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間諜“前三傑”和“後三傑”--談國共之間的間諜戰(ZT) |
送交者: 機要秘書 2004年01月17日20:47:27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
半個世紀前的國共鬥爭,始終在兩條戰線上展開,一是正面戰場一是隱蔽戰線。在地下隱蔽戰線上,鬥爭形式多樣,手段靈活,但無疑,間諜戰是互相角力的最重要一環。在雙方幾十年鬥爭中,共產黨很打了幾次漂亮的間諜戰,最精彩的兩次,其要角就是周恩來大為讚許的“前三傑”和“後三傑”。 前三傑解救周恩來 “前三傑”為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北風,關鍵人物是錢壯飛。 錢壯飛通過何種關係進入中統,難以確知,有說是因主辦西湖博覽會結識徐恩曾,有說是通過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後分配至中統,總之在三十年代初,徐恩曾負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時,錢已成為徐的親信擔任其機要秘書。 時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周恩來,指派李克農與錢建立聯繫。李由錢的介紹,也打入調查科,派駐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另一“傑”胡北風,則在調查科天津機關電台任職,就這樣,一條直達國民黨中央機關情報線建立完成。自此國民黨中央黨政軍情況、其時國民黨圍剿江西蘇區的軍隊動向情報,源源不斷送到了共產黨手中。錢壯飛情報通過上海李克農,轉中共中央機關,再轉往江西蘇區,共產黨軍隊打破國民黨前幾次圍剿,與錢情報不無關係。 錢壯飛等人的最大貢獻,還是在顧順章叛變事件中及時發出警告,使上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機關負責人得以及時轉移。 顧順章為中共政治局委員,並負責中央機關保衛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從上海護送張國燾往鄂豫皖蘇區,回程中在武漢被叛徒**被捕。顧被捕後即刻叛變,並要求立即面見蔣介石,因顧知道錢壯飛等人在國民黨中央機關臥底,故不願向低層人員透露,顧還想向蔣介石建議,由其出面說服共產黨“歸順”中央。 武漢警方不敢怠慢,立刻用專輪送顧往南京。顧第二天早晨抵南京後才說出錢壯飛臥底事,可錢昨晚已從武漢緊急來電中得知顧叛變事,立刻發電上海中共中央機關,此時已離開南京揚長而去了。國民黨根據顧情報立刻在上海抓捕,周恩來等人已安全轉移,只抓住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共產黨另一損失,就是顧交代出當時已被國民黨抓入獄中卻化名矇混的惲代英。倘若沒有錢壯飛及時告警,周恩來等人肯定難逃厄運,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勢將被全部摧毀。 顧順章出面說服共產黨“歸順”,當然不可能,蔣介石深知這一點,顧一自首也就失去在共產黨內影響。蔣見顧一面,即交由中統“相機指導運用”。抗戰前顧在中統中不得意想另投門庭,被徐恩曾藉口殺掉了。顧所付的代價還不止此,為懲罰顧叛變,據說由周恩來親自指揮,將顧一家大小數口全部活埋,顧曾在上海大報上刊登捉拿周懸賞啟事,這成為國民黨攻擊周恩來的一大口實,也成為許多同情共產黨、崇敬周的人深感遺憾的事。 “前三傑”中,胡北風情況不清楚,李克農以後成為共產黨保衛部門最高負責人之一。錢壯飛轉去江西蘇區後,參加了紅軍長征,途中戰死在烏江。錢女兒黎莉莉是上海三十年代電影明星,錢的兒子錢江是電影攝影師,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廠長,今年四月剛在北京去世。描述錢壯飛間諜生涯影片《金陵之夜》,即由錢江所編導。
