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隔一日，８月１２日民盟中央繼續召開羅隆基的批鬥會，被稱之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風座談會。會議仍由胡愈之主持，首發陣容是抱病而來的馬敘倫。老頭可憐，只講了５分鐘。說了句“羅隆基一貫堅持‘ 中間路線’，所以反黨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細胞的。”便被人攙扶着離開了會場。實際上，上邊也不需要馬敘倫多說，表個態就行了。

相繼發言的人有：高天、馮素陶、許廣平等人。大軸，仍由浦熙修擔綱。

８月１９日民盟中央舉行第八次整風座談會。這次批鬥羅隆基的會議，由史良主持。也許是因為民盟左派事先準備不夠充分，也許由於史羅之間曾有過的感情瓜葛，這一天，羅隆基的表現尤為惡劣，不僅對別人的揭發，概不認帳；而且“把上次說過的話，又全部賴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氣得痛斥他“是一個以狡猾無賴著稱的傢伙”，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訓，秣馬厲兵整１０日。這其間於２８日下午３時，在沈鈞儒家中，舉行了整風領導小組會議。會上，史良報告：（一）羅隆基交代與張東蓀的關係問題的這部分，因涉及張東蓀叛國案，《人民日報》未予發表。這是中共全面考慮問題，是正確的。（二）本周內決定連續兩次批判羅隆基。（三）雖然大家要揭發徹底，但一定要責令羅隆基自己老實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辦法，在統戰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鑑了“肅胡（風）”運動的手段，收繳到羅隆基從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的大批私人信函，並製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準備停當，於８月３０日和３１日，連續舉行第９次擴大整風座談會，繼續批鬥羅隆基。會是以他的交代做開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適、同張東蓀等人的關係問題以及關於“無形組織”的問題。儘管他足足講了兩個多小時，但是以胡愈之為首的民盟中央左派認為，羅隆基“仍舊是避重就輕，避近就遠。”“只承認了一些雞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實，只承認自己思想落後，特別是對於他的反共集團在１９５２年以後的陰謀矢口否認。”

為什麼統戰部和民盟左派會認為羅隆基的態度惡劣？除了批判會上的態度惡劣，他私底下的表現也惡劣。會上，羅隆基秘書邵雲慈揭發他在家裡不老實寫交代問題，居然給劉少奇委員長寫信，說：“人大江西小組和民盟中央只許交代，不容解釋。解釋則說成狡辯……就是法庭被告亦應有解釋權利。”又說：“上邊（指中共）對我們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大冤獄的事自古皆有，岳飛不是屈死的麼？”這樣的話，令領導反右的人和擁護反右的民盟左派無比憤怒。

有着中共黨員身分的李文宜和薩空了，亮出羅隆基寫給趙文璧、潘大逵、范朴齋等人的“密信”，邊宣讀、邊分析、邊批判，有力地證明羅隆基反共集團所進行的陰謀活動。可以說，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羅隆基心窩的利箭。

繼而，浦熙修、趙文璧、葉篤義、曾昭掄在一條又一條的補充揭發中反戈一擊、爭取立功贖罪。全國政協國際問題組副組長吳茂蓀、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徐伯昕、黃炎培之子黃大能、張瀾之子張喬薔，還從各自的角度相繼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言行。

與民盟批鬥會相穿插的，還有全國人大組織的、全國政協組織的、森工部組織的、新聞界組織的、外交界組織的批判會。羅隆基在哪裡兼職，哪裡就有批鬥。兼職越多，批鬥也越多。於是，羅隆基活象一個趕場的名角，趕了一場又一場，回到家中，已是疲憊不堪。每次批鬥會上的發言經過整理歸納，形成新華社通稿，第２天載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中央報刊。民盟更是及時地把這些材料歸納整理，打印出來，並裝訂成冊，發送到每個中央委員手裡。

