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 【冰點】 記者 沙林 2004年03月10日

http://zqb.cyol.com/gb/zqb/2004-03/10/content_833963.htm

　 採訪電影人，發覺他們很多人說到中國電影時都說到了“死”這個詞。而且這些“死”字都是在中國電影“利好”的消息傳出之後說出的——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吳克去年年底宣布，“從2003年12月1日起，除國家重大題材、特殊題材及國家資助拍攝的影片及合拍片外，一般影片的拍攝不必向國家廣電總局上報劇本，而只需提供一份1000字的劇本提綱。”

　 談到電影局的這個宣布時，《生死抉擇》的編劇賀子壯認為，目前的電影審查條例太寬泛了，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不實行電影立法，中國電影很快就會被搞死了。”

　 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青年電影”的代言人張獻民說：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利好”規定就有點像晚期的癌症病人到醫院就診，大夫不給做手術，卻說給你剪剪指甲吧！實際現在這些主流電影已經沒有藥方了，必死無疑。中國的新電影應該另起爐灶……

　 被業內認為“未來最可能成為大師的”第六代導演張元說：一個審查制度造就一種電影。中國電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現在全世界的電影都在拼死抵抗好萊塢電影，我們卻還在自我封殺……

　 被稱為“主旋律導演”和“平民導演”的陳國星也很悲壯地說，中國電影到了“死而後生”的時候了。

　 最不該說“死”字的就是中國導演協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陳國星了，當張元們東躲西藏地拍電影、屢屢被封殺的時候（張元出道後拍了16部電影一半不能在國內公映），陳國星卻在國家級的領獎台上頻頻曝光———建國50年獻禮片《橫空出世》囊括政府和學院等18個獎項，傳記片《孔繁森》奪得十五六個獎項、反腐電視劇《抉擇》轟動一時，眾皆效仿，引發了主旋律影視劇向反腐題材挺進，至今不衰。比如其後的電影《生死抉擇》、電視劇《黑洞》等，都能見到《抉擇》的影子……

　 但是陳國星神情悲切、心緒憤懣。這個時候正是他被稱為中國第一部災難大片的《《危情雪夜》好不容易通過審查、被各媒體大肆宣傳、與觀眾見面的“大喜”日子。

　 “寫教育得教育部門認可，寫工業得工業部門批准，你如何塑造警察，得公安部門同意”

　 《危情雪夜》對陳國星來說是一場傷心事。

　 陳國星是電影界有名的愛思考的人，幾年前，北京石景山發生了一場大停電，觸發了他的靈感。那次大停電造成了這個特大城市的一場災難。千家萬戶沉在黑暗中，地鐵和乘客被滯留在黑暗的隧道里。停電甚至殃及到中南海……陳國星想以這個事件表現人在大災難前的弱小，也想表現人在生死關頭所煥發出的愛。

　 一向對陳國星很有信心的紫禁城影業公司對這個構想也很認可，但他們不可能進行大投入。該片600萬元的投資對一個災難片來說太少了，比起國外同級別的災難片動輒合十幾億人民幣的投資，微不足道。

　 “還不夠付美國同類片子中一位三流演員的酬金。”

　 陳國星的攝製組只能因陋就簡：“開始，我設想用這樣低的成本同樣能拍出懾人心魄的大場面，但實際操作時卻發現舉步維艱。比如拍攝營救場景時，需要調動直升機航拍，但由於資金所限，最後只能在攝影棚中布景。”

　 小成本製作的災難片效果肯定不如大成本的。但一種精神激勵着陳國星和劇組。那年，北京遭遇冷冬，為了增強影片的真實性和可看性，許多場景都是在北京北部的大山里拍攝的，其中最苦的一場戲要算是在慕田峪長城拍攝幼兒園師生被困纜車，當時溫度達到了零下15攝氏度，加上大風，大小演員們都凍病了，一些孩子眼淚汪汪地縮在寒風中……攝製後期正趕上“非典”，全組人員一天沒停，每天一包“板藍根”，躲在京郊的一家醫院裡繼續拍片，懷着一種戰勝災難的情懷度過了最後的21天。

　 “這是我很懷念的一種氛圍。”陳國星對記者說。

　 但當陳國星把這浸透心血的作品拿去送審時，料想不到的責難來了———以他如此豐富的從業經歷都沒有想到會有這些責難。因為這部片子裡幾乎沒有指責哪一方的過錯，全是共同奮鬥的激情。殊不知“停電”源於一場事故，有關方面就不高興了。

