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年剛開始的時候，特拉華大學學生中心的一個大廳里湧進了幾十位新同學。其中許多人打扮時髦，穿着打磨發舊的牛仔褲和色彩鮮艷的旅遊鞋;一半人在默默玩着手機，其他人在熱烈地交談。但是，對於一個普通話不熟練的旁觀者來說，想要偷聽他們的談話會很困難。因為，除了一個神情迷惘的哥倫比亞人之外，其它學生都來自中國。

　　范逸蘇(Yisu Fan，音譯)就是其中之一，在6個小時之前剛從上海飛來。他興奮地整夜睡不着覺，一直在等着參加英語語言學院的新生指導會。和特拉華大學的幾乎所有中國學生一樣，范逸蘇是被有條件錄取的——就是說，他得順利念完一個英語項目，才可以開始修讀大學課程。他打算念金融專業，畢業後回國，到他父親的建築公司工作。他戴着新潮的黑框眼鏡，脖子上掛着印有一條中國龍的軍牌(俗稱“狗牌”)項鍊。他說，自己選擇到離家7000英里的地方上大學，是因為“美國人的教育很棒”。

　　在中國，這個觀點很普遍，這是赴美留學的中國本科生數量在僅僅3年中翻了3倍的原因之一。他們的人數已經達到4萬，是美國最大的留學生群體。雖然南韓和印度等國家多年來也向美國輸送了大量本科生，但中國申請人數突然出現驚人的增長，已經在那些尤其歡迎國際學生的高校中激起波瀾。這些大學中很多是設有特別英語項目的大型公立學校。比如，特拉華大學的中國學生人數就從2007年的8人猛增到了2011年的517人。

　　這些學生絕大多數來自中國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有能力支付全額學費，對於近年來面臨預算削減的高校來說，這真是從天而降的禮物。不過，雖然乍看之下這對高校和學生都有好處，仔細觀察起來，卻是對雙方都複雜和棘手的事。

　　高校們渴望增加學生群體的多樣化並提高國際吸引力，因此急急忙忙地湧入中國招生。中國的高考競爭非常激烈，而留學中介行業更是火上澆油，積極為美國校園招徠生源。高校官員和招生顧問們說，他們發現申請材料廣泛造假，有的是中介幫着寫個人陳述，有的是英語考試分數和學生的口語能力不相匹配。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高校正在費勁地鑑別哪些是優秀的申請人，哪些則好得不真實。

　　而一旦入學之後，那些英語水平有限的學生要跟上課堂討論就非常吃力。儘管他們當中成績出眾、學習費勁或者通不過考試的人的比例和美國同學差不多，但有些教授說，他們不得不改變了教學方法。

　　面對這些挑戰，高校調整得很遲緩，但已經開始嘗試新的策略，以便讓學生更好地適應新環境，同時處理好申請方面的問題。北大附中校長助理兼國際部主任江學勤說，這是美國高校的責任。“美國的大學不高興嗎?因為中國學生和家長並沒有不高興。”

　　他說：“除非美國大學向學生和家長表明必須改變，否則還是會一切照舊。”

　　唐文婷(Wenting Tang，音譯)很愛笑，她聽RedJumpsuit Apparatus和OK Go這類勁爆樂團的歌曲，並在她的Facebook主頁上說自己“真的真的很有趣、真的真的很認真”。她是管理和國際商務專業的三年級學生，說起英語來自信十足，雖然還不是完美無瑕。但事情並非一貫如此。按她自己的評價，當初申請特拉華大學的時候，她的英語非常糟糕。

　　唐文婷在上海讀了高中，當初並沒有特意要選特拉華大學。這所公立大學有大約2萬1000名學生就讀，錄取率大約是50%，傑出畢業生中有美國副總統拜登。唐文婷的母親想讓她到美國念大學，於是她們跑了十來家中介公司，耐心聽取了他們的承諾和成功案例。

　　她的母親選定了一家推薦特拉華大學的中介，他們幫她填寫了申請材料，指導她完成申請程序，不然她會是一頭霧水。由於她的英語還沒好到能寫申請論文，中介公司收取了4000美元費用後，用中文問了一些關於她本人的問題，替她寫了一篇論文。(他們還另外收取了3300美元準備考試的費用。)