“後三傑”為熊向暉、申健和陳忠經,主要人物是熊向暉。三人都潛伏在胡宗南部擔任職務,熊向暉擔任胡貼身副官、機要秘書長達十二年。 熊是清華學生,在學期間加入共產黨。抗戰之始,熊參加流亡學生組成的“戰地服務團”,適逢胡宗南部在服務團招收學生,熊被胡親自選中。通過周恩來精心安排,熊與申健、陳忠經三人就構成一張共產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最重要間諜網。 熊進入胡部時,正當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時期,外敵當前,國共間雖常有摩擦暗鬥,但究不是大規模兵戎相見,即使這樣,熊還是送出不少情報。周恩來對熊指示,準備長時期潛伏,熊之角色就相當於國共對弈中共產黨所下的閒棋、布的冷子,到時自會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對外槍聲剛停中原硝煙又起,抗日勝利不足一年,國共之間重開大戰。經八年抗戰,共產黨軍隊已不復是當年“游擊隊”“土八路”,誰都能看出,此番開戰,要麼不打,要打就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了。 胡宗南是蔣介石嫡系,長期屯駐西北,已發展為擁有幾十萬軍隊的西北王、蔣介石倚為股肱的方面大將。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連帶着熊向暉也就真正發揮大作用了。 胡部進攻延安前,熊原已脫離胡部,受胡支助準備去美國留學,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頭”又將熊緊急召回幫忙,於是,進攻延安之計劃部署悉經熊手轉給了延安。兵馬未動糧草未行,而一切卻已為對手知悉,此仗焉能不敗?於是,胡宗南雖占領了延安,卻撲進了空城;雖有幾十萬大軍,卻找不到對敵之處之機,反被共方吃掉幾個旅。毛澤東周恩來帶領中共機關在山溝里轉悠,近在咫尺的胡軍卻茫無所向。人贊毛澤東“胸中自有雄兵百萬”,這個百萬大兵是應將胡軍一起算上的。事後,毛澤東誇讚熊向暉三人的作用相當於三個師,從胡部受挫對大決戰全局影響,共產黨由此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相持再轉為戰略進攻來看,熊等人作用又豈止是三個師? 熊向暉“後三傑”間諜案,最後還是為國民黨破獲,可此時熊已在美國讀了大半年書,遠不可及了。由於胡宗南與軍統的老關係,保密局並未聲張悄悄壓下了,卻不敢不報蔣介石。胡宗南最後敗退西昌,蔣卻不許胡去台灣,直到參謀總長向蔣力爭道:送一員大將給對方不符合指揮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後一刻登上飛機。蔣對胡的憤怒於此可以想見。事情還沒完,胡到台後,陝西籍監察委員李夢彪領銜聯署四十五人上文彈劾胡,這是國民黨去台後的第一次彈劾案,指責胡帶部隊離開陝西是受匪諜虛聲恐嚇,雖未明寫熊向暉事,卻明指“其總部多有共區份子滲入”。胡提出答辯,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強應付了,胡當然早就明白,熊向暉是潛伏身邊的共黨間諜,熊此時已從美國畢業直接去了北京。 間諜戰的道德問題 胡宗南因身邊滲入間諜不自知,蔣介石氣憤得不讓去台灣,蔣部下有人提出這不符合指揮道德。自熊向暉近年公開自己十二年間諜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問題。 胡對熊可謂厚矣,自招熊在身邊擔任副官、秘書後,胡不但予以信託,注重培植,而且照顧其全家生活,多次為熊家人安排職業,最後並助熊妹與熊一同去美留學。有人憤慨難平斥熊不講信義,致誤老長官一生事業功名。當年同為胡之部屬的張佛千為熊辯護,指出,熊參加共產黨在先,到胡身邊工作在後,要講忠誠信義,熊只能是忠誠於共產黨,“怪只怪周恩來善於擇人,造成胡的畢生大憾”。 熊向暉真可稱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間諜,不但圓滿完成間諜使命,立下卓著功勳,而且毫髮未損全身而退,更且讓對手出錢出國深造,最後又學有專成歸隊為共產黨工作,直做到部長級高級幹部。征諸古今中外間諜史,幾乎是絕無僅有之特例。間諜能完成艱巨使命的,往往難逃暴露真相的危險,即使九死一生最後歸隊,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宮投閒散置,因為間諜一旦暴露真實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價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對手出錢往美國留學,學有所成而再服務於共產黨外交界。胡正如民間所謂:被別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 熊之間諜沒有道德問題,那麼共產黨間諜戰是否有道德問題呢? 敵我相爭相鬥,往對方派遣間諜往往是優先考慮的重要一着,問題只在於派得進派不進、派得深派得淺,不存在派不派的問題。為了派得進派得深,老謀深算有長遠眼光的,總要預作布置提前考慮,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用周恩來的話,就是下閒棋布冷子。