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反右後的民盟，是父親和羅隆基談論的另一個話題。

父親說：“民革因是些降將，本就抬不起頭。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較敢講話的，只剩下民盟和農工，而反右的打擊重點，就是民盟和農工。老毛這次的最大收穫是，通過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黨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國知識份子。而中國的民主力量和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自主精神，本來就脆弱。今後，民主黨派只能點頭稱是地過日子了。”

羅隆基則預言：“在民盟那些積極批鬥、惡語中傷我們的人，將被統戰部提拔重用，並坐上我們騰出的位子。”

父親很同意這個看法。他倆一致判定胡愈之要當上副主席，鄧初民、吳晗、楊明軒３人，也都極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象千家駒等人，大概會從中央委員晉升為常務委員。而殺回馬槍的史良，也一定會保住自己的位子。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２月４日，民盟召開了第３次全國代表大會。改選是一項最重要的內容。一切正如他倆的測算：史良、高崇民、馬敘倫保留了原有職位，胡愈之、鄧初民、吳晗、楊明軒，全都如願以償地當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說打手都上了台，故又增加了陳望道及楚圖南。這樣，民盟中央副主席從原來的５人增加至９人。千家駒、沈茲九等人，進入了常委的行列。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關於社會主義改造規劃》和《開展社會主義自我改造競賽的倡議書》。從此，對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為民盟的光榮使命與現實任務。而這恰恰是羅隆基最反感的，儘管在民盟中央舉行的一次批判會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願意改造自己。我堅決相信我一定能夠改造自己。”其實，他的內心，從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認為自己是不能改造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產黨制定的改造知識政策，不僅說明這個政黨是把知識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還是一種思想控制的好辦法。”羅隆基的這句話，才表達了他的真實看法。

關於思想改造，記得他還曾半開玩笑地對我做過一番解釋：“小愚，你知道嗎？思想改造這個詞，在西方叫洗腦。就是把原來裝在你腦子裡的東西掏出來，灌入官方認可的思想意識。你爸爸或許還能洗一洗，因為他在德國學的哲學裡就有馬克思主義，現在再裝些中國造的馬克思主義，毫不困難。所以，民盟開會，談論形勢，座談社論，聯繫思想的時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總有話講。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２０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裡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麼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

我告訴羅隆基：“我們中學生也在寫個人思想改造計劃，積極要求進步的同學還按期給團組織寫思想匯報呢。我也按要求給班主任寫了一份，說‘共產主義雖好，可誰也沒見過，自己不大相信這種虛幻之物。’沒想到這份思想匯報被油印出來，發給每個同學，作為批判材料。”

他聽了頗為詫異，跑回客廳，對着父親驚呼：“你這個當父親的知道嗎？小愚也和我倆一樣，寫匯報，受批判。思想改造怎麼從中學生就開始了？”

“伯鈞，我又來‘聯盟’了。”這是他一腳踏進我家二門時，常掛在嘴邊的話。話傳進我的耳朵，便情不自禁地要跟父母朝着客廳走。

父親和羅隆基聊天是休閒，也是一種繼續思考，對我來說，聽他們聊天不僅跟讀書聽課有着同等價值，而且是享受，仿佛有一種智慧的光束在眼前閃過。父親有時訓我：“小孩子不要聽大人談話！”於是，我就藏在玻璃隔扇的後面偷聽。

一次，被羅隆基發現了，他格外高興。說：“小愚，到客廳來哇，羅伯伯給你講一個家鄉的故事——有個女婿在新婚大喜後，陪着媳婦回娘家。丈母娘給他吃點心，一個碗裡打了四個糖雞蛋。小舅子見了很想吃，母親告訴兒子，新姑爺不會都吃掉，剩下的歸你。這個小舅子就躲在堂屋門帘後面偷看、等着。姑爺吃了一個，又吃了一個，再吃一個的時候，他就着急了，但心想，還剩有一個呢。可他看見姐夫的那雙筷子去夾第四個糖蛋了，便放聲大哭，走了出來，說：‘媽，你騙我，四個蛋他都吃了。’小愚，你就坐在這裡，羅伯伯一個糖蛋也不吃。”