　　如今她能夠自己用英文寫作了，她覺得當初中介寫得並不怎麼樣。但那已經達到了目的：她被錄取了，花了6個月時間參加英語語言項目，然後開始學習大一的課程。儘管一路磕磕碰碰，但她現在成績不錯，也享受大學生活。她用很實用主義的說辭來解釋為什麼要讓中介替她寫申請論文：“那時候，我的英語沒現在這麼好。”

　　愛荷華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大學錄取期刊》(Journal of College Admission)上發表的研究稱，絕大多數在美國大學念本科的中國學生都求助於中介來指導他們完成申請程序。

　　教育行業中介一直在對外輸送中國留學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這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那時候中國還禁止自由兌換美元，只有中介能確保提供美金支付學費。申請專家們說他們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務，為看似完全陌生的申請程序擔任指導。申請材料通常都是全英文的，而中國學生常常會因為美國學校強調課外活動而一籌莫展，並且可能從來沒有寫過個人自述文章。在中國，向輔導員要推薦信也行不通，因為很少有高中會有這樣的人員。不少人還以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排名是正式的政府出版物。

　　雖然肯定有光明磊落的中介和申請人，但很多留學中介都參與了弄虛作假的行為。北京一所高中的一位行政人員說，中介假造了他們高中的信紙抬頭來製作篡改過的成績單並偽造推薦信，直到一名家長打電話來投訴說中介對學校出具的文件都要收費的時候，她才發現這回事。堪薩斯州立大學國際錄取和招生主任詹姆斯·劉易斯(James E. Lewis)說，他曾經收到過一批顯然是同一家中介提交的申請材料，因為申請費都是從同一家銀行支行扣除的，而這些學生卻來自幾個相距甚遠的城市。他還說，5份成績單中，有3份的分數都是一模一樣的。

　　為美國高校提供中國事務諮詢的公司Zinch China在2010年發布了一份報告，根據對250名準備赴美留學的北京高中生、他們的家長以及12位留學中介和升學顧問的採訪寫成。該公司得出結論認為，90%的中國申請人提交了假推薦信，70%讓別人代寫個人陳述，50%偽造了高中成績單，還有10%列舉了他們沒有獲得過的學業獎項和其他成就。報告預計，隨着更多學生前往美國，“申請造假的浪潮”可能只會惡化。

　　Zinch China公司主席、該報告的作者湯姆·麥徹(TomMelcher)說，詆毀那些提供這類服務的中介又顯得把事情簡單化了。他表示，中介是在滿足學生和家長的需求。

　　由於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如今的大學生屬於獨生子女這一代，他們剛剛富裕起來的父母——十有八九還有祖父母輩——為了他們能取得成功不惜花費。在中國一家大型的大學申請諮詢公司澳際教育集團，最受歡迎的服務之一就是“保證錄取”套餐：申請五所大學，如果學生沒有被任何一所錄取的話，能得到全額退款。在該公司位於北京的美國錄取部工作的凱瑟琳·奧海赫(Kathryn O’Hehir)說：“如果一個學生沒被錄取，家長就會在前廳里大吵大鬧。他們不想要回錢。他們就是想讓孩子進一所常春藤學校。”

　　在中國以考試為中心的文化里，學生把高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備戰高考。他們能否入讀已經人滿為患的大學，高考成績是唯一決定因素。因此，對於那些想要去美國留學的人來說，花費幾個月時間臨時抱佛腳準備SAT大學入學考試和托福(TOEFL)並不罕見，因為大多數學校都要求這兩項成績。

　　愛荷華州立大學有超過1200名中國本科生就讀。該校的錄取主任助理帕特麗夏·帕克(PatriciaJ. Parker)說，學生們會得意地告訴她自己記住了成千上萬個單詞、正在研究詞彙問題的答題套路、學習猜測正確答案的捷徑。

　　她曾看到一些有條件錄取的學生會在暑假之後，在滿分為120分的托福考試中把成績提高了30到40分，而他們的英語口語能力卻並沒有明顯提高。她說，學生們並不覺得這種強化備考有什麼問題。“他們覺得目標就是通過考試。他們不是為了學習英語，而是為了考試在學習。”

　　帕克估計，在錄取季節，她每隔一天就要和主辦托福考試的非營利機構——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聯繫，對可疑的分數進行調查。她和很多教育者一樣，希望看到事情有所改變，讓學生更難用投機取巧的方式通過考試。

