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風起廬山

1959年7月，浦安修工作所在的北師大給學校領導幹部放了幾天暑假，中央每天又有專機給廬山送文件，浦安修想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去廬山一游。從1953年以後，6年的和平生活仍然充滿了緊迫感，他們沒有時間一起外出，惟一的一次是1954年彭德懷患皮膚炎症，中央讓浦安修陪彭德懷去青島療養了一個時期。浦安修料想他準會高興，不料，電話里傳來的回答是一再的勸阻：“你不要來了！”“你別來了吧！”……沒有說明理由。

“橫看成嶺側成峰”，多麼誘人的廬山！她一心想去看看，竟沒有覺察出彭德懷聲音中隱隱的不安。

“唔……那你來吧！”彭德懷沉重地放下電話。

一路興奮的浦安修也沒有覺察出到山下接她的景希珍參謀一路小心地迴避她的一些問話。

車上廬山，如登仙境，浦安修欣然跨進彭德懷的住所———176號別墅。彭德懷不在，她在屋內外環視一周，走到靠窗書桌旁坐下。這時，她瞥見書桌上正中端放着一份文件。

她和彭德懷都是嚴守紀律的共產黨員，她從不去翻看彭德懷的文件。但這一份文件擺得太顯眼了。好像故意留給她看的，她便挪挪身子去瞧那題目———白紙黑字印着《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她眼前一黑，昏了過去。很快，她便清醒過來，把那份如晴天霹靂的決議看下去，邊看邊哭。

彭德懷很晚才回來，默默看着她已經哭得紅腫的雙眼。“你都看到了吧？”再沒有說話。

她就這樣以淚洗面地過了兩個日夜，彭德懷對她惟一的表白是：“我這個人毛病很大，但我沒有反黨，沒有反毛主席，更沒有組織什麼俱樂部。”

“你說說，我和他也是老戰友了，從井岡山以來同生共死30多年，這次無非是提了些意見，為什麼這樣算賬，這樣鬥爭？”

“……”浦安修只有用眼淚來回答。

“你看我的樣子是長得很兇，叫人害怕嗎？”

“你說說，為什麼寫了一封信就是反黨、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回京後，浦安修住在北師大的宿舍，隔一兩周回來一次，回來後，

夫妻間不論談什麼，談着談着，話題就會跳到廬山問題上來。

浦安修確實看不出也確不曾看到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她答覆不了彭德懷的問題，甚至害怕他提出的問題，她只有不住地重複在廬山上就開始的埋怨彭德懷的話：“你是管軍事的，為什麼要去管經濟上的事情呢？”

彭德懷開始是沉默，久而久之就免不了不耐煩地聽她的抽泣和埋怨。其實，彭德懷十分不安，他們曾共同度過了一般人難以想象的、艱苦和危險的歲月，她從沒有半句怨言，但現在，她責怪他，說他驕傲，要向毛主席檢討。

“你懂得什麼？就知道怕事！”彭德懷也生氣了。周末的相聚常常是不歡而別。

2 分梨與分離

八屆十中全會前後一段時間，浦安修很少回家，一天，彭德懷在她的臥室翻書，發現她的一個專用書櫃差不多空了，查看一下，她的用品也沒有了。

空空的書櫃傷了彭德懷的心。以後，他在“文化大革命”被囚禁中寫的材料里回憶道：“……才知道她決心分離，平常回來是為了搬書籍的。我當時即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決心分離，我不反對。但相處了24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也算是生死與共，一旦離別，竟無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揀送給你，請查收’。”

10月下旬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浦安修回到吳家花園。這天晚飯，彭德懷照例先吃完，他坐在桌旁拿起一個梨，削了皮，把梨切成兩半，遞一半給剛吃完飯坐在飯桌另一側的妻子，說：“你要想分離的話，咱們就分梨(離)，這個梨我吃一半，你吃一半。”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倔強的性格折磨着他，他決心不再連累她。

他把梨送到口邊，浦安修也拿起半個梨，默默地吃下去，她才44歲，來日方長，她自認為是在黨和丈夫之間作了不得已的選擇。

傍晚，彭德懷送浦安修回校，在北京大學西門前，一輛32路公共汽車靠站停車，彭德懷緊緊握住浦安修的手說再見。他目送這輛老式的公共汽車顛晃着馳去，尋找車廂中妻子的身影，十分傷感地發現她沒有回頭。

以後，浦安修就長住學校，儘管人們知道她已和彭德懷分居，但仍然小心地和她保持距離。北師大黨委早就在改選時從新的候選人名單中去掉了她的名字。她渴望為黨工作，向黨提出離婚申請，在申請中痛苦地說：“如果只有這樣我才能為黨工作的話。”報告經市委呈送中共中央，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說：“劃清界線並不一定要離婚。”報告轉呈周恩來，周恩來問：“彭德懷同意嗎？離不離應由他們自己定。離也是法院的事，黨組織不要管。”總書記鄧小平則不看這個報告，說：“我從來不管家務事。”問題就此擱下，浦安修沒有和彭德懷去法院，夫妻關係終未正式解除。但彭德懷早知道了浦安修的抉擇，曾為此愴然淚下。