人緣這東西，在中國厲害無比。羅隆基的批鬥會之所以開得最多、最長。態度惡劣、拒不認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氣壞、人緣差，則是讓他吃大虧的另一個原因。羅隆基雄才大略，卻又炫才揚己。憂國憂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維敏捷，縱橫捭闔，可性格外露，喜怒於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長文擅辯；也度量狹窄，錙銖必較。有大手筆，也耍小聰明。他是坦蕩蕩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國官場的秘訣是少說少錯，多說多錯，不說不錯。羅隆基終身從政，卻口無遮攔。研究“５７”反右運動史的人，都在尋找毛澤東於１５天的時間長度里，決定由整風轉為反右的具體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據說，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羅隆基講的那句“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領導資產階級大知識份子”的話，傳到了他的耳朵里，傷了臉面，刺痛了心。當然了，老人家勢必要記恨的。因為羅隆基這句政治話語，表達的卻是一種最深刻的文化歧視。

父親對羅隆基的性格是有認識的。他常說：“努生的脾氣在歐美無所謂，在中國就要得罪人。”有一次，還舉了個得罪鄧初民的例子。

我問：“是不是羅伯伯做了對不起鄧初民的事？”

父親答：“不，他沒有做虧心事，只是因為一句話。”

那是在（１９）５６年，為了商量《文匯報》復刊的事，羅隆基在家裡請了陳叔通、鄭振鐸、葉聖陶、章乃器、徐鑄成等人，做個復刊籌劃。鄧初民、陳劭先也趕來，這兩個人一到，羅隆基的心裡就不大高興。可作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裡，敷衍敷衍也就算了。羅隆基偏不，把臉一拉，說：“現在有兩個教條主義者在座，我不好談話。”話一出口，把個鄧初民氣得要死。

父親說：“努生這樣做，自以為占強，其實吃虧的多是自己。我主張中庸，民盟中央開工作會議，我請地方同志吃便飯，在飯桌上我半開玩笑地講：‘把父母、兄弟、夫妻、同事、朋友之間相處的社會關係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馬列主義。’這話讓人家批判我是搞兩面派，政客作風。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我認為必須這樣處世。努生的性格有可愛之處，有度量的領袖還可以容納他，但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他的生活作風在內，恐怕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才有他的活動天地。”

果然，在眾多的批鬥會上，羅隆基愛發脾氣、喜好女人和斤斤計較的性格缺陷，成為一個政治攻擊點，一個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領導反右運動的人，當然也鼓勵大家從這個地方入手。他們找來一些人專門揭發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羅隆基反動罪行材料，也不忘將這方面的事納入其內。

在羅隆基家當護士的王愛蘭是被請到民盟中央批判會的人，她的發言集中於生活瑣事，很有吸引力。她說：“我在他家３年零６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女演員）來吃飯，我就更倒霉，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時又說我菜弄多了。只要楊薇一來，任何人都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總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道在搞什麼。”

羅隆基愛擺弄一個小巧的收音機，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緒不錯，邊擺弄邊對王愛蘭說：“這個收音機是進口的，你知道是誰送的嗎？”王自然想知道。羅隆基告訴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愛蘭記住了這個“周佛海的小老婆”，揭發出來，使得會議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關係。

這個護士還揭發了羅隆基賣藥的事實，說：“他曾叫我清點鏈黴素還剩多少，並說：‘這些藥都是朋友送我的，留着不要用，要藥就到北京醫院去拿。’（１９）５３年秋，他問我：‘藥過期了沒有？’我檢查一下說：‘快過期了。’他說：‘給我賣掉。’我問；‘拿到哪裡去賣？’他很不耐煩地說：‘拿到王府井藥房去賣，還不知道嗎？’我費了很多力，才賣掉４０瓶。這些鏈黴素是美國特務司徒雷登送給他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給他的中藥，他也叫我去賣，結果沒有賣掉，從這裡可以看出羅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圖。”

王愛蘭的發言時間不短，但她仍說：“今天因為時間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傾訴出來，總之，１年３６５天，一天一小罵，三天一大罵，從來沒有見過他一次好臉，但是他對楊薇卻是低聲和氣，滿臉笑容，他對張東蓀也格外親密。”

