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敢講真話著稱的黃克誠，在他的回憶中也有較多的真話，這是一本較有反思精神的回憶錄。
１一慣"右傾"
　　黃是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７日上廬山的，此時的背景是，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信已由毛加上"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標題印發。黃對彭信的看法是，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照實際情況，還可以說得更嚴重一些，但這話不能對彭德懷說。之所以不能對彭講，因為這樣可能會使彭的態度更加激烈。可見，黃對實際情況的判斷與彭一樣，但他較有策略。以至於周恩來說過這樣的話：黃克誠早上山就好了，這樣，彭德懷寫信的事就可能不會發生。（１）。
　　黃了解彭與毛過去的恩恩怨怨，也明白毛對彭信的態度以及通知他上山的目的，就是林彪對８月１日最後一批上山的人說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一批援兵。"（２）但他還是在１９日的小組會上講了真話，支持彭的意見，以至於被說成是"彭德懷的走狗"。可以說，黃是自投羅網。
　　４９年以後，由於毛澤東的好動愛斗，翻雲覆雨，黨內政治風雲變幻，官員命運起伏無端，很多人都沒有一貫的人格個性和政治立場。相對而言，只有黃能保持一貫的性格，從早期到廬山，他一直是敢於說真話的"右派"。比較重要的幾次是：
１、１９２８年初湘南暴動前：鄺振興主張立即暴動，得到多數人的贊成，我不贊成立即暴動，主張先做群眾工作，積聚革命力量，為舉行暴動準備條件，待機而動。鄺振興立即指責我膽小怕死，是右傾機會主義。……後來的永興縣委也一直認為我右傾。（頁５１）
２、湘南暴動後，湘南特委自衡陽遷到耒陽，特委領導左得很，大燒大殺，不但燒衙門機關、土豪劣紳的房子，而且連縣城的整條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陽至坪石公路兩側１５華里的所有村莊都燒掉，理由是敵人來進攻時無房可住。這種殺政策使百姓不得安生，很不得人心。黃的哥哥同情革命的農民，就對黃說：你們為什麼要燒房子呢？把這麼多、這麼好的房子燒掉多麼可惜！即使是土地豪劣紳的房子也不應該燒掉，可以分給窮人住嘛。在永興縣委會上，黃堅決反對燒房子。
　　縣委書記李一鼎嚴厲指責我右傾，並責成我負責燒縣城。我拒絕執行。李一鼎以組織名義命令我必須執行，否則將受到嚴厲處分。（頁５６）
　　差不多與此同時，永興縣處決了一個地主，肅反委員會決定把他的幾個未年的兒子一起殺掉，以斬草除根。"我向肅反委員會建議不要殺未成年的小孩子。他們認為我右傾，我又同他們爭執起來。"（頁６０）
３、１９３０年，三軍團打下平江後，開會討論下一步行動。黃在會上反對攻打中心城市。
　　我講完上述意見之後，立即受到與會同志的嚴厲批評，指責我的觀點是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認為我目前的思想狀態，已不適宜擔任重要領導工作。於是，撤了原要我擔任縱隊政治委員的任命。（頁１２３）
４、１９３２年，第二次打"ＡＢ團"時，黃拒絕執行，被撤銷第三師政委的職務。
５、肅反"擴大化"問題得到糾正後，黃被任為一師政委。１９３２年２月打贛州時曾提出撤圍的建議，未被採納，敵反攻時，未接命令就主動撤走，由於處置恰當，未被追究。不久三軍團召開田村會議，批評黃的右傾機會主義，但未撤職。此後黃一直受批。１０月中央局寧都會議後，三軍團召開廣昌會議，撤銷三師（應為一師？──引按）政委的職務。
６、１９３５年２月紅軍再克遵義後，黃從報上知道方志敏等被俘或犧牲，中央蘇區紅軍損失嚴重。黃即找一位領導談心，認為當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應儘量避免與敵人打硬仗等等。
　　由於我長期以來就被批判為右傾，這次我同領導同志的談話中，可能有些問題沒有講透，表達得不夠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後，引起了誤會，領導懷疑我缺乏信心，認為我不宜繼續擔任領導工作了。於是，便把我調離所在部隊，回到軍團司令部賦閒。（頁２２６）
７、１９３５年紅軍出了草地後，中央派了幾位領導到三軍團工作，由於彭德懷塑造了三軍團的艱苦樸素的作風，所以戰士們對這幾位領導同志的特殊化（如經常聚在一起吃好的）就有意見。"上面派來的個別領導幹部卻把這類問題看得過於嚴重，認為這是對革命喪失信心的表現，因而提出來要在紅三軍團整頓紀律和審查幹部，對那些被認為是問題嚴重的人甚至要採取處死的辦法予以懲罰。"（頁２４０─２４１）黃反對這種做法，提了意見後，領導認為他不可靠，不適宜擔任領導工作，更不能帶兵。俄界會議後整編，原擬任黃為第二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考慮也就作罷。
８、１９３５年９月，紅軍在哈達鋪的何處時間太短，戰士體力消耗未能恢復，所以在向陝北行軍的途中，掉隊的人一路不斷，政治保衛機關懷疑掉隊與情緒不振作有關，懷疑掉隊的的人會投敵，就採取殘酷的懲罰措施。
