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學美國，反思北大 --- 美國亞洲文化學院 艾蓓達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講和寫；第二件事，是如何讀文獻；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個自由的人。回過頭來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麼？
我嚮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學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慶之際，很有一些感觸。據我的觀察，北大的畢業生談起母校來，總是以調侃批評為主；而清華、科大的畢業生談起母校來，總是以讚美為主。北大百年校慶之際，眾多的校友已經唱了不少讚美北大的頌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會堂大大地張揚風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惡人，品評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維繼母校長久以來的自由和批判的傳統。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
我想從教學和科研兩個方面談一下我個人的體會。
在北大學的課，不可謂不深不難。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讀中渡過的。我念書的那幾年，讀書仍舊是校園裡的頭等大事，入校時本系的畢業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績挑選。北大理科本科的課程，差不多已經是美國研究生的課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門課程如高等量子力學，可能連美國名牌大學中某些專業的物理教授都沒學過。所以北大的本科畢業生到美國念研究生和考試，並不費力氣。可能是基於同樣原因，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念研究生課程並不費勁，因此而自傲並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幾年裡，我對科學的經驗只是考試和做題，不要說沒有學到如何做科研，聽過多少科學報告，就是如何查文獻也基本沒有學過。有外賓的科學報告總有把門的，大四以前根本沒有資格進資料室。順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獻大多是盜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導師不簽字，研究生連複印機使用不成；從圖書館借英文科技書一般都是精裝舊板，署着“燕京大學”的名，被同學們戲稱為“珍本善本科技書”。現在北大似乎建了許多華貴的新樓，我但願新瓶裝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一件事，便是學習基本的講和寫。
語言的聽和寫其實不是主要的問題，語言的內容才是主要的問題。我們大陸留學生說話，總有《人民日報》的底子，哪怕說點兒簡單普通的事，也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弄點什麼理論來打底充氣。所以在美國，搞文科的學“後現代”那幾套最輕車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師，愛在芸芸學子面前，將科學講得高深莫測，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參考書也是攀比的題目之一。實驗課也是涵蓋得越多越好，哪怕學生們其實是在機械地照單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動活潑的美國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學實驗，中國的普通物理一上來便是抽象的教條，既象《易經》又象《聖經》。我在美國，才學會如何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講和寫得簡單易懂，領略到科學的精神其實就是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表述得簡單易懂。不信你便去聽聽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學報告，再去聽聽研究生的資格口試，一定前者易後者難。可能，講和寫的方式便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精神，我們的老祖宗們便喜歡引經據點地把簡單的想法複雜化和神秘化。同樣是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中國的“陰陽五行說”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說”要艱深博大得多。
不僅說話不同，學習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講，北大的專業課程總是很難的，老師課堂上往往一句廢話也沒有，同學們下課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業，學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試成績來定。不僅學生如此，老師也是如此。在國內參加科學報告時，我經常看到老師們如眾星捧月般簇擁着科學名人，幾次看見因為一個不深入的提問，台下問的人灰溜溜地無地自容，台上講的人趾高氣揚地不屑一顧。偶爾聽到老師談老師，也是某某於某年某日向某個名人問了某個愚蠢的問題，或者是某某曾受到過某位名人的讚賞。一切有點象武俠小說里高手對掌，一口氣喘不對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專業上沉默是金；偶爾一開口，也一定要點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幾年裡，能聽到的科學報告很少，倒是關於氣功的講座很多。總之，北大在做學問上，“認真”和“寬容”調和得並不好；學生和老師，在科學的領域裡，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國上課，便要輕鬆得多。課堂上有問有答，老師如魚得水，學生妙語連珠，彼此湯姆、彼德地稱兄道弟。即使是荒誕不經的問題，老師也要藉機引申一番。的確，科學上有什麼是壞的問題嗎？我們如果讓中國的“杞人”一直憂下去，不怕他憂變了天——中國便可能是牛頓的故鄉和愛因斯坦的故鄉。美國學生一般沒有中國學生知道得多，問的問題也天真；但好的學生往往能問出好問題，讓老師大大地引申一番興奮一場。和好的美國學生一起上課，仿佛是在看別人在做有趣的猜謎遊戲，自己因為預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觀，心中充滿懊惱和羨慕。