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三聯書店樓上的咖啡館等人，突然來了幾個穿"制服"的藝術家。年齡四十上下，個個長發須，動靜極大，如入無人之境，頗有氣概。 　　
為首的老兄坐定之後，開始大談電影。他說話極象牧師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到人名時決不帶姓，經如把陳凱歌叫"凱歌"，張藝謀叫"老謀子"，讓周圍四座肅然起敬。 　　
他說：那幫年輕人不行，一點兒苦都沒吃過，什麼事兒都沒經過，能拍出什麼好電影？接下來他便開始談"凱歌插隊"、"老謀子賣血"。好象只有這樣的經歷才叫經歷，他們吃過的苦才叫苦。 　　
我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對"苦難"的崇拜，而且似乎是獲得話語權力的一種資本。因此有人便習慣性地要去占有"苦難"，將自己經歷過的自認為風暴，而別人，下一代經歷過的又算什麼？至多只是一點坎坷。
在他們的"苦難"與"經歷"面前，我們只有"閉嘴"。"苦難"成了一種霸權，並因此衍生出一種價值判斷。這讓我想起"憶苦思甜"，那時候總以為苦在過去，甜在今天。誰又能想到"思甜的"時候，我們正經歷一場劫難。並不能講年輕的一代就比年長的一代幸福。誰都知道，幸福這種東西並不隨物質一起與日俱增。我不認守在電視邊、被父母鎖在屋裡的孩子比陽光下揮汗收麥的知青幸福。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惱，沒什麼高低之分。對待"苦難"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西川有句詩：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我解決我的問題。帶着這樣一種獨立的、現代的精神，我們去看《北京雜種》，就能體會到張元的憤怒與躁動，我們也能理解《冬春的日子》中那些被王小帥疏離的現實感。而《巫山雲雨》單調的平光和《郵差》中陰鬱的影調，都表現着章明和何建軍的灼痛。他們不再試圖為一代人代言。其實誰也沒有權力代表大多數人，你只有權力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這是解脫文化禁錮的第一步，是一種常識，更是生活習慣。所以，痛苦在他們看來只針對個人。如果不了解這一點，你就無法進入他們的情感世界。很多時候，我發現人們看電影是想看到自己想象中的那種電影，如果跟他們的經驗有出入,會惶恐，進而責罵。我們沒有權力去解釋別人的生活，正如我們不能喜歡赫爾措格的一個片名《侏儒也是從小長大的》。沒有那麼多傳奇，但每個人長大都會有那麼多的經歷。
對，誰也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我開始懷疑他們對經歷與苦難的認識。 　　
在我們的文化中，總有人喜歡將自己的生活經歷"詩"化，為自己創造那麼多傳奇。好象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難，經歷曲折離奇才算閱盡人間。這種自我詩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而，我想特別強調的是，這樣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國電影。有些人一拍電影便要尋找傳奇，便要搞那麼多悲歡離合，大喜大悲。好象只有這些東西才是是電影去表現的。而面對複雜的的現實社會時，又慌了手腳，迷迷糊糊拍了那麼多幼稚童話。 　　
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的生命的喜悅或沉重。"生活就象一條寧靜的長河"，讓我們好好體會吧。 　　
北島在一篇散文中寫到：人總是自以為經歷的風暴是唯一的，且自諭為風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東搖西晃。
最後他說，下一代怎麼個活法？這是他們自己要回答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將會是怎麼個活法，我們將拍什麼樣的電影。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個空洞的詞－－我們是誰？
我只知道，我不詩化自己的經歷。
獲獎情況及代表作：

《小武》國外獲得獎項：
第4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青年論壇大獎。 　　
第4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促進聯盟獎。 　　
第3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潮流獎 　　
第17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龍虎獎 　　
第20屆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金球獎 　　
比利時電影資料館1998年度大獎－－黃金時代獎

《站台》參加2000年威尼斯電影節

附：《站台》獲獎消息
在2000年度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公布的參賽電影的名單中，一部由中國導演製作的影片《站台》榜上有名。本片是導演賈樟柯是繼《小武》完成之後兩年以來的第一部作品。 　　
賈樟柯這部作品入圍本年度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對於中國電影界可以說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以往只有少數知名中國導演才有機會獲得三大電影節關注的現象發生了改變。更表明了現實的、更關注普通中國人當代生活的影片獲得了國外同行的青睞。這是第一次70年代出生的中國導演入圍歐洲三大電影節，這標誌着新一代的中國電影已經受到歐洲主流電影的關注。 　　
導演賈樟柯依然用長鏡頭風格來完成這段史詩性的講述，很難想象一部長達三小時的電影只有一百八十個鏡頭，影片總是用幾個最生活化，最簡單的場景來表達一個特定時期的特點和人物在這一時期的精神狀態。 　　
影片的主創還是保留了大量《小武》的原創班底，還是由香港攝影師余力為來完成拍攝，還是由《小武》的主演王宏偉和趙濤來演繹這段漫長的故事。賈樟柯經過兩年漫長的等待終於完成了《站台》，將在本年度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首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