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時報》記者洪浩

對於文革的反思自文革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至今仍常見於文藝作品及眾多的中文網站中。《八九點鐘的太陽》可以說是這些反思的集大成者，被採訪者不僅坦誠地剖析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對於那個“集體毀滅”運動的思考也相當深入

　　在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的新聞發布會上，有人問導演之一的卡瑪（Carma Hintin），“您有沒有宗教信仰？”卡瑪爽朗地笑了笑，毫不猶豫地回答：“經歷過那個狂熱的時代，我怎麼會再有什麼信仰呢？”

　　卡瑪所指的“那個時代”，就是影片所表現的主題所處的那段中國近代史上最瘋狂、最黑暗的年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八九點鐘的太陽》第一次以視覺媒體的形式，對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回顧，通過對一些經歷了那個年代的人們的採訪，將許多珍貴的歷史鏡頭回放，從中反思那些令人瘋狂而失去理智的舉動為什麼會在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大地上產生，其震撼性遠遠不止於當事人對過去一段荒唐歲月的自嘲，或是影片製作人僅僅為了對歷史負責而留下的真實記錄。

　　卡瑪的父母──“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韓丁、陽早，於1947年作為聯合國救助機構的代表來到中國，1949年，卡瑪出生於剛剛改朝換代的北京，真正的共和國的同齡人。卡瑪三歲時，父親休假回美時遭到當時反共勢力麥卡錫主義者發難，因得不到護照而不得離境。卡瑪在中國長大，直到1971年才“來”到美國。我問起她第一次“回到”美國時是不是感覺到文化上的隔閡，她首先笑着更正我道：“是‘來’到美國，不是‘回’到，因為我確實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

　　帶着那個有關信仰的疑問，我首先問她當年是不是紅衛兵的一員，“您可是正好那個年齡。”

　　卡瑪說：“他們不讓我加入紅衛兵。”在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101中學，儘管卡瑪與大家一起長大，但她時刻感覺得到自己的“與眾不同”。“我最早的記憶就是很小的時候，一大群孩子們圍着我指指點點，‘外國人’，‘外國人’，我意識到自己不能算是中國人，雖然我和大家一樣念書識字，一起玩耍，但我不是和他們一樣的人。可我也不知道我算哪國人，別人問起我，我就說‘外國’。”正因為如此，學生時代學校里舉行的許多活動，憶苦思甜啦，整風反右啦，老師都不讓卡瑪參加，大有家醜不可外揚的意思。然而，紅衛兵的發起就是源於北京海淀區的幾所高校附中，身邊發生的一切不能不對她有所觸動。

　　我問她是怎麼想起拍攝這部影片的，她將話題轉給身邊的另一位先生。影片的製作兼導演的白潔明（Geremie Barme）是澳大利亞人，1974年開始在中國留學，並在70年代後期為香港的一家中文月刊工作，期間為香港的媒體撰寫了大量的有關中國的分析文章，現在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太平洋和亞洲歷史系的教授。

　　白潔明同樣操着流利的普通話，善開玩笑，樂觀風趣。他介紹說早在95年拍攝大型記錄片《天安門》時，他就有了要拍攝一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記錄片的想法，卡瑪卻認為題材太大，有些卻步。後來在他和卡瑪的丈夫，影片的另一位製片人高富貴（Richard Gordon）的鼓動下，才開始收集素材，擬定主題，同時尋找合適的被採訪人。“實際工作從95年就已經開始，也可以說是歷盡艱辛。”

　　對於文革的反思自文革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至今仍常見於文藝作品及眾多的中文網站中。《八九點鐘的太陽》可以說是這些反思的集大成者，被採訪者不僅坦誠直露地剖析了自己的心路歷程，而且對於那個“集體毀滅”運動的思考也相當深入。