3 特別的一面

1966年7月，浦安修被抄，人進了“專政隊”，白天勞動，夜晚住在沒完工的一間浴室里，潮濕的水泥地面上鋪着一床薄褥子。她也一無所有了，僅貼身衣袋裡放着一張彭德懷的照片，裡面保藏着她28年的回憶———她並沒有把他從心上抹去。

一天，稍不小心又出了大禍。照片掉在地上，被看管人員收去。為此，浦安修被拉出去批鬥，被罰光着腳在沙石路上擔東西，被勒令交代和彭德懷一起“幹了什麼壞事”。紅衛兵對她專了一陣子政，膩了，把她放掉。浦安修無家可歸，被院內一個好心的同事收留在家中暫住。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夥紅衛兵押到校內教學樓。驟然間，她看到人群圍着一輛三輪車押着一個人。縱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認出是他———一別兩年的彭德懷。彭德懷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視，都痛苦地低下了頭。

當晚7點半，彭德懷和浦安修被拉上批鬥台，由北師大“造反”組織“井岡山兵團”主辦的“批判鬥爭反軍篡軍大野心家彭德懷和彭賊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浦安修”萬人大會，在一片瘋狂的口號聲中開始。

浦安修被兩條粗臂反提着胳膊，兩隻大掌猛按着頭，做成“噴氣式”，耳里擁進了一連串彭德懷駭人聽聞的“罪行”，和她如何與彭德懷“狼狽為奸”的“罪狀”。在劇痛和羞辱中，她偷偷側眼尋找彭德懷，看到他同樣被扭按在會台的另一邊，那倔強不屈的頭被按下去，抬起來，再按下去，再抬起來，他正掙扎着向這邊尋找她的身影。浦安修心頭一陣酸痛，眼前一片漆黑，連怎麼被拉下台，怎麼被放回去都記不住了。

浦安修被傳去勒令交代彭德懷的“罪行”。一向溫和的浦安修，這時頑強地不予回答，造反派又給她遞上了一份“最後通牒”，警告她：“再不交代，砸爛你的狗頭！”

8月31日拂曉，北京師範大學校園還在睡夢中，浦安修悄悄逃了出來。她登上了那依然破舊的32路公共汽車。車過北京大學，她絕望地抬頭看了一眼馬路對面通往吳家花園的小徑和彭德懷常送她上站的地方。車向西拐，快抵頤和園的路旁有一條小巷，從那裡也可以通向吳家花園，她匆匆地再瞥了一眼。

上午9時，她靜靜地躺在頤和園昆明湖邊，本來白皙的面容完全失去了血色。湖水淹着她的一半身體，她已經沒有了回憶，沒有了痛苦。

浦安修先被頤和園的管理人員發現，他們從她身上發現了安眠藥和一枚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徽，將她送往北京醫學院第三醫院進行搶救。

半夜，浦安修醒過來，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床上。她沒有解脫，又回到了多難的人間。

一天后，北師大浦安修專案組的頭頭下令將浦安修押回學校嚴加管制。

　　4 失去了一次最後的見面機會

1974年9月的一天，彭德懷專案組的兩名成員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對浦安修說：“彭德懷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決定。”

“他的病怎樣？”浦安修問。

“病危。”

浦安修低頭流淚。為什麼說“由你決定呢？”其中又有什麼文章呢？沉默一陣後，她答：“我還是不去罷！”

“工宣隊和我都在，是組織上通知的。”專案組人員知道她害怕，他們有經驗。

“今天有你們在可以證明，你們不在誰來證明？”

1965年11月彭德懷去三線，行前浦安修去吳家花園和彭德懷告別，是報告過彭真的。“文革”中彭真“倒”了，浦安修為這次告別被斗得死去活來。她確實害怕，因為她不僅受株連，還株連了她的親屬。

“你再考慮一下。”專案組人員走了。

浦安修感到自己沒有勇氣決定去不去，在她的社會———北師大，經過漫長的13年不被人接受的可怕的孤獨，她以自己的勤苦、善良、忠實贏得了同情與友誼。在她的周圍，有誰了解彭德懷的冤屈和痛苦呢？15年來，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裡通外國”已“深入人心”，人們看到的是浦安修的無辜受難。沒有人勸她去，這是自然的。

第二天，浦安修發高燒。北師大黨委給彭德懷專案組去電話：“浦安修考慮她還是不去為好。”

從哨兵日記中看到，彭德懷在被囚禁中曾想念她。

然而，在彭德懷病危之際，她未能給他以最後的安慰。她失去了最後的機會，留給她的是終身的悔恨。

彭德懷受到錯誤批判的時候，她因為“和彭德懷劃不清界線”而受追查，挨批鬥；當彭德懷平反之後，人們又責備她不該和彭德懷劃清界線。參加過批判彭德懷、揭發過彭德懷“罪行”的人能夠得到諒解；她沒有批判他，她用生命頂住了要她揭發“彭德懷罪行”的壓力，卻要背負歷史的十字架。她背負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完了生命最後的歷程，於1991年5月因患癌症離開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