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迄今敬重周恩來？

高伐林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９日，紐約法拉盛圖書館舉辦了“周恩來新論”研討會，此為作者的發言摘要。）

　　“文革”摧毀了毛澤東的形象，卻成就了周恩來的名聲。我們都記得撼動人心的詩句：“京城處處皆白花，風吹熱淚撒萬家。從今歲歲斷腸日，定是年年一月八。”（“童懷周”《天安門詩抄》）以及廣播電台里的配樂詩朗誦《周總理，你在哪裡？》，記得郭蘭英的《繡金匾》——“一繡毛”與“二繡朱”，都還保持了圓潤嘹亮，惟獨到“三繡周”時泣不成聲，產生巨大的感染力。

　　周恩來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從何而來？

　　我們先來梳理周恩來在中國民間威望的脈絡。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堪稱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人物關係之一。如果說，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所記述的文革年代的前期，老百姓看待周恩來更側重於從政治層面，也就是說，將之視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周恩來在民間的威望，隨毛澤東“水漲船高”的話，那麼從林彪事件劃界，在文革後期，老百姓看待周恩來的着眼點轉到了道德倫理層面，他在民間的威望，與毛澤東呈現“水落石出”——毛愈低而周愈高。

　　毛澤東及“四人幫”處心積慮打壓周恩來的許多圖謀，雖然當時不可能被民眾知悉，是由高文謙的新書首次披露，但在文革幾次浪潮中訓練出高度政治敏感的民眾，能夠感知許多蛛絲馬跡。毛及“四人幫”對周的打壓激發出了民間逆反心理，官方的評價與民間的威望之間的落差，使民眾為周打抱不平。這種感情，在特定歷史階段發酵升溫，最後釀成“四五”大規模抗議，終於導向浩劫結束，在歷史上起到了重大的積極作用。

　　文革結束後一段時間，周恩來的形象急速升值。

　　從１９７３年十大以後，毛及“四人幫”與周所代表的路線的矛盾日益激化，他們刻意打造周“相”形象——用了種種當時人們公認為是負面奸臣的歷史人物如呂不韋、李鴻章……來含沙射影；民眾認可“相”這一符號，但他們認為周是一位“賢相”，另找出歷史人物如諸葛亮、文天祥……來比附，文革結束後，這種頌揚完全公開化了，民眾傳誦他如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克己奉公，忍辱負重，忠君愛民……

　　趙無眠先生在《真假周恩來》一書中分析過潛藏在民眾潛意識中的對周的“戀父情結”：周自己沒有子女，說“全中國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人們對他有一種對父親的感情，以之為心理依託——不管天災人禍，總有總理在牽掛我們，為我們嘔心瀝血想辦法。當周辭世，人們除了悲痛還有惶恐：庇蔭的大樹一般的“父親”沒有了，往後得自己去面對災難、風浪了。

　　此外，還必須提到一個重要因素：恰恰是周恩來而不是別人，在四屆人大上宣布四化目標。民眾將四化（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的代名詞）與周聯繫在一起，提起四化必聯想起周，提起周必聯想起四化。而四化這一目標在文革後期遭到打壓，甚至被棄置，使周帶上殉道者的光芒。

　　回顧這一過程，歸納起來，簡而言之，文革後掌權的官方與民間在四個問題上實現了“揚周”的耦合：

　　１，當毛與文革隨風而逝，作為替代，為了填補真空，官方需要周這個新的寄託感情的偶像，人民需要周這個能在精神上庇護自己的“慈父”；

　　２，“文革”後新的領導集團上台，急需找到合法性來源，意識到：只有得到民心，社會才安定，所以要發展國民經濟，改善百姓生活，周正好與這一目標相聯繫；

　　３，新的領導集團需要樹立自己號令天下的權威，就需要整個官僚機構和民眾像周那樣忠心耿耿、兢兢業業；而民眾出於儒家文化積澱，認同周為賢相典範，認同他順從君權、恪守本分。

　　４，中共建政數十年，迫害了千萬民眾，積怨甚深。為了證明新的領導集團確實改弦更張，向被統治者的意願讓步，方式之一是改採以民眾信服的形象，來取信於民，緩解怒火，以使被統治者放棄追究罪責。

