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１月下旬，父母雙雙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們去參加２６日下午２時半在北京南河沿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第１７次（擴大）會議。父親請了假，讓母親去，說： “有一雙耳朵聽，就夠了。”

會議開到６點多，肚子空空而並不感到餓、滿身涼氣卻不覺得冷的母親走在歸途，已是華燈初上。門鈴聲一響，久等在家的父親立刻從沙發上站起來，並叫我：“小愚（我的小名），快去接我們的媽媽。”

母親懂得父親欲知詳情的急切，洗了把臉，接過熱茶，便細述會議的情況。她說：“老羅（隆基）去了，還看見潘光旦、曾昭掄、錢端升、郭翹然、馬哲民、費孝通、黃藥眠、吳景超、浦熙修、黃琪翔、錢偉長、劉王立明、陶大鏞。廣東的丘哲、上海的沈志遠、四川的潘大逵、陝西的韓兆鶚沒有來。會場的空氣非常緊張。別說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間，也互不理睬了。”

其實，心情緊張的不止是被宣布處理的右派，還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擔心羅隆基不服處理，所以在頭天（２５日）晚上舉行的整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反覆強調並一再叮囑：“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準備，若右派份子對自己的處理表示接受，確已低頭就很好，萬一他們鑽空子，態度表現不好，我們應及時展開批評。”

會上，胡愈之先做人員出席情況說明，由沈老（鈞儒）宣布開會，過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當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作《中國民主同盟反右派鬥爭的基本情況報告》。楊明軒作《關於處理本盟中央一級右派份子的工作經過說明》。然後，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提出《各民主黨派中央關於處理黨派內部右派的若干原則規定》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關於處理本盟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右派的決定》（草案）。這些規定和決定在史良主持下，舉手通過。

當“不劃不戴”、“劃而不戴”、“又劃又戴”（“劃”指劃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詞兒從母親嘴裡“蹦”出來，我倍感新奇。它們活象食譜菜單上的 “干炸帶魚”、“五香帶魚”、“紅燒帶魚”等名目，那麼地豐富、別致，且又能在同一品類中體現諸多差別。父親和羅隆基同屬“又劃又戴”類，受降職、降級、降薪處理。

母親說：“民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５９人劃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們占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三分之一。聽到這個數字，我非常難過。可民盟中央的人，從大會主席到普通幹部，居然都很振奮。會議的最後一項內容是討論和發言。發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壽軒，陳望道、楚圖南、劉清揚、鄧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費孝通、葉篤義。左派表示衷心擁護黨和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決定，慶祝民盟取得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謝黨和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決定，及時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當中，最獲寬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動地說——是黨和盟組織使她從右派泥坑裡爬出來，看見了敞開的社會主義大門。在講這話的時候，我瞥了老羅一眼，只見他的臉氣得鐵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罷晚飯。母親讓我早早睡下，她和父親臥室的燈一直亮着……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從此，天下所有的壞名聲，都歸集到章羅的身上。他們，開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類人生。

（１９）５８年春季，民主黨派結束了運動，恢復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後的民主黨派工作，似乎只剩了兩項事情，即政治學習和學習政治。父親接到了民盟中央數次參加政治學習的會議通知之後，覺得總是請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選了一個旮旯的座位坐下，靜候開會。沒多大的工夫，吳晗、鄧初民等人相繼到會。他們一眼就看見父親，卻跟沒瞧見一樣，選的座位都離父親很遠。羅隆基來得最晚，他走進會議室，發現基本滿座。雖有零星空缺，但左派們的臉色，個個難看。顯然，誰都不想與他為鄰，倒是父親旁邊有空位子。

他猶豫片刻，才走過去。對父親低聲道：“今天，我暫時和你聯盟吧。”這話，讓父親記起了那根摔成三節的拐杖和永不聯盟的誓言。

他倆並排而坐，互不交談，只是在聽別人大講思想認識，大談心得體會。結束時，胡愈之在做內容歸納的同時，仍不忘批判章羅聯盟。宣布散會了，羅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紅大門的一側，看着父親坐着老 “別克”車開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親接了一個電話，笑着對母親說：“健生，你猜是誰打來的電話？”

母親答：“不知道，現在還有誰給我們家打電話。”

父親說：“是努生。他也不問候一句，便說：‘伯鈞，看來先低頭認罪的人，還是得了些好處呀！’”