　　2011年秋季，幾名中國學生來到堪薩斯州立大學念書，但他們的長相卻和幾個月前參加托福考試時採集的照片不符。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稱其採取了額外的預防措施，比如採集筆跡樣本，來減少學生在考試休息過程中讓“槍手”熘進來代考的幾率。如果欺騙行為被發現的話，該中心的政策是取消成績，但ETS不願意透露這種情況發生的頻率和地點。堪薩斯州立大學也不願對處分措施發表評論，不過該校已經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起草一份針對托福作弊情況的政策。該校國際招生主任劉易斯說：“(我們)身在美國，很難去判斷(那裡)什麼是假的。”

　　在特拉華大學紐瓦克校區，2011年秋季的新生入學指導會上，該校英語語言學院主任斯考特·史蒂文斯(ScottStevens)站在了濟濟一堂的劇院的舞台上。他身後的大屏幕上顯示着一張照片：兩名白人大學生坐在課桌邊，男學生探過身子去偷看女學生的試卷。史蒂文斯對主要由中國學生組成的聽眾恩威並施地說：“我們都是很有獨創性的，那就意味着我們永遠不會作弊。你們都很聰明。就用那種聰明去寫你自己的試卷吧。”

　　史蒂文斯從1982年起就一直在語言學院工作。在過去幾年中，新生英語補習項目不斷壯大，該研究所的主樓已經容納不下，擴展到了校園主道上國際餅屋後面的教室里。看着史蒂文斯一天的上課安排，顯然他分身乏術。還有一點也很明顯：他為自己備受尊重的學院感到自豪，並且很關心學生。他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發給學生，告訴他們，如果需要的話，隨時可以給他打電話，即使是在半夜裡。

　　但在談到中國學生從幾個增加到幾百個給特拉華帶來的挑戰時，他也直言不諱。最嚴重的問題是剽竊。史蒂文斯還記得，有個學生背下了4個維基百科詞條，以便在一次課堂論文寫作時選用最合適的一個，這真是一個讓人難以忘懷的“壯舉”，只是力氣沒用在正道上。對於來自視個人主義為異端的國度的學生來說，要接受美式的知識產權觀念並不容易。(史蒂文斯說，在該語言課程里，並沒有發生正式紀律處分大幅增加的情況，因為教師們傾向於在課堂里解決剽竊問題。)

　　對於著作權的理解根植於文化之中，對於權威的認識也是如此。史蒂文斯說：“這不單純是語言和文化的問題，還有政治因素。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在宣傳中長大，而美國的形象並沒有被描繪得很正面。如果你生命的頭18年都在那樣的環境下成長，當歸結到他們要信任誰的時候——他們會互相信任。他們並不特別信任我們。”

　　史蒂文斯說，很多來自中國的大一學生並不和校方隨機選擇的美國學生住在一起，他們會繳納學校要求的住宿費，卻在校外合租公寓，這是違反校方規定的。他們極少參加語言學院的志願者活動。在2011年夏季的一次聚會上，有來自40個國家的將近400名學生參加了活動，其中只有10個來自中國。史蒂文斯還說，中國學生還經常轉班以便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而不是留在他們的指導老師所指定的班級里。

　　該校商學院本科生指導辦公室的項目協調人詹妮弗·格里根-帕克斯頓(Jennifer Gregan-Paxton)就是指導老師之一。她說自己對中國學生的職業道德和禮貌印象深刻。他們會經常給她和其他教授帶小禮物以表示感謝;最近，在一天之內，她就收到了一把摺扇、一條項鍊和一塊絲巾。對於他們想要待在一起，她並不感到意外。她說：“即使有一些中國學生想要衝破小團體，他們也不一定能得到美國人最友好的對待。”

　　例如，市場營銷專業的唐文婷回憶說，在一次課上，教授無視她的提問，只傾聽美國學生的發言。還有一次，在社會學課參加一個小組項目時，她說自己也受到了冷遇：“他們假裝是歡迎你的，但實際上他們並不。”這些遭遇讓她印象深刻。“我一輩子都會記着的。”

　　2011年秋季，肯特·皮埃爾(Kent E. St. Pierre)給35名學生講授一門中級會計課，其中有17名學生來自中國。幾周之內，那些非中國學生中，除了3人之外，其餘的全部退選了這門課程。為什麼美國學生都跑了呢?皮埃爾回憶道：“他們說課堂上太安靜了。”他自視為1960年代成長起來的自由派，完全贊成校園裡的多元化。但是，他也認同說：“確實是一灘死水一樣。”

