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浩平反以後，分了房子結了婚，結束了流浪漢生活，人事關係調到了中國電影家協會。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數越來越少。母親雖然惦念，但心裡是高興的。1983年的冬天，一個大清早兒，戴浩突然不請自來。

幾句寒暄之後，母親問：“你今天大老遠地跑來，該是有什麼事吧？”戴浩笑笑，老臉上竟泛出羞澀，卻不開口。

“你婚也結了，和蘇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過得還好吧？”

“還好，只是從前流浪慣了，現在被看管起來，還真不習慣哪！”

“那你還有什麼要緊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辦理之前，我必須求得你的諒解。”戴浩說這話的時候，神情有些侷促。

“什麼事？”母親不由得也跟着緊張起來。

“入黨。”

“共產黨？”

“我的李大姐，當然是入共產黨啦。如果是加入周穎的國民黨（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個農工黨，我還需要求得什麼諒解呢？”

母親滿臉驚詫。

我忍不住大笑，說：“戴叔，你把頭髮向左分了二十三載（反右前戴浩頭髮是向右分縫，自劃右第二日始，頭髮向左分）才讓人家識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話，不想惹得他臉紅到脖梗兒。

母親不再說什麼了，一個勁兒地轉悠，不停地遞煙送水。

我又接着說：“戴叔，你知道現在的群眾私下裡，對入黨的人說些什麼嗎？”

“說什麼？”

“某人入黨了，咱們群眾隊伍又純潔多了。”

戴浩從沙發上站起來，讓母親和我坐下後，鄭重其事地說：“不是我主動要入的，夏衍跟我談了好幾次，他有個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決組織問題。”

“也包括吳祖光？”我問。

“也包括。”戴浩點點頭。

“不可思議——”我還想再往下說，母親用眼神制止了我。

戴浩吃了不少茶點後，說：“李大姐，我吃點心，把它當作午飯了。因為這事我還要告訴老聶。”他去了。

母親揣測：聶紺弩不會說出什麼“好聽”的。

果然。聶紺弩在弄清了戴浩的來意後，激動異常，高聲說：“這個黨你想進去，我正想出來呢！當年，我要是知道共產黨是今天這個樣子，我決不會參加的，它簡直比國民黨還糟糕。五十年來，共產黨一直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其實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產黨自己。因為所有的錯事、壞事、骯髒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義和‘正確’的姿態做出來的，可憐中國的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觀，而是失望。時至今日，我還沒有看到共產黨內部出現能夠承擔改造自身的力量。現在提出的任務是現代化，其實，外面是現代的，裡面是封建的，專制體制沒有變化。上層是現代的，下層是古代的，老百姓還是鋤頭老牛。這些，如果不加以徹底改變，這個共產黨只能推倒重來。也許還不用別人推倒。一黨專權，官僚體制，山頭宗派，思想鉗制，享樂腐敗，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帶關係，虛報浮誇等等，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搞來搞去，自己就倒了；鬧來鬧去，鬧到亡國為止。”戴浩一再向他解釋，說自己心裡全明白。聶紺弩卻說：“在我們這個國度，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現實了。浩子，你可真是個現實主義者呀。”戴浩曾對我說：個性是老聶的文風、詩骨，也是的他力量。但是我覺得，聶紺弩的火氣不單屬於個性問題。他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個知識分子社會文化批判的堅韌和敏銳，使思想擺脫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軌道，並開始了自由的吟唱，這正體現出聶紺弩的見解有着穿越時間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而那些眼下看來極具現實意義的人和事，將很快消失在沒有意義的背景里。

自聶紺弩出獄後，每逢他的生日（夏曆除夕），母親和陳鳳兮、朱靜芳都要去做壽，來客帶去許多吃的。大家高高興興，邊吃邊聊，一呆就是大半日。這一天的聶紺弩也梳理得清清爽爽，穿得乾乾淨淨，臉上洋溢着淺淺的笑容。如果我的姐夫沒來的話，他就要宣布：“今天你們吃不到好魚啦！”隨後，趕緊補充一句：“但我有好酒，請老大姐喝。”除了這幾位老大姐，鍾敬文夫婦、陳邇冬夫婦和戴浩也是必來的。沒幾年，母親便漸漸感覺到周穎不大願意老大姐們去看望聶紺弩和祝壽了。

