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多舛---2003年中國富豪生死醒示錄
By 張志勇
中華工商時報

　　李海倉被害，劉恩謙被殺，喬金嶺自殺，周正毅落馬，楊斌判刑，胡志標坐牢，劉波“外逃”，仰融落魄美國，艾克拉木神秘“蒸發�梗瑢O大午被“冤”……2003，中國富豪所遭遇的生死記錄，是歷年來所沒有的，是什麼把他們分別推向了悲劇式的命途。在一個又一個的惡性的突發事件後，所引發的震盪，將留下的是何樣的昭示？

　　2003年就這樣轉眼即逝的過去了，快得都不容得我們停下來對所發生一切有認真的回眸。

　　2004年還沒等我們做好充足的準備，就已一頁一頁地翻開。

　　把握明天、把握未來就要對昨天做理性的認識和思考，從中梳理出昨天對今天的提示。明天的中國，只能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知和醒悟，從而使我們的腳步更加堅實有力，開創未來，走進創富時代。

　　2003年，對於中國富豪這個群體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多事之秋”。社會的轉型期，使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仿佛遊走在風頭浪尖上。一個又一個的相繼倒下，一個又一個的惡性突發事件所引發的震盪和全社會的關注，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命運“交響曲”呈現得是如此“命運多舛”的旋律。

　　李海倉被害，劉恩謙被殺，喬金嶺自殺，周正毅落馬，楊斌判刑，胡志標坐牢，劉波“外逃”，仰融落魄美國，艾克拉木神秘“蒸發�梗瑢O大午被“冤”……2003，中國富豪所遭遇的生死記錄，是歷年來所沒有的。是什麼把他們分別推向了悲劇式的命途？在一個又一個的惡性突發事件後所引發的震盪，將留下的是何樣的昭示？

　　創富時代的中國，寄希望於中國的有產者，寄希望於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生機和活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體現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生機和活力。2003，中國富豪的生死遭遇，留給有產者和全社會的不僅是困惑，而是醒示。

　　生存狀態危機

　　2003年1月22日上午，山西省聞喜縣東鎮的兩聲槍響，可以說是“震驚”了國內外。剛剛當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還不到兩個月的山西海鑫鋼鐵集團董事長李海倉在其辦公室里被槍殺。兇犯馮引亮是作案後在現場自殺身亡的。這一突發的惡性事件，在第二天國內的大小媒體上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報道。李海倉，一個生前很低調的民營企業家，死於非命，一時眾說紛紜。

　　李海倉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的兒子，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窮鄉僻壤，竟建起一座現代化的十里鋼城。由此，李海倉被位列2002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第27位。

　　山西鋼鐵大王李海倉的不幸遇害，應該說是一次非正常狀態下的非理性的突發事件，李海倉作為一個“個體”的遇害，本應是一個個案，但這個個體的個案卻迅速的附加了很多社會符號，在社會各界所產生的震盪，是媒體始料不及的。在這樣一個氛圍中，作為致力於報道中國民營經濟成長的《中華工商時報》，可以說是最先表明自己態度的。1月24日本報一篇題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之死》的社評，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社評說：除了對這樣一位優秀的民營企業家的遇害深感惋惜，同樣讓我們關注的是，為什麼這樣一位中國富人的逝去會引起社會大眾如此的關注，不同背景、不同讀者層面的媒體紛紛對這事件給予充分的注意，到底意味着什麼？

　　在我們看來，社會公眾所關注的其實不僅僅是李海倉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命運，更多的當是出於對中國的先富階層生存狀態的探詢。

　　社評還說：一個民營企業家之死，其中折射出的一個階層的生存文本，也許更值得追思和反省。

　　本報的這篇社評，可以說鮮明的把握了創富時代的脈搏，直接把視覺投入到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狀態。李海倉的猝然而逝，無論是對其家庭、企業和社會都是一場無法衡量的災難，其損失是巨大的。災難有時是有形的，有時是無形的。