　　宋彬彬、駱小海這些紅衛兵的發起人及先行者對於歷史的回憶和感到自己被利用內幕的披露，李銳、李南央父女從親人到仇人、從反叛到回歸的過程，王光美、劉亭母女作為文革最直接的受害者，對於發生在她們身上這一切的置問，以及王力雄、朱學淵等學者自身的反省，都為影片帶來震動人心的效果。影片自始至終貫穿着“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音樂和畫面，以此來連接作為“八、九點鐘的太陽”的那一代年輕人，從朦朧到“奮起”，從行動到反省，從不可一世的革命先鋒到刻骨銘心的幡然醒悟過程。

　　五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曾自己出資拍攝了一部記錄片，《從東方紅到國際歌》，這部片子至今仍沒有與觀眾見面，但我記得其中有一段解說詞是這樣的：這兩首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卻沒有人質疑過它們歌詞中的矛盾，《國際歌》中說“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東方紅》裡卻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難道我們全中國人民都愚昧到如此了嗎？難道這就是在《國際歌》誕生的國度，人民的選擇最終不是象《東方紅》的國度里自戕於水火的原因嗎？

　　中國文化中的造神運動由來以久，到了毛澤東的時代更是登峰造極。直到今天，仍有眾多的人們深信，“祖國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那麼，那個“祖國”是誰呢？是和你一樣的普通百姓嗎？還是偉大領袖的“朕即國家”？就象王力雄說的：“今天我們看到少年追星族們覺得可笑，要是他們看到我們當年的行徑，一定會笑話我們的愚昧。毛澤東有什麼好崇拜的？不就是一個糟老頭子？既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

　　《八九點鐘的太陽》中，那一代熱血青年“革命”的初衷都是為了祖國的利益，甘願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但經歷了無數的打倒批臭、無數的上山放逐、無數的欺騙和背叛之後，他們開始真正自己去思考，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看過《八九點鐘的太陽》，使人不得不深思，對於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人，祖國到底是什麼？是代表少數利益集團的“政權”？這個政權代表你的利益嗎？難道在數以千萬計的你我失業下崗的今天，我們還要為一個耗資數百億的“Ego”的上天而歡呼嗎？

　　這個“ego”真的屬於你和我嗎？你我從此得到別族的刮目相看了嗎？當每一個平凡的個體，上至國家主席，下至你我草民，不能受到天賦人權的尊重和保障時，我們怎麼能夠得到先進文明的尊重？我們自己的文明曾經因為“衛星上天”而成為先進文明了嗎？

　　在《八九點鐘的太陽》的首映式上，卡瑪在回答完觀眾的提問後，仍然被人們簇擁在影院的大廳里，多數人對於她為我們帶來這樣一部巨着而表達感謝，也有一些人對影片的主題思想產生質疑，甚至責問導演的思想太片面，沒有全面“公正”地解讀文革，“王光美生活腐化，”“劉少奇也不是好人，”“沒有反映農村人的看法，許多人懷念那個時候，比現在的生活有保障。”

　　卡瑪耐心地做着解釋：“我們無意拍一部有關文革的全景，那是兩個小時遠遠不夠的。王光美是文革的受害者，劉少奇確實也有過錯誤，但那不是我們要說明的主題。同樣，我們並不是要表明現在的中國什麼問題都沒有，我們只是想要描述那一代人。”

　　一對剛剛在中國生活了一年半的美國夫婦說：我們有時也感到奇怪，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仍然有那麼多人對毛心有懷念？難道他們至今仍相信，毛曾使他們站起來做人了嗎？正象影片結尾處，鏡頭聚焦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神像”前，卡瑪的解說詞這樣說道：“對許多人來說，‘革命’已經終結了，烏托邦已經破滅，但是，毛的幽靈從來沒有遠去。”

　　影片結尾的音樂意味深長，弦樂憂怨的《我的祖國》的旋律與鍵盤無精打彩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樂以重奏的形式出現，仿佛一腔對國家民族的憂患斷斷續續地被幽靈的嘲笑所打亂。

（《八九點鐘的太陽》將於2月28日下午一時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大禮堂放映，免費入場，地點是：41-17 Main St., Flushing，電話（718）661-1229／1230，可上網查詢該館信息：www.queenslibrary.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