　　我當時擔任軍事裁判所所長，上級機關把那些掉隊的人抓起來交給我審判處理。我實在不忍心下手自理這些同志。記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以前在戰鬥中被敵人打掉了一隻胳膊，因為在過草地時丟掉了幾名傷兵，這時也被抓起來交付審判。我去找縱隊司令員彭雪楓講情，認為這種情況情有可原，不應處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門兩位領導同志，他們見我替被交付審判的人講情，就把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說："你還當過師政治委員呢，邊這點小事情都自理不了，真不中用！"說完，就派人將那位管理科長押走處死。（頁２４３─２４４）
　　黃的行為引起領導的反感。一位領導毫不客氣地說："像黃克誠、吳慨之這樣的人，年齡大了，幹不了什麼工作了，連當個紅軍戰士也不夠格。"
　　聽到這個評語，我使不敢再講什麼話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隊走，生怕掉隊而被處死。（頁２４３）
９、１９４０年１１月，新四軍發起了打韓德勤的曹甸戰役，黃認為無論上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不宜打。後來果然沒有打好，但"華中局領導認為我右傾，作戰不力，撤了我第五縱隊司令員職務。"（頁３１０）
　　從黃的經驗看，所謂"右傾"說到底就是對困難看得多一些，謹慎一些。事實證明，只有"右"一點，成功的把握才會大一點。１９２８年湘南農軍從井岡山下來後，隊伍被打散，黃和李卜成躲在山上：
　　有一天，我們倆正在山下曬太陽，還沒有上山，我弟弟就送飯來了。我對李卜成說："這幾天風聲很緊，我們還是把飯拿到山上去吃穩當些。"李卜成還想多曬一會兒太陽，他不以為然地說："你怕什麼？難道吃頓飯的功夫，敵人就會來嗎？"我沒有跟他多說，端起飯就往山上走。他無法，只好跟着我走。就在我倆剛剛爬上山坡，尚未進入樹木之中時，山下的村子已突然被民團包圍起來。（頁７３─７４）
　　１９４５年黃率新四軍三師赴東北。行前上級說東北武器裝備很多，要他們把武器和裝備留下交給地方，到東北後就可拿到新武器、新裝備。
　　我歷來考慮問題，總是把不利的因素儘量想得多一點，以便有備無患。我想目前情況瞬息萬變，部隊到東北萬一拿不到武器，將怎麼打仗？而且千里行軍，路上遇到情況，沒有武器又怎麼行？所以我堅持部隊現有的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裝上路。……儘管當時受到到一些責難。（頁３２８）
　　這一擔心不是多餘的。伍修權當時負責與東北的蘇軍聯繫，蘇方說瀋陽附近有一個存有十多萬支槍的武器倉庫，可以就移交給我軍。伍修權報告了中央，中央馬上命令山東和黃克誠部隊，把原有的武器留在關內，迅速徒手出關到瀋陽接受這批新武器。"兩周以後，奉命接受武器的部隊已經陸續到達東北，我們正要蘇軍實踐諾言，卻意外地得到他們內容相反的通知，說是由於國際上的種種原因，那批日軍武器要另行處理，不能按原計劃給我們了。這一弄得我們非常被動。出關的部隊已將原來的武器留在關內，預定得到的新武器卻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隊上下都在埋怨。"（３）
　　１９５２年的"三反"意在整肅黨和政府內的貪污腐化分子，中央向各地下達了數字指標，"試行幾天后，我就感到有問題。""採用限定數字的辦法，會使一些單位、一些群眾，為了完成任務，而硬找對象，為了完成任務，搞變相的逼、供、信，這樣就會搞擴大化，搞出冤假錯案。"（頁２２９）
　　而所謂"左傾"，不但給革命帶來極大危害，左派分子本人也往往不是堅定的革命者。比如鄺振興：
　　因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這時他卻躺倒不幹了躲在家裡不肯出來。我就到他家裡去看望他，動員他出來繼續為革命工作，但他仍猶豫不決。（頁５４）
　　李一鼎更是一個逃兵。上井岡山後他任陳毅第１２師３６團的黨代表，下山後不久就託辭到衡陽找特委而一去不回，離開了革命。
２掌握群眾
　　黃的一慣"右傾"，不僅因為他生性謹慎，也在於他對革命的主要方式即群眾運動有自己的認識。１９５１年湖南鎮反，開始時，有人從寬大方面考慮問題，對鎮反想不通，不想殺人。在黃的督促下，湖南開了殺戒，但３月下旬，黃向中央發電即下令收縮範圍，停止大捕殺。
　　可是收縮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殺戒已開，又有點停不住了。慣性是客觀規律；物質運動還能精確計算，群眾運動則是很多人的運動，人又不同於物，各有各的主觀能動性。所以領導者就更得認真、仔細地，注意觀察及掌握運動的發展、變化；及時地給予指導和控制。否則就會出現推不動、展不開，或展開後收縮不住、控制不了、造成擴大化的情況。湖南省委決定停殺，已嚴令下達，還是過了個把星期才完全停了下；那還是我們下力氣狠抓的結果。我們花了很大力氣，才剎住了車。（《自述》頁２２７─８）