　　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億萬富豪、北京照地盛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周祖豹，在其家鄉溫州的自家門口遭歹徒襲擊，身中14刀當即身亡。

　　2003年8月17日，甘肅地產大王、億萬富豪、甘肅長青置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恩謙在自己的家中被劫殺。

　　2003年9月7日，有河南首富之稱的上市公司黃河旋風（河南黃河旋風股份有限公司）的實際控股人喬金嶺突然自殺身亡。自殺原因令人費解。喬金嶺以1．2億美元的資產，排2002年《福布斯》內地富豪榜第58位。

　　在2003年這一年當中，企業家意外死亡的名單當中，還有紹興紡織科技中心有限公司的丁遐，包頭的李剛。

　　數位民營企業家的意外死亡，所遭遇的都是突發的惡性事件。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狀態已成為中國創富時代的生態危機。這一階層的生存狀態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很多專家學者和政府要員也站出來講話。8月19日，在由中央統戰部主持召開的《有產者啟示錄》一書出版座談會上，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以一個學者的道德良知說：“我們現在的企業家階層變成一個危險的職業。我們聽到很多不幸的消息：很多企業被害，有更多的企業家被造謠，被恐嚇，或被資產沒收，或本人被抓起來或企業被莫名其妙關閉。這樣一個企業家的生存狀態，我覺得與我們密切聯繫着。一個社會的生產絕大多數是在企業內進行的，如果企業的狀態正常，社會就有很強的生產力；如果企業被搞得七零八落，這個社會生產力便不會得到保護。而企業的領頭人便是企業家，如果我們缺少企業家這樣的人物，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便會受到巨大的破壞。”

　　李海倉等企業家的意外死亡，無論是使企業家自己本身，還是關注經濟態勢的人士，都醒悟到，安全是一切的基礎，安全是企業的第一要素，企業家的自身安全是企業發展第一前提，而企業家是創造財富的最寶貴財富。一個擁有十幾億資產的民營企業家竟發出這樣的感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民營企業家是“弱勢群體”。

　　李海倉等民營企業家所遭遇的惡性突發事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中國富豪群體中引發了對人身安全的擔憂。以至於一些地方的保鏢業也因此得到發展。應該說這還僅是由此而引發的表象。而更深層的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狀態的危機已無法再迴避了，這關繫到如何正確理解財富、如何理性保護財富、如何善待財富和善待“有產者”創造財富的“生態”等諸多問題。如何從人文主義和文化的背景來改變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狀態，已成為創富時代“共生”的話題，創富時代首先要解決的是有產者的生態危機。

　　完善遊戲規則“秩序”

　　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必然有它自身的遊戲規則。沒有規則的遊戲，只能在少數人中玩，並游離法律之外。與其說是這些人法律意識淡薄，還不如說這些人就善於或沉迷於在敏感領域和灰色地帶淘金。很顯然，不在遊戲規則下的“市場運作”，來錢比什麼都來得快。自譽資本運作的高手，尤其是樂於玩空手道的，其操作過程沒有多少敢“裸露�乖陉柟庀隆？此剖祆丁伴L袖善舞”，其實整個資金鍊中有一個環節出了毛病，不是亂了方寸，就徹底“崩盤”。2003年，“覆沒”的富豪，就是落馬在這樣的遊戲上。

　　“上海首富”、2002年度《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11位周正毅，於2003年5月27日在上海被拘捕質詢，一周后，周正毅的問題被媒體披露，2003年9月初，上海農凱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正毅因涉嫌虛報註冊資本罪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被上海市公安機關依法逮捕。周氏憑藉旗下的4家上市公司，在證券市場和房地產行業之間“玩”的就是一個“圈地－借貸－圈錢”的“遊戲”。用銀行的抵押貸款收購爛尾樓，通過上市公司再來套現，將風險轉嫁給銀行。其實周所玩的並不是多麼高明的“遊戲”，但他熱衷於這樣的玩法，在遊戲規則的秩序下，他必然要走向與法律相背的路子上去。