　 “這是我們中國電影業遇到的很大一個障礙，寫教育得教育部門認可，寫工業得工業部門批准，你如何塑造警察，得公安部門同意……這個片子寫了電業，當然得通過電業部門的審查。”

　 於是一句句“不許”襲來：不許拍攝發生在北京的事———於是陳國星只能臨時把停電災難改到了外省，把有首都標識的景物全都改掉重拍。今天我們看到的電影宣傳文章和廣告都特別小心翼翼地標出，“發生在沿海某城市”的停電……

　 “這不是禍水東移嗎！就北京人命金貴？”知情人發問。

　 災情規模不能顯得嚴重，不許超過多少多少———陳國星不得不又改初衷，有些鏡頭重拍，全線地鐵大混亂改拍成一兩個車廂的略微驚慌……以減弱氣勢。他苦笑對記者說，“只有在大災難面前才能見到人類愛的可貴，這樣不疼不癢的，我們的構思全被破壞了。”

　 剛拍完，大家情緒高漲，又見記者，又寫文章。有關方面突然發令，不許宣傳，“捂住”。大家“非典”後完成一部災難救援片的自豪感一下被潑了冷水。

　 片子通不過，上映一拖再拖。去年6月就對外宣布要公映，到了12月份還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於是許多觀眾問陳國星，這個電影為什麼不能放？“我有苦說不出來，因為有那麼多制約，有那麼多的‘婆婆’要過目，拖得你沒脾氣了。”

　 我採訪時，2004年春節也過去了，陳國星對這個影片已經完全沒有熱情了：“本來想在非典結束時，國人修復了信心，在災難面前體現人文情懷的大氣候下播放。結果審查上出了這些問題，耽誤了非常好的商業時間，甚至不能說耽誤了，而是生與死的問題。電影是否成功，跟放映時機、國民當時的心態有很大關係。這是接受美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規律，也是關繫到電影前途和導演個人命運的大問題。

　 “你分析一下上座率很高的美國電影，並不是沒有來由的，並不是僅僅追殺、撞車、特技就能行的，這裡面有巨大的社會矛盾，特別是對政府的批判意識，也有對上映時機的準確把握。你想，一部寫美軍在索馬里的失敗的電影《黑鷹計劃》為什麼在全世界大獲成功？因為它既影射了政府的錯誤，又表現了美軍士兵在災難中的互救，非常感人，安撫了9．11後的美國觀眾受傷的心理。正像該片導演斯考特回答記者時所說的：‘本來我打算在2002年3月上映，因為3月適合上一些有深度的影片。但去年聖誕節又不同，去年的聖誕節是美國人自從二戰以後最關心戰爭的聖誕節，阿富汗戰爭也還在進行，所以這個時候放《黑鷹》應該是個好時機。’記者追問：‘你認為那些在阿富汗打仗的美國士兵的家屬們，看了《黑鷹》這種反映美軍失敗的戰爭片心裡會舒服嗎？’斯考特說：‘家屬們看了《黑鷹》之後會知道自己的親人正在前線幹什麼，他們會感到驕傲。’

　 “一個片子的成功要迎合社會多種心態，表面上看是一個導演拍攝的成功，其實不盡然，當觀眾需要溫暖時，你給他冷酷的是不行的。而我們的電影審查制度打亂了這種社會心理學等諸多的安排。”

　 陳國星新片的新聞發布會辦得“很慘”，北京一家報刊題為《國產災難片＜危情雪夜＞清冷現身》報道說：“從本月（2月）20日起，名為《危情雪夜》的‘都市驚險救援片’將在北京華星等七家豪華影院超前公映。與其他影片上映前宣傳的‘大手筆’相比，昨日的新聞發布會現場顯得十分冷清。由於多數演員都在外地拍戲，只有影片導演陳國星和男主角扮演者陶澤如出現在記者面前。”

　 看到這篇報道，記者馬上打電話追問這事，陳國星情緒低沉地說：“大家都沒了心情，都沒來。我也很低調。上次新聞發布會（指影片剛拍完的2003年6月）大家很興奮，都來了。”

　 陳國星後來總結道：從這部電影的遭遇就能剖析整個中國電影。這種審查制度跟整個中國官本位的行政結構有關，你寫哪個行業了，他們就會堂而皇之地來審片，他們的領導肯定會對號入座。歌頌他們沒事，揭露他們，對不起……因為這關繫到他們的烏紗帽，他們不管你是否教化人心，只關心是否影響烏紗帽。

