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沒有政治家

《走向共和》為近代歷史“翻案”，引起軒然大波。筆者以為，只要這部劇不是奉旨翻案，那麼，這種翻案文章就該多做，引發爭論更好。因為，歸根到底，人們需要的是一種多樣化的歷史敘述。意識形態壟斷時代定於一尊的歷史敘述，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了。

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同意該劇的敘述。比如，劇中對慈禧太后多有正面描述。5月8日的《南方周末》又發表《走向共和》編劇盛和煜的訪談，更是稱賞慈禧太后為“一個政治家，而且是一個優秀（出色）的政治家”。針對這一出人意料的評論，韓福東在5月11日的《南方都市報》上撰文提出批評，認為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並逐條反駁了盛眼中慈禧太后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種種“政績”。

我贊同韓福東的看法，而且，我想補充說，整個晚清70年，就清王朝內部而言，也許根本就沒有一個政治家。

韓福東先生引用了《現代漢語詞典》關於“政治家”一詞的解釋：“有政治見識和政治才能並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用這個並不算十分貼切的標準來衡量，從慈禧太后到林則徐，從曾國藩到恭親王奕忻，從李鴻章、翁同龢一直到袁世凱、盛宣懷，等等，竟無一人可算政治家。原因在於，他們都缺乏深刻的政治見識——儘管他們不乏世故；缺乏政治才能——儘管他們不缺權術；也沒有從事公共事務——儘管他們整天跟政務打交道。

慈禧太后就不要說了，韓福東先生已經對她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所謂“政績”作了分析，就說《走向共和》為之翻案的李鴻章吧。無可否認，李鴻章絕不是以前的教科書所說的什麼“賣國賊”，相反，他是大清王朝中最能幹、也最清醒的高官了。他認識到了當時的中國在被迫開放之後，已進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也利用自己的權力，衝破來自觀念和制度上的阻力，初創了中國現代的工業、軍事體系。這種功績，我們今天當然應保持高度的尊重。

然而，對於當時的歷史大勢，李氏卻有一個致命的盲點：他沒有看到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也就是說，缺乏真的見識；或者更準確說，他可能已經看到了，但卻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在這方面有任何建樹。而這才是當時中國最迫切、最重要的公共事務。所謂公共，就是為國家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框架，這才是一個政治家所能體現的最大程度的公共性。

眾所周知，19世紀後半葉，也即李鴻章最活躍的時代，乃是歐美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在政治上，憲政穩固，民主擴大，現代政製發育成熟；經濟上，政府放棄貿易保護主義，進入所謂“自由放任”時代，從而形成了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化時代。

對於這些，李氏不可能沒有看到。因為，他被公認為當時中國外交第一大老，儘管他大多數時間並不在總理衙門（相當外交、外貿與工業部）供職，但卻差不多天天跟洋人打交道。洋人也最喜歡跟他打交道，因為只有他還知道如何跟洋人打交道。李氏也曾遍訪美、日、歐各國，與美國的格蘭特將軍、德國的俾斯麥首相等等也有較深交往。他的幕僚中也多有留洋歸來者。

從這些知識渠道，李鴻章應當不難看出這些國家真正的強國之道，那就是憲政，民主，法治，自由市場等等，這不過是19世紀西方政治理論的常識和西方各國政治實踐的常態。然而，我們的李中堂卻幾乎從來沒有向朝廷提出過任何與憲政制度建設有關的方案。當然，我們可以設想，面對那樣大的阻力，即使他提出一些設想，也可能無法施行。然而，一個政治家，最重要的品質就是遠見，也就是說，具有某種政治理想。他的目光應當不囿於現有的體制的成規；他不應該只滿足於保住自己眼前的權勢，如果是這樣，他跟普通官僚就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是個官很大的官僚而已。

同時，如果李鴻章是個政治家，他也應當有敏銳的洞察力，有足夠的魄力，有破釜沉舟的決斷力。他應當能夠看出，僅僅靠修修補補，那個已然衰朽不堪的舊體制真能起死回生？從他的朋友俾斯麥、伊藤博文那裡，他也應當能夠看出立憲——哪怕不是英、美那樣的制度而是像德、日那樣的具有一定權威主義色彩的立憲——乃是真正的富強之道。他也應當能夠將自己苦心經營的權力和影響力，巧妙地轉換為制度變革的動力，則中國或者並非沒有循當時東西洋各國的正道走上“虛君立憲”的可能性，以慈禧之精明，未始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如是，則權勢方不至於僅為庸碌官僚作威作福之工具，而有可能成為政治家實現高尚理想、為中國奠定長治久安之制度的資源。

然而，李中堂最終卻什麼也沒有干。梁啓超先生在李氏去世兩個月後發表的李氏傳記中直言不諱地說，李鴻章的弱點就是八個字：“不學無術，不敢破格”。誠哉斯言。所謂“不學”者，並非說他不懂文章考據之學，而是指他不懂政制之學，即不懂立憲為立國之本的大道理；所謂“無術”者，並非是指李氏不懂權術——否則他也不會成為權力不倒翁——而是指他不知運用權術於立憲之正道；所謂“不敢破格”者，就是沒有與舊體制決裂的道德和政治勇氣，而安於對已經沒有希望的制度修修補補。最終在身故僅10年後，他所扶持的那個大廈頹然傾踏。如果他是個政治家，這難道不是最大的失敗？

百年之後，我們或者不應苛責前賢，然而，曾經執掌權柄數十年而在制度建設方面無一建樹，確實當不得“政治家”三個字的榮譽。所謂政治家，總需在制度上有所建樹：或從舊制度上建立新制度，或令既有體制脫胎換骨，換藥不換湯。可嘆李氏之後，老成凋零，袁世凱掌權，更是有權術而不懂政治。待到官民立憲改革共識破裂，局面終於不可收拾矣。李、袁二人，或可稱為舊體制下的開明權臣，然而，他們卻令新體制建立的可能性從自己的官印下悄然溜走。至於慈禧，保住了自己了絕對權勢，卻沒有保住大清的皇統。蓋棺論定，廟堂之上，袞袞諸公，在政治上是全盤皆輸。

當然，說大清王朝內部沒有一個政治家，並不等於說那個時代的中國就沒有政治家。也許，政治家就在體制之外。政治家未必總是能獲得權力和運用權力。一個人，儘管沒有權力，或者暫時沒有權力，但只要具有政治見識和政治才能，並且從事公共事務（其中主要是政治事務），他就是個政治家。不過，在體制內外缺乏良性互動的情況下，這樣的政治家非常輕易地就轉換成了革命家，玩的就是另一套遊戲了。

本文曾發表於《議報》，並經刪節發表於《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