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站台》獲得電影節國際競賽單元亞洲最佳電影獎。

　　誰在付出成本

　　八十年代中期有一首歌叫《站台》，有點搖滾節奏，“長長的站台，寂寞的等待…. ”，我是在來我們縣城走穴的歌舞團演出上第一次聽到的，那首歌在當時非常流行，差不多這樣的演出都會唱。我用它來作片名，故事講的是從1979年到1990年一個縣文工團兩對戀人的生活，其實整個電影是在談80年代中國是怎樣生活過來的，面臨哪些問題，付出怎樣的感情經歷。

　　文革一代總說自己經歷了中國社會巨大的陣痛浩劫，其實開放的十年，經濟商品化的十年，那種震動和對個人影響的劇烈程度我覺得也是非常強烈的。怎麼說呢，不能因為物質越多這代人就會更加幸福。我更加想關注的是在這樣的變革中，是誰在付出成本，是什麼樣的人在付出成本。

　　《站台》中有些人和事拍得有點象紀錄片，其實我是在拍自己一些親人的生活狀態。我的表弟在私營的煤礦工作，我們電影的第一幕，也是我當時第一次看見他，就是他和礦長在簽一個合同，這合同叫生死合同，裡面寫“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因為煤礦的安全措施很簡單，隨時都可能發生問題，但我表弟仍然要去工作，因為他要討生活，討一口飯吃。我看到他一個人很瘦弱的身體在礦區里走的時候，我覺得他完全是在付出他的成本，但是他沒有什麼回報。

　　放棄理想比堅持理想更難

　　《站台》裡面有很多情節都是我自己的。我70年出生在山西汾陽。父親是中學老師，教語文的；母親是售貨員，姐姐比我大六歲，這個四口之家的家庭組合非常普通。母親家在農村。從我小時候差不多到現在，我們家每天都有鄉下的親戚來來往往，象個交通站一樣。其實我們縣城往出走一里地就是田野，從南邊走到北邊差不多十分鐘就穿過去了。

　　我直到26歲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學會自行車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騎車到30里地之外的一個縣城去看火車。這些事情如今在電影中是發生在比我大十歲的那些主人公身上。當時對我這樣一個沒有走出過

　　縣城一步的孩子來說，鐵路就意味着遠方、未來和希望。

　　在《站台》中瀰漫的那種對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緒就是我自己體驗過的東西。我記得我在十七、八歲念書的時候，晚上老不睡覺，總期待第二天的到來，總覺得天亮了就會有新的改變，就會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這種情緒一直伴隨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經驗的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感受。

　　這種期待經過了十年最後落在什麼地方呢？落在妥協和失望上。這是非常悲觀宿命的一個電影，並不是生活就這樣宿命悲觀，主要是我自己。在我看來，對生活、環境和習慣的妥協，其實是一種非常偉大的承擔。

　　我以前最早是學習美術的。那時候我們學習美術一點都不浪漫，不是為了追求藝術，而是為了有出路。你知道在縣城裡，如果想到其他城市生活只有兩條路，一是當兵，一是考大學。對我來說當兵沒有可能，我也就只能考大學，但是我學習非常差，所以就出去學畫，因為美術學校的文化課要求比較低，我們一幫孩子去學美術都是這個道理。剛開始我們並沒有理想，就是要討生活。其實最後考上的也就只有一兩個人。其他人第一年考不上就回去了，第二年再考也沒考上，就算了。那我自己就考上了電影學院。剛開始時我覺得自己非常厲害，你看我多堅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當我年紀更大一點時我突然發現，其實放棄理想比堅持理想更難。當時那些中斷學業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親突然去世了，家裡需要一個男的去幹活；又如家裡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裡的錢了。每個人都是有非常具體的原因，都是要承擔生命里的一種責任，對別人的責任，就放棄了理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些所謂堅持理想的人，其實付出的要比他們少得多，因為他們承擔了非常庸常，日復一日的生活。他們知道放棄理想的結果是什麼，但他們放棄了。在縣城裡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沒有區別，一年前和一年後同樣沒有區別。為什麼我說這個電影非常傷感呢，可能生命對他們來說到這個地方就不會再有奇蹟出現了，不會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時間作鬥爭的一種庸常人生。

　　明白這一點之後，我對人對事看法有非常大的轉變。我開始真的能夠體會，真的貼近那些所謂的失敗者，所謂的平常人。我覺得我能看到他們身上有力量，而這種力量是社會一直維持發展下去的動力。