　　群眾運動有其非理性的情緒性特質，一旦發動就不那麼容易停止，多次出現的過火、過極、擴大化等等，除了毛澤東"矯枉必過正"的極左路線的影響外，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官員對群眾運動的慣性認識不清，不是推不動、展不開，就是收縮不住、控制不了。由於總的說是左的傾向占統治地位，所以更多的情形是殺戒一開，就難以收拾、難以剎車。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北京大興縣公安局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此後，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時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該縣的１３個公社，４８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３２５人。最大的８０歲，最小的僅３８天。有２２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１人，挖心肝的５６人，割生殖器的１３人，全部吃光的１８人，活割生剖的７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斗完老師、校長後，在校園內就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４）
　　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謝富治肯定不會同意或批准像大興、武宣這樣的屠殺，但只要他稍微開一點點口子，群眾中蘊藏着的狂熱就噴涌而出，釀成難以收拾的慘劇。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就連從來"不怕亂"的毛澤東也提問：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該結束了？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究竟什麼叫到底？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其實還差得多，到１９７６年毛澤東辭世，文革也沒有結束。原因很多，運動起來群眾不好控制是其中一條。從土改、鎮反時的殺人過度到"文革"時的天下大亂，善於發動群眾運動的毛澤東也不能完全得心應手地掌握好他特別鍾愛的"群眾"。
３謹慎
　　掌握運動要謹慎，個人行為也要謹慎。黨內鬥爭嚴酷無情，４９年以後更是整肅不斷，身居要職的高官，稍一不慎即會翻身落馬。
　　黃的新四軍三師在蘇北經營了好幾年，經濟狀況比較好。１９４５年赴東北時換成黃金作軍費，到４９年離開東北時，還有剩餘。黃調湖南後即要負責保管它的翁徐文用來救劑軍烈屬，最後剩下的交給省財政部門。翁徐文非常謹慎，錢上交後仍不敢銷毀帳目收據。１９５２年，黃上調北京，翁問黃這些帳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個謹慎的人，這一次卻由於問心無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說：這是你經手的帳，交給誰呢？要是你嫌它累贅，這陳年老帳就銷毀了它也可以。"（《自述》頁２６４）
　　但陳年老帳也要根據現實需要而翻個底朝天。廬山會議後，有人提出了這筆黃金問題，暗示黃有"腐敗"行為。於是反彭急先鋒羅瑞卿大將親率一批人到湖南查帳，幸好翁徐文小心，所有的一切帳目都保存着，此事才不再有人提及。
４三次反右
　　雖然黃以謹慎自信、以"右傾"知名，但把問題考慮得周到、把困難看得多一些的思維慣性卻並不一定就是右。事實上，他也有過三次光榮的反右。
　　一是４９年他主政天津時，劉少奇在天津提出對資方不要講鬥爭，以團結資方搞好生產，並要資本家放心大膽地干。黃向劉提出不同意見，"我認為當前對資方是要團結，但不能放棄鬥爭，應該是又團結又鬥爭，在鬥爭中求團結。"（頁３６４）
　　二是黃主政湖南時，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提出"工會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國家"的說法。黃認為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也即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政府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工會是共產黨領導的工會，政府和工會就不會有兩個立場。即使在眼前和局部利益上，工人與政府出現矛盾，也應該在黨的領導下，從長遠和全局的利益着眼，互相協商，取得一致意見，求得妥善解決。（參見《自述》頁２２４）
　　三是１９５０年土改時，黃主張湖南要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而饒漱石反對。黃認為，如果說康生曾實行的"貧僱農"路線、"搬石頭"等是過左了，那麼饒漱石不動富農的觀點又太右了。因為湖南的地主土地少，不夠分，必須徵收富農的土地。（參見《自述》頁２３０）
　　劉、饒的地位都比黃高，李也代表中央一個部門，所以三次反右都表現了黃敢提意見、敢講真話的個性。他的觀點與不久毛澤東對劉、李的批評有一致之處。但黃既不是事先揣摩過毛的意向，也沒有像毛那樣走向左的極端。這說明反右並不一定走向極左，左、右之間仍有極大的伸縮餘地。