一次，南方朋友帶來上等的活螃蟹，母親連忙給周穎打電話，興奮地說：“我明天去你家，給紺弩送去最好、最肥的活螃蟹。”那邊傳來的話是：“我們老聶不愛吃。”連句道謝的客氣話也沒有。母親被“噎”得半晌說不出話，坐在沙發上直發愣。她當即決定第二天請陳鳳兮、朱靜芳來家聚會，一起吃螃蟹。住在三里屯的陳鳳兮，早早地來了。兩人坐定，母親便把昨天電話遭“噎“的事告訴了她，並說：“我怎麼覺得周穎的思想意識不大健康呢？好像很不願意我們同紺弩往來。”陳鳳兮一把抓住母親的手，說：“李大姐，一簍螃蟹讓你察覺到了周穎的變化，我可是早領教了。我去看紺弩，她臉色就不好；老聶叫我去，她氣色也不好，真是奇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我現在也是儘量少去。老聶找我下棋，我順便做些湯、菜帶去。看他吃得那麼香，心裡真難過。”這一年，臨近聶紺弩生日。周穎打來電話說：“李大姐，最近我們老聶的身體不大好，生日就不過了，你們也就不必來了。”

後來，陳鳳兮約了另外幾個老大姐，準備一起去看看聶紺弩，也被周穎藉故推掉。一向溫良忍讓的母親，憤憤地說：“受苦的日子過去了，我們也沒有什麼使用價值了。周穎大概覺得我們配不上與大作家往來了。”

母親是個有決斷的人。她不再去聶家。後來，母親索性與周穎也斷了聯繫。過了一段時間，周穎突然打來電話，說：“我們老聶很想念李大姐。”母親把電話給了我，說：“問周穎有什麼事，告訴你就行了。”

沒過多久，周穎親自登門，雙手握拳做作揖狀。說：“李大姐，我是特地向你道歉來了。老聶對我大發脾氣，質問我，那幾個大姐怎麼都不來了？是你搞的鬼，不讓她們來的吧？你不要這些朋友，我要這些朋友。你馬上給我到永安里去向李大姐道歉。說我對不住她。再拿些錢出來，請李大姐、鳳兮、老朱和小愚吃飯，算我請的。要找最好的西餐館。”發怒的聶紺弩着實嚇壞了周穎，便直奔我家。母親答應她，去吃西餐。

一周后，我們聚會在西單民族飯店的西餐廳。周穎站在大門口，親自迎接客人。點菜的時候，氣質高貴的陳鳳兮接過菜單，專找好的挑。她偷偷地對母親說：“菜點得再貴，錢也化不完。要化少了，周穎回去一說，肯定還要挨罵。”席前佳餚飄香，座客笑語譁然。愉快的老大姐們個個興奮，每個人都喝了酒。那是北京的十月，樹上還沒有一片落葉，些微的黃色點綴在夏季的老綠之中，它預示着秋日的來臨。陽光和煦，涼雲掠地，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日子。母親的臉紅紅的，和陳鳳兮手挽手出了大堂。她倆讓周穎帶話給聶紺弩，說：“我們吃得很舒服，很滿意。”

1982年夏曆除夕，是聶紺弩虛歲八十，俗話說：做（壽）九不做十。我和母親由於先要到崇文門新僑飯店拿上預先訂製好的大蛋糕，所以趕到聶家的時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親走到聶紺弩的房間，發現有個生面孔坐在那裡。母親朝“生面孔”點個頭，便對聶紺弩說：“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樂。”說罷，轉身來到周穎的房間，坐下。房間的一角已經堆着許多蛋糕。

我悄聲問母親：“那個人是誰？”

母親白了我一眼，沒好氣兒的說：“舒蕪。”

舒蕪就是他！天哪，從五十年代初我的父親贍養他的親舅以來的數十載，這個名字我可是聽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剛才沒瞧清楚，我真想再進去看看。

隨即聶紺弩跟了進來，對母親說：“李大姐，你先在這裡休息，我等一下就過來。”