那些隱蔽至深的間諜,要說無事可能也就浪費,可一旦有事地位又恰當,那其作用就未可限量了。這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是各方都默認和接受的應有之義。 可這只限於相鬥相持之時。如果是友好鄰邦、合作夥伴,單方或雙方來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會影響雙邊關係的,特別是單方面的過度作業,一旦為公眾所知,更在道義上要失分。熊向暉間諜案難以名正言順說得通的是,熊在胡部潛伏時,正當抗戰時期國共第二度合作,雙方名義上是友黨友軍。 共產黨來這一手,對國民黨頑固派或許不是問題,因他們遵守的也是同樣的行為邏輯,在竭力往共方派間諜,但對其他人則要有所交代,至少要有一個說得過去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周恩來是政治大家,深諳其中關係,熊向暉從美國到北京後,周恩來曾邀集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前國民黨和談代表聚宴一次,專為他們給這位昔日熟悉的“熊老弟”作背景介紹。周首先說明,熊不是起義而是“歸隊”,今後準備派熊出任外交方面工作,然後向眾人道出熊做胡部臥底間諜的前後,最後,周正色加以解釋說:我們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國民黨的特務工作有本質不同。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裡,是要他幫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報。當時我們誠心誠意想同國民黨合作抗日,中共中央還決定不在國民黨機關、部隊裡建黨組織。可是蔣介石硬是要反共,我們不能不自衛,我們就交給他自衛的任務。毛主席早就公開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是這樣,在情報上也是這樣。蔣介石、胡宗南已經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今天我向大家講出來,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轉告蔣介石,讓他知道來龍去脈。 周恩來這番道理,好在不會引起爭論,聆聽對象都是剛入新朝的前國民黨人士,但周恩來還是說了,這當然要的是道義分。 間諜戰情報戰,國民黨也輸了 在周恩來說詞後,張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張說:以前只知道國民黨蔣介石政治上、軍事上不如共產黨,想不到在情報戰上,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不管真情還是虛應,張治中說的卻完全是事實,國民黨情報戰也輸給了共產黨,而且輸的還不是一點點。 對此,多數國民黨人也認識也承認,而且將情報戰的失敗看作是國民黨失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將國民黨失敗完全歸之於情報戰、間諜戰的失敗,認為經濟方面是由於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潛伏共產黨人冀朝鼎,擾亂了金融政策;軍事方面,則由於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秘密投共,將軍事計劃悉數透露給對方。 這一說法無論如何太過分,如果不是為自己或某些國民黨派系集團推卸責任,就是見木不見林的浮泛之論,而且所依據事實也不對。劉斐親共,以後更投共,但指其將大決戰軍事計劃透露給中共不是事實,這是將後日行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劉為“匪諜”最力的胡宗南參謀長盛文,也不能將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給劉斐,因為劉斐當時儘管是管作戰參謀次長,對該計劃卻不得與聞,是蔣介石本人與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計劃的另有其人,盛可能為免連帶責任不說熊向暉而妄誣劉斐。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的失敗,情報戰、間諜戰遠不是決定性因素,國民黨整個大局輸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更輸在民心向背上,情報戰、間諜戰只在局部具有關鍵性作用。