　　在亞洲各地的許多學校中，熱烈的課堂討論只是例外情況。無疑，正如皮埃爾所指出的，如果你把美國學生放到中國課堂上，他們簡直就是話癆了。

　　儘管中國學生要適應陌生的學習方式，但他們在特拉華大學的平均成績卻和其他本科生並無二致。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反映了中國在定量技能方面的有力訓練，使中國學生在商科和工程學等強調數學的科目中占有優勢。這兩個專業最受中國學生歡迎，而且是否精通英語對這些專業而言不那麼關鍵。實際上，有些中國本科生非常優秀，足以進入美國最頂尖的大學。哈佛大學在2010-11學年就有大約40名中國本科生。

　　不過，一些教授表示，他們對教學方式進行了重大改變，以適應中國學生帶來的問題。如今，皮埃爾會在進行小測驗時要求每個人都把課本留在教室前面，以防止作弊，這種預防措施是他之前在特拉華大學任教20年從來沒有採取過的。並且，課堂參與程度在評分時所占的比重也下降了，以免給外國學生的成績拖後腿。過去，他要求課堂成員在學期當中做2至3次演示報告，如今可能只要求他們做一次。他說：“已經有美國學生來說，他們聽不懂外國學生在報告裡講了什麼，那很折磨人。”

　　金融和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史懷哲(Robert Schweitzer)的苦惱在於他得用非常基礎的詞彙。他說：“有學生說：‘我不知道‘ascending’(上升的)的意思。’他們答錯題，是因為不了解授課內容呢還是不懂語言?”

　　如果說教授們在為理解學生而掙扎，那麼，反之亦然。

　　達蒙·馬(Damon Ma)在語言中心所謂的“橋項目”上學，這意味着他的英語已經好到可以選修常規課程，雖然他還沒有念完這個語言項目。他非常喜歡在美國念書，這是他自孩提時代起就有的夢想，並且他也清楚中美兩國之間在學術方面的差異。

　　達蒙·馬說：“在中國，什麼都是複製的。他們寫一篇25頁長的論文只花費2個小時，並且還能得A。”

　　他對自己選修的第一門大學課程“中國古代史概論”感到有些緊張。已經開學幾個星期了，他還在克服語言障礙。他說：“我可能聽懂了70%，但我聽不懂細節，那些詞彙。”

　　許多中國學生抵達特拉華大學時，以為只需要上幾個月的英語課，但結果卻在語言學院耗去了一年以上的時間，每期八周的課程要支付2850美元。

　　查克·徐(Chuck Xu)和愛迪生·丁(Edison Ding)已經在特拉華大學的英語課程學習了整整一年。他們的英語頂多只能算是湊和，連和記者進行基本的交談都費勁。丁同學說，他向中介支付了3000美元來準備標準化考試、填寫申請表並幫自己用英語寫申請論文。那篇論文寫的是關於什麼的?他已經想不起來了。

　　徐同學剛剛念完了語言課程，現在正在修大一課程。丁同學還沒有通過最後階段的語言考試，他希望能從春季學期開始選修常規課程。

　　語言課程里大約有5%的學生沒能撐到開始念大一課程就被退學。此外，特拉華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前任主席張成昆(ChengkunZhang，音譯)還知道一些學生僅僅是因為喪氣而打道回府的。他說：“我認識幾個學生，他們來跟我抱怨。他們覺得英語語言學院的課程毫無用處，只會從他們口袋裡掏錢。”

　　特拉華大學努力吸引更多外國學生，這是該校校長帕特里克·哈克(Patrick T. Harker)推出的“卓越之路”計劃的一部分。當哈克在5年前上任的時候，該校大一班級中的國際學生比例還不到1%。他對於課堂上的挑戰有第一手體會，因為他自己每年都會給大一學生開一門課。他說：“他們都是非常好的學生，努力學習着美國習語和美式文化。”哈克說，他了解中國申請人並不總是像他們的申請材料所展示的那樣。但是，他指出，這個問題是很多大學都為之頭疼的，而不僅僅是特拉華大學。