誰知不到一刻鐘的工夫，陳邇冬夫婦、鍾敬文夫婦就挪了過來，再加上個老頑童戴浩，我們這間小屋擠得熱氣騰騰。後來，舒蕪走了。我歡呼着跑到了聶紺弩的房間，大叫：“給聶伯伯拜壽啦！”

母親拉着周穎的手，讓她挨着聶紺弩坐好。對我說：“給老壽星拜壽，也要給老壽婆拜壽呀！”

聚會持續到下午三點來鍾，大家陸續散去。母親和我是最後離去的客人。

1983年夏曆除夕，是聶紺弩的八十歲生日，正日子。周穎事先說了：去年大家作過了八十壽，今年不做了。

生日的清晨，聶紺弩早飯吃罷，沒有象以往那樣朝床上一躺。他對周穎說：“你把寫字檯給我收拾出來。”

又讓她找出宣紙。

“你要寫什麼？”周穎問。

“寫詩。”

“送給誰？”

“虛度八十，來日無多。我今天要給三個大姐各抄一首詩留做紀念。”

子曰學而時習之，至今七十幾年時。南洋群島波翻筆，北大荒原雪壓詩。

猶是太公垂釣日，早非亞子獻章時。平生自省無他短，短在庸凡老姐知。

這首詩原是題為《八十》三首中的頭篇，聶紺弩將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凡老始知”改為“短在庸凡老姐知”，即為贈詩。手跡裝在牛皮紙大信封里，由陳鳳兮送來的，她對母親說：“我和老朱也有同樣的一篇。”

詩寫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母親看了又看，讀了又讀，對我說：“去配個鏡框來，我要掛在自己的房間。”直到母親永遠合上雙眼，《八十·贈李大姐》仍高懸於壁。

此後的兩、三年時間裡，周穎也多次打來電話，不過均與聶紺弩無關，是請母親疏通醫院關係給她的朋友看病。母親說：“周大姐，對不住，現在的醫院我一個人都不認識了。”在此期間，周穎把家搬到了勁松一區111號樓。1986年聶紺弩病逝，母親是從《光明日報》上得知這個消息的。她在等，等周穎寄來訃告和參加追悼會的通知。一天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上班，時近中午看見了剛進門的老院長張庚先生。司機告訴我，他剛參加完追悼會，情緒不好。

我心內一驚，問：“誰的追悼會？”

答：“一個叫聶紺弩的人。”

回家後，吃罷午飯。我把這個消息告訴給母親，母親的眼圈立刻紅了。

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親像是自語，又像在對我說：“紺弩去了，我和周穎的關繫到此結束。”但母親對聶紺弩的死，仍難釋懷。她問陳鳳兮。陳鳳兮說，自己什麼也不知道。再問朱靜芳。朱靜芳說：老聶死的時候，有如平時靠臥在床頭看書、口述。所以，遺體彎得像一張弓，怎麼也弄不平了。

斯人寂寞，悠然去矣。

後來，在陳鳳兮家裡的寫字檯上，我看到聶紺弩的家鄉京山縣編輯出版的一本《聶紺弩還活着》的紀念集，書很厚實，約有三十多萬字。又聽說，京山縣府將一所中學命名為“紺弩中學”，將一條新修的馬路命名為“紺弩大道”。再又聽說，當地一家輕工機械公司買斷了馬路冠名權，“紺弩大道”改叫“輕機大道”了。

以後，母親聽民革的朋友說，周穎又搬家了，搬到民革中央新建的宿舍樓，四室一廳。房子好，面積大，地段也好，就在東黃城根大街民革中央辦公大樓的旁邊。母親嘆道：“紺弩沒住上這好房子。”我說：“聶伯伯未必肯搬去住。”母親吃驚地望着我。

在經歷許多死亡和背棄後，無父無母、無夫無後的我覺得自己比聶紺弩活着的時候，更加靠近了他，準確地說，是靠近了他的靈魂。魂兮飛揚，魄兮棲止。他的魂魄飄泊何所？不是新源里，也非八寶山，他坐臥和呼吸在屬於他自己、也屬於我們大家的文學篇章里。聶紺弩一生積澱了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中華民族經歷的所有血淚與艱辛，但歷史畢竟提供了客觀，時間最終顯示出公正。