但不管怎樣,國民黨的情報戰總是輸了,而且輸得很慘。 先看董必武。熊向暉在武漢被胡宗南親自選中任用的當晚,熊即往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有事外出,這第一次談話就由董必武出面與熊談的。董首先向熊說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於周恩來下閒棋布冷子的考慮,未雨綢繆先走一步,這是一項特殊任務,具體要求須根據情況發展再定。如果說這些只是董的轉達,以下間諜工作的具體指示則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點:第一不要急於找黨,組織自會與他聯繫,不管多長時間都要忍耐,絕不要離開胡宗南部隊。第二,隱蔽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國民黨內,為人可略驕,寧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無論何時何地必須謹慎,敢於和善於隨機應變。最後,董讓熊按時渡江回駐地,以後不要再去八路軍辦事處,也不必見其他人,這一次談話,要管幾年。 再說劉少奇。抗戰之初,另一共產黨人趙榮聲在第二戰區副司令衛立煌身邊任秘書。衛部駐紮山西,積極抗日,與陝北八路軍友好,趙是衛從八路軍處要來到身邊服務的,但趙的共產黨員身份則是秘密的。由於衛立煌放手,趙等人在衛部中模仿八路軍做法,搞了許多宣傳活動,並在衛部秘密建立了共產黨支部。三八年年底,劉少奇從延安到山西找趙秘密談話。 劉首先講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約定不在對方黨政軍中建組織的約定,命趙立即將支部解散。然後對趙作出具體布置,要求趙停止組織聯繫,保留黨籍,長期隱蔽下去。趙的潛伏為絕密,只有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記錄,將來歸隊由劉給他們證明。劉更具體指示趙,要真正成為衛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長時間,要作長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鑽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衛身邊待下去就是成績。以後不許找地方黨組織,不許找八路軍辦事處,有事劉會派人找趙,而趙不需要知道劉在哪裡。劉最後往新四軍工作臨行前又囑咐趙長期隱蔽下去,等待時機,並要做好隨時應變的準備等等。 劉不愧是長期搞地下工作的,對情報間諜非常內行,對一切細小之處都不放過。當衛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黨員時,劉不讓他們去延安而去蘇北新四軍,劉認為去延安的人多複雜,年輕人又好吹牛,對仍在潛伏中的趙榮聲等人不利。一位黨員名叫陳其,劉認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產黨人名字,親自為其改名陳其五(此人解放後曾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 朱德此前也曾到過衛立煌部一次,對衛作正式拜訪。趙榮聲等人在衛部所作的抗日宣傳工作本以為能得朱誇讚,想不到朱非常生氣,與其作秘密談話時朱大為光火,怒責趙這樣搞法太明顯,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於共產黨人之手,朱指責趙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國民黨發覺後連根刨掉。朱雖是行伍出身的總司令,對秘密工作卻也有着縝密的頭腦。 無論軍統中統,統統打不進中共 共產黨注重情報戰,國民黨又何嘗不注重?共產黨高層人物多是搞情報行家,國民黨高層直至蔣介石本人也絕不是外行生手。如果說,共產黨由於多年受打壓且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吃了大虧,因而步步小心處處設防,那麼國民黨的優勢在於其執政地位,擁有體制上一切便利條件,擁有充裕的人員、經費、裝備來建立各種公開的、秘密的組織機構來對付共產黨。 國民黨有兩大特務組織,一為中統一為軍統,軍統歷史雖較中統為短,卻借抗戰之機急速膨脹,成為一時擁有直接工作人員幾萬人的最龐大、最張狂的特務組織。但無論中統軍統怎樣分工,對付共產黨是兩組織的最根本宗旨,也無論國共合作或對抗,中統軍統有多少方面的工作,最重要工作就是與共產党進行情報戰,情報戰最有效手段,自然就是打入共產黨內部的間諜戰。可積幾十年之功,無論中統軍統,這方面幾乎毫無建樹,統統打不進共產黨。 