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引編者的話：《北京日報》記者李靜對評論家李陀的長篇訪談《漫說純文學》 發表後反響強烈，《上海文學》又以“重說純文學”為題，繼續展開了討論，在此特 將這場討論的引發者李陀以及後來討論的參與者等人論點摘錄和歸納，以便讀者 對這場純文學反思有所了解。

李陀：大約80年代初，開始有“純文學”的提法：當時是為了對抗“文革”延續
下來的束縛文學的種種教條。

總起來說，我認為“純文學”在近十年裡對文學寫作的影響不是很好，它削弱了甚至 完全忽略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作家堅持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以文學話語參與 現實變革的可能性。

當社會各階層在複雜的社會現實面前，都在進行激烈的、充滿激情的思考的時 候，90年代的大多數作家並沒有把自己的寫作介入到這些思考和激動當中，反而 是陷入到純文學這樣一個固定的觀念里，越來越拒絕了解社會，越來越拒絕與社 會以文學的方式進行互動，更不必說以文學的方式參與當前的讓會變革。

“純文學”的另一個表現，就是“70年代寫作”的出現，這一文學現象中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個人化寫作”這個主張，包含在這一概念中的種種寫作追求，不僅使文學與社 會的脫節進一步加劇，而且，公開宣揚寫作就是要脫離社會現實，甚至聲明寫作 要“私人化”。

大眾消費時代已來臨，文化正成為一種消費形式，嚴肅文學必須重新考慮自己和 讀者的關係。

薛毅：80年代中期，批評家重新對文學進行定位，它被表述為“通俗文學”“社會文 學”、“純文學”(或日“先鋒文學”)。通俗文學受制於大眾，以滿足大眾的趣味為目 的，社會文學關懷社會和時代，參與社會實踐，而純文學則注重個人與形而上， 是真正的文學。

不過，這種文學觀念的發展卻並不教人樂觀。發展到最近的“身體寫作”，甚至“下 半身寫作”，就令人非常尷尬。試想，既然純文學的觀念提供了卸載大眾、時代、 社會的可能，為什麼不允許把個人一分為二，從而單留下個人的身體，而丟掉個 人的精神領域? 而當精神不再重要時,上半身也實在是可有可無了。行進到這個地 步,“純文學”的觀念也就走入了死胡同。

張閎：“介入”是現代中國文學的重要傳統。不介入則缺乏力量；介入又容易陷於 藝術上的粗糙。達一對矛盾始終糾纏着現代中國作家。對於當下的中國作家而 言，文學寫作的現實介入功能，注往是對其寫作的現實有效性和精神力量的考 驗。介入功能的衰退，幾乎可以看作是作者精神無力的徵兆。這，才是今天的寫 作者所面臨的真正嚴峻的現實挑戰。

葛紅兵：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純文學的領地大大縮小了。這種局面的出 現有外部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純文學內部的原因——它的介入性減弱了。

韓少功：“純文學”的定義從來是含糊不清的。80年代“純文學”是針對某種偏重宣傳 性和社會性的“問題文學”，到後來，主張自我至上者，主張形式至上者，主張現代 主義至上者，甚至提倡嚴肅高雅趣味的作家，都被劃入純文學一流——雖然他們 之間有很多差別。

一個人的文學寫作需要視野中社會與個人的平衡，需要俗話所說的上半晚想自己 下半晚想別人，更需要在別人身上看到自己和在自己身上看到別人。一旦在某種 意識形態高燒之下出現精神傾斜，一旦沉溺於貌似強大的極端性潮流。單向度的 寫作人就得可能滑入窮途絕境。

吳炫：所謂“純文學”是相對於反映社會現實內容並且撇開這些內容的“純粹形式”而 言的。但依附政治、社會與脫離政治、社會，其實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文學能 否“穿越”它們。

中國當代文壇不應該提純文學，尤其不應該提西方意義上的純文學，而應提出文 學穿越現實的“文學性”問題，用以消解“純”與“不純”的對立。

王光東：文學的存在意義既然是在與現實的聯繫、互動中生成，現實在最基本的 層次上制約着文學的發展，我們就應該把現實納入文學的存在系統之中，把它看 作是文學最為基本的構成因素，而不應該看作是文學之外的內容。

稿件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