美國學生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十分熱愛自己的專業，比如學生物的從小便做野外觀測，案頭常常放有自己幼時親手采來的標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舊業；學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頭一無所有依然熱忱不減。而決定中國學生所學專業的其實是高考分數和畢業分配，所以中國留學生們在這裡一有風吹草動便紛紛跳槽轉業。也許過多的知識讓我們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學上的童貞和熱情。現在，看看國內教育更加起勁地製造小天才和小專家，我但願中國未來的人才別個個都是小老頭了。當然，美國並非到處如此，一般工學院的課堂風格便比較近似於國內。可能，這也正是美國工業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學院科班出身的人並不多。總之，這種培訓式的教育嚴格訓練出來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懇有用“成名”的挺多，開闢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國聽名人演講也是如此。名人孤單地來，孤單地去。並不因他有名，台下問問題的人便顯出膽怯。在美國，自由的含義之一便是尊重每個個體，哪怕他是多麼默默無聞。相反，在中國做個孤獨的普通人，是最危險和最寂寞的。一個人稍微在某件事上與眾不同一點，便可引禍上身。我們老祖宗的智慧，便是儘量消滅自己的個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國近代史上運動來運動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懼而跟着形勢走。在中國做學問，也要依附成理；大學各系裡的老師往往都是本校本系畢業的同門，學術上以校為派。在美國學界，年輕人總想獨樹一幟，弄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來玩玩。留校教書被當做“近親結婚”而被人不齒。熱愛自由的人說起話來，當然少有顧忌而充滿個性，即使說的是科學上的術語。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讀文獻。
中國式的讀書最適合用來讀課本和考科舉。書中的每一條都是真理、因為每一條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傳下來的讀書方法是：讀書要以書為主，掌握了一個“正確”的理論體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象武俠小說里的真功夫，都在“秘籍”里一般。迷信理論體系，也是我們中國的特色之一。我們幾千年曾捧着孔孟之道不放，孔孟不行了，便去找其它的主義；找到了馬列主義，便當做救國的真理；後來又去弄民族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類玄學。“現代化”便意味着當官的都要去弄文憑。辨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被官方奉為學科學的指南，反過來大學裡同學們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采和薩特的理論體系，把它們當作“救國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在北大，“科學”是被當做“真理”來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科學”是被當做“技術”的工具來看的。而“技術”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點成果，甚至是抄襲照搬引進別人的，也要和政治聯繫上、和民族的尊嚴聯繫上。
而林林總總的科學文獻中，有對的，有錯的，所以讀科學文獻，要懷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論事、和要旁敲側擊——要“不信邪”，要以“我”為主。美國的研究生課程中，讀文獻才是重頭。發展快一點的學科，如生物，研究生課程常常沒有教科書，只有文獻，甚至於象聽科學報告一樣，十幾位老師輪流傳，每個老師講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頭痛的文獻。美國教育體制似乎並不在乎給學生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在乎給學生一個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談主義，多談問題”。我因轉學生物物理而旁聽了一年的遺傳學，就是這種風格；第二年正式選課時，發現內容已經有了許多更新，文獻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師還要故意給學生指定“牛屎”文章請學生分析，讓學生上上大當，讓我們明白即使是科學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謊的地方。遇到問題，美國學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圖像”——想想已知的事實的前後順序，而不是像我們中國人那樣開始一頭扎進理論體系，或是象俄國人那樣開始解方程式。在美國，一個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項目，還要會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為什麼要做這個項目，並能放眼未來。而一個研究生如果只被動地讀導師指定的文獻，他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最多只能成為一個科學上勤勤懇懇的跟屁蟲。可惜，讀文獻的意識在我們中國留學生中並不十分強烈，許多人一說便是個人手頭的項目做得有多好，但對其它人在做什麼卻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學”不是從理論體系開始的，而是從事實和信息開始的；人與理論體系的關係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論體系、而不是象在中國那樣理論體系一直在玩人人。我這裡並不是說理論體系在科學上不重要，而是說理論體系不應管得過寬過細，成為獨裁人的思想的東西。在西方，“真理”是被當做“科學”來看的。半個多世紀以後，我終於理解了北大老校長胡適忠告要“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苦衷。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個自由的人。