搞政治的，不談政治，恐怕就象不讓人呼吸一樣地感到憋懣。這兩個因言論而獲罪人，還是惡習不改。見面聊的，不外乎國內要聞，國際形勢。他倆的議論有時一致，有時看法各異。比如：羅隆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打起來；父親始終認為打不起來，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拿來嚇唬人的。羅隆基認為美蘇對立、兩大陣營的冷戰是世界最棘手的問題；父親卻說地球上最複雜的地區是中東，中東問題最難辦……可惜，他們吉光片羽式的對話，不是我聽不大懂，就是聽後忘記了。

議論中，羅隆基愛聯繫自己。剛果的盧蒙巴被暗殺，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父親和他對這個事件議論了好一陣。我做完功課，母親讓我端一盤烤麵包到客廳去。羅隆基見到我，便說：“小愚，我和你父親正在談論盧蒙巴呢。我很遺憾活到今天，如果（１９）３３年被老蔣派的特務一槍打死。你的羅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盧蒙巴一樣。”父親坐在一側，只是笑。

一說到英美以及歐洲國家的政事，如蒙哥馬利訪華，戴高樂當選總統等，羅隆基尤其興奮。記得肯尼迪競選獲勝的消息傳來，他驕傲地對我說：“小愚，你知道嗎？肯尼迪和我是同學。”

他見我驚訝的表情，慨然道：“別看我現在是這麼一副倒霉的樣子，遙想當年，你羅伯伯在清華讀書就很出些風頭。五四運動時，我是清華學生的領袖人物，有‘九載清華，三趕校長’⑾的故事。從英美留學歸來，也神氣得很哪！《晨報》社長兼《益世報》主筆，還在南開任教，兩輛小汽車穿梭於京津二城。蔣介石請我當部長，我在廬山給他講過課。在國內我的朋友現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學和學生在國外都很了不起。費正清就是其中的一個。”

羅隆基走後，我問父親：“羅伯伯當年真的神氣嗎？”

父親點頭稱是。

“那你們為什麼合不來呢？”我又問。

大概是看我對大人之間的事興趣甚濃，父親有一次在飯桌上，細說起來：“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沒有因為個人私事，大多出於見地不同和民盟的具體事務。加上他爭強好勝，度量狹小，講話有時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倆一見面就吵。但是長期以來，我容忍了他，原因有這麼幾個。一是覺得中共比較信任我，有了這個前提，我應該團結他。二是老羅和他周圍的一些人，如曾昭掄，潘光旦，你說他們是英美派也好，講他們搞小集團也罷，但有一條無法否認的事實，即他們是中國為數不多的高級知識份子。努生對你說‘他的同學和學生都很了不起’，並不是吹牛皮。中國搞建設，民盟的發展，都離不開這批人。我通過努生能聯絡他們。三平心而言，中共對老羅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學強記，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辯之風。連沈衡老都說過，誰要查詢法律程序問題，不用翻書，去問努生即獲答案。象這樣一個人，偏叫他去管木頭。如果說，外交部部長是周恩來，老毛讓羅隆基去當個次長，又有何不可？再說，蘇聯老大哥就那麼好？英美就那麼壞？我看未必。只要我們與英美不處在戰爭狀態，叫努生這樣的人去拉拉關係，做做工作，對國家總有利吧！盧布是錢，美元也是錢。——有了這麼三條原因，我和老羅儘管摩擦不斷，但還能共處。特別是任命他為森工部長後，我覺得中共對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對他的態度也就主動緩和了……”聽了父親這番話，我對羅隆基的好感有增無減。

幾年前，看到一個上海作家寫的文章。那裡面說反右運動中，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有3個。他說錯了，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浦熙修。父親和他談論反右的話題，如若涉及到人，羅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高饒事件是共產黨內部的宗派主義’‘什麼場合都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聽多了，便覺肉麻。’‘匈牙利事件發生後，蘇聯出兵是明顯的干涉別國之內政，社會主義陣營寧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蘇聯出兵好。’‘文藝為什麼只有工農兵方向？’等等。她在新聞界的批鬥會上揭發我的事情，可以講，是條條致命呀！難怪孔老夫子要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父親勸羅隆基對浦熙修的翻臉，也要看開些，勸解道：“努生，首先是你連累了她，再加上來自外部的許多壓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臉。我想，她的心裡並不好過。”