　　2003年7月14日，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楊斌犯虛報註冊資本罪、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合同詐騙罪、對單位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偽造金融票證罪，並數罪併罰判處有期徒刑18年，罰金人民幣230萬元。9月，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定，駁回楊斌上訴，維持原判。曾被譽為2001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一匹黑馬的“中國二號富豪�梗�其“歐亞農業”在港上市也就一年左右，就“曇花一現”了，在瀋陽所搞的荷蘭村，如神話迅速破滅。荷蘭村項目“玩�沟氖倾y行的錢，“歐亞農業”的破滅，留給當地銀行的是一巨大的黑洞。想補窟窿的楊斌竟開了一個國際玩笑，企圖打政治牌來救“歐亞農業”，朝鮮新義州開發區的項目，更使他走上不歸路。難怪百姓評說：楊斌玩大了。

　　被判刑的還有原愛多的總經理胡志標，2003年6月19日胡被一審判決票據詐騙罪、挪用資金罪、虛報註冊資本罪，三項罪名成立，判處入獄20年，並處罰金50萬元。

　　遊蕩在資本市場上“玩家”，嘗到過甜頭，有過風光，但資本就象個“幽靈�梗�想和“幽靈�雇孢[戲，市場經濟的法則不陪你玩。

　　2003年9月，傳出原誠成文化董事長劉波逃匿海外的消息，據權威媒體報道，劉波涉嫌約40個億的貸款黑洞，以及數目不詳的擔保貸款。

　　2003年11月3日，新疆啤酒花董事長艾克拉木失蹤，據說艾已逃至中東，結果啤酒花崩盤，流通市值損失十幾億元。艾的神秘蒸發，由此帶出“啤酒花�篂槠渌�公司所作的18億人民幣的巨額擔保黑洞。消息一出，啤酒花接連15天跌停。艾間接持有啤酒花24．8％的股份，市值高達29億元。艾在股市上“玩”的是自己“買”自己，從而達到操縱股價的目的。

　　上市公司董事長出逃成為2003年的多發事件。總計已有4家上市公司董事長下落不明，公司市值損失達20多億元，流通股股東損失慘重。2003年上市公司董事長的失蹤也創下了中國股市的一個記錄。

　　很顯然，無論是被捕的，還是被判刑的，以及出逃的，都不難看出，以往的“遊戲�雇娣ㄊ峭娌幌氯チ耍�在“新秩序”的遊戲規則下，他們都共同走上了“覆沒�沟牡缆贰Ｔ谑袌鼋洕�遊戲規則不完善條件下所滋生的“怪胎”，必將被法制所“唾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秩序，是轉型時期的一個永恆主題。過去的“玩法”，已脫離了今天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而沒有遊戲規則的“玩法”，以及還沿用游離法律邊緣或是和法律“捉迷藏”的“玩法”，那必將換來的就是出局，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

　　個案的特殊意義

　　在2003年中國富豪悲劇式人物當中，有兩個人物就顯得在“問題富豪”中是如此的“尷尬”，這兩人屬於問題富豪中“尷尬富豪”，一個是走進監獄的孫大午，一個是自我了結生命的喬金嶺。然而這兩個個案留給我們的是有很多說不完的話題，兩個截然不同性格的民營企業家，書寫的是角色衝突下的共同悲劇，兩人的悲劇結局令人玩味。

　　2003年7月5日，河北大午農牧集團董事長孫大午被逮捕，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孫大午本是一個億萬富翁，但他卻過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稱孫大午是富豪，多少有些可笑，他屬於那種連幾套象樣衣服都沒有的“富豪”。有着富豪的虛名，但沒有富豪的生活日子。

　　孫大午的入獄引起全社會廣泛的關注，“一個少有的好人，怎麼就被逮捕入獄了呢？”這是普通老百姓最簡單的判斷。那麼孫大午犯了什麼罪呢？表面上看是違反了我國金融管制的規定，實際上還可能有更複雜的背景。但就我國現行的金融管制規定來看，孫大午沒有使任何人受損，倒是有許多人得益，這樣的行為如果犯罪的話，只能說這種法律有問題。