　　從小想當大混混

　　其實小時候，我的理想是長大後當個有權有勢的大混混。從小學開始我就算有問題的孩子，而且問題非常嚴重，打架鬥毆，學習成績一塌糊塗。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是最危險。那時候聽《岳飛傳》裡面結拜弟兄，我們十幾個孩子就結拜成弟兄，我是老二。這十幾個弟兄成天幹嘛？就是打架，晚上爬到教室里偷東西，去誰家就把誰家的鹹菜吃光。到了五六年級，差不多有一半弟兄都輟學了。我自己是父母逼着我去念初中，我念初一的時候這一半兄弟全部成了小偷。但我跟他們還保持友誼，他們每天都蹲在學校外面等我，我一下學出來，一排小孩就一起去看電影錄像或者手抄本。

　　我曾經因為打架被人逼着從二樓跳下來過。那時經常看完錄像後就在街上撞人家，找碴想打架。其實什麼原因也沒有，就是年輕好鬥。我們看的都是成龍早期的片子，《醉拳》、《鶴形雕手》等。我後來一起拍電影的攝影師是香港人，但我看過的香港片比他多多了。對我來說，整個初中年代最吸引我的就是武俠功夫片。那時候看一場錄像要兩毛錢。你知道我怎麼去看？山西這個地方冬天蔬菜很少，夏天要做西紅柿醬，做醬都用一種葡萄糖瓶子。父母就從醫院熟人那裡找來很多瓶子，但這種瓶子可以賣，一毛錢一個，我就拿出兩個空瓶子賣掉去看錄像。差不多天天看，所以到了我的《小武》中，我就用了《喋血雙雄》的一個片斷，這是我從少年時代到現在看的功夫片裡最喜歡的一個。那時候很快樂，因為你覺得世界就這麼大，我的生活就是全世界人的生活，生活就這樣。那時特別想長大後當個有權有勢的大混混。

　　我一直厭學。我在班裡屬於個子很矮，但必須坐在最後一排的，因為老師不希望看到我，對我放棄了。但有個語文老師很喜歡我的作文，逼我看書，讀些詩集。我開始喜歡上寫作。我覺得是寫作拯救了我，因為開始寫作，精神就有些改變，要不我現在肯定是縣城一個混混，百分之百是。

　　拍電影的阿貓阿狗

　　到初三時因為學習不好，我媽媽特別希望我去當兵，去當武警。我也想去，但我父親堅決不同意，要我怎麼着都要念完高中，我就去讀高中。

　　到高中時候我就變了。因有高考的壓力，開始知道要奔前途。這時候你才覺得前途渺茫。因為學習太差，家裡給了我三百塊錢，去山西大學考前班學美術。這是我真正意義上離開故鄉，去了離家有兩百五十公里的太原。我們住在農民的房子裡。我現在最痛恨掛麵和白菜，因為那時我每天都在拿煤油爐煮白菜掛麵吃，現在我一見就想吐。

　　山西大學旁邊有個村，村旁邊有個電影院，我們常去那兒看電影，那時商業片很多。有一天很偶然在放《黃土地》，我其實不想看，我也不知道那是個什麼電影；但那天太無聊了，買了張票就進去。我一下子覺得電影也能這樣拍，也有這樣的電影。因為他拍的黃土地跟我家鄉差不多，特別有感情，我記得我一邊看一邊流眼淚，不知道為什麼太激動了。看完之後就完蛋了，我就要拍電影，我不管了。從那時開始想當導演，問別人我怎麼能當導演，人家告訴我要考電影學院，而且還跟我講千萬別考導演系，最難考，什麼系好考你考什麼。我就考文學系，報的人少。

　　93年我到電影學院文學系學電影理論，電影理論是什麼樣的東西，我剛開始對它一無所知。我從進學校那一天起就告訴自己要當導演，進去之後才發現自己離電影那麼遙遠，雖然你在學電影，但離電影太遙遠了。那時我們班有12個同學，裡面有好幾個是製片廠的孩子，屬於行里的。我記得我們班有個女生經常愛說的一句話就是“現在成什麼社會了，阿貓阿狗都能到導演”。這話對我刺激非常大，我知道如果那天我拍電影，我也是阿貓阿狗。對很多人來說拍電影是要出身的，它是一種特權。