記得在北大參加“草地沙龍”時，那時北大學生對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義便是：一、要上政治課；二、晚上要熄燈；三、早晨聽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時……在美國幾年後，我對自由的理解完全變了，自由不是無法無天、隨心所欲、或是御風而游、心馳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義務、責任、尊嚴、尊重、法治、平等、和社會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種個人的狀態，自由其實是一種社會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覺得國內的教學是在培養科學上的奴僕門徒。那麼國內的科學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個很有天賦的同學，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學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抱怨老師管得太嚴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當研究生簡直就是在當計算器和儀器的按鈕。對學生的不尊重發展到這樣的一種程度：個別老師在做關鍵的研究實驗時，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請到門外站着。不僅當學生的沒有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尊嚴，當老師的也沒有；小小的名氣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礎，四十多歲頭髮都斑白了還被叫做“小某”、還要去給別人當助手，連獨立開課也不被允許。
與此相比，在美國立志從事科學研究的中國留學生便要幸運得多，一上來便能挑大梁，兩年以內便在最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樣的中國人，在海外噹噹響，在國內窩窩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國的研究生導師一般只給學生提供錢和給項目上開個頭，其它由學生自己去闖去做。學生遇到問題，老師給出點子和打氣。學生做不下去了，老師幫忙轉向。學生和老師是十分平等的。有幾次我和導師有學術上的分岐，兩人拍着桌子對吵——我的導師平時是一個非常溫文和藹的人，也是學術上一個方面的權威——如果導師見的確說服不了我，便與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會不會損壞儀器、浪費過多的經費和耗費過多的時間，然後讓我自己去試去體會。果然有一半時間上我最終明白導師的意見是對的，但是也有一半時間上我能嚮導師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導師這時便很是高興，認為我為項目帶來了突破。幾年以來，我與導師既有爭論的時候，也有共同慶賀的時候，導師真心地希望我能超過他，師生的情感日篤。美國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見的人，更看重能堅持正確己見的人。
當然，導師和學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本系與我同屆有一位中國學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論文的課題，但他的導師不讓他馬上畢業，阻撓、並在他的論文答辯上使壞。該同學一狀告到學校，結果不僅他順利畢業、由系主任推薦找到了不錯的博士後，而且他三年來的成果屬於他個人、而與他的導師不再有關聯。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會公正。表面上“金錢至上”的美國社會有《反壟斷法》和《遺產法》等限制個人財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為了保障個別人的影響力不過度地干涉到社會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數民族可能擁有更多的個人權利，美國的新聞也更加關注社會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講，美國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在一個地方呆得不痛快，大可換一個地方繼續干。所以，我認為北大校友盧剛幾年前槍殺導師和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全體並殺及無辜的行為，既是卑鄙的和殘忍的殺人犯行為，又是對“自由”的完全無知——而不是象網上某些自封的“愛國狂”所說的那樣是個“自衛”的“愛國”的行動：因為他殺了不認同他的美國白人。自由更加重視個人的尊嚴和個人的責任。
我國司馬遷在偉大的《史記》裡，為重信義、一諾千金的人專門做了一篇《刺客遊俠列傳》。反過來看，幾千年封建獨裁之後，在中國做重信義、一諾千金的人，便如做刺客一般。解放以來，中國有那麼多的民族苦難和政治運動，敢於仗義直言的人是那麼少，他們和他們家人的結局一般比三千年以前戰國時代的刺客更加悲慘；相反，隨波逐流落井下石迫害他人的人是那麼眾多。在我，剛上學便開始學寫“在馬路上揀了五分錢”、“給軍屬李奶奶挑水”式的日記，寫過無數的決心書和誓言，批判過無數一無所知的人和事，背誦過無窮無盡的政治答題。統治者的心態，是即使不能給年輕人洗腦，也是要把他們變成不敢說實話和負責任的膽怯的小騙子——對於習慣撒謊的靈魂們，重信義、看事實、定量辦事的個人，便如刺客一般；按塞萬提斯的說法：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膽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因為他們不會武功不是主教也就不必去想着打抱不平。
所以我們一旦到了一個自由的世界裡，應該檢討一下個人靈魂深處撒謊的習慣。我到美國的第一個震驚，便是美國人對“撒謊者”的極度鄙視。個人的言行一致、前後一貫，是美國老百姓判斷一個人的“試金石”。幾年以後，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對許多同胞的辦事方法實在不敢恭維。比如這幾年國內的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成績越來越高，許多人便另闢蹊徑，給教授寫決心書式的自薦信，言辭誠懇、聲情並茂；並千方百計找到在這裡素不相識的校友做聯繫人；其實一面已經在暗中着手轉校和轉專業；來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蹤，把系裡和恩師急得團團轉——以為出了什麼刑事案件；其人千里之外打個電話過來讓聯繫人去給他擦屁股和郵寄行李，苦勸之下也絕不給系裡和恩師打個電話說明情況和給聯繫人留個電話號碼。言而無信過河拆橋，這樣做其實很傷人心，許多教授已經立誓不從中國大陸招研究生，一些系開始象防賊一樣地防大陸來的留學生，老生再也不願給新生做聯繫人。其實在美國，轉校和換專業是天經地義、受法律和校規保障的。許多人這樣做的小算盤，只是多拿一、兩個月資助。撒謊的習慣，也被一些人帶到科學研究里。有些人對於導師的所有要求，一概滿口答應，下來便造數據和程序輸出，從並不工作的儀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結果，仿佛是在國內做學生實驗一般。在民主的社會裡，真正的自由是無法“法定”的，多數自由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默契。而撒謊的人是無法讓別人信任的，我們不尊重自由的結果將是做為整體地失去部份自由。我個人有時覺得在美國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別人在內心深處當做說謊的種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為過去的歷史事件負怎樣的責任。