　　有着社會道德良知的專家和學者

　　紛紛站出來為孫大午一案說話，呼喚判案法官的良知。茅于軾、保育鈞、鍾朋榮、柳傳志等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並傳達出一種同情、支持孫大午情感信息，使孫大午對法律充滿信心。

　　合理的東西不合法，如何讓合理的東西合法化，這是體現在孫大午案中令人費解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社會名流如此關心孫大午一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標誌着支持正義的力量在中國現在狀況下能否得以實現。如果孫大午被重判，將極大地打擊全社會對正義的期望和對政府的信任。孫大午案，體現的是一個民營企業家命運的政治含義。

　　2003年10月31日，河北省徐水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古刑帉O大午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總計罰金40萬元。

　　孫大午一案總算以一個令人相對滿意的結果了結了。但由此讓世人看到了中國民營企業在融資渠道上的“艱難險阻”。優良的企業、講信用企業，竟貸款無門。不願“同流合污”的孫大午，面對企業急需資金的情況下，不得不另尋“出路”，被逼無奈的孫大午，留下的是對我國現行金融體制的冷思考。

　　性格決定命運。企業家的性格同樣決定着企業和他個人的命運。

　　像孫大午這樣辦企業的民營企業家實在令人費解，認死理的人，在當今社會來看這人也實在是“軸”。而更令人費解的是“河南首富”喬金嶺，在他位於長葛市黃河集團的別墅內自縊身亡。

　　據說，喬的自殺，在當地引起巨大的震動，無論是其家人、朋友、同事及其地方官員都迷惑不解：為什麼喬在貧窮困厄、創業坎坷的時候尚且熱愛生命，而在他日益富有、聲譽日隆、事業也是蒸蒸日上之時，卻要選擇突然的棄世而去呢？

　　關於喬自殺的誘因，眾說紛紜。但絕不是用一句話兩句話就能說清的，也絕不能歸結為一、兩件喬金嶺就有什麼過不去的什麼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從企業家自身的性格成因上去做理性分析的文章，這不能不說我們對這一階層的人的“人文關懷�固�不夠了。

　　孫大午、喬金嶺等等民營企業家也是人，如何從“人�沟慕嵌葋砜创�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這應是一個社會問題。孫大午和喬金嶺都讓我們看到做為一個民營企業家“脆弱�沟牧硪幻妗�孫大午為什麼要“非法集資�梗繂探饚X為什麼要放棄一切尋求“自我解脫�梗繉O和喬性格有差異，他們對待身邊的事以及所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所扮演社會角色的態度各異，但他們兩人卻有着相似的悲劇結局。他們無論怎樣都也曾風光過，但也成為可悲可嘆的人物。兩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決定了他們的悲劇命運。

　　財富品質的質疑

　　2003年，一個又一個中國富豪不停的“出事�梗�不能不說滿足了時下中國的兩個需求：媒體的“爆料”，大眾的“幸災樂禍”。難怪有人說2003是中國富豪的“覆沒年”。

　　2003年，從頭至尾，在中國關於財富品質的話題始終就沒有平息過。而最直接引起媒體和社會對財富話題爭論的“引爆點”，不能不說是始於山西鋼鐵大王李海倉的突然遇害。李海倉之死的被關注，說穿了是和全社會對財富的看法有着最密切的關係。如僅就新聞事件來講，熱鬧兩天本應也就過去了，但恰恰相反，李海倉之死鬧得如此不平靜，在社會各界產生如此震盪這是媒體始料不及的。李海倉之死所產生的社會震盪，早已超過了李海倉事件的本身，很多社會問題，很多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很多關於富人財富品質等等問題仿佛一股腦地全都噴發出來，仿佛從這一突發事件中找到一個出口，很多情緒化的東西要宣泄。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在社會全面轉型中一個必然結果，僅網上對李海倉生前身後的各種評說及各種言論，加起來就有500多頁，而且是愈演愈烈。尤其是南方一家媒體關於李海倉欠銀行30億的失實報道，更是使得大眾“群情激憤�梗骸霸�罪”問題，“第一桶金來源不正�沟葐栴}，大有一種要“秋後算帳”的態勢。

