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明顯高於李鴻章一籌

作者：XIANGREN，於 2003年8月26日。

《走向共和》以新的視角對晚清一段歷史進行了詮釋，對李鴻章先生等人給予了相
當程度的肯定，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人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之所以存在分歧，主要是因為對其品評的標準不同。對李鴻
章的評價問題亦復如此。然而，如果我們把同一時期的左宗棠和李鴻章兩位歷史人
物拿來進行橫向比較，就可以明顯地得出“左高李低”的結論，左宗棠明顯高於李
鴻章一籌，這也是筆者對左李兩人的基本看法。

1.國家與個人利益之取捨

對政治人物進行評價，首要的標準應是看他(她)如何在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權
衡取捨。

左宗棠和李鴻章都是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成為晚清兩位主要大臣。左宗棠去世以
後(左逝於1885年)，李鴻章成為了滿清朝廷的主要決策者之一，在較長的一段時間
內主持清廷的外交和軍事大政(李逝於1901年)。

左宗棠勇於向清廷承諾“一了百了”地解決新疆問題，體現了一個政治家敢於承擔
責任的可貴品質。在收復新疆問題上，他沒有給自己留下政治退路，將國家利益置
於首位。左宗棠抬棺西征，顯示出了自己堅定的決心。

而李鴻章則任勇不足，堅毅不沛，此即輸左一段。李相在國家臨危之時，考慮個人
利益過多。他把北洋水師當成自己個人的政治資本，不肯出手與日軍一搏，即為一
例。

對於一個國家，十位不願意承擔責任的大員尚不及一位勇於負責的大員管用。一旦
國家遇到重大挑戰，以國家利益為重的人才值得付以重擔和權力，左公正是這種棟
梁之才。

政治家在其位，須謀其政。李鴻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持清廷的外交和國防大政，
期間甲午戰敗，對朝主導權丟失，台灣被割，均深度涉入其中，李鴻章負有不可推
卸的個人責任。沒有理由將甲午之敗僅僅歸咎於清廷的體制。

2.戰略眼光之差異

當初左李兩位就“海防”與“塞防”問題發生爭執，即表明左的戰略判斷力要高李
一籌。

1875年，清廷“海防”“塞防”爭論之時，太平天國、捻軍以及陝甘回民起義雖均
遭失敗，但清廷亦元氣大傷。此時新疆已經全部丟失(各地已失控4年至11年不等)，
而日本圖謀台灣的陰謀並未得逞，因而清廷收復新疆為當務之急，“塞防”問題應
當排在首位。

其時清廷的陸軍經過連年征戰，戰鬥力較強。而新疆阿古柏集團為外來勢力，並與
俄國存在着矛盾，其主力也系俄軍陣前敗兵，加之白氏集團無心戀戰，是以左公大
膽西征，可謂知己知彼。

新疆戰事至1878年即告結束，僅耗時兩年。1881年初，清廷與俄簽約收回伊犁，完
全收復新疆，清廷的戰略環境有所好轉。此後，如果清廷打算對外採取“守勢”戰
略，則應同時重視陸軍和海軍；如果採取“攻勢”戰略，則應相對較為重視海軍。

北洋水師自1875年籌建以來，艦隊建設卓有成效，清廷實業建設也成果豐盛，李鴻
章位居首功。在和平時期，李鴻章固然“治國有方”，然而一旦面臨真正的歷史考
驗，李鴻章戰略眼光存在問題的嚴重性便顯露了出來，幾乎使李鴻章前功盡棄。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向清廷求援，清廷面臨着戰略選擇。
這是中國近代史中的一個歷史轉折點，也是清廷由所謂“中興”轉向衰落的關鍵誘
因。

如果清廷決定出兵朝鮮，那麼按照1885年中日《天津條約》“朝鮮如有重大事件，
清日兩國有同等派兵權”的約定，日本也可藉機向朝鮮出兵，因此中日兩國有可能
在朝鮮走向直接對抗。

清廷最終決定出兵朝鮮，李鴻章是主要操作者之一。既然如此，清廷陸軍和海軍就
應積極備戰，作好向日軍主動出擊的準備。但李鴻章對中日由此進入全面軍事對抗
的可能性估計不足，使清廷的軍事調度一直陷於被動之中。清軍打的是一場“無准
備之仗”。

朝鮮一役，清廷陸軍敗於日軍，戰火隨後蔓延至中國本土。李鴻章對日本行將出兵
朝鮮的戰略意圖判斷失誤，對清軍戰鬥力的估計也存在嚴重偏差，可謂既不知彼，
又不知己。

在這場中日對抗中，清廷陸軍之不濟暴露無遺，將領的軍事素養問題尤其突出。李
鴻章用人不善，對此負有很大的責任。事實上，正如某些論者所指出的，中日甲午
一戰，對清廷之敗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清廷陸軍之敗，而非北洋海軍之敗。