　 我想問那次審查的更細節的東西，比如哪些人來了，在哪個地方舉行的？陳國星沉吟起來，我一再追問，他有些為難又有些不耐煩：“說起來話長，現在不是時候……”

　 這時，《危情雪夜》———他第一次嘗試的類型片首映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即已過了所謂的電影發行的“黃金七天”。我問票房怎麼樣，他說不知道，“我根本沒過問。”他已經對他在“非典”中和弟兄們與SARS病毒東躲西藏、奮戰了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才拍成的愛片失去了興趣。

　 “這是一個人的經歷，而不是正史，歷史本身就是歷史，而不應以一部電影為準”

　 電影界都知道，陳國星是愛讀書、敢說話的一位思考型的導演，當我開始想找一位能現身說法的導演時，打電話找到著名導演滕文驥，他正為他的片子忙得不可開交，毫不猶豫地說：“你找陳國星！”

　 這時，陳國星被《危情雪夜》弄得焦頭爛額，為他的電影《聊聊》的遭遇而傷心，又在籌拍大片《陳雲》和《神舟五號》。後兩部片子都是有關方面慕名找上門來的。他負氣地對我說，“不想拍《神舟五號》了，只是先幫他們籌劃吧。這個題材這麼重大，不知會有多少麻煩！”但是這個片子裡面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內涵和美學意境又對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陷在了麻煩和誘惑交替的矛盾中。

　 自從他從輕喜劇轉向重大現實題材的拍攝後，就麻煩不斷。

　 “我近年受了兩個傷，一個是《危情雪夜》，一個就是《聊聊》。”

　 2001年拍攝的電影《聊聊》給陳國星投下的陰影很深，實際影響了他以後對電影的選擇，甚至對電影的信心。

　 “幾年前看了巴西的《中央車站》，捷克的《柯里亞》，美國的《心靈訪客》等片子，印象頗深。最突出的感受是簡單的故事、入情入理的敘述、合理完整的故事表達和關於人類渴望溝通的主題，感人至深……幾部影片的成功，也告訴我們，不用商業化操縱、電腦特技支持，也能搞出好電影，感人的電影！

　 “所以我也想做一部小製作的、表達人類共同感情的電影，我選擇了一篇小說《伴聽》。這是關於“溝通”的故事：一位老將軍，經歷過朝鮮戰爭的創傷，時至今日依然生活在歷史當中，不能面對今天的現實，顯得孤獨封閉與人格格不入。身為實業家的兒子僱請了一位女大學生陪他聊天解悶，於是一個世紀初的老人，一個世紀末的新人走到了一起。因閱歷和價值觀念的不同，兩人產生了一系列的碰撞與溝通，彼此走進了對方隱秘的內心世界，關係漸漸變得融洽，最後竟有些難捨難分了，儘管各自重回自己的生活軌道，但卻都感到有了某些改變，變得更加熱愛生活，珍惜生命了……

　 “老軍人的初戀女友妞妞，是志願軍戰俘，在戰俘營備受折磨，回國後又受到了不公待遇，精神受到摧殘，終生沒嫁，最後死了。她是在精神上被殺死的。這是老將軍一生的痛，也是他以後解不開的孤獨癥結所在。”

　 問題就在這裡，志願軍戰俘！太敏感，本子審起來麻煩至極，雖然解放軍作家靳大鷹和於勁的關於志願軍戰俘的報告文學已發表多年，但這個題材還是如此敏感，電影比起文學來格外受到重視。

　 陳國星本打算請上海著名老演員焦晃和趙薇演男女主角，對方也非常喜歡這種城市藝術片，但都因劇本有了麻煩等因素而失之交臂。趙薇曾在一次活動中說：“有一部片子等了大半年，因為劇本反覆修改，所以錯開了檔期，看來演不成了。”

　 後來《聊聊》票房慘敗。業界分析，這裡面與演員選擇不當有很大關係。當時一家報紙寫道：“《聊聊》一片已攝製完成並在中影舉行了試片會，結果一亮相便引來一片批評之聲……某些業內人士指出，《聊聊》是陳國星繼《孔繁森》、《黑眼睛》、《橫空出世》以來的‘最差作品’，還不如不拍，聽說陳國星還要依靠這部影片闖市場，現在來看恐怕很難在市場上站住腳……主演這部影片的雷恪生和胡可演技平平，真不如當初把焦晃和趙薇請來演。影片剛剛拍竣，便遭到迎面潑來的一盆涼水，看來陳國星這部《聊聊》的前途恐怕是凶多吉少。”