　　就這樣，官方有宣傳周的政治需要，民間有崇敬周的心理需要。兩種需要合流，官方與民間共同打造了一個紅色江山的管家。

　　毛澤東走下神壇，走進暴君元兇行列；周恩來走下聖壇，卻沒有走進幫凶奸臣隊伍。鄧小平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

　　這話耐人尋味：就連鄧小平也承認，周確實做了錯事乃至壞事；不過他認為周是“違心”，也就是說，所處地位困難，迫不得已，所以人民原諒他。

　　鄧小平這個判斷從邏輯上說是否成立姑且不論，但作為對現象的描繪，卻基本符合事實——我們看到，多年來人們確實對周恩來採取原諒態度。

　　既然人們以前崇敬緬懷周恩來，是出於無法得到充分信息，並不真正知道他當時的所作所為，相當程度上是塑造一個理想形象來否定黑暗的現實；那麼隨着歷史禁區被打開，更多關於周恩來的真相被披露，合乎邏輯的發展應該是：當人們得知這個理想形象並不理想，崇敬心理應該消退。但是情況並不如此。《晚年周恩來》提供系統翔實的內幕資料，卻並未使眾多民眾改變對周的景仰。該書出版消息公布後，多維新聞網“大家論壇”立即出現不少讀者反響，多數似乎並不認同作者——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讀到全書，並不妨礙他們預先作出否定該書的結論。

　　例如，從４月６日到４月１１日六天比較集中的共３４條反映中，只有少數帖子認為周恩來在國人“心中的崇高位置是歷來的宣傳造成的”，“非常敬佩高先生的勇氣與付出”但１９條表示不會改變敬重周的態度，周是“難得的忠臣”“中國歷史中的偉人”“誰敢否認周恩來是世上接見外賓最多的總理？”認為高文謙是“詆毀周恩來，你能比周恩來做得更好？”“賣主求榮”、“出賣靈魂”、“侮辱一個偉人的形象來換取殘羹剩飯”。

　　為什麼會這樣？初步分析，我認為至少應該有如下幾條原因：

　　首先，我們既有的思維方式像篩子，讓我們過濾新的信息。本來，對於事實的了解應當先於對事實的價值判斷。但是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卻往往對信息“各取所需”，取捨的標準就是他的既定的價值觀念，這種成見強烈影響着他對事物的觀察、對信息的獲取。“人所看見的東西都是他早已相信的東西”，信則有，誠則靈。成見與我們所受的灌輸有關——所謂“灌輸”，就是讓一個人在親眼看到這個世界是什麼模樣之前就被告知、就相信它是什麼模樣。

　　其次，很多人仍然習慣於從主觀動機而不是從實際作為去評判一個人，習慣從作為個人的“私德”而不是作為政治家的“公德”去評判政治人物，民眾相信周是“好心”，相信他是“違心”，於是認識到此止步——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誰沒有犯過錯誤？沒有必要“苛責”周恩來。

　　再次，很多人要維護的並不是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周恩來，而是自己心目中想象的周恩來，這個周恩來，是與這些人自己人生經歷中一段難以割捨的歲月聯繫在一起的。他們在感情上無法重新抉擇：追問這個周恩來的形象，也就意味着要顛覆自己人生中那一段歲月。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周在個人品德上的廉潔勤勉，律己奉公，當年被民眾用來否定毛、林、江等人的暴虐、偏執，今天，也成為人們抨擊中共權力場中腐敗貪婪的參照系。當貪污瀆職、赤裸裸地爭權奪利成為今天官場的常態，人們很自然要懷念周總理辦公室通宵不滅的燈光，他補了又補的睡衣——與其說是敬重周恩來，不如說是痛恨大小貪官。

　　因為時間關係，許多問題來不及展開細說。總之，探討民眾為什麼至今仍然敬重周恩來，這個問題並不是吃飽了沒事做，而是要清理周恩來究竟留下什麼精神遺產？要探討“文革”悲劇中除了毛澤東應負的責任，中共其他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和這個體制，應負什麼責任？同時，也是要反省我們作為民族的成員、文革的參加者和時代的見證人，每個人自己應該負什麼責任？我們雖然並沒有掌權，但是我們的感情、態度同樣承前啟後：那個時代的風暴揚起的漫天劫灰，同樣落在我們的心裡，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土壤中，還可能孕育生長中國今後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