羅隆基的警衛員張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請來的第２個做重點發言的人。一上台，他即表現出極大的義憤，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他規定暖氣只燒到７５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一些，他就罵道：‘你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一些，他又罵道： ‘我是病人，你們要凍死我嗎？’羅隆基還常罵警衛：‘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你們來保衛我的，還是監視我的？”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揭發羅隆基在國外斤斤計較生活享受的事情。說他每到一個地方，總同別人比住的房間，比汽車，甚至連抽中華牌香煙也要比，看誰抽筒子煙，誰抽紙包的。（１９）５５年到赫爾辛基開和平大會。代表團第１天的深夜抵達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勞，而住在六層的羅隆基忽然打電話給住在一層的工作人員，問：“你們怎麼分配房間的？為什麼我的房間裡的浴池沒有水？”等翻譯找到旅館的服務員一同爬到六樓，他又說：“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這些工作人員還說，他每次出國對開會沒有興趣，最感興趣的是看美國電影和雜誌，遛大街，辦貨。他借公家許多外匯買衣料、藥品和香煙。不僅自己買，還給浦熙修和乾女兒買。

體育運動委員會辦公廳的人揭發羅隆基每逢體育館有精彩的球賽，總來要票，一不如意，就大發脾氣。他曾直接打電話質問：“為什麼黨員部長可以坐主席台，而我這個四級部長卻不能？主席台的請柬都發到哪裡去了？”

全國政協的工作人員說羅隆基（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入川視察，大擺老爺架子，堅持單獨坐一輛小轎車，不與他人共乘……

羅隆基這個人的個性表現，就象一齣戲。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說：“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象他這樣的政治家，沒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種政治鬥爭。古人講：“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千萬別低估這些小事、瑣事，它們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綁在一起，便有了很強的殺傷力，不僅讓愛面子的羅隆基丟盡了面子，而且還給他製造出一副形同惡棍的嘴臉。當一個人被推至險境，這種無可逃遁的告密、叛賣，也最為驚心動魄。

七斗八斗，從盛夏斗到寒冬，特別是１２月２１日、２２日、２３日連續３天在豐盛胡同中直俱樂部進行的戰鬥，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在１２月２６日這一天，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從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轉化為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這個檢查由於符合毛澤東定下的結論，而獲得毛澤東的認可。統戰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鬆一口氣。因為經統戰部核準的《民盟中央１０月至１２月３個月反右派鬥爭計劃要點》裡，必須按時全部拿下中央一級的右派。羅隆基是最後一個被拿下的。而這一刻，距離規定的期限僅有４日。在拿下他的當晚，工作步驟已經落後於其他黨派的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立即遵照統戰部要求，着手討論右派份子的處理問題。

美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於建國後在知識份子群體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運動，無一不是在反反覆覆、鋪天蓋地、無休無止的檢查、反省、交代、檢舉、揭發、批判、鬥爭中，控制環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們的內疚和自慚，產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處境，緊張的情緒，加上持久的社會壓力和反覆的思想灌輸，在摧毀一個人的內在個性的時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於權威，至少是暫時接受“新”的思想和觀念，此外別無出路。西方學者的分析很精闢，但父親和羅隆基的認罪服輸，又略有不同。

父親認罪在先，而且很快，對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沒有骨氣”。而父親是這樣對家人解釋的：“你不認錯，難道讓中共認錯？老毛什麼時候承認自己錯了？再說，我不低頭，繼續頂下去，這個運動怎麼收場？那些受我牽連的民盟、農工（指農工民主黨）的成員，又該怎麼弄？我不曉得自己現在是政治家，還是別人說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敗的能力，儘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羅隆基投降在後，且遲疑再三。７月上旬，他從統戰部談話回家，對秘書說：“李維漢對我還是很客氣，當年對張東蓀可不是這樣。”那時的羅隆基，對自己的結局還沒有做充分的估計。８月在人大會議期間，羅隆基雖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對秘書說：“人大頂多撤消我的部長職務，不會取消我的代表資格。”幾天后，在會議閉幕前夕，他決定寫一份“初步交代”，忽然聽到父親和章乃器要在大會上做檢討的消息，他急了，催秘書儘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並說：“我不去交代，要吃虧。”在對他的批鬥達到圍剿程度的時候，羅隆基不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氣絕的哀痛，而且開始把交代認罪與事情的後果，直接聯繫起來考慮了。於是，他一再對秘書講：“這事將來怎麼收場呢？總不會送我們去勞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斷地打探摸底、權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盡後慢慢倒下的；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原因，使他認了輸，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羅隆基節節敗退的過程，當然也得益於羅隆基的性格：身邊的秘書分明是個告密者，他還一直視為貼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