　　周正毅的中箭落馬，使最普通的人都了解了，非法獲取項目（比如土地），再以項目為抵押，再到銀行貸款獲取更大的貸款等等一系列的運作手段。這種“遊戲”的後面多是政商的結合，富豪的落馬與當地腐敗大案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等等。楊斌的被判，使人又聯想到牟其中、劉曉慶、仰融等諸多前例。質疑財富品質成為大眾對所有富豪的一種最直接的“宣泄”。

　　在這一無休止的“宣泄�怪校�有很多問題被混淆了。

　　其一，把富豪問題和“貧富差距”混在了一起。中國的問題不是靠“殺富濟貧�咕湍芙鉀Q的。打擊富豪實際上不能給解決貧窮問題帶來任何的幫助，而只是對貧窮人的一種情緒上的安撫和麻醉。殺了富人，其實質是害了窮人。

　　其二，如何來看待中國民營資本的起家和原始資本積累。是否是以歷史的眼光，是否是以一種更加理性和建設性判斷來看待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富豪？“富豪”這一稱謂是否準確，這一稱謂的本身是否就帶有明顯的偏差，是否應稱為“有產者�垢鼫蚀_？如何來看待有產者的資本，資本的社會化問題怎樣來看。“仇富”心態的社會和歷史文化成因是什麼。

　　其三，財富品質的爭論核心，就是關於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

　　怎樣來看待一些民營企業家在財富積累過程中的“原罪�箚栴}，現在看來是一個不能迴避的現實問題。對“原罪”問題首先不要大驚小怪，同時也不要小題大做。僅就“原罪�箒碚f，哪個人沒有“原罪�梗窟@裡就有一個是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審視和看待“原罪”，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還是以片面的、主觀的、非理性的、形而上學的態度來指手畫腳的評頭論足。

　　在很多人看來富人都是在“原罪�沟尿屖瓜逻_到致富，都是靠對市場及消費者的欺詐而實現的，把財富的積累視為“骯髒的遊戲�埂＿@樣的形象在我們的小說家創作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同時，我們還可以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找到有力的理論依據，即資本家在原始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不擇手段，等等，這些，都給我們提供了對“有產者�沟摹半A級仇和民族恨�埂Ｎ覀內匀粵]有解決“資本社會化�沟膯栴}，我們仍然沒有很愉快地接受“有產者�沟呢敻皇侨�社會的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承認是搞市場經濟就不得不承認社會總體財富的增加，正是在一個又一個個體的財富在不斷增加的前提下，才有總體財富的增加的。這正是亞當·斯密的“自利最大化�估碚摚�而“總體收益的結果，有別於創造收益的個體意向”。這一經濟思想被西方經濟界認為是對經濟最大的貢獻。同時，我們還過分的強調和依賴那隻“看不見的手”和“自利最大化”，而忽略了亞當·斯密在提出“自利最大化”的同時也強調“行為的規範”。

　　“原罪”存在不？存在。不擇手段的骯髒遊戲有沒有？有。靠“尋租”、靠走私、靠騙匯等等不是沒有，魚龍混雜，這又是現實。

　　承認“原罪”，是赦免，還是既往不咎，是從那一個時間段上來界定，現在看來都很難辦。對“原罪”的評說意義，其關鍵在於對民營企業家們在今後市場經濟中更強調的是“行為的規範”。規範我們的制度，最終造就一批中國自己的“陽光富豪”。

　　斗轉星移，大浪淘沙。這是自然的法則。

　　走進創富時代的中國，就是要讓更多的無產者成為有產者。創造財富，財富是全社會的。轉型的震盪，不能阻擋有產者一路高歌。（記者張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