　 實際娛樂界都不知道更深的內幕，就是“因為涉及到了志願軍戰俘的遭遇，這個電影受到了上面的責難。”陳國星在無盡的修改中，藝術衝動早已磨沒。

　 陳國星欲哭無淚。他是被題材、被不能碰的歷史、被強大的、“還不是電影局的問題”的審查方打敗了。他不承認他是被觀眾打敗的。

　 “《聊聊》就這樣無聲無息，叫你死，正是他們希望的。”

　 陳國星怎麼也想不通，他特別想跟領導說：“這是一個人的經歷，而不是正史，歷史本身就是歷史，而不應以一部電影為準。”

　 “這種情懷是以巨大的社會和人物之間的矛盾為基礎的，只要刻畫這種矛盾，影片就有危險”

　 陳國星的《橫空出世》被看作是當然的主旋律影片，而且被認為是建國50周年獻禮片中的最經典的片子，用陳國星自己的話說，也是最順的片子。可就這樣的片子，在陳國星內心也經歷了磨難。

　 陳國星說，影片中最感人的、也是他着意刻畫的是幾個男人之間的真摯情懷。這種情懷是以巨大的社會和人物之間的矛盾為基礎的，只要刻畫這種矛盾，影片就有危險。這個巨大陰影盤桓在中國導演心中，甚至沒人指責，沒人封殺你時，你自己就封殺你自己了。

　 最感動陳國星的一段細節是史實中記載的鄧稼先和楊振寧的相見：“兩人從高中到大學，再到美國留學，一直是好朋友。後來，鄧稼先回國後就再也沒有音訊了，他為了中國的這個事業，把自己與‘文明世界’有關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楊振寧到北京到處找鄧稼先，有關部門捱不過去了，只得給鄧稼先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安排了一個‘家’。但是，楊振寧一看書櫃裡的書都帶着圖書館的標籤，知道這不是鄧稼先的真家。最後，在北京機場，為楊振寧送別的時候，鄧稼先再也忍不住了，就請示周總理，能不能告訴楊振寧，因為他就問一個問題：中國的核試驗、原子彈，是不是靠中國人自己搞的？周總理說：你可以告訴他。在飛機場，鄧稼先對楊振寧說：‘我可以告訴你一句真話，我就在做這件事。中國這個原子彈，全是自己製造的。’楊振寧看着‘失去一切，又狂熱投入’的幼年夥伴，當時就衝進洗手間大哭。”

　 但鄧稼先與楊振寧相見後，組織上卻把他關了起來，對其進行停職審查，企圖審出“投敵賣國”的行為……

　 這個愛國者的真正悲劇深深激動着陳國星。拍攝時，他拋棄了許多苦幹加巧乾等俗套的東西，重點渲染了這段戲，認為這種悲劇和矛盾恰恰是這個影片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李幼斌（飾鄧稼先）和李雪健兩位演員演得好。我特別着意塑造了李雪健飾演的將軍，在最危急的時刻，他用頭來擔保鄧稼先，把一個樸實的將軍和一個報國心切的知識分子的生死之盟表現得很感人。我們邊拍邊改，一次次感動，一次次掉淚……我比較喜歡男人戲，這幾個男人間的故事體現了歷史中的崇高。”

　 但是，當時有一位領導不喜歡這段戲，認為這有損於黨的形象。陳國星一直隱隱擔心的事發生了。說起來也是，“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才生為了報效祖國捨棄一切回國，竟然還被自己的政府關了起來。聽起來太冷酷，太不合情理了。”於是，這條極重要的線索要不要，成了爭論的焦點。

　 陳國星堅持要保留這條線索，這是他拍這部片子被感動的至高點。他忘不了影片即將開拍時，他和李雪健專門被邀請與中央領導共度元宵節，與胡錦濤同志談到幾代人的強國夢，兩彈一星的重要，他掉下眼淚……這種感動他一定要表現在片子裡。

　 審片時很有戲劇性，原來那位不同意的領導恰好有病不能來，其他審片的領導都高度認可，一位副部長說，“這是解放後表現中共跟知識分子合作，惟一一部成功的大片。”

