄這麼長的時間裡，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來，都要帶上一條肥魚做給我吃。我吃了他那麼多的魚，就不該送小柴小寧（我的姐姐）一本嗎？’”我不懂什麼叫散宜生？問陳風兮。陳鳳兮說：“我也不太懂。可老聶說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個大臣的名字，紺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兩個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狀態。”

我覺得聶紺弩是個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屬於張伯駒那種文人墨客的散淡從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終關注着國家、社會。就是押在大牢，也從未放這種棄關注。聶紺弩去世之前，給《人民日報》寫的一篇雜文是對 “盲流”現象的議論：擔心農民進城后土地被荒蕪，憂慮進城後的農民沒有房子住。既憂患於生存，更憂患於靈魂——他的詩作所具有的真實而深刻的品質，源於此。他的憤悱及怨謗，也源於此。《散宜生詩》很快轟動了文壇，文學界興奮，批評家頌揚。頌揚之語傳到聶紺弩耳朵里，他笑笑罷了。

一天，某知名度頗高的作家讀了詩集後，登門拜訪。寒暄了幾句，便談起了“散宜生”，遂問：“老聶，拜讀大作，佩服之至。不過我還想問問，你是怎麼找到喬木，請他作序的？”霎時間急雨驟至，黑雲飛揚。

忿極的聶紺弩倚案而立，怒氣衝口而出，厲聲切齒道：“媽的個B，我的書本來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壞了！”主人盛怒，令難堪的來客默然而退。聶紺弩愈到晚近，其剛烈之氣愈為顯揚，他對腐朽、污穢、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與憤怒。說句公道話，懂詩也寫詩的胡喬木是打心眼兒里欣賞聶紺弩的。

“作者以熱血和微笑留給我們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史詩上獨一無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詩·序》裡的這段話，足以說明問題。今天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大概沒有誰能寫出這樣的詩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