“你說連累，那麼你不是也連累了健生。外部的壓力對李大姐小嗎？她怎麼不同你翻臉呢？浦熙修出賣我，只不過保住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身分，還是劃了右。何苦呢！”羅隆基有點激動，鏡片後面的一雙眼睛，瞪得很大。

母親則告訴他：“運動到了緊張階段，上邊也派人找我談話，說應該為自己今後的前途着想了。要‘遠看劉清揚⑿，近學浦熙修。’趕快和章伯鈞劃清界限，揭發他的問題。我說我封建思想嚴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心甘情願和伯鈞一起當右派。”

提起“10年親密的朋友”，羅隆基悻悻然，又悵悵然。

父親怕他因情而傷身，便講了句哲言：“最親密的結合，本是對立物的結果。”好讓他想通看透。

母親為了幫他解開心中的疙瘩，便說：“老羅，浦熙修固然負你，可你不是也曾負人嗎？這樣去想，心裡頭或許會平衡一些，好過一些。”

羅隆基仰靠沙發，眼望天花板。思索片刻，道：“說起負心，我亦有之。一次，我與史（良）大姐約會。到了很晚的時候，才想起來那天是劉王立明的生日。我趕忙跑去打電話，她不接，便立刻跑到她家。進了客廳，就見立明坐在地上，手裡拿着把剪刀，在剪一塊衣料。我走近細看，才發現她在流眼淚，而那塊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我去扶她，拉她，請求她從地板上起來。她不肯，一句話不說，也不看我，只是剪，剪，剪。我沒有辦法了，也坐在地板上，陪她，看着她慢慢地把衣料全都剪成一綹一綹的細條。”

話說到此，羅隆基不禁嘆息道：“李大姐，這就是我的負心之舉，而它怎麼能與浦熙修的揭發相比呢！”

隨着他的敘述，在我腦海里呈現的是美國默片裡情人吵架鬥氣兒的一個動人場景。我長大後，也和男人鬧過彆扭，自己很想學學這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做派。可涵養功夫不行，浪漫情調不夠，是學不來的。

得意喝酒，失意喝茶。羅隆基每次登門做客，母親都特別厚待他，給他拿最好的煙，沏最好的茶。他有時自備進口的雪茄，抽起來，滿室盈香。一次，他來家閒談。接過母親遞來的清茶，暖潤之氣隨着沸水中蕩漾的葉片，飄散而出。羅隆基雙手握杯，道：“李大姐，你有沒有妹妹呀？如果有的話，就介紹給我吧！”

母親真有妹妹，是個堂妹。我和姐姐管她叫大阿姨。她女師大畢業，後嫁給了北京大學一個哲學教授。不知是誰不能生育，二人始終沒有孩子。在陪都重慶，大阿姨領養了一個極漂亮的男孩。然而，這個孩子最終也沒能維繫住婚姻。抗戰勝利了，他們也分手了。大阿姨從此過着獨居生活，終身從事幼兒教育事業，她領導的中央財政部幼兒園，屢受表彰。1958年，看着母親劃為右派，她非常痛苦。一個寒夜，她把所有熟睡的孩子仔仔細細看了一遍，後服毒自盡。她的死，平靜悽美。人躺在床，寫字檯上放着一支高腳玻璃酒杯，內盛喝剩的萊蘇兒水，一個咬了幾口的鴨梨，幾張舊照。照片全是她和哲學教授及漂亮男孩的合影。

“老羅，本該我去死，是她替了我！是她替了我。”母親講到這裡，已是淚水潸潸。

話頭是羅隆基提起的，聽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眼眶濕潤的他，不知該如何安慰母親才好。

父親愛看戲，尤喜地方戲。我從事戲劇研究，最初的興趣是他培養的。（一九）57年以後，父親失去了在懷仁堂看戲的資格。全國政協有時也搞些晚會，父親去了幾次，便不大去了。他說：“裡面都是熟人，何苦去討白眼。”於是，決定自己買票，上戲院看戲。