　 事情並沒因此就結束，陳國星還有各種擔心。關鍵時刻，片子拿到中南海，五位常委看後都被感動了，一致高度評價，“江總書記看了片子後，高度肯定，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影片中的陸光達是不是鄧稼先，我說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典型，江總書記贊道：片子拍得好，很真實，很感人。‘本質真實’，片子遂得以問世。”

　 這麼好的主旋律片子都曾險遇不測，那電影還能拍什麼，電影該用什麼抓人、感人？這些問題在電影沒有立法、許多說法和規則含混不清的中國，確實難倒了一批電影人。

　 “我在拍了《孔繁森》後就特想拍王寶森。這‘兩森’的對比，其意義，甚至娛樂性絕對超過那些賀歲片”

　 陳國星由拍片的磨難認識到，“現在這個改變（指電影局所說‘不必向國家廣電總局上報劇本，而只需提供一份1000字的劇本提綱’），對現在的中國電影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中國電影最大問題是人們想看的東西都是禁區，而少數能拍的東西已經重複了幾十年了，這些題材不是不好，而是實在是不新鮮了。”

　 中國人不看自己人拍的電影，這是一個大問題。

　 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說：“中國電影還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這樣不可能投入世界電影的大潮中，也不可能與其他國家的商業電影進行競爭。我們的國產片一年80部左右，但觀眾真正願自己掏錢去看的不到20部。”

　 “國產電影已經危機到了什麼程度？”美籍華人電影導演建國說：“我觀察了一下，北京除了最繁華的地方的電影院，都是晚上八九點就死氣沉沉、關門大吉了。這可是電影院啊！晚上八九點應該是最賣座的時候。

　 “《天地英雄》首映當天，我在廣安門電影院看了一下，非常冷清，只有十幾個觀眾。這可是賣力宣傳、花大錢做廣告、有姜文和趙薇等大腕領銜、有武打、愛情、傳奇的娛樂大片啊！你就可想一般小製作的文藝片了。經常傳出某片只賣了一兩個拷貝的消息。現在在中國做電影，99％都賠錢，看着做電視劇的‘只有’70％賠錢，都羨慕得要死。”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麼？陳國星這個電影界的“雅公子”憤憤而乾脆地說：我們想拍的都是禁區，群眾想看的都不能拍。

　 “我們不能拍的東西太多了！最要命的這些不能拍的從電影角度講都是最吸引人的。比如我們最關心的中國近現代史。比如文革中我黨犯下的錯誤———中共正面的成就，人們包括我都拍了太多。我在拍了《孔繁森》後就特想拍王寶森。這‘兩森’的對比，其意義，甚至娛樂性絕對超過那些賀歲片。

　 “我還有一個理想，拍《江青》。那天我讀關於海瑞的書時，突然又想到了她，這個題材我相信有巨大的票房價值，而且有國際意義。

　 “在中國，好萊塢大片最終不是上座率最高的片子，最高上座率肯定是自己的題材。”

　 “你能感到人民群眾要求看到生活本來是什麼樣，而不是應該什麼樣”

　 題材被限制了，思考也不能任意。採訪中，幾位電影人為他們不能思考而苦惱：我們現在是拒絕深刻，不讓思考。矛頭不能指向縣以上，不能指向警察、軍隊什麼的，限制太多了。就沖這一點，我們談何跟好萊塢競爭？比如同樣拍戰爭片，我們敢像《黑鷹計劃》那樣難以界定本國軍隊是維和還是侵略嗎？敢像《兄弟連》那樣拍自己軍中有虐殺狂，也有拒絕開槍的人性主義者嗎？拍軍人都是板磚一個樣有什麼看頭？正像建國說的，“不敢懷疑政治家，如何拍出政治片的深度？”就是在這種巨大的社會和人性的矛盾之中，好萊塢才製作了出色的電影，於是只好眼睜睜讓他們占領90％的世界市場，剩下的10％還是法國、意大利、日本、印度、俄羅斯等電影大國與中國分搶，中國電影還有什麼戲？（張元語）

　 “我們電影導演都知道，你拍商業片可以，你一旦嚴肅起來就不行，你一用嚴肅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就是找事。你拍什麼娛樂喜劇都沒事，怎麼吃喝嫖賭都行，因為領導不關心。跟他們烏紗帽沒關係的東西他們不會關心的。一個片子只要領導一關注就不行了。”