抗戰之前,據沈醉所言,軍統上海地區的中心工作,就是打入中共地下組織和其他反蔣集團中去活動。可最不容易打入的是中共組織,只能在一些外圍組織中找一點線索便進行破壞,卻無法深入。最容易打入的是一些反蔣集團和地方軍閥派系。抗戰時期,軍統內專設有中共科,另有張國燾主持主要由共產黨變節者組成的特種問題研究室,專門設計和指揮向延安等地的滲透。戴笠還親自領導一個特別偵察組,想派人打入重慶的中共組織,要求哪怕打入一個能當《新華日報》印刷工或賣報報童都算是成功。可軍統這部分工作基本是白費心血,徒勞無功。 抗戰以後,軍統轉制為國防部保密局,蔣介石親自面授指示,要求保密局的外勤人員社會化,每個人要有公開掩護的職業,以便打入社會各階層中去進行活動,設法打入各民主黨派和進步團體,最主要的任務則是要千方百計、不惜任何代價打入共產黨各地組織,以便徹底消滅共產黨,鞏固後方。國民黨高層不可謂不重視,中統軍統也不可謂不努力,也做出過不少成績,如三十年代顧順章案,抗戰以後軍統破獲共產黨北平地下電台,由此追尋出各地共產黨地下組織以及潛伏間諜,熊向暉等三人真正身份,也就是在這次行動中被揭露的。 儘管如此,國民黨的情報戰仍輸給了共產黨,最重要的就是,無論中統軍統,都無法打入共產黨內部,國民黨積幾十年之功,始終就沒有過一個打入共產黨要害部門如前後三傑那樣的出色間諜!共產黨步步進逼,國民黨處處被動,個別局部的抓捕,其功用焉能勝過深入核心的間諜?國民黨的情報戰不能不輸。 國民黨間諜戰輸在何處? 認識上,雙方沒有差別,國共高層都對間諜戰給以高度重視,都不惜代價處心積慮地想打入對方。共產黨處於在野受打壓地位,因而聚斂鋒芒,時刻保持警覺以求出擊,是其長處。國民黨執掌政權,擁有軍警憲特、特別是中統軍統兩個龐大特務系統,能以制度的名義和力量對共產党進行圍追堵截,是為國民黨的優勢。兩相比較互相抵消,雙方至多也只打個平手。 共產黨成功在間諜打得久打得深,國民黨失敗在間諜打不進打不深,這就需要從間諜工作本身來加以考慮。 一個間諜要能成功打入對方核心,並且能安全穩妥地潛伏下來,長期發揮刺探軍政情報的功能,涉及三方面因素:第一,間諜個人素質;第二,打入對方陣營方式的便利與否;第三,對方陣營中的環境,這涉及到間諜能否長期安全地潛伏下去。將此三因素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作比較,很顯然,共產黨都要優越於國民黨多多。 間諜個人素質,可以包括政治信念、知識程度、勇氣膽略、堅忍的意志、隨機應變的機智等等。諸多條件中,知識程度是前提,政治信念是根本。知識程度不夠,即使打入對方陣營,也只能做基層大兵,無法進入高層核心,也就無法接近情報源。所以,當年周恩來選中清華大學生且有官宦家庭背景的熊向暉,就是綜合這多種情況才加以決定的。挑選間諜,當時無論國共,大學生青年知識分子都是最合適人眩政治信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左傾右傾,在中國外敵當前、內部連年軍閥混戰期間,青年知識分子多是左傾的,這裡必得還需加上忠於共產主義、忠實於共產黨,若沒有這一條,其他都談不上。而一般左傾青年,加入共產黨或參加國民黨都是可能的選擇,國民黨為執政黨,是所謂“正途”,可以論功行賞、論資排輩做官,而加入非法共黨,或長年流竄在荒野山凹,偏處一隅,或秘密潛身於白區晝伏夜出,冒殺頭危險從事地下活動。試想誰更可能具備堅定的政治信念? 第二個因素,是間諜打入對方的方式,這一點也對共產黨有利。國民黨既為執政黨,控制着全國政權,共產黨名為非法,紅色割據着一塊塊局部政權,除此之外,所有共產黨活動都處於地下隱蔽狀態。作為間諜要打入對方,在國民黨是從大範圍到小區域,從全局進入特殊局部,在共產黨是從小區域到大範圍,從局部融入全體。哪一方更有利於順利地進入和融合,是不待言說的。 最為關鍵,間諜存身的環境 第三點,間諜打入對方後的存身環境,是最為關鍵的因素。間諜打入對方固然難,但間諜要能在對方陣營中隱蔽身份長期潛伏,而且能發揮作用,在關鍵時刻不失時機地送出情報,那就更難。設想一下,國共雙方間諜進入對方後,國民黨環境和共產黨環境哪一方更利於長期安全地潛伏下來,並待時而動送出情報呢? 國民黨環境,共產黨間諜已有前後三傑事例在,提供了很好的證明。而且更妙的是,這前後三傑最後的身份暴露,都不是出於國民黨自己察覺,出於中統軍統的直接偵破,而是其他共產黨人叛變以後的連帶暴露。可以相信,如果不是這樣,象熊向暉這樣已潛伏了十二年的間諜,潛伏到四九年底胡宗南部隊徹底垮台,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共產黨環境又如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內由於對國民黨政策有過或左或右的分歧,結果在國民黨分共清共時吃了大虧,這一教訓,共產黨人是牢記在心,無時無刻不在警惕着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的下閒棋布冷子,劉少奇的後發制人等等,都是由此而來。