不錯，北大也許是中國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麼。從北大發起的歷次政治運動，幾次改變了中國的歷史。歷次要求民主與自由的政治運動里，衝鋒陷陣的都是年輕的學生。而當你一旦看到這些運動的領導者，都是一些剛上大學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這些運動非理性的特徵和悲劇的結局。北大的中年老師們曾一再向學生們灌輸民主與自由好的理念，風雨既來，他們怕受連累連“幕後”也不願當，只願自成一體高談闊論；風暴一來，紛紛去講學問做聰明人，使少數敢于堅持社會責任感的老師這樣突出和孤獨——所以我覺得北大的老師們並沒有盡到全部的歷史的責任。作為學生來講，在運動高潮自己對前途也迷茫，就不該再去號召老百姓們去做什麼，讓群眾去為自己鋪路和堵槍眼，把人民當作做政治實驗的小白鼠；北大的學生們也把歷史當成作戲，十分追求戲劇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丟開不管，對於歷史也是不夠負責任的。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我記得中國有一位受盡苦難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慶時，帶着對北大深深的敬意來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個高音沒有唱准，立刻引來台下一片噓哄之聲；我因恰巧坐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鏡後的淚水；不知有多少讀此文的北大校友還記着這一幕
所以有時我生氣地覺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熱與自由熱，不是出於對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於時尚的偏好。現在，坦率地說，我與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閡，因為他們一般不太看重我們八十年代這一批人視為基本人性的東西，而談得更多些中國人與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純粹民族主義立場上的“中華抱負”。幾年以來，在與“洋人”們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覺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眾生平等、世界應該大同。而我的許多同學和同胞，在這裡不讀書不看報也不與洋人交往，卻天天大肆批判別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
在北大時人人大談特談自由與民主，我們那一代的大學生大概個個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與自由的社會裡，大家往往熱衷於破壞與濫用民主與自由的體制。舉個例子來說，留學生一般都是自費生，拿Ｗ－２津貼，照理該交稅。但大家不交稅的辦法五花八門，理由也很多很充足：雖然我拿Ｗ－２津貼，但我認為這是獎學金不用交稅；美國反正錢多，不缺這一點；我已經交過稅了——我的科研比錢對美國更重要；我將來“要回去”，我應該從現在就享受公費生的待遇；美國反正花錢白養黑人西班牙人白人，為什麼不能白養幾個中國人；美國不是講人權嗎？它就應該講我的人權，養養我。聰明些的到中國城請人代辦偷稅。而中國留學生有了小孩卻要拿美國的社會福利，因為我們是在養“美國孩子”。有綠卡一定要拿，因為“美國需要我”。來探親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診室不要簽任何字，讓社會福利和教會出錢……其實，講“人權”的社會裡的許多好處，都是別人奉獻給你的，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開基礎上的“公益”二字。稅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監督下使用。也許分配製度不是盡善盡美，但對個人，它不僅提供了比獨裁更公平的機制，而且也給個人充分的抱怨修正的機會。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樣只會索取不奉獻，占便宜只嫌不多，那麼再好的社會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以惡度人”的態度，也被許多同胞用來看美國。美國人笨，做題和考試遠不如老子；我們偷稅、不講公德，不是也有美國人這麼幹嗎？美國人讓我們上學，不就是想將來靠着我們壓榨我們嗎？同胞們關起門來私談，說白人多是男盜女娼，稱黑人必叫黑鬼，但對任何對中國人的不利評價都要跳，動輒就是“圍堵中國”“妖魔化中國”等帽子。別人說了什麼、是不是事實，有多少是事實，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報導就不行。說實話，每個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對有關祖國的事過分敏感的時期，因為在我們的愛國教育中，有着過多的“受害教育”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民族至上”的舊貨，從未客觀地分析看待中華民族歷史上與其它民族的關係，而一直把自己當做別人的家長和恩人。近年來一些同胞到美國並千方百計地留下來，似乎就是專門留在這裡“恨”它的。如此，不僅美國先進的東西學不到，中國落後的東西也看不見；留學愛國的目的又在哪裡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國，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國人為了增加社會關係和受教會的庇護，便積極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對宗教並不以為然。國內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在這裡往往是另一種積極分子。其實，沒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傳教士早就觀察到：中國人什麼都可以信，其實什麼都不信。中國留學生應該認認真真地學學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愛和切實奮鬥的精神——這些我們傳統文化中缺少的東西。
好了，我從北大談起，已經談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談的，是北大和我們同胞身上最陰暗的一面。其實我在美國，遇到過許許多多獻身科學有所建樹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師留給我的記憶其實是十分美好的，對我的培養也使我終身受益不盡——我寫此文，就是緣於“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個世界象北大未名湖那般純潔和秀美。
( 本文為作者艾蓓達博士的個人觀點及版權權益，不代表任何機構及組織的立場和知識產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