　 陳國星舉了朋友的例子：“滕文驥的《致命一擊》實際是警察電影，原打算寫政府中的一些人與警察中的黑勢力勾結，但有關方面說不能往這裡深挖，只好往歹徒方面去寫，結果又弄成了一般的警匪片。可是玩追殺、弄特技，咱們怎麼能幹過好萊塢？演了一下，票房很慘。”某家娛樂網站載文說：“好萊塢壟斷了動作片市場……曾經有勇者在這方面做過嘗試，卻血本無歸。像滕文驥策劃導演的動作片《致命一擊》，投資3000萬（有說1500萬）拍攝了汽車連環相撞、直升機盤旋等大場面鏡頭，結果受到市場的‘致命一擊’，3000萬元投資石沉大海。”

　 現實主義，深入生活，了解群眾疾苦，曾是我們最提倡的———雖然四五十年來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但現在連提的勇氣都沒有了。做為巨大的反差，“你能感到人民群眾多麼需要真理的出現，他們要求看到生活本來是什麼樣，而不是應該是什麼樣。”

　 這麼多年來，“引導”總是最順口的口號，文藝人也總自認為比群眾高明，比生活高明，“要引導他們”：“由於近現代中華民族美學趣味和教育程度降低，引導群眾是必不可少的。但用什麼引導？”陳國星說：“應該用宣傳片、用新聞，而不是用電影。電影是娛樂，電影變成了導向部門就是死，電影應該還原歸位，就是娛樂。導向是新聞的事情。”

　 所有電影人至今迷惑不解的事情是：電視的環境比電影寬鬆。老少咸宜、進入家庭、影響人以億計的電視，可以玩得更猛一些，比起電影什麼都可以上。而奄奄一息、平均觀眾難有十幾萬的中國電影卻受到了嚴厲得多的監督。

　 “這是三四十年前意識形態的‘餘毒’，那時還不知電視劇為何物”；“中國的情況是電視一年幾萬部集他們審不了，於是抓住一年只有幾十部的電影猛審……”眾多電影人各自破解這個謎。

　 “按世界上正常的規律，新聞（包括電視）播放出來的應該是真的，電影（娛樂）應該是假的，現在群眾反而說，中國的新聞是假的，電影反而當真。”被當真了卻最作假，陳國星開玩笑：“所以大家都說，美國的壞人都在銀幕上，好人都在生活中，而中國電影是好人都在銀幕上，而生活中的壞人比比皆是———中國新聞到底進步了，反映了生活中的真相。”

　 電影電視應該一個審查尺度。眾多電影人呼籲一個底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電影的怪現象？“我看還是文革思維。”陳國星歸結道：“電影和小說能夠反黨，能夠一言九鼎，危害江山？怎麼會有這種思維呢？電影根本沒有這麼偉大。姜文早就在一次電影會上說，電影又不能安邦又不能治國，幹嗎這麼關注？”

　 陳國星認為在這種陰影籠罩下，導演就在無形中會順着領導的思維。領導要什麼拍什麼，地方想的是中央要什麼我拍什麼，都是人民群眾不看的東西。

　 “我實際做的是政績工程，你拍出來得到領導的首肯就行了，不需要票房來證明，實際影片什麼人來演，拍不拍這個大場面，什麼時候來放，都蘊涵着商業因素，每一步都要有想法。而獻禮片就是一個單一的因素，你拍出來就行了，是領導的政績。票房不好你倒霉。”

　 導演們都開始小心翼翼而又最終難以抑制地說出心裡的話，我覺得與趙丹臨死前對黨吐的肺腑之言很相似，“黨啊，不要管文藝太多！”巴金在《趙丹同志》中寫道：“趙丹畢竟是趙丹，他沒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兩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在病床上寫的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最後有這樣一句話：‘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他講得多麼坦率，多麼簡單明了。這正是我所認識的趙丹，只有他才會講這樣的話：我就要離開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來積在心上的意見傾吐了出來。”

　 “國產電影只能先死而後生。”陳國星表達了大多數一線的、藝術創作力最旺盛的中國電影人的感受：

　 “為什麼那麼多人傷心地離開電影，去拍電視劇，去賺大錢，可又頻頻回首，不忘舊情？拍電影吃力又不賺錢，但大家愛她，她是自己最終的夢想———她比電視、文學甚至交響樂和歌劇都更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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