父親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加之衣著舉止及做派，總還有點“首長”的架勢，進了劇場，就挺招眼。不認識的觀眾，以為是首長，要看看；知道右派面目的觀眾，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間休息，不少觀眾站在他的面前，指指點點，眼睛直勾勾地瞧着。每逢這個時候，父親很覺尷尬。即或如此，我陪着他，還是看了不少戲，如福建莆仙戲《團圓之後》、黃梅戲《天仙配》等。

父親問羅隆基：“怎麼很少見你看戲呀？”

他對我們說：“成右派以後，我進過劇場。先頭還沒有注意，然後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我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後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我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戲。”

他的話，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這樣的舉動，父親是不會做的。它屬於羅隆基。

一次，我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里，我看見了坐在後面的羅隆基。人很精神，穿着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⒀，一副中式打扮，象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

幾日後，羅隆基對我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台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采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後台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顯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準備了的──為了往昔的友誼，為了共同的際遇。我想，象這樣的舉動，父親也做不來。它屬於羅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澤東在廬山搞起了反右傾運動，在黨內挖出了個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公報刊出，父親和羅隆基很感突然。因為降職以後，耳目閉塞，他們和老百姓一樣，只能得到官方准予知道的消息。

父親以一種自語的口氣道：“彭德懷怎麼會和張聞天搞到一起？”

聽到這個消息，就跑到家來聊天的羅隆基說：“這有什麼奇怪？章羅能聯盟，他們也就可以成為集團。這肯定又是毛澤東下的結論。”

“右派、右傾，老毛如果總是這樣定罪的話，國家的政治生活，今後要不得了。特別是中共內部的鬥爭，非常殘酷。發表的公報和事實的真相，往往相距甚遠。”父親很有些憂慮。

自己災禍纏身，何必替他人擔憂──羅隆基多少懷着這種情緒，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彭德懷和我是連襟，但素無往來。我在他眼裡，始終是個異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問彭德懷的感想和看法。伯鈞，你猜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居然說，應該，應該。”

父親解釋道：“人家是共產黨，當然要這樣講啦。”

羅隆基不以為然，說：“象他這樣的共產黨幹部，階級陣線劃得分明，不會理解和同情民主黨派。這次輪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或許能有一些‘法’的覺悟，不會老指責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過不久，不知從哪兒吹來一股風，說中共中央準備給一批右派摘帽子。這下子，羅隆基和父親往來特勤：打電話，碰頭，同去參加一個會……內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隨父親到政協禮堂看文藝演出，在禮堂前面的大廳里，碰見了林漢達。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過來，對父親說：“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問題要解決了。”

父親追問：“什麼問題要解決了？”

林漢達沒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個摘帽子的動作。

父親看懂了。

第二天，父親和羅隆基通電話，請他過來一趟。

見面後，父親即向他敘述了林漢達說的話。

羅隆基一聽，就象觸了電，激動、亢奮。遂道：“伯鈞，多年的媳婦快熬成婆了。”

父親說：“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漢達講，情況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訴我，說明消息的來源比較可靠。”

羅隆基點點頭，表示對父親分析的贊同，認為毛澤東一定發布了給右派摘帽的指示。於是，兩個沉浮宦海、年過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謎一樣，猜猜明天誰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氣頓消，少壯之心復起。父親提到章乃器，龍雲，黃琪翔；羅龍基說到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他們還說到上海的王造時，沈志遠，報界的儲安平，徐鑄成 ……。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異。

羅隆基對前途估計樂觀，覺得過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後有用。他的結論是：“要給右派摘帽子的話。當然首先要給章羅摘帽，不然的話，地球上怎麼知道中共在給右派摘帽子呢？”

父親也在暗自企盼，但經驗給予他一種並不樂觀的感覺。他說：“摘帽子不是沒有可能，可我倆的希望不大。因為老毛恐怕要用來留作標本。”

此刻，不管誰能摘帽，僅摘帽二字，就足以讓他們心旌搖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