　　事後看來，不是黃，而是黃反對的劉、李、饒等人的觀點更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對資方過分的鬥爭、只強調黨對工會的領導和國家利益與工人利益的一致、徵收富農土地時損害中農利益等等，都是５０年代初不斷出現的左的行為。黃沒有助長左的動機，但根據現實形勢提出的不右不左的觀點仍然與此後越來越大行其道的左有關。
５幸運者的幸與不幸
　　黃屢屢被整，又不斷受到重用，直至中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幸運者。
　　一個人參加了革命，就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黨，先輩們的無私無畏和自我犧牲精神是空前絕後的，一個黨員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黃幾次落井終至擢升的關鍵，在於奪權時期需要他這樣能幹的人。政治、軍事、後勤、群眾等等，無論在哪個崗位，黃總能迅速打開局面，取得實績。他的部隊，甚至經濟上也比較好過。抗戰期間，他開闢了蘇北根據地，新四軍三師發展到八萬多人，是華中的主力部隊之一；１９４５年他最早建議進軍東北，挺進東北後，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建設了西滿根據地。以創立根據地而建立自己地位的毛澤東，對他也表示欣賞。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央來電特別指出："關於建立根據地，你是有經驗的。"
　　黃以自己的才能在用人之際"犯忌"、說真話而能存活，這在革命時代已算是幸運的。４９年以後形勢大變，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場景：
　　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期間，一天，毛澤東約我到他住地吃晚飯，我們邊飯邊爭論問題。當談起四平保衛戰的情況時，毛澤東問我："難道四平保衛戰打錯了？"我說："開始敵人向四平推進，我們打它一下子，以阻敵前進，這並不錯。但後來敵人集結重兵尋我主力決戰的情況之下，我們就不應該固守四平了。"毛澤東說："固守四平當時是我決定的。"我說："是你決定的也是錯誤的。"（頁３４８）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２日，黃給中共發電，反對固守四平，毛澤東並未因此責怪黃。但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９日，黃只是在發言中表示了與彭德懷相同的意見，就大難臨頭。毛越來越驕橫的個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情境不同：江山已經到手，少你一個黃克誠，又何足道哉？
　　所以黃在廬山會議上說：我在書記處的會上說過，我黃克誠總算一個敢講點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是啊，現在情況不同了，你再講真話就犯嫌了。萬炮齊轟彭德懷後，陶鑄等人奉命對黃勸降：這是維護黨的利益，維護毛主席的威信。
　　維護黨的利益是黃的終生職責。在戰爭歲月，維護黨的利益就是打好仗；但在１９５９年，維護黨的利益首先就是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黃從來都是把黨的利益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為了黨的利益，他只能承認寧願殺頭也不願承認的事。既然如此，為什麼要附合彭德懷呢？黃的悲劇在於他沒有認識到，黨的利益在４９年後已經有了轉向，要再以此前的方法維護黨的利益，反而就違反黨的利益。
６也配和共產黨斗？
　　湘南暴動後，黃和李卜成與黨組織失去聯繫，有一年多時間，他們都在"千里奔波找黨"。這段生涯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叫劉乙光。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黃、李到了南京，經人介紹去找同鄉劉乙光。此時劉在南京中央軍校工作，黃要他解決去上海的路費，劉不願出，但表示去上海公幹時把他們帶到上海。黃、李到上海住下後，劉給他們寄過生活費。劉失業後又把他們介紹給另一個同鄉以使他們獲得幫助。１９２９年夏，黃、李先後到了武漢，又遇上此時在蔣介石的嫡系顧祝同部隊任少校訓練官的劉乙光，劉介紹黃到師政治訓練處當了一個少尉科員。黃有一次在路上碰上一個正在搜捕他的同鄉，劉幫他脫身。１９３０年元旦，黃要離開武漢，與劉告別，"通過這一段的相處，我感到他是一個熱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在臨分別時，我對自己的去向沒有向他隱瞞，據實以告。劉乙光聽了以後對我說，他也有去當紅軍的想法，等將家屬安頓好後，再考慮去蘇區參加紅軍。但他以後沒有去蘇區，我也沒有再同他聯繫。也可能他以後又向右轉，完全投到反革命一邊去了。"（頁１０５）
　　一個國民黨軍官幫助一個共產黨，這樣的事在當時並不少見，共產黨的成功有賴於蔣介石的"幫助"和"寬容"。劉乙光當時是傾向於共產黨的，他幫助黃是自覺的。這一個因素之所以成功，在於國民黨組織和軍隊的政治氣氛不濃，組織紀律性不強，雖經在建黨初期得到蘇聯人和共產黨的幫助，但始終沒有建立起嚴格的政治審查制度和人事檔案制度，沒有查三代、相互揭發、思想匯報之類的政審程序，大批共產黨人可以從容戰鬥在國民黨的心臟。比如，黃所在師政訓處：