　　　既然到電影學院後覺得離電影更遠了，另外你明白怎麼回事，那就只能靠自己了。95年底正好是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可能因為年紀小，覺得好象是一個年代的來臨，自己要拍點東西來慶祝一下。我們組織了一個青年電影實驗小組，大家湊了一點錢，我就開始寫劇本，寫了《小山回家》，然後從《光明日報》租了4天機器把它拍完。這是我自編自導的，拍完後就給同學老師看。這個觀看的過程對我來說是自虐的過程，所有人都在罵什麼玩藝兒，那種貶低到了你根本不該幹這行的程度。正因為如此貶低反而使我覺得不至於吧。我想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就又剪了一版去大學裡放。我們去了很多大學，但最難忘的是北大，他們讓我重新有了信心。

　　稀里糊塗幾條人命沒了

　　我當年的那些混混朋友後來有的去當兵，有的去坐牢。我記得有一次我跟一個朋友去看電影，買完票他說上廁所，我就先進去了。，我左等右等不見他，出來之後發現他被抓走了，因為他去搶人家的手錶。我一下覺得生活這麼波折動盪。還有個混混朋友，打架打得特別好，有天借我們另一個同學自行車，說騎車去酒廠玩。我們那兒出汾酒，第二天聽說他死了，他在那兒喝酒喝太多，酒精中毒去世了。從少年時代開始，這種朋友死亡也好，入獄也好，都象拿板磚邦地拍我一下，讓我成長一下，然後又邦地給我一下。我開始有一種意識，人真的有命；而且生命這個東西非常脆弱，太脆弱了。

　　《小武》有個很模糊的原型，他是我當年的一個結拜弟兄，外號叫“毛驢”。我另外一個結拜兄弟是警察，他看管他。有天他跟我說毛驢這小子現在不得了，老跟我聊哲學。他所謂的哲學就是人為什麼要活着，一個非常宏觀、非常形而上的命題。我開始覺得好笑，慢慢地覺得小偷也有一種尊嚴，不管他道德上背負着怎樣的枷鎖，他仍然在思考，這就是他的尊嚴。在我考上電影學院這段時間裡，還發生了一件對我震動特別大的事情。那次我回家鄉，走在路上，突然一對行刑卡車開過來，我一個小學同學，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在卡車上坐着。我就在路邊站着，他看見我我看見他，他沖我笑，我當時不知道怎麼回事，因為我剛到家，稀里糊塗的，那車就開過去了。等他走遠之後，問旁邊人，才知道他是因為搶劫被拉去槍斃。我象得了一場大病一樣。真的是稀里糊塗的，什麼事情都沒搞清楚就好幾條人命沒了，自己都沒整清楚這麼回事。

　　落不下來的生活

　　我初中就開始談戀愛，那時年紀很小，其實也不懂，一起看看電影就很高興了。但是到高中時有個女朋友，是我的同學，現在回憶起來都很美好。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有天我們上晚自習，我感冒特別厲害，她也沒說什麼。等我回家之後，她就把她當醫生的媽媽叫來給我打針。那時我們談戀愛堅決不能讓家長知道，那會毀掉的，但這個事情就有點暴露了。我就覺得她非常着急。後來我去學畫，我們就散了，也沒有任何痛苦任何理由。我生活里一直有這種東西，其實挺不好的，初中時女朋友也是，也沒有任何理由就斷了。

　　我們那兒的女生，很可能到初二就不念了，替媽媽班進工廠工作，然後很快就結婚生子，很快就當你在人群中再看見她時，她跟你以前看到的中年婦女沒有區別，你覺得一個花剛開就敗了。我在汾陽拍《站台》的時候，有天非常冷，我跟演員說戲，一轉身就看見以前高中的女朋友帶着她的孩子，我們打了招呼。我覺得非常難受，我是難受我現在的生活，因為最知道你自己，最看你長大的人，你一年兩年三年都不跟他見面了，包括那些從小長大的朋友，包括父母，知道你怎麼過來的人，知道你以前事情的。其實挺失落的。現在我半年時間在國外，半年時間在國內，過着一種非常不正常的，落不下來的生活。日子久了，甚至沒有人跟你聊一聊過去，哪次打架怎麼樣了，哪次吃飯怎麼樣了。完全變成沒有根的草，在到處飄來飄去，挺不好過。但是你選擇電影也就選擇了這樣的生活。

　　《站台》裡的人物也是飄零的人物，主人公有句話我自己聽了非常酸楚，他說：“不要多想了，我們是藝人，我們是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