共產黨對派出打進是行家裡手,對自己這一面的警惕防範,可想而知也絕不會掉以輕心的,劉少奇不讓衛立煌部撤出的秘密黨員去延安,就是出於當時延安人多複雜的考慮。 無論軍統還是中統,對派遣間諜可說不遺餘力,也確曾派出不少人員混進延安作潛伏,可從未能成功地打入要害部門,更談不上接近共產黨上層。就是許多混入共產黨基層組織的無足輕重的小間諜,也或遲或早被共產黨清除一空。這不是軍統中統無能,也不是他們不了解共產黨,完全不是這樣。軍統中統中許多專事對共產党進行間諜戰的,原就是共產黨變節分子。而且,說來令人驚異,軍統中統訓練人員的方法,主要也是依照蘇聯秘密組織“契卡”和“格別烏”一套體制進行的。可國民黨就是不行,不但打不進共產黨,反被共產黨打入,早期如中統的錢壯飛,後期重慶時期的軍統,竟然被共產黨間諜在內部發展了一個組織。 為什麼?這就涉及到共產黨的思想、體制和作風了。 簡單地說,由於共產黨宗旨、奮鬥目標和理念的設置偉大和懸諸崇高,由於共產黨鬥爭環境艱難兇險、奪取政權路途的漫長,更由於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所經歷的挫折和傷害,還有就是當時蘇聯共產黨內鬥爭的影響等等,所有這些就必定使得共產黨最為注重黨內建設,注重黨員思想的統一和黨的隊伍的純潔,注重黨員個人成為“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否則是無法達成其近期目標和遠程理想的。而要達到這些要求,一個最為常用的也是極為有效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風和組織整頓。所以,儘管大敵當前,四面遭困,鬥爭環境極為艱苦險惡,江西中央蘇區以及其他紅軍根據地,共產黨內部仍然開展了大規模的整肅AB團和托派分子的運動,抓了一大批,殺了一部分,據當事人回憶,當時看見口袋上插一支鋼筆的就會指為AB團,列為整肅對象,往往無須多少堅實的證據,也沒有必要的程序,就可以拉出去砍頭。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鬥爭環境雖然較為緩和,延安以及其他根據地,前後又搞過“搶救運動”和全面整風運動,這次吸取了以往的擴大化教訓,但也同樣抓了一大批,殺了極少數。試想,在共產黨內部,每隔幾年就有一次、幾乎涉及所有人的拉網式過關的運動中,間諜即便僥倖打入,但可能有長期容身之地嗎?共產黨自己的許多忠誠同志,都被懷疑為內奸和間諜,被冤枉地整肅,那些來路不明真正的國民黨間諜會有可能安然潛伏下去,並送出什麼情報嗎?面臨這樣的整風,需要講清楚革命來路,說明白祖宗三代,交代出親朋好友各種社會關係等等,許多忠貞共產黨人尚且人人自危難以應付,那些心懷不軌的間諜看見這樣的陣勢,還不嚇得屁滾尿流,抱頭鼠竄?如果還來得及的話。 歸總而言,國民黨要想往共產黨內打入間諜,潛伏下來,極少可能。 國民黨亡命台灣後也開始整肅 國民黨自被趕出大陸、偏處台灣一島之後,國共間諜戰也就基本告終。小打小鬧也有,特別是隔海對峙的最初幾年,國民黨有空投有海運還有從港九一帶陸路進入,但根本不成其氣候,小動作搗點亂有之,想派間諜潛伏下來進入核心部門,連門都沒有。大陸上殘存的國民黨人員,經過肅反運動,基本上清除無餘,萬一有倖存身下來的,大陸上每隔若干年一次的政治運動,肯定也給整得靈魂出竅,噤若寒蟬,更何談什麼長期潛伏刺探情報? 從共產黨一方說,卻也不再能像以前那樣,往台灣島打入間諜。台灣島地理上與外隔絕,兩岸之間官方民間不通來往互為封閉等等,都是原因。但還有一個更重要原因,那就是國民黨也如共產黨,在島上開始了內部整肅運動。 這與國民黨敗退台灣一島後的懼駭心態有關,也與島上幾番政治軍事變化如“孫立人兵變”事件有關,當然更主要還是出於國民黨總結大陸失敗的經驗教訓。 國民黨剛敗退台灣,即成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加以整黨,另一方面則是吸取共產黨間諜滲透內部的慘痛教訓,對黨政軍系統進行全面整肅。國民黨敗退台灣,地盤小了,各類組織系統縮編,可“情治系統”卻並未隨之縮小,原軍統演變的國防部情報局、原中統演變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都保存延續下來,一九五四年又成立安全局加以統籌,由蔣經國親自主持整個台灣的情特工作,在島上進行了一場長達十多年的廣泛而細密的清查共黨、揭露匪諜的整肅運動。整肅不僅涉及一般民眾,更涉及黨政軍各界,連情治單位本身保密局、調統局也不得倖免。整肅中最經常使用的罪名就是“匪諜”,教師中有“匪諜”,軍人中有“匪諜”,連老資格軍統高幹、當年北平站站長的喬家才少將也遭到“匪諜”指控,被抓捕入獄多年。