2003年2月初稿於美國薩克拉門托市，6月修改於北京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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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釋⑴：聶紺弩（1903——1986）作家。筆名耳耶。1903年1月28日（夏曆除夕）生於湖北京山縣城。

縣立高小畢業。1922年任國民黨討伐北洋軍閥之“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部秘書處文書，同年到吉隆坡任運懷義學（小學）教員。1923年任緬甸仰光《覺民日報》、《緬甸晨報》編輯。1924年考入廣州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二期，參加國共合作的第一次東征，任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官。東征勝利後，1927年回廣州考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回國。1928年在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副主任。與周穎結為夫婦。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參加反日運動，離職逃往上海。1932年在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編輯上海《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得識魯迅。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任新四軍文化委員會委員兼秘書、編輯軍部刊物《抗敵》的文藝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戰士》主編。1940年任桂林《力報》副刊《新墾地》《野草》編輯。1945年、1946年任重慶《商務日報》、《新民報》副刊編輯，西南學院教授。建國後，歷任中南區文教委員會委員，香港《文匯報》總主筆，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主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1955 年因“胡風事件”牽連受到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開除黨籍，送北大荒勞動。1960年回北京，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25日以“現行反革命罪”關押，1974年由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為無期徒刑。1976年10月獲釋。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高級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無罪。4月7日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改正錯劃右派，恢復級別、工資、名譽。

恢復黨籍，當選為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一至第三屆理事、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1935年——1986年共出版語言文字、古典小說論文、散文、小說、雜文和新舊體詩歌31種。著有《紺弩小說集》、《紺弩散文》、《聶紺弩文集》、《散宜生詩》、《中國古典文學論集》。

注釋⑵：此句摘自《“聊齋志異“的思想性舉隅》一文。聶紺弩《蛇與塔》第143頁，1986年三聯書店出版。

注釋⑶：周穎（1909——1991）直隸（今河北）南宮人。1933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同年回國，參加反帝大同盟。曾創辦上海中國藝術供應社，任主任。1934年參加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會（後稱三民主主義同志聯合會）。後任重慶慈幼院保育主任、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工人福利社主任、香港九龍婦女聯誼會主席。

曾參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籌建工作。1948年到解放區，任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同年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後任郵電部勞動工資處處長，全國總工會執委，候補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組織部副部長、中央監委會副主席。是第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注釋⑷：小李，李世強，1948年生，北京人。1968年6 月前在鐵道部長辛店鐵路學校學習。1968年-1975年3月被關押，後無罪釋放。曾在北京木材廠工作。現經營三味書屋。

注釋⑸：包於軌，1903年2月21日生於北京，名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畢業。解放前曾在天津造幣廠任職，天津志達中學任教。在日偽安徽省府民政廳、天津市社會局任秘書。曾任國民黨熱河省民政廳、唐山市政府秘書，鞍山鋼鐵公司副管理師。解放後曾任北京市政協秘書，後調任北京市第六建築公司工作。

1957年申請離職。曾被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聘教書法。1971年7月26日病逝於山西稷山縣看守所。

注釋⑹：戴浩（1914——1986）湖北武漢人。早年入暨南大學，1936年參加進步電影工作，1939年到陝北公學學習。1941年在香港與友人組織“旅港劇人協會”，開展抗日宣傳。參加演出《馬門教授》、《霧重慶》、《北京人》。1945年受組織委派去東北接收“滿映”。1948年受北平地下黨城工部委派在北平執行任務。

建國後任華北影片公司經理，中國電影器材公司副經理，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業務處處長，北京電影製片廠製片主任。1980年調任中國影協組織聯絡部主任，中國影協名譽理事。198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注釋⑺：“幺女歸才美”——我系父母的幼女，故“幺女”即指我，那時我尚關押在四川監獄。

“閒官罷更清”——1958年母親被免去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北京市紅十字會會長等職務。

注釋⑻：見陳鳳兮《淚倩封神三眼流——哭紺弩》一文。

七律詩題為《驚聞海燕之變後又贈》：“願君越老越年輕，路越崎嶇越坦平。膝下全虛空母愛，心中不痛豈人情。方今世面多風雨，何止一家損罐瓶。稀古嫗翁相慰樂，非鰥未寡且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