　　既有死心地地效忠於蔣介石的反革命骨幹分子，如政訓處主任康澤之類；也有像劉乙光那樣的左派軍人；還有坐牢剛出來的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他們之中，有些是政局變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產黨隊伍中的脫黨分子。大家對各人過去的歷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認真對待，對曾經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他們有時拿對方過去的歷史相互開玩笑，但決不外傳，更是瞞着康澤和他的親信。（頁１００）
　　康澤一貫被稱為國民黨的特務，但他的內部管理卻馬虎得不能再馬虎。沒有任何內查外調、人證物證，黃只憑着劉乙光偽造的一份師範畢業、當了幾年小學教員的履歷，就順利進入了康澤的政訓處，在他的手下活動了半年。
　　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認真二字，國民黨最不講認真，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比如專案組要審查黃，"凡是我經過、到過的地方，認為能找、能查的都要處處跑到、一一調查。"（《自述》頁２７９）一個疑點也不會放過，任你隱藏得再深也難逃組織的火眼金睛。
　　國民黨也配和共產黨斗？
　　蔣介石失敗後，總結教訓，說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到台灣後，蔣經國親自負責軍隊的政治工作，審查幹部、純潔內部，大搞特務恐怖，收到了相當的效果。
７何篤才
　　何篤才原是一軍團的幹部，對一軍團和毛澤東有深刻的認識。由於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之爭中支持朱德，從此就不受重用，調到紅三軍團三師任宣傳科長。
　　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麼要站在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上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什麼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決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還舉例說，像李韻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高的權力。結果，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頁１６５）
　　歷史證明了何的判斷。毛澤東的本事就是超過任何人，只有他使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但毛在重用親信、整肅異已方面也無人能及。"肅ＡＢ團"的主要矛頭是指向贛西南地方黨和紅軍的，不料，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有人"罵前委反抗中央命令不打武漢也不打南昌，連打下的長沙都要退出，現在又要退出吉安回到蘇區。"（５）"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ＡＢ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ＡＢ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槍決。"（６）
　　像何篤才這樣的清醒者顯然屬於必肅之列，奇怪的倒是第一次"肅ＡＢ團"居然把他放過了，第二次"肅ＡＢ團"才把他殺了。
　　何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他明知毛會成功，卻依然支持"寬厚坦誠"的朱德，似乎是自覺地賦予殘酷的革命以一絲倫理的光輝。
８李韶九
　　李韶九與蕭克同是湖南嘉禾人，父親是當地的流氓頭子，他從小就是賭棍和煙鬼，南昌起義後他跟着蕭克參加了起義部隊。後來蘇區中央局在《關於處罰李韶九同志的過去錯誤的決議》中指出："李韶九同志在１９２８年已經入黨，很久後曾在安源被國民黨軍隊逮捕，逮捕後雖曾營救了一個同志，但自承為三民主義忠實信徒，且為敵軍起草代郵快件，這表現他在艱危的環境中完全失掉一個工們黨員的立場，客觀上完全是政治叛變；次之，李韶九同志當江西省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時候竟與被罰款的商人女兒結婚，這種嚴重錯誤最是以損害黨蘇維埃政府特別是肅反工作在群眾中的威信；再則李韶九同志在他有錢的時候，又時常向黨內濫要錢，這亦是一個非共產黨的行動。"（７）但李韶九卻深得毛澤東的信任，委以"肅ＡＢ團"的大權，放肆屠殺紅軍和地方黨的幹部，成為一個令人聞名喪膽的人物。