從近些年所批露材料來看,當年的抓殺整弄錯了許多,殃及無辜無數。不過,不言而喻,共產黨如果真地有間諜派往台島,在如此環境中也就難以存身了。 間諜戰的代價 共產黨的間諜戰打得漂亮,打進清出都漂亮,打進打得深,清出防得嚴,滴水不漏,令國民黨無從下手,無論中統軍統,統統無用。 然而,漂亮的間諜戰卻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那無數殃及的無辜。對此應作怎樣的評價呢?當然,這一評判不是指主事者,主事者有自己的行事邏輯,評價也已經作出,那就是“漂亮”。可以相信,如果主事者以後碰到類似情境,恐怕仍會採取同樣的行事方法,仍會付出如許代價的。也不能從對立者立場出發,對立者遵循同樣的行事邏輯,過去這樣,今後大約也不會有多大改變。這裡,需要跳出對立兩極的思路,才能得到新的評判角度,這一評判角度當然不是虛擬的,無須另找,那就是現實中存在的“代價”們的評判。 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搞的反托派、抓AB團,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和整風運動,都與當時蘇共指導方針和具體政策有關,許多做法都是經由共產國際之手,再轉達給中共加以貫徹實施的。蘇共與中共,前者老大哥,後者小老弟,一般方法只能是蘇共創始而中共傳承。即以國共間諜戰,差不多也是蘇聯與西方間諜戰的翻版。蘇聯與西方間諜戰中,蘇聯也有如中共前後三傑那樣的出色間諜,早期為三十年代的佐爾格,以後有六十年代深藏英國間諜機關的鼴鼠,還有最近剛剛暴露出的美國中情局的前蘇聯間諜,這都是震動整個西方世界的大間諜案,弄得西方灰頭土臉的。反之,西方卻從沒有過打入蘇聯要害部門如此之深的間諜,叛逃的有,叛逃時帶出情報的也有,但主動打入的間諜卻沒有。這當然只能歸結於前述間諜存身環境的問題。所以,我們就以蘇聯三十年代為例來看看“代價”究竟如何。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搞的大清洗,當時被抓殺並被指為“人民敵人”的,一大類直截了當地就稱作“間諜”,其中還分門別類地指為英國間諜、德國間諜和美國間諜,如蘇聯元帥麥列茨維基曾被指控為英國間諜逮捕入獄,航空人民委員(即部長)也是蘇聯革命元老卡岡諾維奇之弟,被指控為德國間諜後被迫自殺身死,連斯大林衛隊長保克爾最後也被指控是德國間諜而遭捕殺。根據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蘇共十七次黨代會上選舉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補中委,其中83名遭到逮捕和槍斃,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和槍斃,這些人中的一大類罪名就是間諜。這在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卡岡諾維奇是猶太人,希特勒強烈反猶,其弟能夠為德國人信任而成為德國間諜?可在斯大林個人獨斷專行下,一大批無辜者被抓被殺了,只不知其中是否真有個別真正的間諜在?三十年代及其以後為斯大林所抓殺的,赫魯曉夫時代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糾正,八十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時代,更對此作出了徹底的公開平反。 如此慘痛的代價,卻仍有說詞,赫魯曉夫“解凍”時代,當真相逐漸為世人所知,有人為之巧詞辯護說,即便斯大林清洗的確擴大化到許多無辜,但此番清洗也有其純潔隊伍的實效,可資證明的就是,蘇德戰爭開始後,蘇聯軍隊中未曾出現過任何“第五縱隊”。赫魯曉夫完全否定了這一說法,赫在秘密報告中指出,正是由於這番清洗,大大削弱了蘇聯黨政特別是軍隊的戰鬥力,加以斯大林個人的判斷失誤,而造成戰爭最初兩年的大量傷亡和大片土地被侵。其實,赫所持仍然是當局者的現實功利立場,按此說,如果大清洗確有純潔隊伍的功效,大清洗就該肯定? “代價”們自有自己的立場,那些被擴及的無辜者,那些不是間諜而被指控為間諜的無辜者,他們是絕不會同意“純潔隊伍”說的。可以想象,即便在他們之中真有間諜,即便清洗真有“純潔隊伍”的功效,他們也絕不會願意以鮮血和生命作此代價的。 可惜,“代價”們總是處於微不足道的地位,今天,我們已可以聽到當年出色間諜眉飛色舞的現場說法了,可還是聽不到多少“代價”們的聲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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