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的伊朗里洄游
朱靖江

來源：電影夜航船專稿

一聽說可以打着電影頻道的旗號選一個國家去採訪,我二話沒說就奔了伊朗。雖然英法美日的花花世界咱還沒有沾過,而且頭一個簽證號就給了美帝國主義的死對頭，似乎對前程有些暗暗的不妙，但一想到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穆森·馬克馬巴夫、馬基德·馬基迪這些樸素而偉大的名字，還是把思想端正了端正，帶着24盤錄像帶和一個攝影師，踏上了奔赴德黑蘭的漫漫長途。

出於節省經費的考慮，我們被打發上一條最廉價而費時的航線：先落地東五區的莫斯科，在機場內一間愛爾蘭式酒吧里泡足了4個小時，又掉頭折回東四區的德黑蘭。當這架老飛機終於降落到伊朗土地上的時候，已經是當地時間凌晨三點多鐘了。走下飛機的前幾分鐘裡，我看到婦女們紛紛在頭頂裹上了圍巾。

伊朗電影的靈息還沒有出機場就吹拂到了我的頭上：在一塊賓館訂房的廣告牌上，用英文寫着“何處是我朋友的家”，讓所有被這部電影感動過的人們會心一笑。應該說，伊朗電影對國家形像的重新塑造功不可沒，在全世界因為拉什迪(被霍梅尼下令全球追殺)的悽惶處境而對伊朗的毛拉們心懷恐懼的時候，電影大師阿巴斯卻為人類貢獻出《橄欖樹下》、《櫻桃滋味》、《隨風而逝》等人性深沉的電影傑作。不僅如此，在阿巴斯的身後，還站立着一大批成就非凡的伊朗導演，這其中既有穆森·馬克馬巴夫、馬基德·馬基迪這樣的中堅力量，還有薩米拉、巴赫曼·哥巴迪等朝氣蓬勃的年青一代。今年，伊朗電影獲得了包括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在內的幾十個國際電影獎，在全球影壇風光無限。至少在很多電影發燒友的眼裡，伊朗已經從噩夢般的神權國度變成了藝術電影的麥加樂土。

十一天的伊朗之旅，令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馬克馬巴夫電影之家”和伊朗青年電影協會。前者是伊朗大師級導演穆森·馬克馬巴夫手創的家庭電影學校兼製片作坊，後者則象毛主席開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一樣，將電影事業的星星之火燎開了伊朗廣大的原野。

四年前，穆森·馬克馬巴夫16歲的女兒薩米拉想要學習電影的時候，穆森老爹放眼伊朗，沒有一所電影學校入他的法眼，於是索性自己在家中開壇授課，首批學生就是他的老婆和三個孩子。1998年，薩米拉攜帶第一份作業：電影《蘋果》，參加了戛納電影節，以18歲的神童風采讓國際影壇震驚了一把。到2000年，“馬克馬巴夫電影之家”終於全面開花：薩米拉拍攝的《黑板》贏得了戛納的金攝影機獎；穆夫人的處女作《當我成為女人時》在短短三個月裡就掙來了11個國際電影獎；甚至穆家最小的丫頭，年僅8歲的漢娜也搞出個名叫《姨媽病了》的數碼短片，在釜山電影節上露了一面。這種傾巢而出式的電影家庭在伊朗只此一家，在全世界也鮮有耳聞。特別是薩米拉以“美女導演”的燦爛形象在國際影壇顧盼生輝的時候，伊朗女子的美麗與智慧着實讓各國影人瞠目不已。

如果說穆森一家的傳奇經歷還不足以勾勒出伊朗電影業的興旺景象，我所拜訪的另一票人馬——伊朗青年電影協會——卻真正是“電影全民運動”的主導力量。這個分支機構遍布伊朗全境的民間電影組織，不但在十五年間培訓了四萬多有志於拍電影的追夢少年（和少女）：教他們如何寫作與拍攝；為他們提供器材和資金；甚至替他們投參國際電影節，而且還將一種樂觀進取的電影精神灌輸給這些年輕的業餘製片手。今年一部影響力巨大的伊朗電影《醉馬時刻》就是電影協會的畢業生巴赫曼·哥巴迪創作的。這部講述庫爾德人與嚴酷的生存環境作鬥爭的影片，不但在國內外票房極佳，而且還將代表伊朗參加今年3月舉行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角逐。

眾所周知，伊朗和美國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至今德黑蘭的鬧市區還有一大片圍牆裡的荒地是當年的美國大使館，而伊朗導演的電影作品卻在近幾年的奧斯卡獎上頻繁入圍（1998年，伊朗電影《天堂的孩子》比獲獎影片《美麗人生》贏得了更多的掌聲），當我追問執掌伊朗電影大權的文化部副部長多德先生作何評價的時候，這位學者風範的官員氣度雍容地說：“我們不把奧斯卡當作政治事件，電影不只是意識形態，它是藝術家對生活的捕捉和對真實世界的個人反映。因此無須將政治與藝術混為一談……”

回望我們祖國的電影大業，遠在伊朗的我一時嗚呼竟無話可說。