　　李的所作所為，除直接削弱了紅軍隊伍外，還有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影響了毛的威信："本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之所以會如此，蘇區同志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同志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頁１６６）
　　但毛恐怕不會認同此說，沒有李韶九，他何以能成為蘇區的列寧？
　　二是造成蘇區群眾與紅軍的疏離。"主力紅軍長征之後，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無法堅持，這除了敵人的'圍剿'封鎖之外，還與打'ＡＢ團'擴大化而脫離了蘇區的人民群眾有關。以後陳毅同志曾與我講起過，他說胡燦原來在興國一帶的人民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肅反中胡燦被殺，當地群眾無不痛哭失聲，他們對這種做法非常不滿意。後來陳毅到了興國，當地群眾對他很冷淡，胡燦的母親還當面質問陳毅：'我兒子究竟犯了什麼罪？你們為什麼要把他殺掉！'問得陳毅無法回答。"（頁１３９）
　　周恩來到蘇區後，處理肅反"簡單化"、"擴大化"的問題，打狗看主人，這個雙手沾滿紅軍的幹部鮮血的劊子手李韶九隻受到留黨察看６個月、下放基層的處分。抗戰期間在華中，黃向長征後留在蘇區的陳毅問起李的結局，陳很氣憤地說："那是個壞傢伙！主力紅軍長征走了以後，我們就把他幹掉了。"（頁１４０）陳這樣做是有理由的，聶榮臻回憶："陳毅同志跟我說，他也被李韶九懷疑上了，擔心李韶九要對他下手。後來，在一次戰鬥之前，毛澤東同志把打土豪得來用作軍費的一些金子，交陳毅同志保管。這一下，陳毅同志心裡有底了。他想，毛澤東同志這樣信任我，我就不怕任何李韶九了！"（８）李韶九是毛的一條狗，居然敢打地位曾與毛不相上下的陳毅的主意，可見當時他的權力之大；但他也只是毛的一條狗，一旦毛對陳毅表示信任，李也就無可奈何，可見"肅ＡＢ團"的對象與規模是由毛親自掌握的，"擴大"云云是對外人對運動所作的評價，在毛自己，根本不存在"擴大"問題。
　　抗戰時期黃到華中後，與陳毅談起"肅ＡＢ團"一事。陳深有感觸地對他說："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二過。"（頁１４０）此話說過沒多久，整風審幹運動蓬勃展開，毛澤東藉助比李韶九還李韶九的康生橫掃黨內一切異已，陳毅本人不但在華中被饒漱石整得"連鬼都不上門"，還被叫到延安坐了幾年冷板凳，此後又長期讓饒漱石在華東騎在他頭上。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期間陳毅的言論表明，他對毛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１９４９年後，李韶九被追認為烈士；而康生則在"文革"中再度紅得發紫。
９江西籍
　　江西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搖藍，但江西人在紅軍與黨內卻被大量殺戳。毛澤東"肅ＡＢ團"的主要對象是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贛西南特委和江西地方紅軍第２０軍，紅色恐怖激起"富田事變"後，毛澤東任書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採取了"堅決進攻的策略"，打"ＡＢ團"的肅反運動在"階級決戰"的口號之下，由李韶九根據毛澤東的意旨不斷升格。肅反的方式很簡單，"上邊一號召，下邊就一哄而起。辦法就是逼供信，供出一個，殺掉一個，連隊就有權殺人。後來，有的地方索性對有懷疑的人就捉起來殺掉。"（頁１４１）
　　李聚奎回憶他所在部隊的肅反方法："那時打"ＡＢ團"的做法，是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講事實，完全採用誘供、逼供的辦法。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一字長隊，再把經過誘供、逼供而自供是"ＡＢ團"的人帶到隊伍面前，然後指着隊列里的人，逐個向他提問：'他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只要他說聲：'是'，或者一點頭，就當即把被指的人抓起來。就這樣誤整了許多無辜的好人。特別是在同一個地區來的人中，只要抓出一個，往往就牽連一大片。如我們團在吉安擴編了一個新兵連，大部分是吉安人，因為都是一塊來的，互相認識，所以在這個連抓出來一個吉安兵後，就'供認'出半個連的人是'ＡＢ團'。（９）
　　由於"富田事變"起於贛西南特委和紅２０軍，自然對江西藉人懷疑更大，部隊中江西藉戰士成了肅反打擊的主要目標。第三軍團在江西興國補充來的一批新兵，大部分被肅掉了，倖存下來的沒有幾個，實在可惜！（頁１４１）三軍團殺江西藉新兵，彭德懷負有責任。王平回憶說："彭軍團長曾說過，平江、陽新、大冶等地出來的幹部、戰士絕對沒有"ＡＢ團"。所以，三軍團的肅反主要懷疑對象是江西藉的幹部戰士，特別是從長沙解放過來的江西藉戰士。……我們機關槍連有２８個江西藉新兵被抓了起來，審訊以後殺了２０多個。"（１０）
　　當然彭德懷比毛澤東要清醒得多。張平凱當時對打ＡＢ團沒有底。就"去問彭軍團長和滕黨代表，他們說：我們不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我們是從湖南過來的。ＡＢ團只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裡的極個別人。"（１１）