　　但哈克否認了該校在中國的招生活動主要是為了賺錢的說法。他說：“新澤西州來的學生同樣要付學費。對我們來說，這確確實實是為了多元化。”

　　然而，在特拉華大學念本科的國際學生中，大多數是中國人。該校招生主任路易斯·赫什(Louis L. Hirsh)說他正在致力於改變這種不均衡現象。他表示，特拉華大學正在努力開拓中東和南美國家的市場。

　　對於那些想要迅速走向世界的大學來說，招生活動的天然之選就是在中國。

　　當俄克拉荷馬基督教大學決定開始國際招生時，它聘請了3名招生人員，把他們派往中國。該校國際項目主任約翰·奧斯本(JohnOsborne)說： “我們決定要瞄準中國市場，因為它太大了。”自2007年招收了首名國際學生以來，如今該校已經有250名外國本科生，其中有四分之一來自中國。

　　的確，如果高校開始在中國招生原本只是期望得到一小股穩定生源的話，他們其實是挖到了一個金礦。2011年，俄亥俄州立大學收到了將近2900份中國學生的本科入學申請。蒙特霍利約克山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可以用中國學生填滿它全部的大一課堂。2011年秋季在北京舉辦的一場國際大學教育展就吸引到了3萬人到場。

　　這個市場的規模之大，探索起來叫人生畏，也很困難。雖然很多美國大學和作為研究生輸送管道的中國大學之間長期保持着聯繫，但大多數美國高校並沒有和中國的高中建立起強有力的關係。當只有少數最優秀的學生出國留學的時候，美國大學很容易把重點放在幾所精英中學上面。但現在，招生官們必須讓自己熟悉成千上萬所潛在的學校，來尋找匹配的生源。對於那些每年只訪問中國一兩次的美國招生人員來說，這太困難了。

　　包括特拉華大學在內的一些大學已經雇用了海外代理，這種操作方式在美國本土招生中是被禁止的，並且在2011年是美國高校招生顧問聯合會內部辯論的核心。海外代理作為大學的代表，在高校教育展上宣傳學校並招徠申請人，但這並不保證大學了解申請人的背景以及他們分數的真實性。

　　業內人士越來越擔心美國高校還沒有真正了解中國市場就進去了。

　　不久前，美國一家大型大學的教務長和Zinch China公司的湯姆·麥徹( TomMelcher)取得了聯繫，打算馬上招收250名中國學生。在被問到原因時，這位教務長回答說，學校面臨着巨額預算赤字。他對麥徹說，為了彌補赤字，該校需要額外招收能夠自己掏學費的學生，而中國不缺這樣的人選。

　　麥徹說：“我是不是覺得預算縮減在促使大家爭着去國外招生呢?不幸的是：是這樣的。”

　　在特拉華大學，校方在嘗試新的策略。他們啟動了一個項目，把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國際學生跟指導老師結對，把他們向美國學業生活的過渡變得容易些。此外，英語語言學院為那些課堂上有中國學生的教職員開辦了講習班。其他大學也在反思它們的方法。印第安納州瓦爾帕萊索大學(Valparaiso University)啟動了一門特別課程，給那些處於試讀階段的國際學生提供英語和學習技能方面的額外幫助。

　　也有一些方法可以改進錄取程序，包括面試申請人以了解其實際英語能力和考分之外的更多學業背景。包括弗吉尼亞大學在內的幾所高校請校友和在校學生面試未來學生，有的在申請人所在的國家進行，有的是通過Skype網絡電話。而非營利組織國際教育交流委員會(Council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已經開始提供面試服務。這些改變受到了業內教育人士的歡迎。北大附中校長助理江學勤認為，面試可以讓美國高校更好地了解學生是否為進入美國課堂做好了足夠的準備。

　　還有一些大學聘請了外部評估師來覆核成績單，或在中國設立辦公室，招聘當地職員來找出學校會錯過的申請材料中的可疑點。但是，由於申請人數太多，對每個人進行面試和細緻的評估將會是沉重而昂貴的負擔。

　　而對於史蒂文斯這樣已經和國際學生打了將近30年交道的大學官員來說，中國本科學生就像一個他還在努力解密的代碼：“我們怎樣才能觸及他們?我們怎樣才能讓他們真正投入到美國的學習生活?”

　　他說：“那是讓我在深夜輾轉難眠的事情。”

（陳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