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分子愛做上帝當牧師，有聊時給統治階級充當政治顧問，無聊時弄點信仰給民眾解悶，想做事時誇誇其談，腦袋一熱兜售一些大而無當的治國宏論，更可笑的是居然還想救世，他們拿書本當指南用腦袋做利器。現實中國豈是一言一計可以興的？那種道德理想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時代早已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理性、冷靜、務實、經世的時代。
　　這是一個坐而論道的時代，各種有用和無用的清談將浮出水面，保守、激進、自由、新左，相互對壘，我透過形形色色的表演只看到精神廢墟的荒涼。
　　說說余杰和摩羅吧。
　　他們都受制於這個時代，他們的思想都遠遠沒有超越魯迅的框框，至少還在魯迅的局限里局限着，就兩人的知識和閱歷都太單薄了，更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國現實社會的需求，空洞的吶喊和蒼白的信仰又有啥用呢？摩羅一直苦苦在虛無和苦役中尋找意義，我覺得多少有些虛妄和矯情。我們所能做的事情是：獻上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熱情，不僅只用知識去分析導致專制的根源。摩羅的困惑只是讀書過多的困惑，只是個人的困惑而非這個時代的困惑。中國永遠不缺少困惑永遠不缺少學者，當前的問題永遠是如何落實那些空洞的言辭，關鍵是如何行動。五四以來文化先驅一直在啟蒙，啟蒙效果在這個國家為何如此難於達到？站在基督文化背景上剖析魯迅思想的局限是否以西代東？魯迅思想的局限到底在哪兒？魯迅與大眾的深刻聯係為何不提？啟蒙的方式有無問題？應該如何繼續搞好啟蒙？當代啟蒙的局限癥結何在？啟蒙與實踐是否過分脫節？摩羅和余杰兩人是否關注社會的公平問題？新左派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是否也有合理的地方？兩人是否視個人的自由高於一切？兩人是否懶惰地干吃魯迅的飯？兩人到底去農村底層搞過調研實際問題沒有？兩人知識結構是否匱乏？兩人是否自大自漲？知識分子如果整天高喊恥辱和苦難和信仰而不去親自實踐是否空談誤國？整天躲進書齋搞啟蒙是否可笑？我已仔仔細細的看了摩羅的《恥辱者手記》，這本書裡頂多有些摩羅的個人傷痛和體驗而已，他的那些痛快的批判在當代許多學者那裡都有，他的功勞在於那些煽情的語言，起初我也是喜歡的。後來見他老是擺弄自己的傷疤，我就討厭了。魯迅當年從不輕易撫摩自己的傷疤，重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的學問是知行合一的學問而非書齋里的學術，當年先生走出書齋搞啟蒙，現在我們的自由主義躲進書齋做啟蒙。自由和民主都是好東西，這樣的好東西如何才能在古國蒼老的肌體裡孕育呢。某些自由知識分子以自由為旗幟，打着自由的招牌為民眾代言，骨子裡卻是為了自己的自由。劉涌案再次說明精英知識分子的虛偽，談起自由頭頭是道，儼然以真理自居，暗地裡卻大搞交易。富人的自由是自由，窮人的自由成了無人過問的中國特色。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爭的是誰是中國問題權威的解釋者，而非誰最關注那些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哈貝馬斯來中國訪問，據說他最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的進程問題，而非學術問題。摩羅余杰的關注點只停留在淺層的學術或文學層面，除了痛批專制和痛失個人自由外，居然還要給魯迅加點精神鈣片，後生可畏啊，魯迅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想法。自認為抓住了批判國民性這個利器和法寶，就一勞永逸了，但是脫離了制度層面的配套改革，靈魂改造能達到好的效果嗎？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只有先有吃喝穿住的才可能想民主和自由，魯迅當年把重點放在靈魂改造上，但到後期越來越認識到物質的重要位置。我們不能脫離當下中國現實社會想問題，瘋狂的批判往往帶來的是偏執和仇恨，但高高在上演說上帝和愛，又讓人感覺虛假。我們不能老是做無聊的文化批判者，不能老是做透支的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更不能做高高在上的假基督。以前魯迅先生活後著述，現在有人先著述後生活，顛倒了過來。倒着走的命運不比橫站的命運好。摩羅余杰的崇拜者們，你們想過沒有啊。
　　魯迅在精神的極度苦悶中，是深研過佛經和基督教義的，信仰宗教不能簡單理解為空虛沒落，這也可能是一個嚴肅的思想者韜光養晦的必要過程，有些道理。但是現在言說基督成了一種表演。不管有良知的知識階層也好，還是沒良心的文人也罷，都擺出一付救世主的架勢，好象他們的理論是上帝的福音，他們奉上帝之命來解救處於水深火熱的群眾似的。其實，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搞田野調查的學者，文人，也被調查對象奉為神靈了。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思想界的工作也許很重要，但是，如果總是坐而論道，卻給人混飯吃的感覺。
　　我本是一山野村夫並無話語權，也斗膽說了。作為一名底層生活的人，我覺得兩人實在需要反思。我固然不會去崇拜毛澤東，但也更不會去崇拜一群奶油書生。我覺得某些知識分子遠沒有農民誠實，儘管他們打着農民的旗幟。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魯迅研究學者多矣，但大多是喝他的血的，並非去真心去學他的，包括那些曾決心學他的人，因為他們早已成佛成基督了，如摩羅余杰二人。現在的余杰已成為小布什的坐上客，他真的愛國嗎？為何離開那片充滿苦難的祖國？為何拋開那些飢餓的農民？余杰能比他痛批的暴君強到哪兒去呢？他也在像個聖人冷眼憤激地看着那些流淚的民眾？現在的摩羅明哲保身在無奈中過日子。他們都像麻木的體制製造出來的麻木的聖人。頂多有些悲憫和信仰或憂憤。這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和恥辱。順便說一下，我最討厭中國的那些假基督。魯迅說，聽和尚念經道士參道，還不如回家自己去修煉。
　　我認為，當下最重要的不是去超越魯迅，也不是誤導別人去尋找基督做信仰，而是去做一個真誠、善良、樸素、普通的凡人。人文精神的討論還有些迫切，信仰的討論暴露了自由知識分子的虛弱。信仰對知識分子拯救靈魂或許有用，但中國文化和文人陷入沉疴已久，豈是基督信仰所能救的？早已深得犬儒哲學的文人恐怕更加虛幻和高蹈，我們難道再去戴頂精神的緊箍咒嗎？ 現在又重新面臨那個舊問題，夢醒之後該向何處去？ 中國知識分子太通老莊思想了，太愛惜自己的羽毛了，他們自詡參透一切，卻明哲保身，或者勸人信仰基督。能退亦能進，韜光養晦，韜虛了身子，韜軟了脊梁。離開了民眾，於是來尋找其他的精神支撐，偷懶矯情。中國沒有俄國意義上的知識階級，大抵如此。我們為何不俯下高貴虛蹈的頭顱，在人世的油鍋中炸一炸啊。我正在狗窩裡戰鬥呢，你聽——我正在和一匹劣狗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