　　但毛有理由對江西人不滿。井岡山時期有個"湘贛邊特委"，它曾殺害了毛信用的、也是特委中唯一的外籍人宛希先，贛西南特委後來又撤銷了毛的另一個親信劉士奇特委書記的職務。由此毛認為贛西南的黨政軍機關充滿了ＡＢ團。
１０悲劇可以減少
　　黨史上左禍綿綿，生存處境、政治路線固是原因，各級領導人的立場和態度同樣重要。
　　黃在歷史上以右聞名，除了他較為實事求是外，主要原因在於他善於吸取教訓。第一次肅"ＡＢ團"時，他所在的第四師第三團也肅掉了不少人，"開始一段深信不疑，對上級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遺憾終生的大錯，至今回想起來，猶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細算歷史舊帳，僅此一筆，黃克誠頸上的這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我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搞肅反，整人之類的政治運動時，我就不肯盲從了。"（頁１４２）當年肅反的積極參與者，有多少人有這樣的懺悔和反首？
　　黃並不是最高掌權者，他本人可以吸取教訓，少殺人，但真要扭轉局面，還需要上級直至最高領導的認可。第二次更大規模的肅反時，黃進行了抵制，讓肅反委員會要抓捕的石元祥、曾彬農等人上山躲起來，打仗的時候再叫他們下山，"他們明知上面要抓捕他們，但並不逃跑，打起仗來更加勇敢地衝鋒陷陣。"（頁１６７）但兩個星期過後，肅反委員會還是把他們抓住殺掉了。連帶黃本人也被抓起來"審查"，只是由於彭德懷的干預才倖免於難。──但這也為２０多年後他們在廬山共同遇難埋下了伏筆。
　　１９４３年，華中局和新四軍根據中央指示開展"搶救"運動。黃提出要接受中央蘇區的教訓，不要搞搶救運動，以免發生逼供信、傷害無辜的事件。他的建議當然不可能取消中央決定。"第七旅被'搶救'的幾個人，開始在軟逼的情況下就有點表現不正常，後來被抓起來一審訊，就亂供一氣了，簡直不着邊際。我一見這種情況，就知道不對頭了,看來老毛病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頁２９９）包括新四軍第七師政委曾希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來，因為有一個女幹部供出她是特務。黃就去找這女幹部：
　　開始，我問那個女幹部，是如何加入特務組織的？她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繪聲繪色；我又問她都搞了哪些特務活動？她照樣又是講了一大套，神乎其神，我一聽就覺得不可信。最後我問她，講的這些是不是真話？她說是千真萬確。我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慮，對她說，對組織要講實話，不能有半點虛假，否則，既對革命事業不利，又害了自己的同志。這時，她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說她以前講的那些話全是編造的假話。我問她為什麼要講那些假話？她說，起初搞'搶救'時，她講的是真話，但人家不相信，對她進行'搶救'，大會小會鬥爭、逼供，被整得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瞎說一氣，問什麼就交代什麼，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這樣一來，反而受到表揚，歡迎和優待。於是，她就索性胡編亂供起來。（頁３０１）
　　所幸的是這一次，黃得到了上級的支持："我又向饒漱石談了我的意見，饒也覺得這樣搞法有點問題。我建議對被'搶救'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饒漱石表示同意。"（頁３０１）被捕的楊帆被釋放時，饒漱石還向他道了歉。所以華中局和新四軍系統的恐怖氣氛不太濃烈，知識分子幹部較少受到整肅，李一氓、孫冶方、惲逸群、彭柏山，以及現在著名的顧准，都是從這裡走出的。只是５０年代，饒漱石和潘漢年等被捕獲後，牽連了一大批人。
　　從江西蘇區到"文革"，黨內搞了多少如此荒唐的"肅反"、"搶救"？
　　似乎令人難以理解的，肅反誠然使"部隊普遍減員，使紅軍受到了一次難以彌補的損失"（頁１４１），但肅反所造成的恐怖氣氛也使上下更加拚命地去戰鬥，而戰鬥的勝利又使毛的威信大增，１９３０年的第一次肅反後，第一、二次反"圍剿"都取得了勝利。差不多與第三次反"圍剿"同時進行的第二次肅反，也沒有招致反圍剿的失敗，這也許是毛沒有從中吸取教訓的關鍵。
　　需要補充的是，當年妻子差點被殺的曾希聖１９５８年成了大躍進的紅人，黃仍然是極左運動的批評者。
１１朱德的嚴厲
　　朱德的寬厚，世人共稱。這既是生性使然，也是因為在毛的嚴酷政策下無可奈何的表現。但在黃的筆下，朱也表現出我們難以見到的嚴厲。
　　１９３８年７月，黃與徐海東率３４４旅在太行山區的町店伏擊日軍，沒有打好。整訓期間，"朱總司令親自檢查３４４旅的工作，對徐海東旅長批評比較嚴厲。徐海東本來就身體不好，這時更支撐不住了，便請求離開部隊去延安治病和學習。"（頁２７０）徐不是等閒人物，他嚇得這個樣子，可見朱德的厲害。