退一步說，其時清廷海軍建設已經有所建樹，國家臨危，就應大膽使用。黃海海戰
後，中日行將攤牌已很明顯，當北洋水師某將領提出要對日軍艦隊主動出擊時，李
相大加斥責道：“等以後日俄開戰時，我再帶你們去外海見見世面！”此後，北洋
水師迴避出海作戰，坐以待斃。權且不論李相是否私字當先，李相至少是決策失當
判斷失誤吧！

私意以為，論“知人善任”，李鴻章不及其師曾國藩；就“戰陣兵事”，李鴻章不
及同僚左宗棠。即使在太平天國時期，李鴻章也未曾經歷過像曾國藩那樣“一夕數
驚”的殘酷考驗。李鴻章長於實業，短於戰略謀劃，前者使清廷洋務運動卓有所成，
後者最終給清廷帶來了災難，並使李相自己遺恨終生。

筆者曾經參觀過李鴻章先生與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Bismarck)的合影照片，那
是1896年李鴻章以“欽差頭等出使大臣”的身份赴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
禮後，又赴德、法等國訪問時，特意對俾斯麥的一場拜會中的留影。

照片上李相的腰杆已經不再挺拔，拄着拐杖的手也顯得有些吃力。據介紹，在訪談
中，李鴻章告訴時已下台的俾斯麥：“有人恭維我是‘東方俾斯麥’”，有英雄相
惜之意。然而俾斯麥卻回答說：“你是‘東方俾斯麥’，我自己卻難望得到‘歐洲
李鴻章’的稱號。”俾斯麥或許話中有話，因為此前一年，李鴻章在甲午之敗後曾
經赴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俾斯麥大概認為自己是不會幹出這樣的事
情的，因此不會以獲稱“歐洲李鴻章”而自豪。李鴻章先生流露出的對一代名相俾
斯麥的欽佩之情，分明道出了自己心中何嘗不也曾壯志凌雲，抑或依舊老驥伏櫪？

3.個人政治取向和廉守

左李兩位都是崇尚“學以致用”的官員。清廷實業發展卓有成效，左有功勞，李之
功勞更大，他是洋務運動的中堅。

左公的從政經歷很多與“經世”“濟民”相關。曾國藩先生攻克南京後所辦的第一
件大事是重建考棚，準備江蘇鄉試，為“平定太平天國”這一“教派戰爭”作點綴。
而左宗棠攻克杭州後所辦的第一件大事則是賑災和修理海塘。兩人政治取向之異，
十分明顯。

1866年，左上疏奏請設局監造輪船，獲准試行，一年後，福州船政局（亦即馬尾船
政局）正式成立，成為清廷第一個新式造船廠。左在陝甘總督任內，創辦了蘭州制
造局和甘肅織呢總局，後者為清廷第一個機器紡織廠。左公收復新疆後，花費了很
大的精力推行屯墾戍邊政策，其功績遺澤至今。

關於左宗棠的政治取向，左本人也曾有過生動的表露。左公只考取過舉人，沒有中
過進士，平常引為憾事。左公以閩浙總督身份調任陝甘時，北上路過九江，九江官
僚王某作陪。一日，左公問王：“進士好？還是舉人好？”王某答道：“舉人好。”
左公忙問：“何以舉人好？”王某續答：“中進士後，如為翰林，須致力於詩賦、
小楷；即為部曹、知縣，亦各有所事，無暇以治實學。舉人則用志不紛，於講究經
濟( 經世濟民 )最宜；且屢次公車，覽名山大川，足以恢宏志氣；歷都邑形勝，足
以增廣見聞。故舉人較進士為好。”左公含笑稱善。此後，左公曾經向同僚們談及：
九江官場中，以王某最為優秀。

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卓有成就，值得肯定。 在太平軍天國時期，李即創辦了清廷第
一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稍後，李鴻章督辦創立了招商局輪船公司和電
報公司。在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下，洋務派創辦了清廷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
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和第一支海軍艦隊等。李鴻章為清廷實業作
出了巨大貢獻，他是洋務運動的中堅。

但李鴻章同時又是一個樂於與孔方為伍之人。洋務要員容閎曾稱，李中堂“絕命時
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今人雖難以對其一一考證，但時人傳言的“宰相合肥
天下瘦”，怕是並非空穴來風。民言如此，國家凝聚力從何而來？筆者記得曾國藩
的湘軍士兵每人每月軍餉為4兩銀子，可以養活其一家人。

而左公兩袖清風，朝野共知。左宗棠在陝甘任上時，也曾有人向朝廷告狀，參其經
濟問題。後來清廷查證並無其事，倒是反而將左公的廉潔名聲傳揚了出去，致有慈
禧太后“以後不參左”的明示。

1974年，位於湖南長沙的左宗棠墓被刁民所盜，棺內了無財物，盜賊憤而將左公遺
體置之棺外而去，後幸得鄰農復葬之，烏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