母親不解其意。

父親道：“他這話是有感於昨日散會時，我坐車、他走路的情景。”

我問：“爸爸，你和羅伯伯不都是降職降薪嗎？為什麼你能坐車，他卻要走路呢？”

母親告訴我，雖然兩個人都是降職降薪的處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親是從行政３級降到７級，後來徐冰（即邢西萍，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還把５０元的保姆費，加了進去。羅隆基是從４級降至９級。人降到９級，專車便沒有了。

父親又補充道：“這也難怪努生把坐車的事看得那麼重，因為在缺車少油的中國，坐小汽車是個權力和地位的標誌。把我的車從蘇聯老大哥的新車‘吉姆’，變為美國的舊貨‘別克’，也是在於要體現一個 ‘降’字。”

由此，父親和羅隆基開始了電話聯絡。最初的情況，往往是在雙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國政協的會議通知的時候，彼此問問去不去赴會。

數月後，大概是（１９）５８年９月間，羅隆基打來電話，說：“伯鈞，我想到你家坐坐，歡不歡迎呀？再問問李大姐（這是他對我母親的稱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歡迎，因為他們正過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載陽，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層金黃，院子裡的核桃樹、柿樹、石榴樹、枸杞樹的累累果實，嵌綴在綠蔭之中。這些花果樹木是父親在（１９）５０年從北京飯店搬到這座大四合院，親手栽植的。光陰七載，匆忙之間沒有誰留意它們的生長。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臨近墜落的成熟。放下電話的父親，徘徊於秋陽綠蔭之間。母親在耳房準備茶食，儘管客人只有一個。我按捺不住興奮，畢竟好久好久沒有看見羅隆基了。他還象從前那樣西服筆挺，風度翩翩嗎？

“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哪！”羅隆基的身影和這兩句詩，一起飛臨而至。

父親含笑與他握手，道：“我們都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親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華香煙和一杯清茶，擺到了跟前。香茶瀰漫，客心安然。羅隆基環顧客廳，長出一口氣，說： “到了你們這裡，覺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象個客棧了。”

父親很高興，知道我躲在客廳的玻璃隔扇後面，故高聲說：“小愚，出來看看羅伯伯吧。”

羅隆基從沙發上站起來，拉着我的手說：“一年時間，我們的小愚，長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羅伯伯，變老變醜沒有？”

他一點沒有變，風度依舊，性格依舊，話未說上三句，便對父親講： “今天來你家，我是向政協要的車。”

父親聽懂了，吩咐洪秘書到傳達室，叫政協的司機把車開回去，對羅隆基說：“等你走的時候，用我的車。”他聽了，很滿意。

他們的第一話題，是反右。對此，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對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劉王立明。一個老百姓不管有無問題，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何況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教授。在民主黨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肅反時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無法申訴。這麼，我才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它必須自成系統，而且一定要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分開來。我的這個提議，目的無非是為受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後來毛公又搞胡風，我當時就跟范朴齋、張松濤講，共產黨這次肯定也是錯了。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於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父親則告訴他，自己的劃成右派的依據共五條。第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這麼至關重要的話，並非自己所講，乃出自程潛之口。第５條是反對文字改革，純學術問題，也充做反黨言論。罪狀由共產黨定下，概不與本人核實。

你一言，我一語。羅隆基越說越起勁了：“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制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象法，仍舊是屬於‘共同綱領’性質。現在怎麼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伯鈞哪，可以說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羅隆基的九載清華校園生活以及留學生涯，使他對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有着跟他同代知識份子很不一樣的認識份子。這些個人的親身經歷與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產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羅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國家尚無法，中國人的基本權利問題沒有解決 ——這是羅隆基在新中國成立後，堅持的一個基本觀點。經歷反右運動，他是愈發地堅持了。

用車把羅隆基送走後，父親對我說：“老羅的話雖不錯，但他太天真了。”

我問：“羅伯伯天真在什麼地方？”

父親講道：“他的天真表現在和共產黨打了半輩子交道，還沒有認識共產黨。比如，努生常講的那個立法問題。不是國家不立法，憲法也有了。實際上是共產黨管理國家的辦法，不需要法。‘如今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這話，我在鳴放時講過，被人揭發，傷害了老毛和中共領導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視現實。現實是什麼？現實是我們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會專制主義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蘇聯學習，搬來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們國家的政治是用這麼一部機器操作的。老羅所說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變，中共也只會擺在那裡，做做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