　　徐走後，黃和朱德曾考慮由資格老的團長田守堯代理旅長一職，但延安總部沒有同意朱的報告。田當不上旅長有點不高興，朱就要求黃開會對田進行幫助。會議開始之後，沉默了好長時間，誰也不開口講話。黃是政委和黨委書記，只好帶頭髮言，考慮到部隊的關係和今後的工作，他的批評比較婉轉，不夠深刻和尖銳。
　　我發言之後，朱老總就發火了，站起來一個一個指着我們說："你們這是什麼鳥黨委會，不敢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算什麼共產黨員！"接着朱總司令就對田守堯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最後又說："戲點到誰誰就唱，沒點到你就不能出台。共產黨員嘛！我們都聽黨中央的，不能鬧情緒。"（頁２７２）
　　１９２９年古田會議後，朱一直受毛排擠，是一個沒有司令部的總司令。但他始終在毛的身邊保持了這一榮譽極高的職務，也非常人所能為。"朱毛"並稱，朱老總有他厲害的一面。
１２以階級鬥爭為綱
　　１９４９年３月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革命勝利後總方針、總路線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前後毛澤東的各種公開報告的主旨是認為進城後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
　　但從危難和被壓的處境中突然被召喚到權力寶座上，毛儘管口頭承認要發展經濟，實際上卻沒有因為缺少經驗而被廣闊多樣的國家事務所困惑，他自信而頑強地堅持長期以來信奉的政治路線。就在七屆二中全會後不久的４９年５月，黃與毛共進晚餐。
　　突然間，毛澤東停下筷子，問我道："你認為今後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發展生產。"毛澤東很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毛澤東在解放以後，仍然以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貫性，所以他總是一個接一個地搞運動。（頁３６５）
　　可見，階級鬥爭這根弦，雖然在公開報告中沒有提，但在毛澤東本人卻一直沒有放鬆。這是研究毛的一則重要資料，可以解釋毛後來不斷推翻黨的決定、動輒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行為。他從來就不認為解放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
１３要什麼給什麼
　　為了證明黨內有一條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廬山會議後期的中心工作是要黃等人服罪。與黃私交不錯、在大躍進問題上極受毛信任的陶鑄三次找到黃做工作，主要理由其實不是理由：“大家都這麼認為，你否定有什麼用？會議已經開了很時間了，再拖下去對工作不利。事已至此，你不承認，大家通不過，最後還得承認，何必拖下去？”
　　黃於是不得不違心認罪，"叫我承認右傾，我可以心甘情願，因為我心裡從來沒有贊成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但要我承認反黨，而且是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反黨，可太難了。被逼處此，硬着頭皮違心地認帳後，心中耿耿，無日得寧。"（頁２６１）為維護最高領袖的威信而承認自己反黨，是黨倫理的重要一條。事實與否不是重要，重要的是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你硬不承認，就是對毛權威的挑戰。黃也受過這套黨倫理的教育，"我們已習慣於認為：主席比我們都高明，習慣於服從主席的決定，習慣於接受主席的批評，儘管心裡有不同意見，也接受了。雖然這一次實在不能接受，也不應該接受，也強迫自己接受了。"（頁２６１）
　　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因被迫接受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所產生的痛苦，自我緩解的唯一理由是犧牲自己維護"黨的利益"的大局。這就是張聞天在８月１３日的檢討中說的："毛澤東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澤東的古今，就是損害全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１２）於是黃像彭德懷一樣，終於採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
　　但黃的痛苦還不止這一點：
　　等我冷靜下來時，我認識到：違心地作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在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使我後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頁２６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